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对数百亿美元进口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新政策明天生效时，仅有价值2.5亿美元的芯片会受到影响。

但这些关税引发了美国半导体企业更深切的焦虑，它们担心与中国的紧密贸易联系被打断，而且华盛顿在试图保护美国科技产业的关键部分时瞄错了靶子。

对高风险的一个提醒出现在本周二——有消息称，中国一家法院发布初步禁令，禁止总部位于美国爱达荷州的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在中国销售其生产的部分产品。美光科技的存储芯片用于许多智能手机、电脑和其他设备。

人们担心，美光将至少会被部分排除在中国市场之外，而中国去年约占其收入的一半，这导致该公司股价在周二下跌逾5%。

对于美国的许多观察人士来说，中国法院选择这个时候在一起专利案件中作出上述裁决并非巧合。BMO资本市场(BMO Capital Markets)的阿穆布里斯•斯里瓦斯塔瓦(Ambrish Srivastava)表示，在美国关税即将生效之际，这似乎是一种针锋相对的举措。

他说：“它在展示中国有多大的筹码。”

芯片制造商没有忽视日益增长的政治风险。上月末，美光在向投资者发出的正式警告清单中添加了一条。它表示：“中国政府的活动可能会限制我们参与中国市场，或者阻止我们与中国公司进行有效竞争”。

如果美国政府对中国商品征收进口关税原本是为了让美国芯片公司放心的话，那么他们失败了。据华盛顿的半导体行业协会(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表示，半导体供应链的复杂性意味着美国公司的损失将超过中国同行。

例如，英特尔(Intel)在美国、爱尔兰和以色列的大型工厂（称为“晶圆厂”）进行半导体制造中最具挑战性的部分。然后生产出的晶圆（用来切割出芯片的圆盘）被运送到包括中国成都一处工厂在内的工厂进行精加工和测试。

大多数加工出的芯片会被亚洲的电子装配厂使用。但是，英特尔和其他拥有类似供应链的美国公司（包括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和美光）生产的少量芯片会回流美国。除非得到豁免，否则其中一些芯片的全部价值将会被征收关税，即使在中国只发生了相对低价值的步骤。

英特尔不会说多少销售会受到影响。分析师表示，对所有美国芯片制造商而言，影响微乎其微。但随着第二份拟议的关税清单即将发布——这一次芯片将占更大比重——焦虑情绪正在上升。“我们认为，对我们行业征税毫无道理，”半导体行业协会全球政策主管吉米•古德里奇(Jimmy Goodrich)说，“看到我们正在对自己征税，这令人费解。”

美国企业表示，如果特朗普政府是想要保护他们免受中国人对其知识产权的盗用，那么他们使用了错误的武器。

古德里奇表示：“我们需要考虑不同的工具包：知识产权保护。”

美光公司在中国的麻烦突显了这个问题。这家全球第三大内存芯片制造商三年前收到了中国清华紫光(Tsinghua Unigroup)的收购要约，但由于美国监管机构对技术转让的担忧，收购告吹。

美光表示，它面临过更多旨在获取其知识产权的恶意尝试。去年，它对台湾芯片设计公司联华电子(United Microelectronics)和中国大陆芯片生产商福建晋华(Fujian Jinhua)提起诉讼，声称它们试图窃取其部分芯片设计。

两家公司都否认了指控，并在福建一家法院对美光提起诉讼，指控其侵犯了它们的专利。这导致本周的判决——联华电子表示，判决包括禁止美光在中国销售部分产品。美光周二表示，它没有看到禁令，也无法证实判决。

其他美国公司担心中国会以中美贸易紧张局势为借口回击，或者在努力加速自身芯片产业发展时对它们进行惩罚。

一个受害者可能是美国无线芯片设计集团高通(Qualcomm)以440亿美元收购荷兰芯片公司恩智浦(NXP)的交易——中国监管机构已推迟对该交易作出批准。高通表示，相信该交易“正受到当前美中贸易关系态势的影响”。

尽管紧张局势加剧，但中国严重依赖美国制造的芯片。Cowen的分析师卡尔•阿克曼(Karl Ackerman)认为，中国芯片公司将至少在5年内赶不上来。十年内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够以多快速度建立所需技能。这种落后让双方都有动力保持电子供应链的平稳运行。

美光首席执行官桑杰•梅赫罗拉(Sanjay Mehrotra)上月谈及贸易紧张局势时表示：“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和尊重国际规则是件好事。我们当然乐观地认为所有这一切问题最终都会得到解决。”

译者/裴伴

德国三大汽车制造商的负责人周三会晤美国大使，重申他们支持欧盟-美国汽车贸易的零关税。目前他们加大了游说力度以避免贸易战。

据两名业内消息人士透露，宝马(BMW)、大众(Volkswagen)以及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母公司戴姆勒(Daimler)的掌门人与理查德•格雷内尔(Richard Grenell)会面，表示他们将支持取消欧盟对美国汽车的进口关税——只要美国采取对等行动，并放弃要增加关税的当前威胁。

三家德国汽车老板还表示，如果能够避免一场关税战，他们可以发表一份保证，承诺将维持对美国的投资水平。这一保证实际上暗含一个威胁：如果特朗普政府提高对欧盟汽车的进口关税，他们可能把生产转移出美国。

据全国产业团体——德国汽车工业协会(VDA)介绍，去年在美国生产的德国品牌汽车有50%都出口了，如果提高贸易壁垒，那么这些汽车可以转移到中国等市场进行本地化生产。

这是格雷内尔与行业大佬们的第二次会面，此前他们在6月6日德国汽车工业协会季度会议的间隙有过碰面。

欧盟目前对乘用车的关税为10%，而美国则为2.5%。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常抨击这种差异，尽管他倾向于不提美国还对厢式送货车和皮卡征收25%的关税——德国汽车制造商希望废除这些关税。

一位业内消息人士称：“目前的局面是德国工业不需要受关税保护，所以取消关税对他们没有问题。”

无论是汽车制造商还是德国政府都没有权力谈判达成协议，这是要由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出面解决的事项。但这些高管们希望了解特朗普政府对取消该行业所有贸易壁垒的建议会作何回应。

听取了讨论简报的一位人士称，双方还讨论了降低非关税壁垒的问题，例如汽车零部件的标准化。

一位业内消息人士表示，例如在欧洲，汽车保险杠被设计成软的以保护行人，而在美国被设计得较为坚硬以保护车内人员。如果美国和欧盟统一这些标准，那么所有品牌的生产过程将更加简单。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所有汽车制造商都存在零部件标准化问题。”

取消汽车贸易壁垒是《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有关谈判的重要内容，该谈判于2016年搁浅。

与会者包括大众汽车负责人赫伯特•迪斯(Herbert Diess)、戴姆勒首席执行官蔡澈(Dieter Zetsche)、宝马首席执行官哈拉尔德•克鲁格(Harald Krueger)以及零部件供应商大陆集团(Continental)首席执行官埃尔马•德根哈特(Elmar Degenhart)。

第五位与会者是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伯恩哈德•马特斯(Bernhard Mattes)，他在周二表示，对美关系的目前情况很“艰难”，他呼吁进行更多商谈。他表示：“只有双方共同努力才能取消贸易壁垒。一份覆盖工业品关税的、符合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定的跨大西洋协议，可以成为一条可能路线。那将是一个双赢局面。”

译者/何黎

人民币近期的贬值暴露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内部的关键脆弱性，而此时它正面临与美国的贸易紧张不断升级的局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6月创下史上最大单月跌幅，本周头两天继续下跌，周三有所恢复。虽然自6月初以来累计下跌3.4%还算不上崩盘，但这已经偏离了人民币一贯的形象，它经常被视为亚洲和其他新兴市场的“稳定之锚”。

当北京方面评估各种支撑人民币的选项时，它会发现自己在三个重要方面陷于两难处境。如果中国人民银行(PBoC)大力干预汇市，出售其美元储备，买入人民币，那么其外汇储备（在5月份达到3.11万亿美元）可能会很快“烧穿”3万亿美元心理大关。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可能会唤醒人们对2015年的记忆，当时资本外流形成了一股洪流。

第二种选择是，北京方面可以提高利率，从而提高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吸引力。鉴于今年以来美国和中国债券收益率的趋同帮助推动了资本外流，这确实有可能起到支撑人民币的作用。但此举的风险在于，就在跨太平洋贸易战刚开始造成冲击之际，它可能削弱本就在放缓的中国经济。

第三种选择是对中国的资本账户实施更严格的管制，例如通过行政手段限制资金外流。然而，这样的做法很可能会吓跑海外基金，这些基金今年以空前速度投资于中国境内的债券和股票市场。如果北京方面想要继续推进其看重的人民币国际化计划，它就必须保持资金流动相对不受阻碍。

这些选项都非上策，因此中国人民银行明智地采取了口头呼吁的方式。行长易纲承诺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他还表示，中国“必须坚持”让供需作为人民币汇率基础的政策，此言似乎排除了实施更严厉资本管制的做法。

3月份被任命为央行行长的易纲，并未谈到市场的一个猜测，即北京方面有意让人民币贬值，以警告美国不要打贸易战。尽管如此，他有分寸的言论似乎表明，北京方面明白，“武器化”本币可能招致“相互确保摧毁”(MAD)。

如今中国自许为全球化的捍卫者，反对以邻为壑的战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年在达沃斯告诉资本主义精英们，中国不会“主动打货币战”。违背这一承诺不仅会损害他的可信度，而且还有可能在整个亚洲地区触发一波市场传染，而北京方面正日益主动扮演领导亚洲的角色。

今年内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汇率不稳定，而全面的美中贸易战可能会使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去年仅相当于GDP的1.3%）自1993年以来首次变成逆差。北京方面如何应对自身暴露出来的脆弱性，也许是决定贸易敌对行为是否会演变成货币战争的关键。

强势美元可能是“后量宽”世界的持久特征。中国必须保持沉着，确保人民币保持足够坚挺，以避免引发20世纪90年代后期摧毁亚洲的那种竞争性贬值。中国的国际声誉有赖于此。

译者/和风

“我们没有永恒的盟友，我们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是永恒不变的，追求这些利益就是我们的责任。”在英国的全球实力处于巅峰时，于1855年至1858年、1859年至1865年担任英国首相的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这样描述英国的外交政策。

如美国国务院一位前高级官员上周告诉我的那样，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信奉帕默斯顿主义。如果说有任何一以贯之的学说支撑特朗普对他自己国家创造的世界秩序发起攻击，那就是帕默斯顿主义了。但特朗普不是帕默斯顿，21世纪初也不是19世纪中期。特朗普在无知和怨恨驱动下采取的完全像做生意一样的方式，可能带来灾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段时间，美国的世界观跟今天截然不同。各个大国奉行民族主义、彼此猜疑并争夺地位，导致了两场毁灭性的世界大战。这两场战争拖垮了欧洲。在这种可怕的结果面前，没有任何基于理性的“利益”判断能站得住脚。世界需要开明得多的国际关系愿景。

新愿景包含三个基本要素。首先，在被两次世界大战拖着走出了孤立主义之后，美国将成为那支稳定世界局势的力量。其次，美国将建立基于共同价值观的永久联盟。最后，一系列国际协议（最初主要是经济协议，随后扩展到气候等领域）将带来一个预计会是自由的全球经济和应对全球种种挑战的能力。美国政策制定者认为，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对美国利益的理性判断。它的实力将通过新颖而明智的手段，与善良的目的相结合。

美国犯了一些巨大的错误：最大的一个就是，过于相信对其他国家实施干预（尤其是武装干预）的作用。然而，总的来说，“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时期。世界贸易的复苏帮助创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全球繁荣时代。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成功让其战胜了苏联共产主义。尽管中国崛起，但美国及其盟友们仍享有压倒性的经济和军事优势。

用钦定版《圣经》(King James Bible)中的话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那个无知的国王是特朗普，他不知道那些创建了战后秩序的美国人。他相信交易胜过联盟，相信双边主义胜过多边主义，相信不可预测性胜过连贯性，相信权力胜过规则，相信利益胜过理想。他青睐中国的习近平、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甚至朝鲜的金正恩(Kim Jong Un)等独裁者，胜过美国的民主国家盟友的领导人。在他看来，强权即公理。

特朗普行为的显著特征是捏造事实、自我同情和欺凌他人：包括美国的传统盟友在内的其他国家，都正在气候问题上“嘲笑我们”或者在贸易问题上“欺骗”我们。他认为，欧盟“的存在就是为了利用美国，好吗？……甭想再这样了……那样的日子结束了”。这些都是荒谬的说法。

带着无知和这种态度，特朗普做出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特别是现在他似乎越来越自信了。他发起的贸易战缺乏站得住脚的正当理由、目的也不确定，贸易战的结果会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正如加文•戴维斯(Gavyn Davies)指出的那样，报复的周期可能会很长。去全球化的成本可能非常高，特别是如果将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计算在内的话。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所长亚当•波森(Adam Posen)指出了如下这种可能性：这些冲突将“打破商业与国家安全之间的藩篱，带来冲突大幅升级的风险”。特朗普故意将贸易与国家安全混为一谈。这肯定会使得问题更难解决。

特朗普对中国和欧洲的态度现在看起来最为重要。如果美国放弃对北约的承诺或者尽其所能瓦解欧盟，后者承受的压力——以及俄罗斯（或中国）利用这一事态的动力——可能是巨大的：欧洲可能会团结在一起，也可能会瓦解。此外，特朗普决心对中国的崛起发难。虽然在贸易问题上取得一些进展确实是可能的，但可以想象的是，中国不会接受特朗普的这个更大目标。摩擦日益升级现在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

因此，现在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战后（不仅仅是冷战后时代的“历史假期”）经济和安全秩序的种种基础，现在都命运莫测。

问题是，人们是应该将此视为对正常状态的暂时（尽管是危险的）偏离，还是更为永久的转变？支持前一种判断的理由是，特朗普是一个非常规的人物，在特殊状况下横空出世。当他离开白宫的时候，这种剧变也会随之平息。这可能是一种错觉。除非他把世界经济搞翻了天，否则特朗普很有可能再次当选，因此这种状况可能还会持续6年半时间。美国的状态不太可能变好，特朗普发现了美国肌体中一个庞大、愤懑的部分；与此同时，美国选举中的选区重划问题可能还会恶化。尤其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个骗子、对美国构成威胁，欧洲人则是要求多多的搭便车者。

特朗普会离开白宫。特朗普主义可能不会。美国现在只是奉行冷静的帕默斯顿主义，情况可能还会演变得比现在糟糕得多。世界其他国家应该认真对待这种可能性——并相应思考和采取行动。

译者/裴伴

美国和中国打响了贸易战的第一枪，精通科技产品的美国千禧一代已经被卷入到双方的交火之中。

从雾化器、电动滑板车到智能家居设备，在年轻消费者中最热门的一些科技设备将被征收关税，这些产品有可能本周就开始涨价。

提供供应链和货运代理服务的Flexport经分析发现，据特朗普(Trump)政府拟出台的新关税，几类在中国生产的消费品将面临25%的进口关税。

很少有人注意到，Juul、Pax和Blu等快速增长的公司出售的电子烟和雾化器已被列入最新的关税提案，这类产品绝大多数是在中国深圳生产的。之所以未引起注意，是因为这些产品在新关税清单中以一列进口代码的形式出现，被笼统地冠上“其他机器设备”的名称。

如果这一征税计划生效，过去一年因优步(Uber)和Bird等租赁应用而大受欢迎的电动滑板车和电动自行车也将面临25%的关税。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坚称，上月公布的对价值500亿美元的数百种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扩大清单，“不包含美国消费者经常购买的商品”。

但年轻消费者感到愤怒，因为特别受年轻一代喜爱的产品似乎被单独挑了出来。

专注于年轻人市场的市场研究机构Zebra Intelligence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Tiffany Zhong表示，关税将伤害美国年轻人。

“这些产品最大的消费者群体就是千禧一代和Z一代。年轻人对科技产品接受得更快。”她说，“这将影响我们这一代，并影响那些想在硬件产品方面创新的人。”

在零售商和电子行业进行游说之后，迄今智能手机和电视还未被列入关税清单，但在特朗普威胁要对另外2000亿美元甚至更多中国输美产品加征惩罚性关税之前，这份清单上就已经包含了很多日常科技产品。

美国对华的第一轮关税——涉及上述总额500亿美元商品中的340亿美元商品——将在本周五生效。这一轮关税将影响一系列“智能家居”设备，这是硅谷初创企业以及苹果公司(Apple)、亚马逊(Amazon)和Alphbet近年来的一个重点投资领域。

受影响的产品包括最早由Alphabet旗下的Nest推出的智能恒温器，以及飞利浦(Philips)的Hue等联网LED灯。这些产品中有很多是在中国制造的。

行业协会“先进能源经济”(Advanced Energy Economy)警告称，关税可能会间接推高人们的电费账单，因为LED灯和智能恒温器等节能产品因为关税变得更为昂贵。

其他将从本周起被征收关税的科技产品包括硬盘驱动器、电池组和导航设备。

科技公司正努力思考应对方法。它们必须权衡二者：对消费者提高产品价格将影响对其产品的需求和产品竞争力，而如果它们不得不自行承担关税负担，它们可能需要大幅削减成本——包括动用裁员的手段。

“无论是小公司还是大公司，这对我们而言无疑是一个大问题。”行业组织“消费者科技协会”(Consumer Technology Association)的分析师里克•科瓦尔斯基(Rick Kowalski)说，“无论原本的意图是什么，关税负担中的一大部分都会转嫁给消费者，或者转嫁给从（中国）企业采购的美国企业。”

他预测，因为本周生效的关税，一些科技设备初创公司“肯定会破产”。

甚至可能会有更多科技公司和消费者受到第二轮关税——针对每年总额约16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的冲击，其中包括电子烟和电动自行车。目前第二轮关税正处于意见征求期中。

Flexport全球海关代理副总裁克里斯蒂安•乔丹(Christian Jordan)称：“第二轮关税似乎更精确地对准了IT行业的企业……会涉及更多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产品。”

Flexport表示，电动自行车和滑板车都属于进口代码8711.60.00之下，去年该代码的进口额达到数亿美元。

像Bird和Lime（通过智能手机App提供电动滑板车租赁服务）这样的初创企业，在过去短短几周内就收到了源源不断的新风险投资，用来扩大他们可供租赁的滑板车数量。大多数滑板车都是由总部位于北京的赛格威-纳恩博公司(Segway-Ninebot)在中国制造。该公司本身目前也正在寻找新一轮大额融资。

与此同时，优步计划在收购租赁服务Jump后扩大其电动自行车数量。

目前每台滑板车的成本已经在500美元左右，电动自行车的价格甚至更高，在这种情况下，25%的关税可能会大大施压这些公司已然十分庞大的资金成本。

Lime的发言人Jack Song表示，该公司正在对这一形势进行“深入研究”。

他表示：“我们注意到了可能实施的关税措施。我们正在密切关注形势，继续致力于为我们的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优步和Bird拒绝就此置评。赛格威-纳恩博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消费者科技协会的数据显示，在目前拟议加征关税的总额500亿美元的商品中，有200亿美元以上的商品都是消费电子产品。科瓦尔斯基表示，IT行业长期依赖于中国制造，很难找到替代品，而对电子元器件加征关税也将使得在美国生产的成本上升。

“在一个新国家找到可以制造特定产品的其他公司（来生产）几乎不可能，或者需要很长时间，”他表示，“我们确实希望政府尝试解决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问题，但我们认为还有很多其他解决方式。”

译者/何黎

美国商务部周二表示，将允许中兴通讯(ZTE)暂时从事某些特定业务活动。这家中国电信设备公司希望，能摆脱美国当局今年4月对其实施的一项为期7年的出口禁令。

美国商务部7月2日下达的这项命令，将允许中兴从事一些交易，以支持和维护设备与网络，为现有中兴手机提供服务与支持，接收有关网络安全与漏洞的披露，并支付或接收款项。这一有限授权的有效期为7月2日至8月1日。

特朗普(Trump)政府称中兴违反了美国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以及随后一份认罪协议的条款，因而禁止对其出口零部件。

6月早些时候，特朗普政府达成一项协议，允许中兴支付14亿美元罚款换取解除禁止其购买美国零部件的禁令。然而，美国参议院后来投票推翻了该协议。

译者/何黎

中美贸易战战火越演越烈。7月6日,中美之间涉及500亿美元的贸易制裁即将开启首轮较量,同时,美国特朗普已宣称继续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并威胁如果中国采取新的报复措施，美方将再对另外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对此，中方表态将综合使用包括数量型和质量型工具在内的各种举措，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至此，特朗普的对华贸易制裁威胁几乎涵盖了中国对美的几乎所有商品。因为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金额仅为4298亿美元。考虑到中美接近3000亿美元的巨大贸易逆差，特朗普率先挑起事端似乎占尽先机。然而，特朗普贸易威胁果真像其威胁的那样稳赚不赔吗？笔者对此表示怀疑，在笔者看来，特朗普咄咄逼人的背后仍有六大软肋。

软肋一：全球开打贸易战无法游刃有余

此次特朗普贸易战矛头不仅针对中国，传统盟友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均是特朗普的贸易制裁对象。特朗普公然与主要贸易伙伴对峙，大概率是建立在利用各国希望避免贸易战心理，让渡一定利益与美国达成协议的理想情形。但其咄咄逼人，出尔反尔的举措如今已遭致其他国家联合起来的强硬反向制裁。特别是欧盟已警告若美国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将可能向总值2940亿美元的美商品征报复性关税，相当于美国去年总出口额的19%。

考虑到在全球出口市场份额中，美国出口份额占比仅为8.7%，而中国占比13%，德国占比8.2%，若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对美国发动贸易同等制裁，美国很难获得实在好处，并将对美国经济与就业产生负面冲击。另外，特朗普上任以来由于政策多变已产生信任危机，对跨国企业又频繁处以高额罚金，恶化了美国的投资环境，美国劳动生产率下降与基建薄弱的情况也没有明显改善，企业在美国投资风险反而空前加大。

软肋二：贸易战伤害美国企业

特朗普几乎对中国商品全部征税的威胁面临美国企业的福利损失。毕竟中国入世以来，中国制造业已经跃升为全球第一，作为全球供应链的中心，不少对美出口商品其实是美资企业在华生产进而出口到美国的。

例如，中国出口中有四成的出口来自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对美出口的100强企业榜单中，外资企业总共占据7成。而80%以上的苹果手机在中国组装生产，英特尔和戴尔等美国顶级硬件制造商也十分依赖中国制造业。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向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承诺，美国政府不会对在中国组装的iPhone加征关税，但既要祭出对华征税清单，又要顾全美国企业利益，其实很难做到。

软肋三：贸易战损失美国消费者福利

特朗普贸易战还面临替代困难与消费者福利损失的风险。一来中国对华出口的前十大产品中，大部分商品占美国进口的比重高于百分之三十，如从中国进口的电机电气设备产品占美国进口的四分之一，机械器具占比高于三成。一旦对华征税，不可避免的导致美国短期内进口替代困难，推高美国进口企业的生产成本；二来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进口份额占比更高，如美国九成的雨伞进口，八成的玩具进口、七成的头饰、六成的行李、五成以上的鞋类、纺织品、家具进口均来自中国，如果美国选择上述领域作为对华加征关税的范围，也将会造成上述商品价格上涨，推升通胀，受到最直接损害的同样也是美国的消费者。

