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之中国经济仍属“少年”，这应该是“看清中国”需要的核心判断。少年不成熟，少年易犯错，但少年有活力，有巨大进步空间，未来属于少年。
回首过往，在跌宕起伏的200年中国近代史中，曾有无数次失望、绝望的时刻，但每当此时都有振聋发聩的声音激励社会奋发向前，这是一种充满希望的回忆。如1900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内忧外患、全民悲怆之际，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振臂高呼：“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时过境迁，彼时之中国积贫积弱，今日之中国富强现代。可见，“少年中国说”对理解今日之中国、今日之中国经济、商业，意义仍在。
坦率的说，当下面对中美战略竞争以及全球性地缘政治动荡，企业界和社会各界出现了一定悲观情绪。这可以理解，过去40年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利用“洼地优势”发展经济，几乎穷尽自身比较优势和国际环境的天时地利人和，财富神话一波接一波的推动创新创业高歌猛进，经济高位出现的剧烈调整自然带来严重短期冲击。而且，由于长期的对外开放学习，某种程度上我们内化了外部视角的竞争观念，对于零和博弈潜在出现的失败心有余悸。由此，社会情绪从“厉害了我的国”快速走向“失败了我的国”情有可原，但情绪共振正潜移默化影响人们对经济的信心。
本文，我们基于欣孚智库对中国和全球多个区域的比较研究，将从宏观框架出发探究关于中国经济信心的底层逻辑，力求回答诸多疑惑中最为关键的“为何如此”和“将来怎样”两个核心问题。开门见山，总体我们认为：用立体坐标系辩证思考是我们看清当下中国经济的关键，只有基于对比认知且超越情绪、避免主观、放下过往，我们才能获得“少年中国经济”这个极致理性的判断。
首先，先来探讨一个最为底层的问题——中国“为何如此”选择特色的差异化发展道路？这是我们求索一切合理性和积极乐观的基础。
实际上，放眼过去500年的世界格局变化，从来都是后起者通过差异化赢得战略竞争，并基于这种差异化的演变形成一种更有竞争力的新国家形态。没有任何国家是通过跟随强者的先发优势或简单复制成功经验而实现富强的。但从这个规律上看，中国并不需要按照旧有逻辑与任何国家争夺霸权，而是应通过继承现代文明基础上走自己的道路，才能真正获得超越以往的成就。这其实也是目前的中国国家战略——走普惠现代化的正路，走差异化创新的新路。
很多鲜活的历史经验印证了“差异化”发展逻辑的必要性：1588年，英国海军在“海盗勋爵”弗朗西斯•德雷克的指挥下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有历史学家认为军事优势带来大英帝国崛起，但其实真正让英国获得“日不落帝国”地位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变革。工业化及新型生产关系使得英国在与传统帝国争霸中势如摧枯拉朽，这是一次真正的先进文明替代落后文明的历史历程；荷兰在1660年左右达到鼎盛时期，也是靠差异化的文明形态，顶峰期其占据全球海上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三，这些成就得益于1609年阿姆斯特丹世界上第一个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以及1640年贵金属贸易的繁荣。荷兰的金融和贸易相结合的全新国家战略，赋予了小国大视野；美国的崛起跨度更大也更为复杂，很难简单用制度优势来解释，用美籍日本学者福山在《文明的终结》中提出的制度决定论来看美国发展已经显现出片面和单薄。重温这段历史，1775年到1783年，在法国的支持下美国赢得独立战争（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使北美十三州殖民地脱离了英国统治。然而，1798年美国国会废除了与法国签署的所有条约，证明美法传统盟友关系并不长久，确实也应验了“没有永恒的朋友”的说法。彼时，年轻的美国在对抗世界头号强国英国之后又面临新的强敌，也曾四面楚歌。在某种程度上，早期的美国成功赢得了帝国争霸，或说在大国博弈的缝隙中找到了生存空间。20世纪初，美国在世界大战中韬光养晦、休养生息，而在二战后期获得的科技、人才的领导地位，为后来的社会进化奠定了基础。在此期间，诸多制度在无数社会变迁的推动下不断演进和发展。总而言之，历史上的诸多大国都是因为走了与既往霸权不同的开放融合道路，通过和平发展中的稳健进步才有了今天的强盛，每次新老交替的逻辑都不一样。这些横向对比确实发人深省，值得回味。
换句话说，制度差异化的进化空间其实就是一个国家“少年时代”的最好印证，所以，我们获得“少年中国”之发展信心应超越“制度优劣性”的分析框架。实际上，美国也是选择了一条不同于传统欧洲霸权的新路，继承了工业革命精神，沿袭了欧美法治基础，充分发挥了市场化资本配置社会资源的最大价值。此外，人才和科技驱动了美国的先进性，使得美国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迎来了超级繁荣的局面，这和中国二十世纪初的成功异曲同工。总而言之，后来者美国比英国、荷兰等传统霸主更年轻，“年轻”带来的进化可能是一切道理中的硬道理。反观中国，目前社会诸多方面都在快速变化和进化之中，很多不确定性的背后其实都是“少年”活力的展现。
