中国律师陈有西：依法治国是一个很庞杂的命题，理念始于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要求法治，但中国多年未解决的是权治扭曲法治的问题。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上升为执政党意志是一种进步，但长远努力是当权力和法律冲突时如何收敛权力，服从规则。

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落幕，引发各界对改革政法委系统的期待。苏州大学法学教授周永坤认为，如政法委继续存在，司法独立就很难实现。

《环球法律评论》杂志副主编支振锋：打击职务贪腐应由司法部门、而非党的纪律部门主导。短期内可将纪委纳入司法体系，而长期看，纪委更应着眼于官员伦理的建设。

中国法律学者大多认为，要根除腐败司法独立至关重要。但有学者认为四中全会不太可能把落实司法独立拿到桌面讨论。不过部分议题涉及减轻司法腐败将有长远意义。

优异资源集团坎贝尔、霍夫曼：中国的“依法治国”并不意味着照搬西方法治模式，而是指实行一种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对在华外企和投资者而言，积极分析和理解中国的“新常态”是生存和成功的先决条件。

苏州大学法学副教授程雪阳：许多人认为中国改革就是突破现行宪法和法律的历史，但时至今日，违法改革会让民众和司法系统无所适从，而改革不违法并非不可能。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叶檀：对地方政府和执法机构的信用质疑，成了吴英案最新的争议焦点。法治信用缺失，造成的结果将是高昂的社会运转成本和低下的经济运转效率。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刘胜军：当前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都在邓小平1980年著名的政改讲话中有所提及，推进其改革夙愿，是告慰邓小平的最好方式。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刘远举：湘潭产妇死后的乱象是典型中国式医患矛盾，一面是社会观念松懈法治机器，另一面恶法又让法治充满矛盾，整个国家的法治陷入死结。

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杨俊锋：强力反腐若仅停留于打老虎，其价值有限。检视周永康多年的政法思维，即便是推进法制，司法去政治化，也将有益于真正法治的实现。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如果对周永康的调查停留于贪腐，不重审他作为“政法王”治下的各种“被违法”案，就忽视了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最大伤害。

FT专栏作家斯卡平克：香港“四大”对“占中”的批评，混淆了“法治”与“以法治国”的区别。若遇类似GSK所受指控，它们希望审案的是中国内地法官呢，还是香港法官？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达内：“唐慧女儿案”再起波澜。两被告死刑未核准，被一些媒体解读为对“舆论审判”的纠偏，也有媒体站在唐慧一边，认为弱者无需是道德完人。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达内：王功权事件8个月后相似一幕重现，浦志强因参与敏感政治事件研讨会被拘，声援之声和对寻衅滋事罪的质疑之外，还有对其个人命运的猜测。

中国副总理张高丽在论坛开幕致辞中说，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要坚持于法有据，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要保障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产权和权益。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刘胜军：判断本届三中全会能取得何种历史地位，思想解放空间是主要观察点。政府能否突破放权的心理障碍，去意识形态化才是改革的关键。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不论三中全会通过什么样的改革决议，它都可能与现存法律发生冲突。改革其实就要改法，中国古代叫“变法”。变法要有相应的知识和技巧，没有准备，就变成打嘴仗了。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叶檀：只有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走上信用与法治的轨道，才不会出现市场化被审批制度逼退的情况。现在是中国建立底线游戏规则的最佳时机。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达内：陈永洲事件再逆转，央视抛出其供述视频，使为其背书的知识分子和媒体人陷入尴尬，争论焦点自然分野，对中国媒体伦理的讨论更考验公众底线。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达内：记者被拘事件已在悄然降温。新快报的声援者，和年初献词风波中为南方周末呐喊的应是同一批人，当初声嘶力竭，最终还不是冷感收尾？

中国媒体人杨柏国：记者被拘事件让媒体的质疑性报道成为争议焦点。在当下中国，保护媒体质疑的权利显然利远大于弊，但媒体也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