软肋四：美国行业协会反对声音越来越强

特朗普肆意挥舞贸易大棒也遭到美国企业协会的反对。如曾支持特朗普税改的美国商会，7月2日已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做出警告。美国国际钢铁协会及其两家会员企业提起诉讼，认为特朗普政府对进口钢铁产品加征25%关税依据的“232条款”违反宪法，要求停止执行；代表福特、通用、菲亚特克莱斯勒美国公司三大汽车厂商公共利益的美国汽车政策委员会认为,美国政府使用“232条款”，会给美国汽车业及其工人带来的不利影响,将远超过进口限制给美国钢铁业带来的好处。

软肋五：市场恐慌情绪加大

早前市场普遍认为特朗普的贸易战大概率是口头威胁，而伴随着其策略越加难于预测，对未来特朗普政策风险的担忧上升，恐慌情绪浓烈。自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战的这半个月以来，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3%，虽然远低于不及A股8.1%的跌幅，但从市场深度来看，美国市值跌幅却远高于A股，美国三大股指的总市值跌幅近1万亿美元，超出中国沪深总市值共计4万亿的跌幅。

而从美国企业层面来看，6月15日半个月的时间，信息技术行业半个月市值蒸发超过4000亿美元，可选消费、金融行业，子市值减少接近2000亿美元。卡特彼勒公司因其业务涉及工程及农用机械设备，其股价跌幅居前，市值蒸发近10%。因特尔、通用电气这样的跨国科技制造公司的股价也出现较大跌幅。

此外，虽然航空飞机并不在中国贸易制裁清单上，波音公司也因为市场担心中美贸易战进一步升级而受压，半个月股价下跌超过6%。金融行业高盛集团、摩根大通跌幅分别为5.87%和3.4%。苹果公司跌幅近2%。这说明虽然投资者对美国贸易战的担忧情绪增加，加之美国股票估值较高，未来美国金融市场调整的深度可能会更加剧烈。

软肋六：国内政治阻力上升

特朗普肆无忌惮的挥舞贸易大棒，已经引发不少议员的担忧。犹他州参议员、负责贸易政策的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Orrin Hatch近日表示，反对征收关税，尤其是232条款，计划推动独立立法，以解决议员们对特朗普征收新关税的担忧。田纳西州共和党参议员Bob Corker表示将提议设定一项立法，规定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由征收关税时要接受国会审查。而一旦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由单方面征收关税的权利有受到限制的可能，特朗普贸易政策的推行也将面临不小政治压力。

综上，笔者认为，尽管美国特朗普已经信誓旦旦的在全球范围内挑起贸易战争端，对华态度也咄咄逼人，距离7月6日340亿美元对华贸易制裁落地更是为期不远，但纵观美国的对华贸易策略，如果特朗普发动全面贸易战，将不可避免的会触及到美国消费者或者美国企业的利益。而此前，特朗普在首次340亿对华制裁清单中比3月清单删去了手机商品，又不涉及劳动密集型产品，说明进一步祭出对华制裁清单其实是十分困难，特朗普也并没有多少好牌可打。

在此背景下，中方还应该保持定力，联合欧盟、加拿大等反对美国贸易保护的力量，在特朗普沟壑难填的情况下，大胆反击，特别是瞄准特朗普的农业州票仓精准出击，打中其痛点，以战促和，促进贸易战尽早回归谈判桌，避免全面贸易战，并守住中美不陷入或者过早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底线，为中国延续稳定增长换回良好的外部环境做出努力。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美国将于本周五（7月6日）开始对34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关税，而北京方面势必针对同等数量的美国输华产品征收关税。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刚开打的贸易战在继续升温。再加上跨大西洋以及北美内部陆续出台的关税和报复性关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发起的不止一场经济战争对贸易价值的打击面将在本周结束时迅速越过1000亿美元关口。

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不需要太久，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战争就可能轻松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对美国乃至世界而言，这可能带来重大经济后果。那将相当于美国去年3.9万亿美元对外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或更多，或者占全球商品贸易的至少6%（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数据，2017年全球商品贸易价值17.5万亿美元）。

以下是万亿美元贸易战场景并非完全不可信的三个理由：

1. 特朗普对华贸易战可能很快成为6000亿美元的战争

7月6日生效的特朗普政府关税所针对的34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在价值上大致相当于一个月的中国对美出口。

此轮关税将针对818种产品（从热水锅炉和车床，到工业机器人和电动汽车）征收25%的进口税。作为回敬，北京方面将从7月6日起，对大豆、海鲜和原油等美国产品征收同样的关税。

两国还都发布了进一步的产品清单，使双方针对的贸易总额分别达到500亿美元。

但是，对中国的报复感到愤怒的特朗普，在6月份下令进一步针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征收10%的关税，并威胁还要针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征税。北京方面已誓言要对此作出回应。

相比美国针对45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的关税威胁，去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值为5055亿美元，而美国对华出口达到创纪录的1299亿美元。

并非危言耸听的是，可能几个月后，全部6354亿美元的双边贸易中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将受到新关税的影响，同时中国还会使用其他不对称报复形式来填补空白。

2. 特朗普的汽车关税战价值可能超过6000亿美元

在上周日播出的电视采访中，美国总统称，他以美国国家安全的名义对进口汽车和零配件征收关税的计划，在他制造的贸易地震中是“一件大事”。而这肯定是欧盟和其他国家的看法。

根据官方数据，2017年美国进口了价值1917亿美元的汽车和轻型卡车，再加上1431亿美元的零配件，总计3348亿美元。

针对进口外国汽车是否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调查正在展开。虽然很容易嘲笑一辆宝马(BMW)或丰田(Toyota)汽车可能危害任何国家的安全的说法，但特朗普政府已明确表示，它将捍卫美国制造业视为国家安全优先事项。同样的理由被用于在今年早些时候征收钢铝关税。

正如他征收金属关税那样，特朗普似乎相信，汽车关税将使他能够在贸易谈判中影响欧盟和日本，在更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谈判中影响加拿大和墨西哥。

特朗普正在加大压力以迫使对手屈服。就因为这个原因，美国可能对部分或全部的汽车进口征收20%关税的想法就不应被视为不可思议。而美国的任何关税都很可能遭到报复。

并非所有的报复都会与潜在的美国关税一样极端。欧盟官员正在起草的一份计划，将针对100亿欧元以上的美国产品进行报复——如果美国兑现对从欧盟进口的汽车和零配件征收关税的威胁；2017年这些进口价值612亿美元。

但在极端情景下（以牙还牙、一报还一报的关税），逾6500亿美元的全球汽车贸易将面对新关税，给全球企业带来后果。

3. 别忘了NAFTA

在全球对话中经常被遗漏的一个事实是，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1.1万亿美元）比美国与中国、日本、德国和英国贸易的总和还要多。

特朗普多年来攻击在他看来是“灾难”的已实行24年的NAFTA。他正寻求重新谈判这一自由贸易协定，而墨西哥新总统的当选增加了这件事的复杂性。

加拿大和墨西哥迄今抵制美国要求的一些新条款，包括使该协定每五年到期。

但美国已在谈判中注入了更多不确定性，因为它决定用钢铝关税以及威胁中的汽车关税来打击加拿大和墨西哥。美国从其NAFTA伙伴进口的汽车及零配件——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汽车制造商自己的工厂——在2017年价值超过1583亿美元。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出口价值为878亿美元。

译者/和风

欧盟感染了“民粹主义麻风病”；如今它命悬一线；欧盟内部的裂缝日益扩大——这些并非出自癫狂的英国退欧派之口的胡话。相反，这些观点分别来自法国总统、德国总理和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

在上周欧盟峰会召开前，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和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发表了如上观点。该峰会就移民问题达成的协议，使得这三位领导人得以宣称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毫无疑问，欧盟内部的压力越来越大。在意大利、波兰、匈牙利、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由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者掌权的情况下，欧盟越来越难以凝聚共识。几乎可以保证的是，未来欧盟还会在移民、欧元区改革和欧盟预算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

外部压力也在增加。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对欧盟的敌意日益明显。上周，这位美国总统在Twitter上表示，欧盟的“建立就是为了占美国的便宜”——这与美国传统上支持欧盟的态度大相径庭。几周后，特朗普将与另一位对欧盟抱有相当大敌意的领导人举行首次峰会，此人便是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欧盟的政治领导人有理由带着真切的恐惧旁观此次会晤。

如果特朗普兑现对欧洲汽车征收巨额关税的威胁，欧盟领导人所受的压力只会进一步增加。然而诡异的是，恰恰是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帮欧盟一个忙。就在欧盟28个成员国之间的内部紧张加剧之际，美国提醒了他们共同捍卫欧洲利益的重要性。

欧洲领导人日益意识到，美国的对欧盟战略（以及中国和俄罗斯的对欧盟战略）很可能是“分而治之”。有28个国家的政府（很快就是27个了）需要协调、治理结构笨拙的欧盟，是此类战术的诱人目标。但是，尽管存在分歧，欧盟领导人们明白他们在贸易问题上——特别是在一场全球贸易战确实即将来临的情况下——团结一致的战略重要性。

小国只能任由美国在贸易上施压。但欧盟总体经济规模大于美国。欧洲内部市场的规模为其成员国提供了某种形式的保护，可以抵御华盛顿方面的欺凌，也有可能采取有意义的报复。的确，布鲁塞尔方面正在准备进一步的报复措施，以备美国兑现其对欧洲汽车业发出的关税威胁。

欧盟对其内部市场战略和经济价值的认识体现于它在英国退欧谈判问题上采取的强有力和统一的立场。英国试图“挑挑拣拣”一部分内部市场利益的努力遭到了坚定拒绝。尽管在太多其他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欧盟27国似乎很享受他们在英国退欧谈判中展示的团结和力量。

现在亟需展示欧盟力量的证据，因为上周布鲁塞尔峰会所掩盖的裂缝很快会被再次揭开。在欧盟内外为寻求庇护者设立处理中心的计划，需要克服一些较大的实际、政治和法律障碍。该计划现在无法回答一些关键问题：谁将为处理中心提供场地？移民（包括成功通过和未能通过难民鉴定的人）将被安置在哪里？欧元区改革的一揽子计划似乎希望也很渺茫。随着欧盟开始考虑新预算，接下来还有一场更大的战役。

民粹主义浪潮可能会进一步高涨——瑞典民主党(Sweden Democrats)和德国新选择党(AfG)等民族主义政党在民调中的支持率仍在上升。2019年的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选举——抗议选民的理想阵地——可能戏剧性改变布鲁塞尔的基调。到那时，呼吁加强欧洲议会权力这一传统的联邦主义策略，可能会适得其反。野蛮人将攻入城门。

正如默克尔和马克龙所暗示的那样，这些日益加剧的压力——既包括内部压力也包括外部压力——完全有可能导致欧盟解体。如果欧盟无法落实其移民协议，那么各国将日益诉诸单边行动，特别是恢复边境检查站以阻止移民在欧盟内部流动。这将危及欧盟所珍视的免护照旅游的申根区。未能就欧元区深层改革达成协议，也将把欧元区解体的威胁重新摆在台面上。

但欧元区解体所涉及的风险，可能仍然是约束民粹主义者的激进主义的有力因素。欧盟仍具有把局外者转化为“俱乐部成员”的非凡能力。可以看看希腊总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的转变，他在三年时间里从一名社会主义愤怒青年，转型成了说话头头是道、支持减税的欧洲联邦主义者。

当这一代民粹主义者意识到欧盟成员国的价值以及欧盟解体的风险后，他们完全可能会经历类似的转变。如若这样，欧盟就可以摆脱“麻风病”的困扰，再一次证明批评者错了。

译者/马柯斯

世界在猛踩全球化刹车，汽车行业正在为生产问题而苦恼。

长期以来，汽车制造商已经习惯于将汽车在全球各地运来运去。现在，它们正在考虑重新安排生产地点，以避开关税。

“我可以明确地说，”保时捷(Porsche)首席执行官兼大众汽车集团(VW Group)负责生产业务的董事奥博穆表示，“无论是什么地方，只要在那里落地是合理的，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

奥博穆的这番话是在欧盟(EU)威胁要对总额3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采取报复性措施之后说的；此前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也发出类似警告，称可能会因为关税而进行生产转移。

“可悲的事实是，一旦你征收关税，生产就会转移。”Evercore ISI的首席汽车分析师阿恩特•埃林霍斯特(Arndt Ellinghorst)表示，“如果民族主义趋势继续下去，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更多生产将会转移到销售这些汽车的地方，因为这是规避更高关税的唯一方法。”

奥博穆补充称，在世界各地拥有122家工厂的大众汽车集团具有“最大的灵活度，以及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和要求的能力”。

哈雷戴维森(Harley-Davidson)是第一家转移生产的机动车制造商。上周哈雷戴维森宣布，将把销往欧洲市场的产品从美国转移到巴西、印度和泰国的工厂里生产。

此举令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震怒，称哈雷此举“不可接受”。

就如奥博穆的评论所表明的，尝试改变工厂产能分配的汽车制造商很可能不止哈雷一家，因为许多国家的汽车工业依赖出口来维持生存——英国汽车产量的80%、墨西哥汽车产量的82%、德国汽车产量的78%都销往国际市场。

在美国国内出售的汽车，有一半是在美国以外的地方生产的，其中美国从墨西哥、日本和欧洲进口的汽车最多。而在美国本土生产的汽车中，每5辆车就有1辆车销往海外。

“很少有哪个行业比汽车生产更受益于全球化。”伯恩斯坦(Bernstein)的分析师马克斯•沃伯顿(Max Warburton)说，“这个行业依赖于部件和整车的跨境流转。”

哈雷转移生产的举动，通用汽车、宝马(BMW)和现代(Hyundai)在上周末表达的忧虑，以及欧盟警告美国将对其采取报复性措施，这一切凸显出将世界紧密连接起来的一条条线可能将被挑断。

针对美国威胁要对进口汽车征收25%的关税，欧盟给出了详尽的回应。欧盟警告称，欧盟和其他大型经济体“可能”对“大量的贸易”实施反制措施，多达2940亿美元的产品可能会受到反制措施的影响，这相当于2017年美国商品出口额的19%。

这种行动很可能会促使汽车行业加快向区域化生产转变。

无论是在北美、欧洲还是日本，丰田(Toyota)在每个地区售出的汽车，有三分之二都是在该地区内生产的。

“在某种程度上，汽车制造商已经实现了生产地和销售地在同一地区。”英国的AutoAnalysis的总监伊恩•亨利(Ian Henry)表示，“看一看丰田，它们在各地区生产同样的基本车型，在欧洲生产销往欧洲市场的车，在日本生产销往日本市场的车。”

大众汽车有50%的汽车是在销售地所在区域生产的。大众汽车旗下生产大众高尔夫(Golf)汽车的工厂就有4家。

“决定在哪里生产我们的汽车时，关税只是其中一个考虑因素。”主管大众集团生产业务的奥博穆说，“不同的客户需求和当地要求，更短的运输路程带来的更少运输成本，这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上周末从宝马高级董事的位置上退下来的伊恩•罗伯逊(Ian Robertson)表示：“我们秉承一个非常简单的理念，我们总是预备着这样一种情况：生产工厂的理想地点离我们的客户越近越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全球各地有30家工厂，其中一些是出于政治上监管环境的考虑，但有很多是为了贴近客户。”

宝马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斯帕坦堡(Spartanburg)兴建了一家生产运动型多功能车(SUV)的巨型工厂，因为当时美国是宝马最大的市场。时至今日，这家工厂成为了宝马X5车型的全球出口中心。宝马X5是该公司利润率最高的车型之一。

为了贴近中国市场，预计宝马将在两年内实现在中国销售的X5车型也在中国生产。同时，宝马引以为傲的还有灵活的制造系统，这使其可以在一家工厂生产一系列车型。

制造系统的变革使同一条工厂生产线可以生产差异巨大的车型，这或许能降低在各大洲间转移生产的成本。

宝马斯帕坦堡工厂的生产线生产一系列SUV，从中型的X3车型到更大的X6车型等，但这些生产线也能生产较小的宝马三系轿车。

大众汽车在斯洛伐克的巨型工厂可以制造从较为迷你的大众up!车型，到较大的奥迪(Audi) Q7和保时捷卡宴(Cayenne)车型。

在大众旗下的车型中，有三款汽车——奥迪Q7、保时捷卡宴和大众途悦(Touareg)——使用同样的基础平台，这使这三款汽车可以在同一条生产线上生产。

并不是每一家汽车制造商都能如此灵活。大型汽车企业有能力进行相应的生产调整，并且拥有全球布局，能够承担在必要时转移工厂的成本，如每年生产约1000万辆汽车的丰田、大众汽车和雷诺-日产-三菱联盟(RNM Alliance)。

如宝马和戴姆勒(Daimler)等年产量为200万辆汽车的中型汽车企业，并不具备把生产转移到更接近客户的地方的实力。更小的汽车企业，比如年产量低于100万辆的沃尔沃(Volvos)和捷豹路虎(Jaguar Land Rover)，受到的冲击可能会大得多。比如，美国是捷豹路虎最大的市场，但捷豹路虎几乎所有的汽车都是在欧洲生产的。

不过，灵活制造在汽车行业里正变得日益普遍——而且只会随着电动汽车产量的提升而加速。

“过去，只有确保生产出15万辆一样的汽车，在一个地点生产才是合理的，现在可以是使用同一平台的两款小型SUV和一款紧凑型轿车。”Evercore ISI的汽车分析师埃林霍斯特说，“这使生产地点的选择越来越灵活。”

对于那些可以转移生产的汽车企业而言，是否决定要开始改变生产地点，取决于对这一轮贸易威胁持续时间的判断——这到底是暂时性的问题，会在特朗普离开白宫以后烟消云散，还是一个开始拒绝无边界贸易的世界的新常态。

“在一个地点兴建新工厂是一项长期决策，”LMC Automotive负责全球汽车预测的总裁杰夫•舒斯特(Jeff Schuster)表示，“我们是否会看到生产转移，实际上取决于贸易战将要持续多长时间。”

译者/徐行

当人们庆幸中美于5月19日达成的解决贸易争端的联合声明之后不久，特朗普总统就宣布实施对中国约5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惩罚。这很令人惊愕。这固然与特朗普的另类个性有关，但也不是没有一点儿原因。回头看一下这个联合声明。虽然在题目上让人有特朗普又胜一局的印象，但仔细一看内容，却让人怀疑特朗普团队的能力。在其中，除了中国承诺多买美国产品和服务外，只有一些原则性叙述。涉及美方对中国“不公平贸易”的指责（我在《为什么中美‘贸易战’可以转化为双赢》一文中总结为四点），只提到了“中方将推进包括《专利法》在内的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工作”，也与改善现状相去甚远。而其它三点，如政府补贴，网络的数据自由流动，和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却只字未提。这显然是一个不太平衡的联合声明。

美方高度评价这次谈判的中方代表刘鹤先生，称他为“聪明人”（smart guy），“懂市场”（market guy）。也许正是刘的超常发挥，才达成了这样一个明显偏向一方的协议。然而，一个文字共识能否得到双方的遵守，并不能靠一时的辩才，而要靠共识本身是否真正兼顾了双方的价值和利益。当特朗普团队发现联合声明强调的“显著减少美方贸易赤字”，除了有些政治得分外，并没有带来“不公平贸易”实质性的改变时，他们的反悔就可预见。然而后来美方代表到中国的谈判却无功而返。这似乎说明，中方并不打算在美国视为关键的要点上做实质性妥协。也就是说，中方坚持政府补贴，限制网络数据的自由流动，以及限制对中国市场的进入。取而代之的，是中方迅速对美方的关税惩罚作了对等的反应。美方随即将关税惩罚名单扩大到了价值2000亿美元。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双方不能就这几点公平贸易原则达成一致，才不惜开打贸易战。

令人惊讶的是，双方所使用的词汇又是何其相似。特朗普说，他并不反对自由贸易，他所反对的是“不公平贸易”；而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说，要“维护和捍卫自由贸易体制”，并称美国的作法是“不公平贸易”。看来，尽管分歧很大，双方都在言词上遵守自由贸易的政治正确。这应是双方的最大共识。这包含着这样的认识，即自由贸易必然是规则公平的贸易；公平贸易才可能使自由贸易带来促进世界经济繁荣的结果。既然都主张公平的自由贸易，那么双方的分歧究竟在哪？在这方面，中方并没有提出“公平贸易”的具体原则是什么，而美方的四点指责则把公平贸易原则具体化了。

回到教科书，公平贸易原则就是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这包括明确界定和受到保护的产权；公平的竞争者，即他们之中的任何人都不应受到歧视或优惠；和市场的自由进入。如此看来，这正是美方四点指责所依据的原则。如知识产权问题，政府补贴导致的不公平竞争问题，以及以网络为通道的市场进入和实体市场进入问题。而中国政府在原则上并不反对构成市场公平竞争的这些原则。在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上已经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并且在多个文件或场合强调保护产权，包括知识产权；打破行政性垄断；市场的公平竞争；和市场准入等原则。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中美分歧呢？为什么中方不接受美方关于公平贸易的具体标准呢？这中间似乎有一个巨大的利益黑洞使中方政策发生偏差。

只要我们看一下，如果不接受这几点指责对谁有利，我们就会知道黑洞究竟在哪里。如果坚持不取消政府补贴对谁最有利呢？显然是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最有利。根据我们的研究，从1994 年至2013年，据不完全统计，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获得财政补贴约为6394亿元。而这只是冰山一角。更大的且更隐蔽的是免费使用国有土地、低息获得贷款和低价获得资源开采权的补贴。2001~201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应交而未交的地租约64260亿元；低息优惠共计约57124亿元；少交纳资源租金约11138亿元（天则经济研究所，《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第二版），2015）。这种政府补贴不仅造成了极不公正的财富转移，支持了低效企业长期滞留在中国市场，而且严重破坏了中国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排挤了高效率的民营企业，带来资源配置的扭曲，损害中国经济的整体利益。国外竞争者感到不公平的，正是这种不公平的行为通过国际贸易从中国国内市场的溢出。

再看市场进入。在加入WTO以后，中国已经开放了大部分产品或服务的国内市场。但仍有部分市场没有开放。这首先不是因为要保护中国的企业，而只是要保护一部分中国的企业，即国有垄断企业。如在美方抱怨的信用卡、电信和电影领域，也是限制中国民营企业进入的领域，或者是对企业产品进行审查管制的领域。在中国国内，人们为了打破商业银行、基础电信和石油领域的垄断进行了多年的努力，中共在“十九大”的报告中也提出要“打破行政性垄断”，但都没有见到实质性的进展。我们的研究发现，2003~2013年，电信产业平均每年的垄断租金约223亿元，这同时也是消费者被转移走的福利；石油行业由于垄断高价带来的垄断利润为13289亿元。因垄断了存款业务导致较低的存款利率，仅2013年国有垄断银行从全国个人与机构手中就不公正地攫取了14709亿元。显然，不开放这几个领域的市场，就是在保护垄断利益，首先损害的是中国公民和企业的利益。