其次，我们需要另一个底层思考——中国差异化的特色发展是否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大逻辑，这个判断决定了“少年中国“论断能走多远。如果再进一步分析西班牙、英国、荷兰、美国等传统强国的发展逻辑，可以发现它们基本上都是依靠地缘政治红利和贸易优势这两个突破口，简单说就是“重商主义”。然而，中国在二战后的世界秩序中，无法过度争取第一个路径的资源政治优势，中国很难复制美国二战后通过战争赢得地缘政治优势的方式，这有悖于和平发展路线。因此，贸易立国的重商主义，加上综合国力提高基础上对现代科技的持续创新，成为我们差异化战略的关键。
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必然跌宕起伏。不仅需要承前启后的不断探索，更需要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和现实情况选择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回顾解放后70多年的多个里程碑时期：1949年到1960年，中国早期在美苏两大强国阵营博弈缝隙中获得了一点生存空间，包括上世纪50年代初继承了日本在东北的工业基础，并获得了前苏联的技术和设备输入；1979-2000年，中期中美合作使中国获得了宝贵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借助美国200多年的发展经验开始步入现代化。前两个时期叠加在一起则构建了后面科技自主创新的基本条件；2001年以后，后期中国通过全球WTO自由贸易体系进一步放大了自身的比较优势，也就是站在世界近代文明的肩膀上继续向前，最终中国完成自己的成功故事。应该说在世界范围内，能如此承接丰富的外部红利主要和中国自身的基础和禀赋相关，历史的偶然性与现实的必然性使得中国避免了通过战争掠夺获得超大型基础工业能力，拥有了长期发展的稳定底盘。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发展潜力与印度、越南、印尼等依赖贸易和轻工业的国家完全不在一个坐标平面之上。而且，从两次世界大战都站在战胜国阵营，以及在美苏争霸辗转腾挪中做出符合时代的判断，中国在多次时代抉择交叉路口的战略判断力可圈可点。
战略之外再看战术层面。即使用最为保守的方式看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治安上获得的成功，也没有迹象表明欧美目前的社会治理方式更代表未来。英国为例：上世纪80年代，随着保守派领导人如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上台，掀起了所谓的“新管理改革”浪潮。这一改革将公司治理中的关键绩效指标（KPI）模式引入公共政策领域，导致许多本应由国家承担的公共治理职能被私有化或混合经营。结果，公共服务的提供逐渐转向市场化，政府为了减少公共支出，削弱了对社会福利的直接投入。这种转变的直接后果是——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在过去三十年间持续恶化。
再以社会安全问题为例，近年来美国和欧洲频繁发生的零元购现象引发了广泛关注。然而，问题的根源并非政府或民众不愿意改变，而是政府在改善民生和提高社会安全方面的职能部分被私有化，责任转移给了企业和金融机构。“零元购”的底层逻辑也很滑稽：商场发生恶性抢劫事件时，美国和欧洲的商家往往选择提高保险额度，而不是主动增加安保措施。这是因为提升安保系统和人员的费用较高，且并不一定能有效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国家治理中的全方面私有化应该是目前很多问题的源头，在通过关键绩效指标（KPI）和投资回报率（ROI）来衡量社会治理的时候，便会陷入一种误区——误以为所有相关的开支，无论是人力成本、投资还是维护费用，都是不必要的浪费。这种思维方式不仅忽视了公共服务的本质，也可能导致对社会福祉的严重损害。责任的推诿和缺乏真正承担责任的组织，使得各方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公共利益受到极大损害，这对中国发展是一种警醒。
美国当下特朗普和马斯克推动的系统变革，客观上讲并非是一次像中国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稳健推动的系统国策。如果把这个行动看成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的一部分，不妨进一步分析其可行性。以美国当前经历的DOGE改革为例，这场改革实际上是一场更深层次的变革，其本质与里根时代的新管理改革并无本质区别。尽管在工具的使用上，DOGE改革引入了人工智能技术，表面上看似更加公平、公正和透明，但其背后却隐藏着对经济公式的过度依赖。这种依赖使得算法在决策过程中偏重于量化指标，忽视了许多根本性的逻辑和社会需求。特朗普-马斯克的AI改革有一个致命弱点：暂且不提简单粗暴裁员带来的社会动荡，算法可能会将某些公共服务的成本视为负担，而非投资于社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