再看网络市场的进入。由于通过网络的服务是近些年才发展起来的市场，所以经常被人忽略。而按经济学的看法，这不过是另一种市场，所以也应该遵循市场规则或自由贸易规则。只是网络的进入不是通过有形的关卡，而是互联网通道，所以对网络进入的限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加以实施。在中国，这就是所谓的“防火墙”。如果把网络世界看作市场，防火墙就是一个虚拟海关。只是这个海关不受WTO的约束，它可以在一瞬间把一种商品或服务挡在墙外，就像禁止进口某种商品或服务一样。而这种限制网络进入的情况同样存在于国内市场，只是技术手段略有不同。网络行政部门经常不经过正当的行政程序就关闭或屏蔽某些网站，或通过删除、技术故障或禁止转发的技术手段，使一些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或其它网络媒体中断运营或很难正常运营。这实际上就是在阻碍国内公民或企业正常进入到网络市场。

更不用说，对网络数据自由流动的限制还带来了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极大损害。《网络安全法》虽然宣称要保证中国公民与企业的信息安全，但由于没有用《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约束，也没有对网络行政部门的有效限制，导致该部门对网络行政权力的滥用，严重侵害了中国公民表达自由的宪法权利，起到了压制批评、掩盖腐败和打击报复的负面作用。一些重大的社会关注问题，即使只是事关名义上的民间机构，如红蓝黄幼儿园和鸿茅药酒，相关讨论也经常会遭到该部门的禁止或删除。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是将在网上抱怨县医院食堂饭菜的人抓进拘留所。更不用说，网络行政部门经常公权私用，腐败丛生，鲁炜只是他们的象征性代表。从而，对网络市场的自由进入和网络数据的自由流动的要求，就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是一个国际贸易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国内市场和社会同样存在的问题。

再看知识产权问题。应该说，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有了很大改进。但从结构上看，中国推进技术创新的机制有两种。一种是知识产权制度，它在民间领域中起着重要作用；另一种是政府补贴，即各种各样的政府鼓励科技创新的基金。这经常表现为一种寻租机制，为那些有更多政府资源的人提供机会，却很少真正起到促进创新的作用。在现有的政府机制下，政府基金很难流向有创新能力的人。汉芯丑闻说明，这种政府基金就是另一种欺诈和腐败的温床。从结构看，国有企业更依赖于政府基金，却不能有真正的创新。他们更多地是靠购买专利获得技术，就像中国的所谓“自主研发”的高铁技术一样，只不过是依赖于中国的巨大市场带来的谈判优势购买的日本、德国和法国的技术。因而，国有企业主要不是作为知识产权的拥有者，只是作为知识产权的购买者与知识产权打交道。对于它们来说，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远不如政府的科技创新基金更重要。

有趣的是，美国人并不知道中国的政府补贴究竟有何意义，所以一味地反对中国行政部门的文件《中国制造2025》。实际上，这个文件除了大量关于未来发展的描述外，最具有实质意义的条款就是对科技创新进行财政补贴和金融支持。尽管同时也提及了改善知识产权制度，但这与行政部门的一贯风格一样，只是一种原则性表述。据我这个还有点知识产权的人的经验，这些年来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并没有太大改进。我曾就知识产权打过两个官司，虽然都不输，但抵偿法律成本的钱一直就没有汇到我的账上。近两年来，出版社对我的版税询问越来越置之不理了，更不用说支付。美国人反对的理由是担心这个文件会给中国企业带来额外的优势，在技术上会超过美国。但实际上，这个文件真正损害的是中国的利益。它把大量资源用于寻租游戏，鼓励企业更依赖于向政府的寻租，而不是知识产权制度和市场，反过来挤掉了真正投资于技术创新的资源。

如此看来，在政府补贴、网络数据流动、开放国内市场和知识产权方面不让步，就是在维护国内垄断利益集团和行政部门利益集团的利益，就是在坚持违反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就是在违背中共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本原则。而因维护垄断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不能与美国在贸易问题上达成一致，从而造成的贸易战，就不是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战，而是一场中国垄断利益集团与美国、中国的贸易战。这个贸易战为了维护垄断集团的利益而不惜让中国的公民和其它企业承担成本，就是一件极为荒诞的事情。正是这个垄断利益集团以阻止其它企业进入一些产业的作法攫取利益，又用垄断价格剥削更多的公民，却又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国家的利益，让那些受它们损害的人与它们站在一起维护它们的利益，天下还有比这更颠倒的事情吗？

然而，国内的一些主流媒体似乎在说，这是一场美国挑衅中国的贸易战，是一场贸易讹诈，甚至是一场“贸易恐怖主义”，这显然是在为虎作伥，继续把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说成是国家利益，企图借用经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煽动大众，一举掩盖它们的垄断真相，并让它们天天侵夺的大众起来捍卫它们的利益。实际上，中美贸易摩擦并不是一个贸易逆差多少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遵循公平贸易原则-市场公平竞争规则的问题。多年来，这个垄断利益集团一直以不公平的手段，通过垄断高价和各种政府补贴吸吮着民脂民膏，一年转移财富的数量高达数万亿。对于一个中国公民，他为什么要用牺牲自己的境外市场份额或本币价值的代价，去维护税前零售价格高于主要国家21%的成品油垄断价格，维护低于公平市场利率1~1.5%的存款利率呢？

很显然，对中国企业和人民最有利的事情，就是维护和遵循市场的公平竞争规则，也就是国际贸易的公平规则。一旦打破垄断，大量被垄断排除在外的企业就能进入到各个产业，它们在制度和技术上的优势就能充分发挥，更有效的竞争会带来更便宜的产品或服务，还能促进创新以带来更好的产品与服务；以中国人的聪明与勤奋，从来不会惧怕公平的竞争规则。历史，尤其是加入WTO以后的历史说明，中国人可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胜。中国人更会受益于开放的网络市场和数据的自由流动，中国人会在更严格有效的知识产权制度下焕发创新之力。因而，如果所谓的“中美贸易战”并不是两国人民的贸易战，而是中国垄断利益集团与两国人民的贸易战，是市场的公平竞争规则与不公平规则的战争，我们应该选择什么呢？

根据宪法，中国政府是中国人民的公仆，理当从中国的整体利益出发，而不应代表某个利益集团。涉及这次贸易争端，中国政府的官员还是给人耳目一新的印象，从习近平先生，到刘鹤先生，再到中国驻WTO大使和商务部官员，无不言必称“自由贸易”，“遵循市场规则”。最近发布的《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更是满篇经济自由主义词汇。他们怎么会成为美国的敌人，又何来“贸易战”？以自由贸易和市场规则来衡量，政府补贴、国有垄断集团，对网络市场和实体市场的封锁才应该是中国的敌人。

值得警惕的是，垄断和滥权利益集团有着强大的政治资源，会穷尽手段把自己的利益打扮成“国家利益”，进而影响中国政府的贸易政策。因此，把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将垄断和滥权利益集团的影响清除出去，明确为公平贸易原则暨市场公平竞争规则而战，落实已经颁布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实质性地“打破行政性垄断”，取消政府对垄断国有企业的补贴，用强化知识产权制度来弱化腐败的政府奖励或鼓励基金制度，拆除，至少先部分拆除网络“防火墙”，既可化干戈为玉帛，又可以公平市场原则推动中国经济的整体繁荣。刚刚看到，中国政府又缩短了外商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这是个好消息。再接再厉。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美国对中国的第一轮关税将于本周五（7月6日）正式开征，中美贸易战已是箭在弦上。未来的中美经济到底会走向何方？对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格局会有哪些影响？

对于这些牵动人心的问题，日前诺奖经济学家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在出席阿里巴巴罗汉堂活动期间表达了他的看法。萨金特教授认为，长期来看，他对全球化依然秉持乐观态度，美国也是全球化和中美贸易的受益者。他向特朗普总统和所有对中美贸易话题感兴趣的人推荐了一本新书《贸易的冲突，美国贸易政策历史》（Clashing over Commerce: A History of US Trade Policy）。这本书探讨了美国贸易政策的历史和现状，事实上美国并不是今天才变成保护主义，从建国开始，保护主义便和政治利益密切相关。在萨金特教授看来，了解保护主义对美国长期而重要的影响，有助于理解眼前贸易冲突。

继成立达摩院网罗全球最顶级科学家之后，阿里巴巴日前宣布成立“罗汉堂”，邀请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社会学领域的科学家们共同探讨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议题。在6月27日举行的诺奖经济学家见面会上，两位诺奖经济学家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本特•霍姆斯特罗姆(Bengt Holmstorm)和两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中国经济学家魏尚进、王能共同出席，回答了大家关于中美贸易战、人工智能前景、教育和医疗等众多领域的热点问题。

在问到人工智能对社会的意义，尤其是在经济和政治治理等领域时，霍姆斯特罗姆教授的观点是，今天的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决策者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评价政策好坏的标准并不是对大众是否有利，而是自己能否获得更高支持率。从这个角度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没有感情色彩的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到决策中，降低决策的个人主观因素。

以下为见面会部分问答实录：

中美贸易战与人民币汇率

问：如何看待中美贸易战？如果有机会向中国最高决策者提政策建议，你会提什么建议？

托马斯•萨金特：我本人就是贸易全球化的受益者。比如，我穿的衣服、用的东西都是进口的，还有很多的学生都是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在美国，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是贸易全球化的受益者。美国经济实际上也是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推动，我们享受着这个成果。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希望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贸易保护”是一种口头威胁、一种国际谈判技巧。

你的第二个问题，要给中国提出建议。其实我并不觉得美国应该建议其他人，所以我就不给中国这一方提供任何的建议。但是我想给特朗普总统提一个建议：请他读一下美国贸易经济学家及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Irwin）教授的新书《贸易的冲突》（Clashing over Commerce），这本书从美国建国开始探讨国家的贸易政策，我想他在发动任何一场贸易战之前，最好总结一下历史的经验教训，去回顾一下美国在过去做的一些政策，不论是对的还是错的，都需要总结。这是我唯一给总统先生的建议。

问：萨金特教授对中美贸易问题持乐观态度，两位中国教授呢？如何看人民币面临的巨额贬值压力？

魏尚进：如果贸易战持续下去的话，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会导致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

首先是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存度远高于美国。尽管贸易战对中美两边都会产生影响，但是对中国的影响肯定会超过美国，这给人民币施加了下行压力。

第二是纵观历史，但凡全球经济存在波动或者不稳定的时候，美元都是走高的。相较于强势美元，人民币自然存在着下行压力。

王能：关于人民币是否会进一步贬值，我同意魏尚进教授的观点，我们需要根据中美贸易摩擦的进展、持续时间长短、事态的严重程度等等因素来判断。此外，市场的态度也很重要。我跟萨金特教授一样，对中美贸易的前景感到乐观。当然，我们也希望事实如我们预期的方向发展。

技术与人工智能

问：科技会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平，这样会不会消灭我们的文化多样性呢？

托马斯•萨金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会感到非常的难过，因为我觉得文化多样性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我希望让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比如说来自我们国家的人能够认识到在全球各地的人，我们可以在跨文化、跨区域之间交流。

此外，我觉得全球贸易是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可以让我们互相了解，而且它也是一个和平的力量。

魏尚进：其实我是非常乐观的，技术进步以后，每个人都有闲暇时间，比如说托马斯•萨金特教授喜欢钓鱼，本特•霍姆斯特罗姆教授擅长音乐，王能教授擅长足球，我喜欢游泳，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发挥个人的爱好，所以说技术进步也可以给多样化创造更多好的条件。

问：在未来的20-30年，哪些工作会有可能被机器取代？今天我们应该培养下一代哪些技能，才能保证他们在未来有竞争力？

本特•霍姆斯特罗姆：其实这是一个价值数亿美元的问题，在未来的20-30年有哪些工作会被机器取代，我觉得我们要追随着潮流，如果我是一个年轻人，我会更好地理解人工智能，就像我当初了解计算机。

其实虽然我年纪很大，但是我仍然是在学习，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我们应该不断学习这些新的技术进步。我们不应该把自己锁在一个特定的领域，固步自封。在你之后的人生当中，你应该不断去跟进周围正在发生的一些变化。

托马斯•萨金特：我非常同意，我觉得跟随潮流、随机应变很重要。此外，数学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数据也非常有用，大家可以去学习数学和编程，这样你可以快速地学习一些其他的技术。

问：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来临了，您是否认为人工智能会最终彻底改变我们的经济治理？

本特•霍姆斯特罗姆：这个话题还是太超前了，站在现在这个时点的确很难准确预测。因为虽然我们天天在说AI如何，但即使是AI还是处于很初级的阶段，虽然我们现在看到一些技术的确是在帮助我们进行经济决策和提高治理水平。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今天的很多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决策者，他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评价政策好坏的标准并不是对大众是否有利，而是自己能否获得更高支持率，是否能够当选。从这个角度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没有感情色彩的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到决策中，降低决策的个人主观因素。

问：随着我们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与机器的交流更加顺畅，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沟通能力的丧失呢？

本特•霍姆斯特罗姆：我并不认为我们会丧失和人交流的能力，当然也许50年之后又是另一番场景。现在我觉得和机器交流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可以有非常多的交流方式，和人也可以有不同的交流方式，因为人是社群的动物。随着技术的发展，我没有办法预测未来的事情。但是有一点很重要，我们人类也并不仅仅只是靠语言沟通，我们的大脑非常复杂，沟通过程也非常的复杂，这里有着一整套完善的机制。

王能：我想补充一下，我同意本特•霍姆斯特罗姆所说的。我想你可能在用经济学上的替代效应来分析今天的科技发展，也就说我们和机器沟通更多的话，我们就和人类沟通的更少。但事实上，人与人的交流沟通非常复杂，我们可以借助各种各样的机器来提高和人沟通的效率，比如我们就常使用一些表情包，这些也可以帮助我们和人进行沟通，所以在这方面我是很乐观的，并不认为会丧失和人沟通的能力。

科技与医疗健康

问：随着生命科学和医疗水平的提高，可以预计人类的寿命将大大提高，这将给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市场带来怎样的冲击？

本特•霍姆斯特罗姆：我并不认为科技水平提高就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冲击。未来肯定是老龄社会，技术进步可以让老年人生活得更容易和方便。我会想到自己的母亲，她93岁了，虽然她在这样高年龄段保持了很好的自理能力，但是却依然面对很大的挑战。在芬兰，我们也面临了这样的问题，当然很多的发达国家现在也面临这样的养老问题。所以整个家庭的赡养问题现在也日益突出，可能科技和医疗技术在这方面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

托马斯•萨金特：我父亲99岁了，但是他有3、4台电脑。平时他很爱玩电脑，我主要是和他通过网上平台沟通交流，所以AI把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了，这一点非常棒。

魏尚进：我想你问题背后深层的含义是担心失业率上升对吗？我想不会出现这个情况，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

第一、假设寿命的延长，年纪大的人工作时间也会长的话，可以看成是就业人口的数量增加，更多人在就业，会对就业市场有怎样的影响，好像对就业会是一个冲击。但是，历史经验表明，就像美国今天的人口是100年前的很多倍，但是失业率并没有上去，因为总是有新的工作可以做。

如果是一般人的收入水平是随着工作年龄的增加而上升的，如果年纪大的人继续工作的话，工资要比以前多的话，他们会更愿意花费，因此会创造很多新的需求给年轻人。

从历史经验、从移民等数据统计来看，就业人口数量增加并不会造成失业率的上升，反而是因为人口增加了，消费需求增加，往往会增加和促进社会的就业。

问：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有一天会不会达到这样的地步，我们变得虚拟化、数字化？如果到达这一天，从哲学的角度看，人类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

托马斯•萨金特：我不觉得会到那个地步。比如说我每天去健身房，边举铁边看数据或者是物理学、数学等等，这不但锻炼了我的身体，也锻炼了我的大脑，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还是比较健康的，因此我觉得不但要大脑发达，身体还要健康，这才会更有乐趣。我觉得你的问题更像是一个科幻问题。

魏尚进：技术的进步也给你带来了要去亲身体验的欲望，比如说我们原来没有办法去深海，现在有技术可以让你看到深海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一天技术进步可以让你去深海了、可以去火星了，你一定会想去亲身经历，光看看图像、AI是不够的。但是如果没有AI你就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所以说技术进步不仅仅给你带来了身体力行的可能，而且也会激发你更多的欲望，所以人可以做的事情会不断增加，大多数人不会仅仅只停留在脑海里想想就满足的。

（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

特朗普(Trump)政府正在探讨利用罗斯福新政(New Deal)时代设立的一家机构，来缓解美国农户在美中贸易大战中受到的经济损害。

为了报复特朗普政府征收关税，北京方面已确定将从7月6日起对34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大豆是主要目标之一，它也是美国对华最大的农产品出口项目。

这一威胁令美国大豆行情跌至每蒲式耳9美元以下，照这个价格，许多农场都赚不到钱。上周，大豆期货再下跌4%。

美国农业部长桑尼•珀杜(Sonny Perdue)上周告诉记者，联邦机构商品信贷公司(Commodity Credit Corporation)是政府目前考虑用来补偿农户损失的工具之一。

珀杜在一篇报纸专栏中写道：“如果中国不尽快改正，我们将很快开始履行我们的承诺，向那些受此次争端牵连的生产商提供支持。”

1933年由美国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创立的商品信贷公司，是美国农业部(USDA)旗下一个鲜为人知的机构。美国财政部(Treasury)授权给它300亿美元的放款额度，它可以自主支配这笔资金的支出。

该机构的宗旨是“稳定、支持和保护农业收入及价格”。根据其章程，其权力包括向农户提供贷款和钱款，以及收购他们的农作物。

前美国参议院农业委员会人员主管罗伯特•霍利菲尔德(Robert Holifield)表示：“它始终都是在出现真正极端的情况时，我们可以利用的应急方案。”

美国国会在3月份扩大了商品信贷公司的职权范围，解除了对其在支撑农作物价格、消化过剩的大宗农产品方面的权力的限制，让该部门有更多火力来对抗中国的关税。

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艾奥瓦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农业州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推向了胜利，尽管他的贸易言论当时曾令农户们迟疑。美国政府估计，本财年美国在农业上将产生210亿美元贸易顺差。

中国采取反制措施之际，正值玉米、小麦和大豆的低价格对种植者收入造成压力。美国农业部预测，经通胀调整后的农场净利将降至2002年以来最低水平。

农场集团一直试图阻止特朗普对中国、墨西哥、加拿大和欧盟采取强硬贸易策略，但没有成功。它们仍然致力于保持贸易通道畅通。

“只要有可能，我们总是更青睐市场力量，而非政府计划。”美国农场局联合会(American Farm Bureau Federation)一位发言人说，“这并不总是切合实际，但就目前情况而言，涉及的资金数量以及将要受到影响的商品的绝对价值，使得任何政府都很难完全补偿我们的损失。”

美国农业部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格劳伯(Joseph Glauber)表示，面对农作物价格下跌，许多农户已通过政府支持的价格、收入补助及收益保险等方式获得了保障。这些计划在参众两院最近通过的农业法案中得到了保留。

他说：“遗憾的是，农户是这场贸易战中被动的卒子。他们将受到损害。但他们将受到当前一系列计划的保护。”

现供职于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的格劳伯还表示：“我只是不喜欢由政府拿出一些药膏来涂抹它自己造成的伤口的主意。这似乎是一个巨大的道德风险问题。”

农户对特朗普政府推动放松监管（比如废除奥巴马(Obama)颁布的一项净水法规）表示欢迎。还有一些举措——如最近美国环境保护署让一些炼油企业豁免于玉米燃料乙醇掺混规定——则令农业不安。

兽医出身的前佐治亚州州长珀杜上周表示，美国农业部的经济学家正在尝试计算贸易战的影响，以确定援助方案。他在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但愿我们能在任何此类需要出现之前解决这场（贸易争端），但愿我们能看到大豆价格回升至10美元以上。”

一位熟悉相关讨论的游说者表示，美国农业部试图在9月底之前做出决定，美国农户那时将开始收割大豆等夏季作物。

9月也是全球最大的大豆出口国巴西的农户进行种植规划的时候。

“这种做法的长期代价是巴西更多土地将种上大豆，”格劳伯在谈到大豆关税时表示，“我们将看到大片土地进行改种。那是美国损失掉的、它原本可以参与的市场。”

译者/何黎

特朗普(Trump)政府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建议，不准许中国国有电信集团中国移动(China Mobile)进入美国市场。

美国商务部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在周一晚间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建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否决中国移动2011年提交的在美境内提供电信服务的申请。

美国商务部负责通信和信息的助理部长大卫•雷德尔(David Redl)表示，“在与中国移动深入接触后，我们无法消除对美国执法和国家安全利益风险增加的担忧”。

在提出上述建议之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领导的政府对中国国际贸易活动展开了更广泛的攻击，美国对数百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政策将于本周五生效。

美国商务部指出，中国移动的特拉华州子公司归中国移动香港子公司所有，后者本身由中国移动全资所有，“而中国移动又是由外国政府、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全资所有”。

美国商务部表示：“该申请在当前的国家安全环境中引发了实质性且不可接受的国家安全和执法风险。”它补充称，该申请不符合公共利益，因为上述风险“无法像中国移动提议的那样，通过自愿缓解协议(mitigation agreement)解决”。

在阻挡中国移动之际，最近美国政府还加强了对境内的中国科技和电信设备集团的审查。

译者/裴伴

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本周五才会生效，但北京方面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美两国间不断升级的关税威胁可能已经开始影响中国对美出口了。

中国海关总署周一晚间计划外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出口同比仅增长5.4%，较去年同期19.3%的增速显著放缓。

中国海关总署还表示，上个月中国对美出口同比仅增长3.8%，而2017年6月中国对美出口同比增长了27.6%。

有关中国与所有贸易伙伴的进出口流量的完整数据将于7月13日公布。

中国海关总署提前公布对美数据之举，正值美国准备从7月6日本周五开始对从中国进口的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

译者/马柯斯

中国股市周一遭遇今年以来最糟糕的交易日之一，在领跌亚洲股市的同时，还波及到欧洲和美国。下半年伊始，对贸易战的担忧成了市场的主旋律。

据路透社(Reuters)的数据，跟踪上海和深圳交易所大盘股的沪深300指数(CSI 300)收盘下跌2.9%，为今年以来第五大单日跌幅。日本和韩国股市收盘均下跌逾2%，而泛欧斯托克600指数(Stoxx 600)下跌近1%。

在过去一个月里，全球贸易战对经济可能造成的伤害已成为投资者最担心的问题。据英国《金融时报》周日报道，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警告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威胁对进口汽车征收关税，可能导致全球对高达3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进行报复。

“亚洲将蒙受巨大损失，因为美国是该地区最大的出口市场，而亚洲新兴经济体是全球最大的出口来源，”道明证券(TD Securities)分析师说。

尽管亚洲市场经历了最剧烈的下跌，但欧洲和华尔街的股票也未能幸免。

美国的标普500指数(S&P 500)开盘即下跌0.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Nasdaq Composite)下跌0.8%。

法国CAC40指数在午后交易中下跌0.8%，西班牙基准指数Ibex35指数下跌0.7%，意大利富时MIB指数下跌1%。

布鲁塞尔方面发出的警告，是欧盟首次针对特朗普威胁加征汽车进口关税作出详细回应。

在中国股市承受压力的同时，人民币也进一步走弱。今年6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糟糕的一个月。昨日香港时间下午4时，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跌0.6%，至1美元兑6.6335元人民币。

在美中贸易口水仗日趋激烈的背后，另一个令人担心的情况是，中国国内需求也出现放缓的迹象。基础设施支出的大幅下降正促使投资全面下滑，并导致对中国制造业产出需求的减弱。

中国的政府债券市场周一也反映了这一点，10年期政府基准债券的收益率下滑1.5个基点，至3.47，为2017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中国的政策回应加剧了对贸易争端的焦虑。尽管放松货币政策是市场参与者可以清楚理解的元素，但采取有管理的货币贬值举措也是有可能的，而这可能会令情况变得显著更加复杂，”瑞士联合私立银行(UBP)策略师Koon Chow说。

译者/何黎

一座代表了美中80亿美元合作和技术转让协议的核反应堆开始向中国电网输送电力，尽管两国正面临迫在眉睫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可能会破坏未来的合作，并阻碍美国重振其核工业的努力。

由西屋(Westinghouse)设计的三门核电站（见文首照片）是一系列AP1000反应堆中的第一座，中国于2006年同意按许可建造这些反应堆。

作为协议安排的一部分，西屋的中方合作伙伴——国有的国家核电技术公司(SNPTC)被允许建造更小或更大的反应堆，随后可当作中国技术出口。理论上，这将让中国建立核电出口产业。

该协议还包括随着更多反应堆的建造，开发一条核部件供应链。这本应有助于刺激美国核反应堆建设的复兴，自1979年三里岛灾难后，该行业走向衰落。

但即将爆发的贸易战对上述初衷造成打击，核反应堆部件位列美国威胁要征收关税的中国出口商品清单上。

西屋公司设计的前四个试点核电站建造的延迟，也让中国的两家核电集团——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CNNC，简称中核集团）和中国广核集团（CGN，简称中广核）——提出了自己的模型以填补空白。这些模型现已集成至华龙1号反应堆设计，中国总理李克强称其为中国制造业实力的“名片”，尽管它们尚未赢得任何竞争性的国际招标。

与此同时，美国两座反应堆的工程被搁置，西屋公司的母公司东芝(Toshiba)已就这些项目的相关损失减记了约90亿美元。

美国标准制定机构、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ASME)驻中国首席代表张强表示：“这是把双刃剑。美国关税可能既伤害了中国制造业，也伤害了美国自身。”

工程的延迟，及随后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堆芯熔毁，意味着中国不太可能完成最初交易设想的30个AP1000反应堆的建造。

译者/何黎

对于人民币可能再现2015年8月和2016年1月那种下跌的担忧，正让市场揪心。目前分析师们忙于解释人民币的跌势。

此轮下跌背后的一个解释，正在重新唤醒市场对中国焦虑的一个源头，即北京方面可能在故意让人民币走低，作为中美贸易争端中的一件工具。

“这非常可信，”晋新资本(Renaissance Capital)首席经济学家查理•罗伯逊(Charlie Robertson)表示。

通过一种汇率形成机制来控制人民币币值的中国人民银行(PBoC)如果确实在执行这一战略，那将使中美关系开辟一条新战线——汇率战。

从表面上看，6月份人民币汇率下跌3.3%听上去并不是特别大。目前1美元兑6.66元人民币，比2017年1月触及的1美元兑6.93元人民币的10年低点仍高出逾4%。

但是，汇率变动的重要性往往不在于幅度，而在于持续性和速度，而人民币在过去13个交易日中的11个交易日走低。

纽约银行梅隆公司(BNY Mellon)的西蒙•德里克(Simon Derrick)形容此轮下跌是“非同寻常的”，他称，6月份的下跌是中国外汇机制（其衡量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单月变动幅度。

伴随着此轮下跌的是中国股市大跌，而亚洲其他市场出现蔓延迹象，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发布的经济数据近期转向疲软。

面对这一局面，人们会忍不住把人民币下跌与美中贸易紧张升级联系起来。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中国中心(China Centre)研究员乔治•马格努斯(George Magnus)表示，人民币贬值正被当作贸易战武器的可能性“现在成了一个额外的担忧……不管它是否属实，人民币疲软都助推着这种猜测”。

如果人民币继续下跌，不用等太久，特朗普总统就会重拾他曾多次重复的指责，即中国正在压低人民币汇率以获得贸易竞争优势。就在今年4月，他还发推文称，正当美国加息，中国却与俄罗斯一起“玩货币贬值游戏……不可接受！”。

但是，也有理由不把人民币下跌完全归因于贸易争端。其他因素也可以解释人民币近期走低。对信贷的限制导致中国经济放缓，同时中国央行似乎放弃了紧跟美联储(Federal Reserve)收紧政策的战略。

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的汇率在普遍走高。据法国农业信贷银行(Crédit Agricole)外汇期权交易主管安德鲁•苏佩尔(Andrew Soper)介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跌势滞后于其他货币，“但是步伐和噪声已经上来了。与亚洲其他货币相比，它近期肯定是在追赶。”

无论近期的下跌是出于什么原因，中国央行已从2015年和2016年的人民币贬值中汲取了教训。那两次，中国央行失去了对人民币的控制，结果造成资本外逃和大规模股票抛售。

正如瑞银(UBS)的余修远(Geoffrey Yu)所说，“他们不会支持那种波动。那是他们想要避免的情景。”

那种危险在政策制定者的意识中处于最重要地位。根据野村证券(Nomura)对人民币风险偏好的衡量标准，钟摆正大幅摆向可媲美2015-16年失控期的风险厌恶水平。

“中国现在最不想看到的一件事就是再度出现资本外逃，”马格努斯表示。他补充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是“信心的一个关键象征……它越往下跌，而且跌得越是无序，贬值形成势头、以至于就连中国人民银行也难以遏制的风险就越大”。

然而，几乎没有迹象显示中国央行试图遏制人民币下滑。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努力证明自己是一家具有进步意识的央行。余修远表示，“与过去它（为控制人民币而）采取的措施相比，有关方面现在更愿意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

其次，即使它确实觉得有必要控制人民币，选项也是有限的。动用储备来买入人民币是代价高昂的，而且并不能保证成功。它可以收紧资本管制，但在市场看来，那将形同倒退。

第三，本币贬值加上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短期利益：这将提振流动性，支持中国的出口企业，并有助于支撑已跌入熊市区间的中国股市。

面对一个令人不快的选择（是支撑人民币，还是将其用作贸易战武器），中国人民银行可能在走一条中间道路。纽银梅隆的德里克表示，他认为中国央行眼下对人民币采取“良性忽视”的政策，而马格努斯表示，他预计人民币将在未来6至9个月期间跌破1美元兑7.00元人民币大关。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也在向客户发出这个方向的指引。

“我预计中国人民银行会指引人民币下行，目前阶段谨慎推进，甚至时不时地支撑人民币，”马格努斯表示。但他不排除中国通过本币汇率来升级贸易争端的可能性，无论那将给世界市场和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美中贸易争端的基调将决定美中汇率战会否发生。

译者/和风

美国债券市场正在告诉我们一些事情，但我们还不清楚这些事情到底是什么。

自2016年末以来，2年期美国国债的利率（或称收益率）一直在攀升。但10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的涨幅要小得多。其结果是，这两种国债收益率之差，即“期限利差”(term spread)，已缩小至低于40个基点。用交易员的话说，这意味着“收益率曲线趋平”，这在过去是经济衰退即将到来的强有力预兆。今天情况仍是如此吗？

2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上涨的原因很可能是，市场正日益认定，美联储(Fed)将继续每季度加息约25个基点，直至2019年底。

目前美国的通胀水平接近美联储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劳动力短缺开始浮现，一些财政刺激措施尚未出台，而美联储的政策制定者们相当明确地表明，他们不会因市场波动而改变计划。美联储主席杰伊•鲍威尔(Jay Powell)也暗示，他认为大多数新兴经济体能够挺过美国加息。

考虑到美联储发出的强大信号，美国长期国债利率为何不随之上涨？

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是，欧洲央行(ECB)和日本央行(BoJ)还在继续推进各自的量化宽松。仍在大量涌入长债市场的大量资金也许在压低收益率——毕竟，5年期德国国债的收益率为-0.3%，而10年期日本国债的收益率为零。

然而，如果市场价格是基于将要发生的变化，那么美国长债收益率应该上升；这些变化包括，美联储正在加速缩减资产负债表，美国政府赤字正在扩大，欧洲央行将在年底结束量化宽松，诸如此类。

或许只需要等待一段时间，美国的长债收益率就会开始上扬。我本人肯定是更倾向于这个解释的。另一种解释是，美联储政策制定者在他们应该收紧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上判断有误，逐渐放缓的增长最终会导致他们暂停，甚至削减利率。期限利差之所以较低，是因为它正在计入经济衰退的前景。

那么，增长遭受打击的可能原因有哪些呢？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无疑是美联储的过度紧缩。持续多年的低息和宽松信贷导致企业和一些主权国家借入了大量资金。在美国，对借款人约束极少的“低门槛贷款”(covenant-lite loan)的规模显著高于危机前水平。尽管加息抬高了新债的利息成本，但流动性收紧的问题可能更令人担忧，因为这将使借款人更难滚转现有贷款。据麦肯锡(McKinsey)估计，接下来5年将有10万亿美元的企业债到期。如果投资者认为企业债或者主权债将会出现的偿债困难会使增长放缓，由此引发资本逃入安全资产，那将有助于解释美国国债收益率为何较低。

全面贸易战争将要爆发的说法可能是投资者担心衰退即将到来的另一个原因。然而，这在时间轴线上说不通。在中美开始谈论要向对方的商品征收关税前，期限利差就已开始收窄。而且从计量经济学角度进行估算，一两轮关税上调的影响并不大。但这些模型没有考虑到全球供应链是紧密相连的。况且，贸易战阴影对商业情绪的影响，以及笼罩在投资项目上的不确定性，都将是可观的。贸易战的代价是高昂的。

谈判或许能够防止冲突的爆发。遗憾的是，美国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或许美国正在寻求反制《中国制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计划中在其看来不公平的元素，该计划的目标是让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和芯片制造等领域增强自身实力。美国的不满还包括中国企业获得国家补贴；中国政府对海外企业施压，要求它们分享技术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交换条件；以及中国政府对知识产权窃取的纵容乃至协助。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方法是与其他抱有类似担忧的工业国家联合起来，共同与中国谈判，把惩罚当作最后的选项。

然而，特朗普政府的第二个可能的目标是，通过全面打击美国所有贸易伙伴的“不公平”做法，在11月的中期选举前巩固其政治基本盘。这让美国的第一个目标更难实现。另外，没有哪个国家希望被外界看到在威胁下做出让步，尤其是在强势领袖日益成为主流的当今世界，这使贸易冲突更有可能爆发。

这就引出了最后一个令人担忧的理由。中国正在清理其金融体系，考虑到中国金融体系中积累的债务，这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作。增长已经放缓，风险较高的贷款的成本正在上升，违约也在增加。中国当局正努力在整个体系中分散损失，但这需要谨慎管理以避免恐慌。如果中国在重构金融体系的过程中陷入贸易战，中国的困难可能会外溢到海外市场。

在政治人士并未提供太多帮助的情况下，世界经济终于好不容易从金融危机中恢复了过来。让我们祈祷政治人士不会把世界经济送回急救室。

本文作者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金融学教授

译者/徐行

最近因为中美贸易摩擦在升级的缘故，有不少中国朋友请我讲一讲过去日美贸易摩擦的经验。我是这样回答的，“1980年代的日本工业很强。钢铁、家电、汽车、半导体……一个一个地直逼欧美的同行。当时的通产省贸易行政的最大的工作就是斟酌和照顾对欧美各国的出口，即实施出口的自主管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

当时的日本通产省(日本经济产业省前身)以推进“产业政策”著称（编者注：作者1980年进入日本通产省，工作多年），尤其是振兴特定的产业（目标产业政策，targeting policy）很有名，汽车和半导体被认为是其产物。然而到了1990年代，日本不再继续实施目标产业振兴政策，也没有发生过很大的贸易摩擦。

原因首先是因为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进入“失去的十年”，国力逐渐地下降，但是更大理由在于，日本在1980年代追赶上了欧美发达国家。

实现二战后的复兴和追赶欧美国家，是日本政府和国民的共同目标。随着日本在1968年GDP成为世界第二，此后过了十几年进入1980年代，日本国民在生活、技术、文化等方方面面感到经济成长带来的富裕化。

当然，相比美国，日本还有很大的差距。但考虑到日本的规模，超过美国几乎不可能，因此追赶上欧洲各国，日本人就感到差不多实现了目标。

追赶上欧美国家后的日本，就没有产生整体国民都拥有的“国家目标”。在实现二战后的大目标后，国民的目标也开始多样化。作为人的心理和国家的发展轨迹，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发展趋势。

那么，现在中国如何呢？

最近中国“新经济”发展迅猛。尤其是人工智能（AI）、大数据等数据产业和电动汽车（EV）等发展令人瞠目。因此，自认为世界第一的美国产生了“要输给中国”的焦躁感和戒备感，被称为“第二次史普尼克（Sputonik）危机到来”就是暗示此事。

“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版“目标产业振兴政策”。中国在3年前发表时，美国并没有在意这个政策，现在非常戒备，以至于特朗普政府也在要求中国修改此政策。在这三年中，美国也应该觉察到中国技术实现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吧。

如此看来，现在中国的“新经济”和1980年代的日本经济非常相似。尤其在国家主导的振兴政策的扶持下，中国在未来的主要产业领域是否会“独获全胜”，这和30年前一样，让欧美国家感到不安和反感。

30年前的日本和将来的中国所走的道路，从今后要出现不同。

日本在得到“追赶”上欧美的满足感后，没有国家统一的“国家目标”了，也不继续实施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但今后的中国依然还没有得到“追赶”上的满足感。因为，中国的目标锁定在美国。在去年秋天的十九大上推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间表给我的印象是，中国的目标不单单是GDP超过美国，而且在军事以及软实力上也要赶超美国，争取重新回到如200年前那样，位居世界第一的位置。欧美很多人也有同样的感觉呢。

如果这是中国政府和国民一致的目标的话，直到实现目标为止，不会罢手，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也会持续30年吧。

中国今后的道路，日本也不曾有经验。假设在1990年代，日本没有进入“失去的十年”，国力也没有衰退，并且继续实施“目标产业政策”的话，日本会在世界的自由贸易体制中被孤立。

今后的中国会怎样呢？因为规模和影响力之大，世界经济不能孤立中国，但取而代之会迎来自由贸易体制的终结。

这好比打麻将。如果一个人总是赢，剩下的三人就不想一去继续玩下去。体育竞技也是如此，特定的国家和选手总是赢，就会更改规则。自由贸易退潮后，虽然大家都会损失；就算如此，世界不允许中国“独获全胜”，这就是人类社会的潜规则——有人会反驳说即使是新经济，“中国独获全胜”的说法也太离谱了，但关键在于欧美人家如何感觉并反应。

实际上，自由贸易体制已经开始变质，不单单是美国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模式的保护主义。在美国的政策精英中，要求对“战略性竞争对手”中国实施更加严格的战略的意见已占多数，欧洲对来自中国投资的戒备感也在高涨。今后的世界，以“无差别（non-discriminatory）”原则和市场经济原理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制将衰退，之后“相互主义”和“安全保障”政策将占据主流。

今年4月，美国政府对中兴通讯拟采取严厉的制裁就是象征性的事件。IT作为零关税的象征，在自由贸易中最普及，因此成为全球供应链最发达的行业。如今的智能手机比30年前的超级计算机性能更高。如果自由贸易不发展的话，1000美元就可以买到智能手机的时代不会来吧。

这一制裁通过中美两国政府的谈判有望减轻处罚。但假如按照决定那样实施的话，和中兴通讯有交易的美、日、韩、台无辜的零部件厂家就会承受巨大损失。虽然无任何责任，但突如其来的不可预测的损失所带来的坏影响，比单方面提升关税还要大。

此外，中国判断“依赖美国半导体是危险的”，已经表示通过自主技术开发国产半导体，这也是对自由贸易的一个坏影响。如此可见，IT在“自由贸易”被取代之后，被不可预测的“安全保障”问题所左右，将成为“高风险行业”。

看到高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两会报告，我的疑问是，中国难道想国家目标实现的2050年为止，现有世界贸易体制会继续下去，只是世界老大换一个而已么？

那是不可能的。中国有继续实施振兴产业政策的自由，但是没有要求世界“不改变贸易体制”的权利。中国依旧持续产业政策的话，也应该考虑自由贸易衰退之后该怎么办。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津上俊哉任职日本经济产业省多年，亦曾出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经济参赞，现为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对美国和中国之间可能爆发的贸易战的影响与日俱增的担忧，已迫使股票基金投资者开始退场。

根据数据提供商EPFR的数据，投资者在截至6月27日的一周内从股票基金撤出297亿美元，这是自进入千禧年以来第二高的单周流出量。

这次撤离之前，华盛顿方面对5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关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还威胁称，如果北京方面做出报复，他将进一步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征税。

投资者退出股票基金，已影响到美国基准标普500(S&P 500)，该指数已从1月份的历史新高回落4.8%。与此同时，中国的上证综指(Shanghai Composite)已跌入熊市，比1月份的峰值跌落逾20%。

此外，在人们担心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贸易紧张可能还会导致货币战争的背景下，人民币上周下跌至今年以来最低水平。

股票基金资金外流所反映出的风险偏好恶化，也体现于市场对被视为最安全资产类别之一的美国国债需求不断增加。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指出，在其私人客户的资产配置中，美国国债的配置飙升至10年来最高水平。

一些投资者认为，目前的市场状况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如出一辙，令人不安。当时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公司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倒闭。作为回应，美联储(Fed)下调了美国利率。放宽货币政策助长了美国的科技股泡沫，泡沫最终在2000年破裂，造成了广泛的损失。

译者/何黎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6月份出现最大单月跌幅，令外界担忧，在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战中，北京方面准备把本币贬值用作一件武器。

从2005年到2014年年中，中国系统化地干预汇市，以削弱人民币的币值，北京方面被指责为本国出口企业寻求不公平竞争优势。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曾在2016年竞选期间重拾这些指责，尽管中国在那时已转向支持人民币以遏止资本外逃的政策。

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6月份下跌3.3%，这是自1994年中国建立外汇市场以来最大单月跌幅。分析师们表示，迄今这一变动似乎更像是市场力量（而非汇率战争）所致。话虽如此，他们警告称，人民币持续疲软可能进一步加剧贸易紧张。

“在两国贸易和经济摩擦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汇率变动比正常时期具有更大的象征意义，”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部负责人的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表示。

“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贬值可以作为一个罗夏墨迹测验(Rorschach test)。或者把它看作是人民币汇率更多地由市场决定的一个迹象，或者把它看作是北京试图向华盛顿发出一个信息，让对方明白自己的贸易战武器库中还有一件武器。”

今年早些时候，尽管美元相对于欧元和许多新兴市场货币走强，但人民币一直保持强势。分析师们表示，近期的下跌在一定程度上是追赶效应。

2015年末底，中国央行宣布将开始让人民币盯住一篮子全球货币，借此实现汇率稳定，结束单纯盯住美元的机制。那项政策意味着，在美元全面走强的时期，人民币应该随着其他货币一起走低。

“就目前而言，在中国努力管理人民币相对于一篮子货币汇率的背景下来解释人民币的波动相对容易，”曾担任美国财政部分管国际经济的副助理部长、如今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级研究员的布拉德•塞泽尔(Brad Setser)表示。

“但如果情况开始看起来像是有意识地大幅贬值以抵消关税影响，那么它引起注意的几率就会大得多。”

上周人民币下跌1.9%，这是其第二大单周跌幅，仅次于2015年8月中旬的一周，当时中国人民银行(PBoC)突然宣布一个政策变化，让人民币在一周内贬值2.8%，令全球市场震惊。

但市场对近期人民币疲软的反应更为低调，尽管——就像2015年一样——人民币下跌适逢中国股市出现抛售。在中国出现经济放缓迹象的背景下，6月份上证综指(Shanghai Composite)下跌8%。

研究机构TS Lombard首席中国经济学家Bo Zhuang表示，北京方面很可能拍板允许一次战术贬值，以便向华盛顿发出信号，但深度贬值将对中国产生反作用。

“许多市场参与者猜测……中国可能已将人民币武器化，决定用贬值来抵消美国关税的影响。我们不同意这种分析，尽管政策制定者正在考虑贬值，把它作为一个选项，”Bo Zhuang表示。

中国央行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动用大约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来抗击市场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Bo Zhuang告诫称，现在唤醒这些预期会有很大风险。

“人民币大幅贬值带来的任何好处，都将被负面后果远远超过：资本加速外逃、国内流动性收紧以及信贷压力可能加大，”他说。

译者/和风

布鲁塞尔方面警告称，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要以惩罚性关税打击汽车进口的威胁可能引发全球对高达3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展开报复。

英国《金融时报》是在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给美国商务部的一份书面材料中看到这一警告的，这是欧盟委员会首次对特朗普要对进口汽车施加惩罚性关税的威胁做出详细回应，欧盟各国越来越相信这位不可预知的美国总统将很快采取行动。

特朗普周日表示，在欧洲各国的对美贸易方式上，欧盟与中国“一样糟糕”。在接受福克斯新闻(Fox News)采访时，他拒绝了种种提议，包括他对欧盟的攻击会适得其反，以及他应该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来共同解决对华贸易问题。

特朗普说：“欧盟可能和中国一样糟糕，只不过规模小一些……他们对我们做的事情很可怕。”他援引了“汽车的情况”作为证据。

布鲁塞尔表示，美国对外国汽车和部件是否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调查，可能会使全球经济陷入全面贸易战，从而损害美国汽车行业的就业机会，该行业就业人数超过400万人。

突显欧盟对特朗普的对抗性贸易政策（已引发有关钢铁和铝的紧张）感到恼怒的一个迹象是，该文件表示此举“可能导致美国对国际法的再次无视”。文件表示，征收汽车关税不会被国际社会接受，并会“进一步损害美国的声誉”。

特朗普上月在Twitter上表示，如果美国出口面对的壁垒“不能很快被打破”，欧洲汽车制造商将会面临惩罚性关税。

欧盟官员强调，他们尚未就如何报复作出决定。但该文件警告称，欧盟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很可能……对显著数量的贸易”采取反制措施，可能涉及高达2940亿美元的贸易，占2017年美国商品出口的19%。该文件称，这些措施可能针对“美国经济的各个行业”。

译者/何黎

中美周期不同步，导致人民币面临周期性贬值压力。从当前中美经济运行的位置来看，中国经济在经历了2016-2017年的显著抬升以后正处于短周期意义上的放缓进程，而美国经济正处于周期高位。两边的货币政策取向分叉，中美AAA级三年期企业债利率差从2017年末的1.75%下降到目前的0.71%，其中半数来自美国企业债利率上升，半数来自中国企业债利率下降。这种环境下，中国会出现短期资本净流入下降甚至是资本净流出。这种资本流向的变化很正常，正如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中美利率放大会带来资本净流入增加一样。短期资本净流动的变化在短期内主导外汇市场供求变化，在当前人民币汇率定价规则下，给定美元指数不变，会带来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幅度减缓或者贬值。

人民币在这种环境下根据市场供求力量变化出现一定程度的贬值，发挥了浮动汇率对于宏观经济的自动稳定器作用。中国经济周期性走低，而美国经济处于周期高位，人民币顺应市场供求变化对美元贬值，恰好可以发挥到平衡两边经济的作用。这也是浮动汇率体制最大的好处之一。浮动汇率的另一个好处是随时随刻通过灵活的汇率价格调整释放市场供求压力，不积累压力就不会形成一边倒的单方向汇率变化预期，不会加剧资本流动，不会招致投机资本。

中美贸易纠纷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限于短期情绪冲击。影响短期外汇市场供求最突出的力量在于短期资本流动，短期资本流动里面活性最大的是国际收支平衡表当中金融项目下的负债方科目，尤其是中国居民从海外的贷款和借债。中美贸易纠纷如果让企业急剧缩减来自海外的负债或者加大力度偿还海外的负债，会对人民币汇率带来贬值压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没有明确的机制表明中美贸易纠纷会有这样的作用机制。即便出现中国居民减少外债的行动，驱动因素主要来自于中国企业盈利预期和中美资金面差异的变化，而并非中美贸易纠纷。中美贸易纠纷对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更多体现在短期的情绪冲击方面。

中国不应该也不会把汇率作为应对中美贸易纠纷工具。有一些报导猜测，中国把人民币汇率贬值作为应对中美贸易纠纷的工具。首先，这并不符合事实。近期人民币贬值并非货币当局引导，更没有货币当局的市场干预，而是货币当局坚守过去人民币汇率定价规则下的自然结果。市场供求变化带来了人民币收盘价弱于中间价，人民币自然就贬值了。其次，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已，会把中国拉进更糟糕的位置。刻意干预市场带来人民币贬值带来的是三输格局：给美国留下中国干预市场的口实，进一步激化中美贸易纠纷中的矛盾；对中国其他的贸易伙伴（尤其是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带来汇率调整压力和由此而来的抱怨；在国内市场造成汇率贬值预期的恐慌情绪和更大规模的资本流出压力。

无需过度担心人民币跌跌不休。与2014-2016年期间的中国面临的资本流出人民币贬值压力相比，本轮压力大大减缓。差异主要体现在几个层面：一是上一轮中国经济下行的背景是严重的产能过剩叠加周期行业下行，PPI持续为负五十多个月，大面积企业陷入严重困境，这一轮中国企业总体盈利情况好很多，这对外汇市场意味着中国的利率下行幅度不会很深，中美利差收窄幅度不会太大；二是经历了过去几年的人民币汇率波幅放大以后，企业对外债有了更多的套期保值措施，这对外汇市场意味着中国企业偿还外债的压力不会很急迫；三是不合规的资本外流举措得到了纠正。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经济总体还保持着低通胀、中高速增长以及低外债等基本特征，来自基本面的人民币贬值压力与一般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的货币贬值压力不可比。

对汇率超调保持容忍。与基本面价格相一致的汇率变化轨迹不是一条直线，是围绕着直线的上下波动。选择了浮动汇率体制，就必须要接受这种波动。没有这种波动的过程，就没有市场通过反复地试错最终把价格更大程度地贴近合理、均衡的汇率水平。对浮动汇率最大的担心是这种波动是不是过于剧烈，以至于严重破坏实体经济。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如果经济基本面健康，没有严重的外部危机，经济供给面的弹性尚好（开放、成熟的工业经济体，而不是过度依赖单一产品出口或者进口的经济体），浮动汇率体制下的汇率波幅不会过于剧烈。实践当中，采取浮动汇率体制也不意味着宏观管理当局完全放弃市场干预，而只是对波动浮动有很高的容忍度，轻易不出手。对人民币汇率过于剧烈波动的担心更多来自危机心态和情绪，而并非经济基本面。

没有中美贸易纠纷，中国需要走向浮动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了中美贸易纠纷，中国就更应该坚守不轻易干预外汇市场，不搞额外的资本管制。随时通过汇率价格变化释放外汇市场供求压力才能避免单边贬值预期，这是避免资本过度流出、稳定市场信心的基础保障。接下来几个季度人民币再次面临考验的时候，给汇率波幅留足空间，绝不轻易干预市场，人民币走向浮动汇率形成机制就经受了考验，获取了市场信心，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又将前进实质性一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贸易战谈谈打打，开放再度成为焦点。

6月末，中国官方连续发布2018年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与自贸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从目前公布领域来看，不仅涉及了商业银行、船舶与飞机制造、电网和部分农作物种子生产等多个领域的外资股比限制，而且预计分别2021年和2022年，金融和汽车行业也会放开。值得注意的是，两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长度也出现大幅瘦身。

清单内容超出市场预期，甚至公布日期都比预期提前，应该怎么看待？

是战术性举措，还是中国二次开放的先兆？

毋庸讳言，这一政策的出台与国际压力有关。

6月最后一周，关于美国是否退出WTO消息不断发酵，甚至特朗普也亲自出面澄清，说自己只是控诉不公平。年初我参加第一财经头脑风暴电视节目，主持人问今年可能面临最大灰犀牛，我就说美国退出WTO。

为什么这一消息如此重要？因为美国一旦退出WTO，意味着中国将直接与美国谈判，艰难程度肯定超过在WTO框架内。

当天有贸易专家在场，都认为不太可能，而且觉得中国有谈判本钱。现在来看，多数专家们低估了中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低估了中美实力的差距。

到今天，美国是否今年真的退出WTO已经不重要，一些评论控诉的美国如何蛮横，如何单边主义等等，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真实世界坐标系的改变。

那就是美国立场出现了明确的转换。美国朝野觉得，以前都是美国在支撑世界秩序，出力出钱，却吃力不讨好，这事并不划算，这种看法日渐成为主流，行动也在逐步落实。

这一立场的转变，立即呈现为中国面临的巨大压力。

WTO争议要点

中美立场差异的一个焦点，在于中国是否履行了WTO承诺。

中国方面，于6月28日发表《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这是中国首次就这一问题发表白皮书。中方表明自身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律体系、履行货物贸易领域开放承诺、履行服务贸易领域开放承诺、履行知识产权保护承诺、履行透明度义务等方面为履行承诺付出巨大努力。文件很长，我在《徐瑾经济人》做了摘要，总结一下，白皮书核心在于阐明中国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愿景与行动，表示中国做了不少贡献，履行了WTO承诺。

对此，海外看法并不一致。我曾在专栏也列出美国鹰派的看法，对中国履行承诺的评价非常负面。以前因为不少在华企业的游说，美国鹰派的看法对政策影响不大，但到今天这种看法在美国从上到下，日渐占据主流地位。

困难的是，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并不孤单，不要忘记是欧洲、日本率先决定不赋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国内人不少人建议联合欧洲反击美国，这看起来很美好，其实有些一厢情愿。欧美表面再吵闹，不过是茶杯中风暴，基本盘不会改变，那就是他们是“血浓于水”的盟国关系。退出WTO不说，说不定回头就搞一个G8内部一体化，到时候中国更难办。

相对公允的看法，正如学者马晓野的分析所言，核心内容中美双方理解的对等是不同的，不仅仅有互惠那么简单，而是条件对等。

外围压力之下，开放措施出台。最直接的效果，无疑对于中国消费者有利，但对于生产者最终也是好事，开放表面带来了竞争，但长期肯定是利好。

再谈中美误解、理念与利益

再进一步，有读者在公号《徐瑾经济人》就问，这会是中国版么明治维新么？我的答案是不太可能。

为什么这样说？今年恰好是日本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周年，回看当年的明治维新，无疑于从内到外的脱胎换骨，痛苦与激烈程度宛如哪吒“剔骨还父剜肉还母”。

而今日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巨大成就，从领导层到民间都有“大国崛起”的骄傲与自豪，不仅有道路自信，也有民族复兴的伟大期许，与明治维新痛苦的自我革命不可同日而语。对中国来说，更多地是与美国的斗争，而不是与自我的战斗。

我曾提及中美贸易谈判有三向度，误解、理念与利益，今天仍旧存在。

先说误解，曾经的WTO谈判，被认为是狼来了；更早美国的“门户开放”，其实本意是最惠国待遇。今天，中国讲WTO承诺，美国讲“对等”，大家的语言仍旧不在一个频道。

再看利益。按照世贸组织最新预测中表示，预计2018年全球贸易额将增长4.4%，比去年略低，但也算不错了，而如果中美继续贸易战，世贸组织预计将会影响贸易表现。

从利益而言，中美合则两利，分则两害，这一点双方并无分歧。上面所谈利益可以谈，但是认知框架如果彼此不同，其实很难。

从历史看待未来

回顾一下，西方企业对于中国营商环境的抱怨，并不集中在关税上，而是市场准入与知识产权等方面。

当年日本和世界贸易纠纷起步时候，面对外界要求放宽贸易限制的要求，日本关税壁垒的确逐步消除。日本人也在非关税壁垒上动了不少脑筋，最典型案例技术为拒绝法国的滑雪板，就借口日本的雪不同而彬彬有礼地拒绝，更不用说各种地方割裂以及行政拖延等等手段。

不过，这种手段的结果我们也知道了。最终不仅激怒了贸易伙伴，而且种种精心安排的所谓保护生产者的政策，不仅牺牲了日本消费者利益，最终也没有拯救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

不说日本，其实当年鸦片战争也是一样。我在《白银帝国》中写过，冲突本质不在于鸦片，而在于白银，更是天朝秩序与国际秩序的冲撞。在鸦片战争之前，冲突的导火索已经埋下，那就是当时粤海关的腐败。清朝的关税并不重，但是关税之外各类明暗贿赂让英商不堪其扰。英国马嘎尔尼去见乾隆，名为贺寿，其实就是告御状。大清固然不想打战，英国国内反对声音也很大，各种外交协商途径都使用殆尽之后，最终才不得不走向战争。

经济学告诉我们，嘴上怎么说不重要，关键看人的行动，对政策也是要如此解读。开放甚至贸易战，对经济并不是坏事，但对政治不确定影响却很大。可以肯定的是，以前模式玩不转了，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改变都是必须的。

历史告诉我们，明智的决策是主动地、全面地、战略性地改变，相反的决策，被动的、战术性的、头痛医头式的举措却不会产生好结果。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亦为经济人读书会创始人，近期出版《白银帝国》、《不迷路，不东京》，公号《徐瑾经济人》。

中国减少了限制外资进入的产业部门的数量，这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贸易战前增强自身对外国企业的吸引力。

这份清单的公布比预期提前了两天，此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本周暗示，他将放弃限制中国对美投资的计划。

中国最高规划机构国家发改委(NRDC)放宽或取消了商业银行、船舶与飞机制造、电网和部分农作物种子生产等领域的外资股比限制。

清单内容还包括先前公布的承诺：到2021年取消某些金融服务领域、到2022年取消汽车制造业的外资股比限制。

译者/何黎

中国政策制定者终结对刺激措施上瘾的决心面临考验，18个月来的降低风险行动开始影响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中美贸易战的鼓声越来越响。

尽管关税威胁主导着头条新闻，但分析师们表示，内需不断放缓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尽管有关税威胁言论，但今年以来中国出口保持强劲，截至5月增长13%，高于2017年8%的增幅。

但是，固定资产投资（包括新建筑、机械和基础设施支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驱动因素）在今年头五个月的年度增速是自至少1995年以来最缓慢的。同时零售额增长速度降至2003年以来最低水平。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本周触及六个月低位，而上证综指(Shanghai Composite)在6月份下跌10%。

上周末，中国人民银行(PBoC)下调了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释放7000亿元人民币（合1060亿美元）用于新增贷款和投资。

中国央行坚称，货币政策仍是“稳健中性”的，但降低存准率是一系列微妙宽松举措（包括以其他形式向经济体系注资）中的最新动作。

“宏观经济政策永远不可能搞绝对主义，”光大证券(Everbright Securities)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表示。“去杠杆化政策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具有灵活性和实用性。从外部来看，贸易存在风险，而在内部，信贷增长相当缓慢。经济的下行压力相当大。”

中国领导层已承诺将风险控制和增长质量置于短期刺激措施之上，此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监督组织到党内领导人，各方就债务增加和投资浪费的风险发出了越来越尖锐的警告。

但在过去10年中，当削减债务与经济增长目标发生冲突时，政策制定者就会放弃这些优先任务。

在过去18个月里，他们能够在去杠杆化方面取得进展，尽管经济增长保持惊人的韧性，但分析师们表示，这种局面是不可持续的。

政府背景的智库——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NIFD)本周发布一份报告，警告债券违约、人民币贬值、流动性紧张、美联储(Fed)加息以及中美贸易紧张相结合，可能引发恐慌。

报告称，“我们认为，目前中国极有可能出现金融恐慌。”

股市下跌是一个迹象，表明当地投资者担心经济增长放缓，而且尽管有“降准”措施，他们仍不相信当局将出台重大刺激措施来提供救济。

华盛顿的批评人士可能将人民币走低视为北京方面的贸易攻击。但分析师们表示，这主要反映了美元上涨以及市场担忧美国关税对中国贸易顺差的潜在影响。

的确，中国央行周三似乎为了支持人民币而干预汇市，此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六个月来首次跌破1美元兑6.6元人民币水平。中国央行很可能会对人民币跌势失控感到不安，因为那将再度引燃北京方面在2015年和2016年竭力遏制的资本外逃。

“我不认为中国会将汇率作为武器，”麦格理资本(Macquarie Capital)经济学家胡伟俊(Larry Hu)表示。

“美元价值是人民币的锚，但如果目的变成贸易战中的报复，那就没有锚，贬值预期可能会像2015年那样自我强化。那对中国央行来说是最糟糕的情景。”

分析师认为，经济增长放缓有很大一部分是政策的结果。随着中央政府整治失控的借款，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支出急剧下降，导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北京策纬咨询公司(Trivium)经济学家安德鲁•波尔克(Andrew Polk)表示：“疲弱的数据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支出疲弱驱动的，那是（中央政府政策）造成的另一个情况。所以他们不可能太意外。”

最新宽松措施说明，中国央行正寻求将适度刺激与企业去杠杆化和结构化改革相结合。

中国央行表示，将从“降准”获得5000亿元人民币注资的大型银行，必须将这些资金用于旨在削减大型国有企业债务的债转股计划。

对于将获得剩余2000亿元人民币的中小银行，这些资金应该被用于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这些企业为中国经济贡献大部分产出和就业，却难以获得银行贷款。

分析师们表示，这些要求将难以执行，因为注资扩大货币供应量，而监管机构无法轻易监测银行如何部署资金。

但当前政策仍与2009年至2010年、以及2014年至2016年期间的那种大力度刺激相差甚远。那种刺激将要求削减基准利率，并全面放松非正式的放贷额度。

“去杠杆化仍是今年的首要任务，”麦格理资本常驻香港的中国经济学家胡伟俊写道。

“很明显，中国人民银行不希望发出过于强烈的宽松信号。因此，它将此次降准称为‘定向降准’，面向‘债转股’和‘支持小微企业’。对政策制定者来说，使用‘宽松’这个词还为时过早。”

译者/和风

中国为自己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承诺的表现进行了辩护，在美国疏远多边机构之际把自己呈现为国际贸易中负责任的合作伙伴。

在周四发布的一份白皮书中，中国政府将矛头对准了美国抬高外国商品关税以及加强对中国投资审查的种种措施，重申了反对贸易限制的立场。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周四表示，任何WTO成员采用限制贸易的做法都不符合全球经济的利益。他还称，以国家安全名义采取的措施只能在“例外情况下”使用。

特朗普政府正在针对其所称的中国的不公平做法采取行动，而中国是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

王受文表示，如果每个成员国都效仿美国，用例外条款限制进口，那么WTO的协定将难以执行。

北京方面还在发展自己主导的国际架构方面迈出了新的一小步，宣布设立国际商事法庭，对“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和投资倡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商业纠纷进行仲裁。

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是中国为境外出现的商业问题提供的为数不多争端解决平台之一。中国商务部已宣称有权根据中国的反垄断法审查国际并购交易。

中国商务部一直积极与多边机构合作，包括培训其谈判代表熟悉WTO日内瓦听证会的规则和策略。王受文指出，中国在被起诉的41起案子中，都尊重了WTO的裁决。他表示，中国没有一个案子因为不履行WTO的裁决而被其他成员起诉。

他还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进行了辩护。在外国投资者的压力下，中国设立了由受过专门培训的法官组成的专业化知识产权法院。国际律师称，中国的执法状况有所改善。

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周四宣布，新的国际商事法庭将在南方科技中心深圳和西北工业城市西安设立。

刘贵祥表示，新设立的国际商事法庭不受理涉及外国政府的纠纷，从而避免与WTO或现有的国际调解程序产生冲突。

美国德杰国际律师事务所(Dechert)驻北京律师陶景洲表示，这些新设立的法庭可能为新加坡、香港、巴黎、伦敦或纽约的商业仲裁法庭提供一个更高效率的替代选择，那些法庭可能涉及冗长的程序。“如果它们能显示出自身的独立和公正，那它们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替代选择。”

译者/申凯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打响了贸易战中的第一枪（“打贸易战很好，也容易取胜”）。谁最有可能受到伤害？特别是，当特朗普第一次开始拍打军刀时，我们中的一些人说，那些执著于保护主义的人很快就会面临将话语转化为行动的巨大代价，这样说对吗？

看上去非常对。本周不可错过的新闻是，欧盟的报复性关税——这是布鲁塞尔为回应特朗普对欧洲钢铁和铝征收关税而推出的——促使哈雷戴维森(Harley-Davidson)将销往欧洲市场的产品转移到美国以外生产，以避免被征进口关税。哈雷表示，欧盟的关税将让每辆摩托车的成本增加2200美元。这不是特朗普贸易战导致自己人遭殃的唯一例子。

明白这一点很重要：这不仅是欧盟大举报复的问题。它将符合特朗普的叙述，他可以不无道理地主张，美国能够让别人吃到比自己更多的苦头，因此它会“赢”。但美国总统的保护主义将在三个方面损害美国人利益，别国的报复性进口关税只是其中一个。

他一手造成的还有钢铁和铝的成本提高，这直接影响了哈雷戴维森和其他消费金属的行业的利润。（以钢铁和铝为生产原料的美国企业，肯定比生产这两种金属的企业的生产效率高多了——这正是钢铁和铝生产商希望得到保护的原因——所以关税损害了美国人的长处，并使得他们生产更多自己相对不擅长生产的东西）。

最后，同时也是人们最未充分理解的是，如果其他国家在不包括美国的自由贸易协议中降低它们彼此的贸易壁垒，那么美国出口商在这些市场上的竞争力就会降低。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例如：日本的摩托车（欧盟正在废除对日本摩托车的进口关税）现在有望抢走美国企业的市场份额。同时，欧盟刚刚公布了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行贸易自由化谈判的谈判指导方针。也许哈雷戴维森应该重新考虑关闭其澳大利亚工厂的决定。

中国呢？它也在玩关税游戏——注意它如何对来自亚洲贸易伙伴的大豆降低关税，同时提高对美国大豆的进口关税——但它的地位不那么有利。这是因为中国的进口远低于出口，并且它不愿意拿出与大型经济体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所需的那种国内改革和政策承诺。

布拉德•塞策(Brad Setser)研究了中国还可以做些什么来让美国人为特朗普的贸易战承担苦果。他主要研究了北京抛售其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的威胁，并认为答案是，中国可做的“不那么多”。正如他正确地指出的那样，美联储(Fed)可以轻松接盘中国决定出售的无论多少债券，以保持利率适中。

然而，这不是故事的结局。如果中国将持有的低收益债券转换为高收益资产，或者奉行完全不为美国经济融资的政策，那么美国经济将需要支付更多资金来负担其经常账户赤字，或者降低其国际投资头寸。美国指定能以低廉利率借入外债的“极大特权”，可能会反过来导致其他地区要求提高持有美国资产的收益率。如果这导致美元贬值和赤字减少，那可能还可以持续，没准儿还正合特朗普的心意。但他的政府并不打算收紧腰带，所以收紧腰带的就只能是私营部门了。这意味着要么美国公司减少投资，要么美国家庭减少消费。

这里有一个更大的主题。特朗普可能从贸易战的影响中得出结论：关税的效果符合预期。如果欧盟的报复性关税能够让哈雷戴维森将生产移出美国，那特朗普自己的保护主义肯定可以让其他生产迁入。而就现在而言，他的支持者似乎同意这种看法。特朗普的一些顾问的明确目标是让供应链回归美国。他们——还有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可能会认为，一个所有经济体（至少所有大型经济体）都主要为本国市场生产商品的世界，比我们现在这个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体更好。

至少在他们看到要付出的代价之前，他们都会这样认为。自上世纪80年代起，全球生产链的崛起改变了贸易的性质。全球生产链的崛起有充分理由：大洲或全球规模的生产，比国家规模的生产效率更高。结果是，要小心你许的是什么愿。如果特朗普让美国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那么这个经济体的生产率会低得多（比它潜在能够达到的生产率以及它的竞争对手的生产率都要低）。这意味着生活水平会下降、日益明显地落后于世界强国、社会变得没那么和谐——人们为如何切分一块变小了的馅饼争执不下。最终，甚至他的选民也会对这么多的胜利感到厌倦。

译者/裴伴

令世界担心的中美贸易战，终于在美国的主动发起之下开打。

6月15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一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清单，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产品征收25%的附加税。中国政府对美国的“变脸”立即给予了回击。在美国政府公布对华500亿美元商品加征额外关税的清单6小时内，中国政府于6月16日晨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

中国政府对美国此举十分恼怒。中国官方媒体称，中美磋商带来的和平氛围还未散尽，美方公然抛弃来之不易的共识，玩起反复无常的“川剧变脸”。在此背景下，中方不得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官方媒体称，面对美方的恫吓逻辑，中方不会退缩。

客观来看，特朗普政府坚持对中国开打贸易战，这是个风险极大的多输决策。不仅会直接给中美两国带来贸易伤害，还会与当前复杂的全球贸易乱局叠加，在破坏全球化规则的同时，很可能对美国经济形成强烈的反噬。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显示，如果全球爆发小型贸易战，即关税增加10%，大多数经济体的GDP将减少1%至4.5%，其中美国GDP将损失1.3%；如果全球爆发严重贸易战，即关税增加40%，全球经济将重现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美国世界贸易咨询公司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钢铝关税将令美国钢铁和铝业增加约3.3万个就业岗位，但同时将导致依赖进口钢铝产品的其他行业损失约17.9万个工作岗位，因此新关税预计将导致美国净损失约14.6万个工作岗位。

美国发动的贸易战直接冲击中国，由于这一问题已涉及到中国在贸易、外交、国内政治等多个方面的底线，中国政府毫无疑问要进行坚决反击。从策略上来看，对于中国来说，一旦被迫要付出高昂代价来开打贸易战，就需要让习惯于“交易思维”的特朗普感受到贸易战的“痛”，必须让美国市场、美国消费者、美国选民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才能产生制衡特朗普政府的力量。否则，特朗普政府还可能在未来启动更大规模的贸易战。

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场不可避免的贸易战？除了直接的贸易回击，中国是否还能从反击中赢得更多东西？这是过去不擅长应对国际争端的中国政府部门需要认真思考的。我的建议是，中国需要优雅地反击美国的贸易战，最大程度地把这场危机转化为为中国赢得大国尊严和利益的行动。

反击美国的贸易战是一场系统行动，一些重要的可供思考的点，可能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直接的贸易回击，如加征惩罚性关税、投资并购限制等。（2）贸易谈判，边打边谈，边谈边打。（3）扩大国际“朋友圈”。在与美国打贸易战的同时，中国要在全球化价值观基础上，争取到更多的国际支持，扩大更多的国际“朋友圈”。（4）国际国内的舆论表达。这实际上是一种与国际和国内的沟通，其中的重点应该放在国际沟通上，用合适的方式、语言来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得到国际舆论的支持，不能自说自话。（5）找到正确的理论框架，用专业的方式来分析国际贸易问题，为中国的全球化之举找到理论支撑。在上述各个方面，关键是沟通，沟通语言、沟通方式、沟通策略不同，沟通的效果会相差很大。

观察目前中国国内对贸易战的舆论，会发现其中有很大的问题。国内的相关舆论普遍偏激，赌咒发誓式的表达非常普遍，比如：“美国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从美国贸易战看其霸权嘴脸”，“美国别玩火，玩火必死”，“1000亿美元吓唬谁呢？中国不是吓大的”，“要打贸易战，中国奉陪到底”，“如果美方任性妄为，中方将依然亮剑”，“美国止损的唯一出路是悬崖勒马”，“就要是打在美方利益的七寸”，“中国打的是一场贸易自卫反击战”……坦率来看，这些用词和表达都是典型的中国式语言，只有中国能看懂，恐怕主要也是说给中国人听的。可以肯定，这类表态在国际舆论界很难有人听懂，即使其他国家反对美国的贸易立场，也很难认同这些赌咒发誓式的表达，愿意与中国站在同一阵营。

如果对民间“愤青”式的舆论难以控制，那么在官方宣传中应该有显著改进和提高。但很遗憾的是，即使在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中，也很难避免上述赌咒发誓式的表态，或者重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低水平套话。其实，如果多下一点功夫，不难找到出现类似国际争端时的体面表达。

我要强调的是，改进贸易战中的舆论宣传，并非只是在言语上一争长短，更重要的是，这还关系到中国在国际上扩大“朋友圈”，关系到中国是否能以优雅的反击来赢得国际尊重和大国形象。为了扩大中国的“朋友圈”，中国付出了巨大努力，推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倡议，加强了对外投资和金融援助，在国际经贸合作中让渡了不少利益。如果在舆论上继续使用这种本土宣传式的“方言”来回答世界性的疑问，其结果必然是“自我对冲”，让中国所花的很多钱打了水漂，还得不到想要的效果。

对于中国的外交、宣传、商务等部门来说，应该意识到，赌咒发誓、粗鲁、感情用事都赢得不了尊重，现在的中国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尊重。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在国际贸易纠纷问题上，维持一个大国的体面、优雅和尊严，非常重要，不能被舆论中的歇斯底里所蛊惑、所诱导。中国在反击贸易战的过程中，应该用国际语言，而不是用地域性的攻击性词汇；应该尊重和利用国际惯例和国际规则，而不是自定规则；应该尽量寻求经济与全球化领域的共同价值观，而不只是中国的一家之言；应该更多展示开放来体现国际合作的诚意，而不是褊狭地就事论事；应该基于理论创新和理论框架，去分析问题，去解释原理，去沟通和交流观点，而不是翻来覆去地喊口号；应该理解多边贸易体制和全球融合新趋势下的规律，而不是停留在陈旧的观念上。

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对经济崛起的中国是一次严峻挑战，但也是一次展示中国理念和中国形象的机遇。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在贸易战中占有更多的道理，因此更需要优雅地反击，赢得更多的国际尊重。

（注：作者系安邦智库首席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一项关键的中国股指周四收于一年来新低，人民币也进一步走低，这是因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放弃限制中国投资的做法，未能令人们对美中贸易关系紧张和中国经济本身日益加深的担忧得到缓解。

由在上海和深圳上市的大公司组成的沪深300指数(CSI 300 index)下跌了1.03%，收报于2017年5月以来的最低点位。在这个行情波澜起伏的交易日内，沪深300指数开盘一度大跌1.1%，然后逐渐上涨，至午盘时上涨0.3%，接着在最后交易时段再次下跌。

此前，特朗普在周三放弃了对中国对美投资施加新限制的计划，听从了支持商界的顾问们的意见。这些顾问警告称，赶走外国企业将损害美国经济。

然而，随着中国股市对这一消息不予理睬，抛售行情继续。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引发的担忧，加剧了投资者目前对于信贷紧缩和中国经济数据勉强过得去的担忧。沪深300指数收于3,423.53点，较1月26日触及的2018年盘中高点4,403.34点跌去约22%。

周四，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涨跌互现，其中能源类股票上涨，因为周三的油价上涨缓解了中国股票被抛售的影响。香港恒生指数(Hang Seng)收涨0.3%，东证指数(Topix)收跌0.3%，悉尼S&P/ASX 200指数(S&P/ASX 200)收涨0.3%。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继续下跌至2018年新低，一度下跌0.3%，至1美元兑换6.6212元人民币。有迹象表明，中国央行已开始允许人民币贬值，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日益升温的中美贸易战。

译者/何黎

中国股市的抛售被归咎于中美贸易战，但中国的问题暴露出来不是一天两天了，问题的根子也深得多。

早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对总额达数千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之前，中国国内持续推进的信贷紧缩，以及中国经济数据的平凡表现，就已经为中国股市的抛售埋下伏笔，而关税的相关纷扰只不过放大了黯淡的市场情绪。

中国的主要股指——上证综合指数(Shanghai Composite)两年多以来首次跌入熊市区域，在本周三再度下跌1.1%。

2016年初的上一次大规模抛售是一系列糟糕的经济指标引发的。分析师表示，这一次则是中国的各种引起担忧的问题促使投资者对中国股票的热情突然冷却——从中美之间日益升级的贸易战和海外项目的失败，到信贷收紧和机构投资者的撤退。

“A股市场在美国宣布关税以前就表现不佳。”瑞银证券(UBS Securities)中国首席策略分析师高挺表示，“材料、工业和房地产板块大幅下跌——他们（投资者）在把一个相当深层的增长问题计入价格中。”

过去一年，对中国货币政策收紧、银行业监管趋严的关切，激起了对信贷收紧和增长放缓的担忧——今年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债券违约似乎证实了这些担忧。

“今天的不同之处是，人们现在看到的监管环境不同了，”安本标准投资管理(Aberdeen Standard Investments)的高级投资经理徐力高(Nicholas Chui)表示，“形势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张，宽松货币政策的时代结束了。”

银行被迫承认很多表外资产的存在，这导致影子借贷通过资产管理公司输送的流动性收紧。

中国央行上周日宣布，将下调一些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RRR)，释放约1000亿美元到经济中，这是迄今中国对股市下跌做出的最直接反应。此举旨在缓冲美国征收关税的影响，并安抚担忧信贷收紧的投资者。

“政策的目标是支撑市场的稳定。降准就表明了这一点，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中国央行有很多可以运用的工具。”香港惠理基金(Value Partners)的基金经理Frank Tsui表示。

但人民币汇率下跌让降准之后的局面变得复杂。本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下跌1.5%，至6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让投资者怀疑中国央行是否正利用汇率作为贸易战的武器。

野村证券(Nomura)外汇策略师比拉尔•哈菲兹(Bilal Hafeez)表示：“除了以对等关税进行报复外，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很可能还会有意削弱人民币作为另一种报复——人民币疲软有助于中国出口，而有损于从美国进口。”

但他和其他分析师都知道这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此举将让投资者离开中国市场，并鼓励资本外逃。

瑞银财富管理(UBS Wealth Management)的余修远(Geoffrey Yu)表示，这对中国经济的伤害比对美国经济更深，更不用说还有中国的贸易伙伴。 他说：“因此人民币贬值可能会招致其他国家的批评。”

余修远还表示，不管怎样，美国还可以轻易地进一步提高进口关税，从而抵消人民币贬值的影响。

投资者对中国市场再次产生忧虑之际，中国企业正希望利用日益增长的市场关注度。早在中国被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MSCI Emerging Markets Index)的数月之前，全球指数基金就开始向中国股票注入资金。

指数供应商MSCI在5月底将234家在中国上市的股票纳入其旗舰新兴市场指数，此事被视为中国向全球投资者开放的一个关键动向。

但分析师表示MSCI热度已基本消失。

法国巴黎资产管理公司(BNP Paribas Asset Management)亚太股票业务主管邝乐天(Arthur Kwong)表示：“在中国股票被纳入之前，很多人曾预计大型指数基金会买入这个市场。现在大买家不见踪影。”

邝乐天表示上证综指(Shanghai Composite Index)跌入熊市区域并非单个原因所致，而是有多个原因导致其表现不佳。他表示就连中国的海外基建热潮，即“一带一路”倡议(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也导致了对国内股票越来越多的负面情绪。

交易员们现在必须判断中国国内股票市场是否有超卖现象。A股与其对应的在香港上市的股票之间的差价不断拉大，表明中国以散户为主的市场操之过急了。

联博(AllianceBernstein)亚太区价值型股票首席投资官李士德(Stuart Rae)表示：“（在中国）没有太多长期投资——都是短期反应。你不该理会那些短期新闻。盈利增长没有太大变化，但估值便宜了。”

贾斯珀•莫伊塞维奇(Jasper Moiseiwitsch)香港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关税政策激起的反对声浪周三继续发酵，钢铁用户就这些关税向法院提起诉讼，汽车制造商则警告称，如果美国总统兑现威胁，将加征关税的范围扩大至价值更高的进口汽车，汽车价格将大幅上涨。

美国国际钢铁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eel)表示，它已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US Court of International Trade)提起诉讼，状告特朗普对钢铝加征关税所依据的1962年法律违宪。这是目前为止对特朗普关税政策最大的法律挑战。

特朗普去年根据这项法律的“第232条”对钢铝进口是否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展开调查。他于上月对美国去年从全球进口的总价超过3300亿美元的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发起类似调查。

美国国际钢铁协会发起这一挑战，正值美国国会内部的“亲贸易派”共和党人士在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和其他商业团体的支持下，设法限制这项法律的适用范围、约束总统进一步加征关税的能力。他们指出，他们认为关税会给经济带来潜在损害，而且企业对美国与中国和欧盟贸易战升级感到担忧。

哈雷戴维森(Harley-Davidson)本周表示，将把部分制造业务迁出美国，以规避欧盟报复性关税，成为最高调地谴责特朗普贸易议程的企业之一。

根据美国宪法第一条，国会有责任监管美国的国际贸易。但数十年来，立法机构逐步将越来越多的贸易权力下放，包括特朗普征收钢铝关税援引的1962年法律。

曾游说历届美国政府加大贸易保护力度钢铁制造商称，周三提起的诉讼毫无根据。

“我们认为本案毫无根据，我们相信法院将驳回质疑第232条法律合宪法性的诉讼，”美国钢铁协会(American Iron and Steel Institute)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托马斯•吉布森(Thomas Gibson)说。

与此同时，汽车制造商表示，特朗普对进口汽车征收关税的计划，可能会使每辆进口车的价格上涨高达6000美元，并推高国产车的价格。

在美国代表外国汽车制造商的全球汽车制造商协会(Global Automakers)的总裁约翰•博泽拉(John Bozzella)指出，如果也对汽车零部件加征关税，“在美国销售的每一辆轿车和轻型卡车都会受到影响”，因为在美国生产这些车使用的是进口零部件。

代表国内和国际汽车公司的汽车制造商联盟(Alliance of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指出，如果征收25%的关税，进口车买家将平均面临5800美元的涨价。

“就全国来说，以2017年的汽车销量为基础，这项关税将从美国消费者手中征收近450亿美元的税款。这还不包括对汽车零部件加征关税所造成的成本，”该联盟说。

特朗普最初威胁对进口汽车征收25%的关税，但他于上周五将对进口欧盟汽车的这一税率降至20%——进口欧盟汽车长期以来一直是他忿忿不平的对象。欧盟对进口汽车征收10%的关税，而美国对进口汽车只征收2.5%的较低关税。但由于美国与欧盟在美国禽类产品待遇上存在争议，美国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也对欧盟的轻型卡车征收25%的关税。

全球汽车制造商协会的博泽拉表示，一辆价值3万美元的进口汽车的价格将上涨6000美元。由于使用了进口零部件，就连在美国生产的本田(Honda)奥德赛(Odyssey)车型的成本也将上涨1500至2000美元。

“如果调查导致加征关税，对美国出口产品的报复将不可避免，”他补充说。“对美国主要出口机动车征收的高额关税实际上已经宣布，这让美国机动车工人站到了这场贸易冲突的前线，”他说，明显指的是欧盟对哈雷戴维森摩托车征收的关税。

他说，目前在美国从事汽车生产的公司有14家，其中10家为海外公司。

汽车制造商联盟引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数据说，对进口汽车和零部件征收25%的关税将在未来一至三年内导致美国汽车产量下降1.5%，并造成19.5万名美国工人失去工作。

该机构表示，如果其他国家采取报复行动，失业人数可能会升至62.4万人。

在周三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表示，新加汽车关税将对“美国经济产生温和的直接影响”，对2019年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影响0.1%，相当于10万个就业岗位。但到2020年，数字将翻一番。汽车关税还将对美国经济产生更大的间接影响。

译者/何黎

中国，以及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现在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其稳健增长已成为一个本来不稳定世界的稳定源泉。因此，中国经济有一丝微小的不稳迹象——例如从5月数据可见的迹象——也会让世界警觉。

这些数字之所以受到异乎寻常的关注，是由于背景原因：一是中国股市已跌入熊市区域，二是中国与世界上另一个大型经济体美国的贸易争端日益加剧。但这个故事比市场回调以及一报还一报的威胁和关税要大得多。

尽管中国实现了惊人强劲和持续的扩张，但中国经济被普遍认为是脆弱的，因为产出增长以增速更快的债务增长为依托。这种状况自金融危机以来尤其突出；危机爆发后，中国加快了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其他固定资产的建设，大幅增加了债务助燃的投资。中国的总债务（包括公共和私人部门债务）据估计已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0%以上。

令人担心的不仅是债务数量，还有质量。中国的国内政策鼓励劳动者保持较高储蓄。银行以人为压低的利率持有的这些储蓄，被引导至政府重视的企业和项目。这类贷款的信用质量难以评估，但很可能非常参差不齐。

在谈论多年后，中国已开始慢慢收紧信贷，收紧针对影子银行业的规则，对地方政府融资和公私投资项目也加大了监督力度。与此同时，公司发行人违约数量的急剧增加——据惠誉评级(Fitch Ratings)统计，截止6月初已有12起——重新唤醒了围绕中国债务的焦虑。正是信贷条件收紧和违约（而非对贸易战的担忧），最能解释上证综指(Shanghai Composite)为何从1月高点下跌22%。

信贷政策收紧也是5月经济数据疲弱的最有说服力的解释。信贷增长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随之下降。这似乎也在对消费者情绪产生一些影响。

不应该夸大单月数字的重要性。但有一点仍然是事实，如果中国真要降低其经济对债务的依赖，它必须精心地把握好平衡。美国的保护主义不会使这项任务更容易。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已威胁要对5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关税，并放话称，如果北京作出报复，将对另外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关税。这类关税的直接影响本身可能不是灾难性的。中国现在是一个投资拉动型（而不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最令人担忧的是连锁效应：例如，如果敌对行动升级导致中国的外商投资减少，那么长期影响可能会比较显著。

中国可能在经济上处于脆弱时刻的事实，并不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就处于非常有利的谈判地位。考虑到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特殊角色，美国能够对其造成的痛苦，将很快波及美国乃至整个世界——而当前正值欧洲经济放缓，多个新兴市场看起来不稳。

总的来说，中国的经济仍非常强劲——即便不像以往那么强劲。谁都不应该希望改变这一局面。

译者/和风

对于中国市场出现的抛售，“贸易战”是一个诱人的解释。实际上，投资者应该把目光投向内部因素来理解当下的疲软。信贷偏紧、经济放缓和境外借款累积，都使前景变得暗淡。

出口营收较高的公司本月表现不佳，如视频监控集团海康威视(Hikvision)，以及家电制造商美的(Midea)和海尔(Haier)。但正如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所指出的，迄今宣布的关税和报复性关税总计仅针对全球贸易的1%。

该行分析师预计，中国信贷增长已经处于至少五年来的最低点，未来将进一步放缓。近期的人民币疲软有利于出口企业，但使进口成本高昂，而且不利于在境外借款的集团。

运输行业充斥着这类债务人的实例。中国远洋海运(China Ocean Shipping)略微超过一半的债务以美元计价。其股价本月下跌五分之一。中国南方航空(China Southern)的表现逊于总部位于香港的国泰航空(Cathay Pacific)逾八分之一。南航的美元债务占其总债务的三分之一。

基于美元的燃料进口也很昂贵。这对内地航空公司的打击要超过对国泰的打击，后者以盯住美元的港元衡量利润。投行杰富瑞(Jefferies)的分析师们估计，燃料一般占内地航空公司成本的四分之一。

受进出口影响不大的本土房地产集团的表现，将揭示贸易叙述有多大分量。在这里，境外借款再次看起来很重要。

旭辉控股(CIFI Holdings)和碧桂园(Country Garden)等开发商去年到境外借款。迄今回报参差不齐。穆迪(Moody’s)预计该行业的杠杆率将会好转，即便流动性缓冲出现恶化。该机构预测今年的销售增长将放缓。

如果投资者决定在中国市场买入，他们必须考虑贸易以外的因素。由于去杠杆化等其他原因，中国的经济状况将会放缓。这些原因可能被证明是造成市场下跌的更大起因。

Lex专栏是由FT评论员联合撰写的短评，对全球经济与商业进行精辟分析

译者/和风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放弃了对中国在美国投资实施新限制的计划，听取了他领导的行政当局内部“亲商派”顾问们的意见。这些人警告称，该计划将会赶走外国企业，损害美国经济。

这一决定对白宫内部对华鹰派是一个打击。此前他们主张建立一套新的机制，让美国监管机构能够阻止中资在科技和其他战略行业实施收购。

相反，特朗普支持国会正在审议的一项立法，该法案将加强现有的国家安全审查程序，但只聚焦于边际。

“这项立法……将增强我们保护美国免受外国投资带来的新威胁和不断演变的威胁的能力，同时也有助于坚持我们国家对强大而开放的投资环境所作的承诺，”特朗普在一份声明中说。

受到剧情不断演变的中美贸易战惊吓的金融市场对这一决定感到欣慰。投资者认为此举是一个信号，表明特朗普最终将寻求与北京方面达成交易、而不是陷入旷日持久的破坏性冲突。

德国DAX指数周三上涨近1%。过去两周，由于市场担心德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将受到贸易战的伤害，该指数下跌近7%。特朗普发布声明后，标普500指数(S&P500)在纽约早盘上涨0.8%，随后涨幅收窄。

译者/何黎

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于1980年展开报复，禁止美国向苏联出售谷物和大豆。

结果事与愿违。俄罗斯占领了阿富汗多年。禁令还导致巴西大豆产业崛起，后者现在是美国农民的主要竞争对手。

随着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人们想起了冷战期间的这一段历史。中国将在下月大幅提高美国大豆的进口关税，作为对特朗普(Trump)政府出台的新关税政策的回应。这一行动可能会鼓励巴西的生产者种植更多大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竞争对手处于劣势。

大豆是世界粮食供应的一个支柱。随着新兴市场消费者食用更多肉类，用这种黄色光滑油料种子磨成的粉是猪和鸡不可缺少的蛋白质来源。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过去十年，全球大豆的使用量增加了一半，至逾3.5亿吨，超过了主要粮食的需求增长。

中国在大豆消费方面占据主导地位，购买了全球出口量的63%，养活了一个用大豆磨粉和压榨植物油的庞大产业。它从美国和南美采购的大豆历来保持一种平衡。

关税正在使这种平衡向南方倾斜。随着贸易战的升级，巴西大豆相对于美国大豆出现了高溢价。上周，巴西巴拉那瓜港的供应价格为每吨385.60美元，比美国南部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出售的大豆价格高出35.70美元，这反映出中国的强烈兴趣。这种溢价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有很多大豆可供选择：巴西正在收获1.18亿吨的大豆。

农业咨询公司MD Commodities的合伙人佩德罗•德耶内卡(Pedro Dejneka)表示：“中国将从巴西购买大豆，这一点毫无疑问。”

巴西农民现在有额外的动力来出售大豆，因为本国货币雷亚尔兑美元汇率今年以来下跌了13%。当他们在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豆市场出售时，这会提高收益。

芝加哥的期货市场和华盛顿的权力走廊都展现出美国种植者将会蒙受损失的威胁。上周美国大豆价格跌至每蒲式耳9美元下方，这是两年来最低的价格。

白宫正在寻找帮助农民的方法。“我们将动用我们所有的权力来确保我们能够保护和维护我们的农业利益，”美国农业部说，但它拒绝透露更具体的信息。

关税大戏是今年大豆市场已经发生的一系列不愉快事件中的最新一例，这些事件包括导致阿根廷大幅减产的干旱以及导致巴西粮食运输成本上涨的卡车司机罢工。与此同时，中国的需求在增长。

伊利诺斯州商品对冲基金Aventis Asset Management的创始合伙人保罗•金(Paul Kim)表示，这些变动因素让重仓持有大豆头寸的风险大增。此外，华盛顿和北京有可能弥合分歧并取消关税计划。就在一个月前，这两个国家公开承诺让美国农产品出口实现“有意义的增长”。

至少就现在而言，中国也离不了美国大豆。预计来年中国大豆进口量将超过1亿吨，远远超过巴西在不让本国畜牧业缺少饲料的情况下的供应能力。

金表示：“但从长远来看，这可能会刺激南美增加（种植）面积，远远超过往年正常面积。传统买家可能会寻求从美国以外的其他地区采购大豆。这可能需要三到四年时间。”

荷兰合作银行(Rabobank)分析师山姆•芬克(Sam Funk)表示，如果美国大豆出口量降至20亿蒲式耳（5400万吨）以下，其大豆种植面积可能会减少300万英亩至400万英亩。今年春季对美国农民的一项调查显示，大豆种植面积为8900万英亩，这一数字将于6月29日更新。

美国去年向中国出售了约3600万吨大豆。美国大豆出口委员会(US Soybean Export Council)的顾问约翰•拜泽(John Baize)估计，这一数字将随着关税的实施而减半。他表示，这种下降将会被对其他市场的出口所抵消。其中包括欧洲、东南亚和墨西哥，墨西哥对美国产品征收的新关税中不包括大豆产品，以保护国内畜牧业。

芬克说，这种争抢可能扰乱大豆运输的年度节奏。在过去的几年里，两国在收割后不久，港口就忙碌起来，向海外发运大豆，巴西在6月至7月、美国在10月至11月达到最高峰。绘制在图表上，两国大豆出口量形成了一对交替的振荡波。

芬克表示，随着中国将从巴西购买大豆，那些被挤出巴西市场的买家可能会全年依赖美国大豆，从而打破季节性模式。

他补充说，这不是最有效的结果。的确，如果中国收购了足够多的巴西大豆，有些人设想出一个看似荒谬的局面。“在巴西，他们卖得太多，以至别无选择，只能进口美国大豆，”金说。

1980年的事件提供了先例。在卡特的禁令限制对俄罗斯直接销售饲料谷物之后，巴西进口的美国谷物增加了两倍多。

美联储(Fed)的一项研究认为：“禁运显然改变了世界谷物贸易格局，在禁运后一些国家大幅增加美国谷物进口就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有证据表明，大量美国谷物被运往通常从其他来源购买谷物的国家，从而使得这些国家能够向苏联供应谷物。”

译者/裴伴

当投资者转而指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如今能无限期担任这个一党制国家的领导人）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为市场带来稳定时，说明了一些问题。

随着美中贸易争端不断升级，这是事态出现的一个奇怪转变。一边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他正通过保护主义颠覆市场对自由贸易将继续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信念。另一边是习近平，投资者如今将指望这位领导人在面对美国不停推出的关税计划时保持头脑冷静。

并非很多年前，投资者还会权衡桀骜的中国与可靠的美国之间发生对抗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但听听荷兰基金NN Investment Partners首席投资官瓦伦蒂吉恩•范尼乌文赫伊吉泽恩(Valentijn van Nieuwenhuijzen)的说法。他表示：“我们所有人都很难预测特朗普（在贸易上）会怎么做，而中国将采取非常现实的做法。”

今年以来，市场每天都在孜孜不倦地解读特朗普在贸易方面的意图。如今，投资者得孜孜不倦地解读习近平了。本周，中国迈入了贸易战的一个新阶段。

到目前为止，中国只对美国的关税进行了对等报复，同时慎重地警告贸易战升级的风险。现在，中国正将货币政策引入战场，而此举将对人民币汇率造成影响。

通过下调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中国央行正将货币政策从去年初以来的趋紧转向较为宽松。

牛津大学(Oxford)中国中心(China Centre)研究员乔治•马格努斯(George Magnus)表示，这表示中国将只在乎经济以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目标，“即便这意味着人民币会贬值——而这也的确意味着人民币会贬值”。这种策略有可能导致资本外逃重现，在市场正仔细审视中国削减国内经济中债务的努力之际，这种策略可能还将意味着进一步去杠杆。

此举还将人民币置于显微镜下。“汇率战”是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不时被提起的一个问题，如今人民币回归下行趋势可能令这一问题再次被提起。

这就是为什么分析人士得出结论：如果在贸易战之外再发生汇率战，这个夏天肯定过不舒心，因此，中国央行将采取明智路线，调整人民币汇率以防止人民币贬值太多。

正如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所说，中国央行将像以前那样“入市”干预。“至少我们没看到中国当局正把人民币用作贸易战武器的迹象。”

明智、务实的中国——投资者希望习近平把这条路坚持到底。

译者/何黎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周二释放信号称，他可能会利用现有的国家安全审查系统来监督中国在美国关键领域的投资。就在一天前，市场因有关他准备收紧限制的报道而大跌。

特朗普向记者们表示，中国可以受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约束。该委员会负责审查外国投资是否对美国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如果特朗普按他所说的做，将代表着他从对中国投资施加额外限制的计划向后退了一大步。数月来白宫一直在承诺要增加对中国投资的限制，并表示将在6月30日正式实施。

这也将对特朗普政府内的对华鹰派形成打击。他们力推针对北京方面的《中国制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计划（旨在发展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等关键行业）采取严格的新限制。

“我们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国家。我们硅谷拥有最了不起的人才，”特朗普表示，“我们不得不保护这一点，我们也会保护。这正是我们过去所做的，这也可以通过CFIUS实现。”

特朗普提到这一跨机构委员会，正值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改革该委员会运作规则的法案。该法案还呼吁对美国出口管制进行重大重审，并加强对新技术的关注。

美国财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在内部提出，这些针对CFIUS的改革和最新的出口管制措施，将赋予美国政府监管中国在美投资科技企业和敏感行业所必需的工具。

但包括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和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在内的对华鹰派人士一直主张，特朗普政府应该采取更强硬措施。他们强烈要求援引上世纪70年代的一项法律，宣布进入国家经济紧急状态，并建立限制中国投资的新机制。

特朗普政府思考如何在其发起的对华贸易战中最好地利用投资这张牌之际，金融市场日益担心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针锋相对的关税举措带来的潜在影响。

美国正准备从7月6日起对34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而中国也发誓实施同等程度的报复。但特朗普威胁以关税手段对最高达4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发起攻击。同时，他也对欧盟(EU)发起了一场贸易战，威胁对从欧盟进口的汽车加征关税。

但特朗普贸易行动引起的政治和商业抵触也在加剧。哈雷戴维森(Harley-Davidson)本周表示，它将把部分生产迁至海外，以规避欧盟的报复性关税。一些商业集团也一直在游说国会约束政府的行动。

特朗普周二表示，围绕中国投资的内部辩论尚未结束。“我们有很多事情要梳理清楚，我们正在研究解决方法，”他说。

了解特朗普政府内部讨论情况的人士表示，在本周五拿出新投资限制并发布行政令的计划正被搁置。

他们说，尽管情况可能很快发生变化，但这位总统似乎已被周一的市场下跌吓坏了。“我认为那是一个影响巨大的因素，”一位了解讨论情况的人士说。

新的CFIUS法案已在参议院通过，它将不仅仅适用于中国。但它将授予该委员会新的权力，对中国对科技初创企业的投资进行审查。而此前，这类投资不必接受审查。

一项给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机会对美国公司对外投资实施审查的条款被放弃了。但这项国会讨论后的法案呼吁建立一份受出口管制的新的“基础性”技术清单。

专家表示，上述条款将授予美国政府扩大既有出口管制的广泛行动自由。出口管制是美中两国围绕电信设备公司中兴通讯(ZTE)违反美国对伊朗和朝鲜制裁的争端的核心。

译者/何黎

周三，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低，6个月来首次跌破1美元兑6.6元人民币关口。目前有预期认为，中国央行将采取措施防止人民币过度贬值。

人民币在岸汇率（只能在中间价上下2%的区间内波动）一度下跌0.5%，至1美元兑6.606元人民币，为去年12月底以来的低点。

受管控不那么严格的人民币离岸汇率一度下跌0.4%，至1美元兑6.6063元人民币。

分析师暗示，鉴于中美贸易战之外再发生汇率战的话会进一步扰乱紧张的市场、并可能刺激资本外逃，中国央行很可能会在人民币过度贬值之前约束其走势。

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分析师表示，中国央行很可能会像以往那样“入市”干预。“至少我们没看到中国当局正把人民币用作贸易战武器的迹象。”

译者/何黎

过去两年，全世界一直努力地在勾勒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贸易原则的轮廓，同时想确定伴随着Twitter上那些狂吠，会产生多少贸易保护主义撕咬。

在最近几周里，随着特朗普打响了他的贸易大战第一枪，我们不断了解到这位美国总统并不怕去撕咬。上周日我们似乎还通过Twitter收到了一份“特朗普主义”(Trump Doctrine)关于贸易的重要声明。

这条推文很简单：撤掉你们那些我不喜欢的贸易障碍——就是你，欧盟汽车关税！还有你们，加拿大奶农们！——否则我的政府将用关税打击你们，比你们现在对我们征收的关税高得多的多。

其潜台词更加不祥：唐纳德•特朗普实际上是在要求世界各国屈服于他的美国意志，否则它们将陷入一场与美国的血腥贸易大战。

问题是这个世界不太可能屈服于特朗普的威胁。各国政府都有其本国选民，这意味着领导人们更有可能回以报复而不是投降。所以这意味着我们正越来越接近经济学家一直害怕的那种毫无节制的贸易大战。

称职的经济学家都知道，关税成本最终都会落到国内消费者和产业头上，仅就这一点来说它真的该叫进口税。

设想这样一个合理的情景并不难：事态会迅速升级，从现在起的一年里，将有逾1万亿美元的全球贸易成为新关税的对象。仅在过去一个月里，特朗普就对4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以及3350亿美元从全球进口的汽车和零部件征收、下令征收和威胁征收关税。再加上目标国家的可能报复，1万亿美元的假设可能还低了。

综上所述，根据世贸组织(WTO)统计，2017年全球商品贸易总额为17.6万亿美元，意味着如按1万亿美元假设，特朗普的贸易大战将对大约6%的全球商品贸易造成打击。

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上周对参议员们表示：“总统的最终目标不是高关税……这样做的目的是达到一个我们前所未见的、更接近自由贸易的终局。正如总统经常说的，我们一直处于贸易战中。区别在于如今是我们兵临对方城下。”

但是，不管这位总统宣称的目标是什么，特朗普的威胁符合一个可预见的模式。他在过去几个月里已证明，当别的国家对他的贸易举措采取报复行动时，他喜欢回以更大、更坏的打击。

上周五，欧盟以反击美国钢铝关税为名，对33亿美元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生效了，就在同一天，特朗普威胁要对欧洲进口汽车征收20%关税。二者完全不成比例。打击美国进口的欧洲汽车和零部件，意味着打击去年价值逾600亿美元的贸易。

特朗普最近似乎在贸易方面也遇到了一些挫折。3月份，他发表了一条著名的推文，称贸易战“很好，很容易赢”。如果说此后有任何教训，那么显然是贸易战很糟糕，很难赢。然而特朗普不太可能马上让步。

与所有民粹主义分子一样，这位美国总统也容易受到公众舆论的影响。上周他就证明了这一点，在美国政治各界的大范围抗议声中，他的骨肉分离政策——在边境将寻求避难的父母与子女分离——来了个180度急转弯。他另一次证明这一点，是他撕毁与中国达成的贸易协议框架之时，此前该框架被华盛顿指责代表着他被北京方面打败了。

不过目前还不清楚民众对关税的反对是否已达到某种临界点，而不只是国会山上一小拨共和党人的发声。在强劲的美国经济映衬下，特朗普关税的许多影响可能会被掩盖。真正的影响可能需要几个月才能被感觉到。而且我们远远无法得知，即使如此，是否会引发一场能让特朗普回应的政治起义。

译者/何黎

7个多月以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对中国进行了一次气氛非常友好的国事访问，其中有两个关键性优先事项。第一个优先事项是特朗普担忧朝鲜核威胁并热切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帮助缓和这种威胁。在朝美峰会于两周前举行以后，这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优先事项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在去年11月的那次国事访问中，双方用平和的语言阐述了这个问题。然而，最近数周以来，美国总统重新发起保护主义攻势，宣布对总额253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此举促使北京方面实施报复性措施。涉及钢铁、铝和一些农产品的双向关税已经推出。

上周日中国央行宣布，将降低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释放逾1000亿美元资金，作为一种经济刺激。此举主要是为了应对中美贸易争端。但中国央行降准的背景绝不仅仅是中美贸易战，其对中国庞大的金融业，乃至华尔街的影响也要深远得多。

这是中国央行最新的一次降准。上一次降准是在今年4月实施的，那次降准的一个目的是缓和监管机构打压银行造成的冲击。

在过去的一年中，金融部门的风险显然是中国政府的首要议程。对银行推出表外理财产品的新限制导致银行间融资的规模急剧下降——在今年头5个月下降了10%。这次存款准备金的释放（基本上是解放多年来积累的过量的准备金）将缓解银行资金的紧张。但追踪这些资金的去向将非常关键，位于北京的策纬咨询公司(Trivium)的安德鲁•波尔克(Andrew Polk)认为，这些举措是“止痛药，不是兴奋剂”。

其他人则不那么乐观。Autonomous的分析师认为，那些关于去杠杆的言论都言过其词了。比如，经通胀调整后，去年的借贷几乎没有任何减少，信贷流达到近30万亿元人民币（合4.6万亿美元）。的确，2018年出现了放缓。的确，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总共将释放7000亿元人民币——将只起到轻微的刺激效果。（4月的那次降准释放的资金超过一半又回到了中国央行手中，原因是各商业银行使用降准释放资金偿还其所借央行的款项。）的确，尽管规模较小的银行可以利用降准释放给这些银行的2000亿元人民币来发放小微企业贷款，规模较大的银行被鼓励利用降准释放给它们的5000亿元人民币来实施债转股，这将进一步遏制杠杆。

但这项正在推进的举措似乎是一个偷梁换柱的伎俩。目前的证据表明，银行并不打算把不良贷款转为股权，而是瞄准了正常状态的贷款（从而避免对贷款价值进行减记）。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银行似乎正把持有的股权从资产负债表中剥离、放入理财产品——这种表外金融工具是金融部门脆弱性的一大源头。

确实，随着监管部门的监控看起来有所放松，在今年头两个月，理财产品的销售额增长了近3%，扭转了前一年的下滑趋势。现在外界将把目光放在银行间借贷规模上，关注它们是否会再度扩张到之前那种不健康的水平。

总之，这可能是中国改变其收紧监管的立场的第一批信号——这是中国版的特朗普式去监管行动。这与竞争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因为中国的银行虽然跻身于世界最大银行的行列，却极少与华尔街的同行争抢业务。

但整件事里有一个方面可能对美国的大型银行产生直接影响。

上周，习近平告诉一些跨国企业高管，包括即将成为高盛(Goldman Sachs)下一任掌门人的戴维•所罗门(David Solomon)，在这场关税争端中，中国将会做出反击，并且暗示美国企业可能会被惩罚，非美国企业可能受益。这将通过何种方式实现？

在去年的11月的“特习会”期间，中方宣布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将能够收购中国本土合资伙伴的股份，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引起了外国金融服务公司的极大兴奋。和其他公司一样，高盛和摩根大通(JPMorgan)希望利用中方的金融开放获利，然而，这两家公司将会发现，美国总统刚刚已经再次证明，赏赐的是特朗普，收回的也是特朗普。

译者/徐行

7天之内，人民币贬值接近3%。

与贸易战一波三折类似，人民币2018年走势起伏不定，年初以来人民币一路小幅升值，到3月人民币上涨到1美元兑6.2431元水平；4月之后，人民币开始走低，最近几天跌势突然加剧，人民币跌破6.6大关，不仅将今年以来的升值幅度抹平，更是令市场预期走低。

人民币的核心问题在于内部，

人民币未来如何走？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一下人民币为何贬值。

首先，本轮人民币贬值的背景，是美元升值。今年年初美元延续去年的下跌，持续走弱，但进入4月份之后开始走强，几乎同时，人民币开启贬值路径。

美元为何升值，除了基本面因素，主要与欧洲央行6月14日宣布退出量化宽松有关。这一结果导致欧元大跌，而美元指数中接近6成左右来自欧元，推动美元大涨。有意思的是，美元指数篮子中人民币几乎没有，而人民币篮子中绝大比例是美元，美元大涨之下，人民币自然走低。

其次，从宏观面来看，贸易战影响深远。

在5月贸易战谈判之际，不少国内机构预测贸易战达成一致后，人民币汇率会稳定。我并不赞同，这些预测低估了贸易战的长期性与艰巨性，也导致了对人民币走势的误判。

中美贸易战谈谈打打，属于斗而不破，必然长期处于胶着状态，这对于人民币走势影响深远。但如果只是“凉战”而不是“冷战”，那么尚且不足以伤筋动骨。

中美经贸谈判中，不少朋友在公号《徐瑾经济人》表达对于中国重蹈广场协议覆辙的担忧，说实话，这一担心有些奢侈。

姑且不论广场协议对于日本影响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有多大，关键在于，对象主角和诉求都已经发生了本质性变化。表面看，中美贸易战和日美贸易战存在类似，但实际上中国不是日本，人民币也不是日元，当下也不是八十年代，美国没有动机要求人民币强行升值，中国也不会希望人民币贬值太多，中国和美国之间，更没有日本美国之间同一阵线的协调意愿与压力。

所以简单的历史类比并不适用，日本经验可以汲取，但可以判断，类似广场协议的戏剧化货币协议，不太可能会发生在中美之间。

也正因此，人民币的核心问题不在外部，而在于内部，即在于中国经济自身。打不打贸易战，人民币本身也有贬值压力，在于中国经济的自身症结。

人民币汇率由什么决定？

长期看，是人民币基本面，尤其是中国资产的投资回报率决定，资产回报率从2008年之前超过10%降低到个位数，表现在金融市场就是资产荒，在实体就是企业难做。短期看，则是贸易与外汇储备压力。顺差增速早已持续下降，2018年5月中国商品贸易顺差1565.1亿元，收窄43.1%，接近腰斩，降幅较1-4月扩大6.9%。商品贸易顺差大幅收窄的同时，服务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从今年前4个月来看，多年来首次出现了经常项目逆差的情况。外汇方面，截至5月底数据，中国外汇储备达到31106万亿美元，比去年年底降低了293亿美元。

可见，即使中美不打贸易战，这两方面本来就有压力存在，一打贸易战，压力自然倍增。

对于普通投资者，每当汇率出现波动，大家总是追问保汇率还是保房价。我曾在公号《徐瑾经济人》谈过汇率和资产价格关系，二者确实存在矛盾关系，但是这种对应关系往往类似跷跷板。因此，中央银行在其中追求平衡，顾此失彼是常态，但绝非非此即彼。

回看保房价还是保汇率这种说法，固然直接形象，但是逻辑链条过于简单；因为其根据在于房价代表人民币资产价格，人民币贬自然房价跌。但是，这一说法过于粗暴，即使人民币走低，目前格局之下，外汇管制仍旧大体有效，在没有海外变现渠道时，房价并不会收到汇率走低的直接影响。自然，这不是说两者之间没有关系，只是说这一关系是间接的、多环路运行的，受制于很多制度与政策条件。

最重要的问题，人民币未来会如何？

此前20多年，中国享受了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支持人民币从低谷水平上不断升值。这一局面随着双顺差的缩小与消失，随着外汇储备的见顶回落，从2015年开始改变。

从经济学上讲，只要中国国内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的投资回报率情况没有改善，人民币都会面临持续压力。而今年流年不利，诸多不友善的因素叠加，人民币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在一段时间之内，人民币可能还会继续有所走弱。

对此，政策方面应该如何抉择？即人民币政策是保价还是保量？所谓保价，即维持人民币坚挺，哪怕动用外汇储备；所谓保量，则是保护外汇储备，而允许人民币汇率浮动。

明智的做法，是两者兼顾，不走极端，但把外汇储备放在比汇率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只要不形成恐慌性抛售，人民币汇率适当贬值，有利有弊，利弊抵消之下，净损益或许并不是很大。有利的方面是，汇率走低有利于中国出口，在遭遇贸易战的外部环境中，有利于出口就是有利于民企与制造业，对中国经济的意义不容低估。当然，这有代价，除了面子上不好看之外，国内资产价格、资金外流等方面也都有负面影响。

换言之，人民币走低不可怕，但是底线在于，捍卫可能因为资本外流造成金融冲击。每次美元走强，都会对国际资本流动带来剧烈影响，新兴市场首当其中，例如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最新数据，5月外国投资者总计抛出123亿美元新兴市场债券和股票资产，造成2016年岁末最大单月资金外流。

不同于汇率，外汇储备对中国经济金融安全具有战略重要性。历次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动荡都表明，危机时刻，外汇如同生命般重要；彼时，为了名义上的汇率去舍弃宝贵的外储，并不划算。

人民币的锚是什么

人民币贬值的核心逻辑，并不在美元走势，而在至于自身经济结构问题；而未来人民币核心利益，并不是在于市场涨跌，而在于中国的金融安全。

货币的锚，在信用本位时代，在于央行和银行的关系，央行基于什么质量的资产发行基础货币，决定了货币在国内的成色；如果银行恣意放贷形成坏资产，而央行收购银行持有的坏资产来增发货币，则成色必然打折，加大人民币贬值压力，间接地也决定了人民币在国际上的成色。

最终，央行的每一个选择，都事关人民币的核心利益，也就是中国的金融安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亦为经济人读书会创始人，近期出版《白银帝国》、《不迷路，不东京》，公号《徐瑾经济人》。

周一，特朗普(Trump)政府内部围绕如何跟中国打贸易战而产生的分歧再度公开化。对中国在战略性行业的投资设置新限制的计划，引发了非同寻常的公开不合。

美国白宫5月29日宣布，除了已在部署的对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它还将不晚于6月30日公布针对中国投资和对华出口“工业重要性”产品的新壁垒。

特朗普政府官员和了解相关讨论的人士表示，现阶段而言，该计划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平行于关注国家安全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新机制。近些天来，讨论已集中在限制的范围、以及如何判断哪些交易应被限制——是那些涉及股权高于20%至25%的交易，还是那些涉及董事会席位和其他形式“影响力”的交易——等细节上。

美国财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一直在内部进行游说，希望避免建立有些人眼中独立于CFIUS之外、可能使问题复杂化的新投资审查机制。他辩称，目前正在国会推进的CFIUS改革措施，将可解决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很多抱怨。

但是，他在与白宫高级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等对华鹰派的较量中一直处于下风。

周一，姆努钦把即将对中国投资设置新限制的报道称为“假新闻”。他发表推文称，美国实际上在考虑适用于“所有正企图盗窃我们技术的国家”的更广泛投资限制。他在推文中称，他的这一表态代表特朗普总统的意见。

几个小时后，这段关于限制将适用于中国以外国家的声明，得到了白宫女发言人萨拉•赫卡比•桑德斯(Sarah Huckabee Sanders)的支持。

但与此同时，纳瓦罗继续在电视上反驳这位财长的声明，他告诉CNBC：“不存在什么对一切正以某种方式妨碍我国的国家设置投资限制的计划。计划不是这样的。”

他还宣称，市场误解了特朗普政府就数十年来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同中国较量的计划。周一，市场因贸易担忧再次下滑。

纳瓦罗表示：“市场不应担忧这件事。如果我们能够保住我们的知识产权和技术，那可是利好。”

对一个上台17个月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内部围绕贸易问题发生争吵一直是其特征的政府而言，发出这些忽东忽西的讯息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了解白宫内部讨论的人士表示，姆努钦和他领导的财政部似乎决意反对这些投资限制直至最后一刻。据特朗普政府官员和其他了解讨论的人士称，虽然特朗普近几周来一直抗拒其财长的论点，他尚未最终签署该计划。

一位熟悉谈判内容的人士表示：“最重要的是姆努钦一直试图争论这件事、使其原地踏步。总统还没有签署最后的（计划），在此之前，财政部不会松口。”

但这位人士表示，最终特朗普很可能会批准出台对中国投资的严格限制。他指出，如果不这么做，会让特朗普看上去很软弱，而特朗普过去一直对示弱愤恨不已。

译者/何黎

特朗普政府与欧洲的贸易战周一继续发酵。哈雷戴维森(Harley-Davidson)宣布将把部分制造业务迁出美国以避免欧盟关税，同时布鲁塞尔方面准备了如果白宫提出新的关税将采取的进一步报复措施。

作为针对美国钢铝关税的报复措施，欧盟上周五开始对33亿美元从美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这家摩托车制造商是首家为了应对欧盟关税而缩减国内产量的美国制造企业。

哈雷戴维森的决定说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所在的共和党内部许多支持贸易的成员，为什么对他在贸易攻势中开启的多条战线可能带来的经济后果表示担忧。

虽然欧洲最初好像是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的“附带损害”，但在最近几周，美国总统对布鲁塞尔方面的态度日益强硬，威胁要对所有在欧盟生产的进口汽车征收20%的关税。

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已开始拟定大约100亿欧元的从美国进口产品清单，以备特朗普兑现其对汽车加征关税的威胁。这一总金额的计算方法与欧盟对钢铝关税实施报复时的计算方法相同，但官员们提醒说，布鲁塞尔方面尚未就具体措施达成一致。

美国与欧洲和亚洲的贸易战升级的迹象周一惊吓金融市场。在亚洲，预计特朗普将对中资投资于美国敏感技术设置新的限制。

在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周一证实白宫的这一决定后，科技股受到尤其沉重的打击。姆努钦说，新措施不是只针对中国，而是针对“所有试图窃取我国技术的国家”。官员们表示，这些措施将于周五公布。

科技股权重较大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Nasdaq Composite)在主要股指中跌幅最大，截至纽约午后下跌逾2.5%。去年有一半以上收入来自中国的半导体制造商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是跌幅最大的个股之一。

特朗普已下令调查进口汽车及部件（包括来自欧盟、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产品）是否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去年，跨大西洋乘用车和部件贸易额达到约600亿美元。

欧盟官员周一表示，他们尚未决定如何报复特朗普威胁的汽车关税。但他们说，本月早些时候七国集团(G7)峰会上的商谈破裂已使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和其他欧盟领导人相信，他们需要对特朗普坚持立场。

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欧洲汽车征收关税的想法“极为咄咄逼人，而且是错误的……此外，如果真的实施，会有非常严重的经济后果，”欧盟贸易专员塞西莉亚•马姆斯特罗姆(Cecilia Malmstrom)上周在接受采访时说。

哈雷戴维森指出，其在印度、巴西和泰国的工厂将增加产量，以避免支付高达1亿美元的欧盟关税。周一做出这一宣布后，该公司股价下跌超过6%。哈雷戴维森还表示，将保持“对美国境内制造的坚定承诺”。

哈雷戴维森是首批详细介绍贸易紧张升级对公司财务影响的美国公司之一。不过，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Daimler)已在上周发布预警，称中国对从美国进口产品新增的关税将打击其盈利。

译者/何黎

随着美国财政刺激计划实施以及朝美峰会被认为取得成功，特朗普(Trump)政府把全副注意力转向了中期选举战略的另外两个要素：移民控制以及针对中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欧盟的大规模保护主义措施。简言之，逆转全球化。

白宫在贸易上发出的第一波火力范围适中、目标明确，对美国消费者造成的损害很小。但是在上周，美国的威胁明显升级，金融市场（尤其是亚洲的金融市场）开始更多关注这种威胁。这将演变为全面的全球贸易战的言论不再被认为是奇谈怪论。

当然，特朗普总统具有令人不安的谈判风格，会故意从一个极端突然转向另一个极端，因此不可避免地经常出现意外。今天最大的敌人成为明天最好的朋友，中间几乎没有什么过渡。

但更长期的趋势看起来不太令人放心。十多年来，特朗普的贸易团队一直在构建一致的叙述，即中国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并“盗窃”美国知识产权。这似乎是定罪政治，它不会随随便便地消失。

到目前为止，美国贸易代表宣布将征收25%关税的适用对象覆盖从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将从7月6日起开始实施。中国已经宣布了同样规模的报复措施。这些举措对经济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不过，上周特朗普表示，如果中国真的展开报复，他会要求美国贸易代表扩大关税征收范围，进一步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10%的关税，后头还准备针对额外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

此外，美国依据“301条款”，对中国涉嫌盗用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调查，并可能采取相关措施。美国还威胁要对大约3600亿美元汽车进口征收25%的关税，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和欧盟的进口汽车产品。现在看来，今年夏天宣布这些措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最初宣布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这个数值相当于2017年美国GDP的0.2%；接下来如果再对4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占比将达到2.2%；对全球汽车进口征收关税将使比重上升至美国GDP的4.1%，这个数字很难被忽视，即使它在几年后才会显效。

这些关税的初始影响——可能涉及对美国三分之一的进口产品平均加征17个百分点的关税——将直接使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上升1%以上，这对美联储(Fed)来说将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随着美国贸易逆差缩小，美元的上涨可能会减轻这种通胀效应。

这似乎不算太糟，但其他国家几乎肯定会加大报复力度，从而损害美国经济的产出和就业。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结束之前，这种报复，加上资产市场的信心可能受到的影响，显然会对美国GDP增长构成巨大的下行风险。

游戏终局很难预测。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出，假如爆发全面的全球贸易战争，所有贸易货物被加征10个百分点的关税，可能导致多年内全球GDP水平累计降低1.5%-3.0%。对美国GDP的影响将达到类似程度。它破坏信心而且会随着全球价值链受到干扰而导致生产混乱，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影响。

这将是一个重大的冲击，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相当极端的情况下，贸易战争的影响可能也不会像“大萧条”所造成的破坏那样大，后者导致发达经济体的GDP下降了大约5%。

贸易战真的严重升级会有什么风险？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一篇精彩的分析文章中提醒我们，像美国这样的大国总是有一种自知的激励来征收高关税，因为它们足够强大，可以迫使其他经济体接受较低的销售价格来减轻被加征关税时出口下降带来的影响。由于美国的进口价格相对于出口价格下跌，从短视的角度看，这会增加美国的实际收入。

在减去关税对经济效率影响的长期损失后，所谓的“最优”关税会使这些收益最大化。最近的研究表明，“最优”关税可能很高，克鲁格曼最好的猜测是对所有商品征收约40个百分点的关税。

但是，这种盘算没有考虑来自其他大型经济体的报复的影响。中国和欧盟都面临与美国完全相同的激励，可能对美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部分或全部扭转美国理论上的收益。各方都只会变得更糟。

在合作均衡中，所有大国都会理解协作问题，因此同意征收非常低的关税。这就是二战后建立全球贸易体系的方式。

然而，在特朗普式的竞争性贸易战中，结果很容易形成一种糟糕的均衡，所有国家都会永远征收很高的关税。在克鲁格曼设想的梦魇情境中，尽管GDP本身只会下降几个百分点，但全球贸易可能会缩减70%左右，使其与GDP之比回归到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全球范围内，国内制造将是本世纪20年代的主导经济力量。

幸运的是，在出现这种悲观结局之前，应该有很多政治和经济反制力量会入场。贸易战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所有大型经济体出口部门的巨大损失（例如，中国的钢铁生产商、德国的汽车制造商和美国的大豆种植者）。无论是企业还是员工，这些利益集团很快都会积极发声，他们应该不久就会开始拥有政治影响力。

当战后的经济体系即将在他们眼前解构的时候，最初创造全球化的根深蒂固的商业利益集团当然不会消极等待。无论如何，这是对市场仍然会发挥作用的乐观押注。

译者/裴伴

出尔反尔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扣动了中美贸易战的扳机。尽管两国还有约一个月的时间避免两败俱伤，但成功的可能性很低。这开启了一个以再平衡为借口的大国冲突时代。

回顾历史会发现，现在的局势与19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时高度相像。特朗普在1980年代针对美日贸易摩擦发表的观点，在他当选美国总统后依然不断重复。他所倚重的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曾在里根政府时期担任美国副贸易代表，因和日本的贸易战而成名，迫使日本全面妥协。

一

美国在两个时代针对两个东亚国家的贸易摩擦，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即捍卫美国霸权。1980年代，日本从贸易、金融、技术等方面赶超美国， 造成美国举国出现反日情绪；现在，中国也在各方面追赶美国，并在美国形成了不理性的反华氛围。2016年，特朗普提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成功入主白宫。

两次贸易摩擦的逻辑起点都是同样的，“日本（中国）经济崛起破坏美国霸权经济基础，是以美国衰落为代价的”。因此，拥有全球经济主导权的美国将结构性问题归结为贸易伙伴的贸易壁垒问题。美国拒绝在多边框架内解决贸易失衡，而是采取双边摩擦以及利用自身优势进行“贸易管理”，强迫对方扩大国内市场，降低贸易壁垒，甚至要求对方限制出口，而不是约束本国的消费，也不愿直面本国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事实。

两次贸易摩擦都发生于美国刚刚走出一场持续的经济危机之时，分别为滞胀危机与次贷危机，往往这个时候需要产业升级与技术革命来驱动新一轮增长周期。根据美国的经验，在两个周期交替之时，低迷的经济会导致企业无力投入研发，而且新技术在最初商业化阶段可能持续亏损，政府扶持在产业变革与技术革命阶段显得异常重要。美国需要在这一阶段打压竞争对手，通过政治手段阻止对方技术升级，尤其是反对政府参与，防止出现挑战美国的技术力量。

1985年，通过签订《市场指导型分领域协议》，美国强迫日本开放医疗器械、超级计算机等市场；1986年两国签署《日美半导体协定》，日本承诺自主限制出口和在日本市场接受外国造半导体，这被认是日本半导体产业走向没落的原因之一；1989年，美国对日本发起了三起“301调查”，分别是关于卫星政府采购、超级计算机政府采购以及木材产品的技术歧视性使用等，日本不得不放弃自主开发卫星的计划，航天事业发展陷入停滞。

现在，美国以贸易失衡为由对华发动贸易战。实际上首批500亿美元加征关税商品清单全部对准《中国制造2025》领域的高科技产品，打压中国产业升级与技术革命的目的明确。不过，美国主要担忧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在军事上的应用）影响美国国家安全，而人工智能主要依靠大数据与算法，因此，美国对中国在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先天优势并不能依靠贸易壁垒进行干预。

在两个时代，美国都对本国自由贸易理念与盟国责任提出了质疑。特朗普在1980年代针对美日贸易摩擦的一次电视专访中，明确认为日本在占美国的便宜。作为企业家，他认为贸易应该对等，否定全球化下的分工体系。当时美国承担保卫欧洲和日本的责任，还投入大量资金对抗苏联的威胁，美国人认为领导权的成本高于收益，日益崛起的日本、德国免费搭车，美国得不偿失。只是后来苏联消失和新经济革命淡化了美国的“受损论”。现在特朗普以行动代替抱怨，在贸易领域和安全费用问题上向盟国发难。

在两个时代，日本与中国都对贸易摩擦做出战略性反应。1987年，在美日贸易摩擦加重的背景下，日本在亚洲推销“雁型发展结构”。1988年日本制定五年计划，想通过对外投资、对外援助以及进口政策建立一个由日本领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将亚太地区统一到日本领导之下，建立一个足可以对抗美国的亚洲区域“堡垒”。日本舆论广泛探讨这一战略，引起了美国的不安和破坏，这也是后来美国阻止亚洲地区各种经济一体化方案的源头。不过在1997年，在美国强势美元政策影响下，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日本的雁型结构计划失败。现在，中国则推出了“一带一路”，同样引起美国不安。在此情况下，中国应该对“一带一路”倡议保持低调，并推动中日韩的经济一体化。

在两个时代，美国认为日本与中国都存在严重的重商主义和行政干预，通过制定一项精明的国家战略扶持本国产业与企业。但是，与中国相比，1980年代的日本市场更加封闭，在运用政府权力促进国际竞争优势等方面更加熟练。与此同时，日本改革派想利用贸易摩擦形成的外部压力推进国内改革，引入竞争机制。现在，中国改革也面临巨大的利益阻碍，中美贸易摩擦也形成了某种倒逼机制。

二

虽然中国与1980年代的日本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是根本性的不同。因此，特朗普政府如果参照198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成功打压，来判断中美贸易战中的利弊得失，将大错特错，而如果执意扩大中美经济战的范围和深度，将对美国的霸权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首先，与日本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大国。日本与美国则属于“主仆关系”，或者是日本文化中的“亲子”关系。日本的安全、外交由美国指导，日本政治上受美国意见影响很大。因此，当美国提出一系列扩大内需与开放市场要求时，日本通常都会被迫同意。中美之间不存在这种上下级关系，中国也不可能忽略本国利益而满足美国不合理不公平的要求。中国要求在相互尊重与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协商，不想打贸易战，但也不怕打贸易战。因此，美国最好不要以处理与日本贸易摩擦的经验来对付中国。

其次，1980年代，日本与美国存在激烈的产业竞争关系，而且美国商品与金融服务在日本的封闭市场中存在感很低。中国与日本恰恰相反，两国经贸关系是互补性的，而且中国市场庞大。

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是，美国经济更依赖于中国，而不是中国经济更依赖于美国，后者也是特朗普谬误想法的源头。在过去的20多年，中国市场与中国制造帮助美国企业强化了自身的全球竞争力，并继续维持美国科技与经济的领先地位。

中国是美国一系列跨国公司最大海外市场，甚至是全球最大市场。波音、通用、微软、高通、苹果，以及好莱坞电影、星巴克咖啡等等，美国品牌在中国人生活中无处不在。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统计，美在华子公司2015年销售3558.4亿美元，中国在美子公司销售220.88亿美元。在跨国公司层面，美对中实现顺差3337.52亿美元。这些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巨额营收和利润帮助其提升了研发投入能力，维持全球竞争力。

与此同时，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绝大部分来自外资公司的加工贸易，其中美国企业委托加工占多数。中国低成本、高效率的生产制造为美国企业、零售商带来更多利润。美国商品中国制造不仅强化了美国产品的全球竞争力，还为美国企业创造超高利润，支持它们的研发投入水平，降低美国消费者支出。

贸易战将会让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赚取巨大收益以及中国代工节省成本的好处逐步丧失，进而会影响其营收与研发投入能力，从长期角度看，必定削弱其全球竞争力，给欧洲和日本等国企业以更多的机会，即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其三，1980年代并不存在全球化，日本处于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阵营之中，必须服从于美国的安排。现在中美同处于一个成熟的全球化分工网络之中，这个网络以比较优势进行安排。如果强行将制造业搬迁回美国，美国人工成本等因素并不具有优势。如果美国以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破坏全球供应链，美国受到的影响将会最大。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近日公布的调查显示，近四分之三的制造业厂商与二分之一的服务业厂商指出，中美大打贸易战相互征收惩罚性关税的结果，势必逼得他们调高售价，制造业预估均价会调涨5.4％，服务业预期涨幅破7％。制造业与服务业都有近六成受访者预期，中美关税大战恐导致供应链交货延迟甚至中断。如果贸易战引发美国通胀并且不得不加速提高利率，美国金融市场将受到贸易战与货币紧缩影响。

在未来一段时间，恰恰是全球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关键时刻，美国企业可能因市场削弱、成本上涨以及供应链动荡而遭受冲击。

三

日本在应对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中出现了三个失误，中国应该引以为鉴。

首先，日本在贸易谈判中不愿意开放国内市场以免冲击就业，采取了替代性的方式，同意金融自由化，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以减少顺差，自主消化过剩产能，避免向美国倾销，并积极参与到国际多边金融政策协调中去。金融自由化与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配合，制造了泡沫经济。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还在努力避免开放对已有的结构和产业形成的冲击，尤其是保护夕阳产业，全力避免失业率上升。日本政府、日本企业就像呵护孩子一样，不愿意员工就业受到冲击，回避国际竞争，排斥外来资本和商品。中国不应该重蹈日本的覆辙，应避免在贸易战过程中，在杠杆率已经处于历史高位的背景下，继续依靠金融和财政政策刺激内需，而应扩大开放，引入竞争，实现市场优胜劣汰。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刚刚执行去杠杆政策，市场就做出激烈的反应，以金融危机、失业、社会动荡等理由要求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其次，日本在谈判过程中存在两个误判。第一，挤牙膏式的谈判过程让贸易摩擦长期化。日本总是迫于美国国内政治压力，选择在某个领域让步，双方签订协议后，美国再次提出新的要求。在美国人看来，日本人通过拖延的方式，花最长的时间做最少的事情，而在日本人看来，美国总是一项接一项提出新要求，这又强化了日本人被动挤牙膏的方式。第二，日本没有意识到，美国反对谈判中的结果取向，即，日本认为美国是追求利益，只要增加进口美国产品减少顺差就会让美国国会满意。事实上，美国更重视公平的规则、市场开放与透明度，并不单纯是为了本国贸易利益，而是要求给予竞争机会平等。因此，中国应该在市场开放与规则建设方面逐渐并加速与国际接轨，这也是提高本国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必然要求。

其三，日本经济转型升级在1970年代末就基本完成，但是，在强调技术创新与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并未重视分配，过度重视就业与等级制，逐步丧失活力。在1986年“广场协议”签署之后，日本企业广泛而积极地参与到金融投机活动中去，影响了技术创新的投入。在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企业出现很多“泡沫技术”，即只是给产品增加某些讨人喜欢的特征，而不是实际新功能的技术，这也是日本错失信息产业革命的原因之一。中国当前的创新存在较大的“泡沫技术”而无原创性技术升级，比如以零售模式创新的小米制造，所谓的共享单车，等等。低门槛的“泡沫技术”商业传奇往往错误地引导资源向所谓“模式创新”、“跨界”、“生态”等方向错误配置，而忽略了技术创新的重要性。

四

与19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不同的是，中美贸易摩擦不仅仅是国家竞争，也是双方各自国内巨大失衡造成的必然产物。

两国国内失衡造成了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失衡。现在，两国经济再平衡（贸易）以及两国竞争（技术）关系增强，共存于同一个结构之中。两国经济再平衡需要两国共同努力与配合，否则只会加速各自内部的失衡，两国竞争则强调对立和冲突，因此，这个结构注定是不稳定的。突然爆发的贸易摩擦虽然有助于推动再平衡，但也会促进恶性竞争，即以破坏全球产业链与产业分工的方式，并会引起政治冲击和全球化倒退。

美国治理国内失衡是几乎不可能的任务。这是因为，1975年后，美国进入了一个政治极化时代。民主党（自由派）要求增加支出，共和党（保守派）要求降低税收，在其他问题上越来越接近的两党，税收和支出问题成为最大的矛盾。一旦掌握了政权，共和党如果减税，其财政支出应该是降低，还是维持高水平？民主党如果支持高水平的支出，它需要增加税收还是降低税收？这些问题在国会干预下，产生一个规律性结果：既不能大幅增税，也不能削减支出，这种极化政治制造了美国持续的财政失衡现象。到今年初，美国财政赤字高达21万亿美元，赤字恶化是美国贸易逆差持续上升的重要原因。

财政失衡是美国不可持续的危机，但在政治极化的背景下，美国社会束手无策。就像福山所预言，除非美国陷入一种系统性危机，否则，美国很难出现两党达成共识，实现集体决策。2016年，美国人选择了一个几乎没有党派色彩的“政治素人”特朗普上台。他试图打破华盛顿的政治规则，解决美国面临的困境。

在共和党掌握参众两院的支持下，特朗普选择了大规模减税以刺激经济，但他减少支出的做法受到阻力，甚至扩大了支出，同时美联储持续加息，这是危险的政策组合。虽然看上去，他试图通过扩大出口以及增加本土制造业减少贸易逆差，以减税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以组合拳实现再平衡。

但是，由于中美经济早已经形成难分彼此的“共同体”，迫于再平衡压力与竞争关系，两国若要实行“再分配”，会对两国经济结构产生严重冲击，加剧各自国内的“失衡”，产生新的经济与社会压力，甚至是危机。这种危险的前景以及一个不可预测的总统，让人担心是否会形成恶性循环。

中美两国之间应该以再平衡为主要目标，降低竞争的烈度，尤其是美国不能追求双重目标。竞争以敌意为基础，再平衡强调合作，两个相互冲突的诉求不可能同时得到满足，而会相互破坏。在再平衡方面，美国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将调整的成本转移给其他国家，尤其是解决好政治极化的难题，减少财政赤字。中国则应该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建立基于公平规则基础上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这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也是以公平规则降低中美竞争冲突的必然之路。

与此同时，中国还要推动分配正义。过去的发展模式中，政府得到太多，而居民的分配差距又太大，泡沫化的住房价格又压制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与生育意愿，再加上即将降临的人口老龄化，使得中国当前面临日本1970年代的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1980年代的经济泡沫化以及现代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挑战的集合。考虑到这些难题，美国人实际上集体非理性地夸大了中国的竞争力，忽略了中国面临的困难。但是，中日在经济崛起过程中都犯了同样的错误，那就是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低估了自身的不足，高调制定在一些领域赶超美国的战略，引起美国人警觉并团结一致应对威胁，这是值得反思的。

（注：作者是资深财经媒体人。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浅议贸易战背后的心理学逻辑

在过去的数月中，中美“贸易战”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美贸易冲突开始以来，我们看到了各种从政治和经济角度进行的分析。诚然，大国角力的政治戏码与全球经济的风云浪潮固然与贸易战兴覆密不可分。我们或许还可以设问：当下的中美贸易冲突真的仅仅是政治与经济两种“气候”催生的么？在这些因素之外，还有否其他原因虽然表面上并不左右纷争，但却默默为其推波助澜？

作为在西方研究跨文化管理的一员，笔者认为这场大张旗鼓的贸易战背后中美两国霄壤之别的文化差异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从文化心理学的视角，虽然不一定能解释这次起伏更迭的冲突之全部，但与经济、政治这些风云变幻的外部表象所不同的是，根深蒂固的文化差，恰恰因为它在我们生活中的无往不在而易被熟视无睹。拨开政经疑云，或许可以借助文化维度理论（cultural dimension theory），从文化差异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揭示这场贸易冲突的一些鲜为人道之面。

为什么美国认为自己一直在“吃亏”：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对决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荷兰心理学家霍夫斯泰德（Hofstede）曾开展了一项涉及全球的问卷调查，提出了日后颇具影响的文化维度理论来描述多样文化间纷繁复杂的差异：其中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分庭抗礼或许最广为人知。此后浩如烟海的学术研究和实践调查，都反复表明中美文化在这一主要维度上呈现截然相反的特征。或许正是这一差异所塑造的民族性格和社会价值观，催生了中美对于贸易逆顺差状况不同的直觉反应。

美国文化极为强调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和独立的自我构念（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s），它与强调集体主义（Collectivism）和互依自我构念（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s）的中国文化截然不同。长期浸润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人习惯于把个体感受当做决定态度和行为的最主要因素而代代相传，个体主义作为一种处世哲学被全社会奉为圭臬。扣动这场贸易战扳机的美国决策当局正是由这样一群深植于个体主义和独立自我构念的文化土壤中的人士所组成。组织行为学的一个经典发现也表明当群体由高度同质化的个体构成的时候，个人的思维模式会在群体决策中被进一步放大甚至极端化。也就是说，当一个政府的决策机构由一群笃信个体主义的人组成时，它的决策过程越强调“民主程序”、越“海纳百川”，决策的结果往往越容易反映出更加强烈的个体主义倾向。

与此同时，文化是个体习惯的群体化呈现，这一过度强调个体感受的思维在宏观层面也自然而然让美国的决策当局和领导人形成了过分聚焦美国一国在双边贸易中处境的思维模式，继而造成了目中无“他国”，过度关注所谓“美国的利益和感受”。此外，对于个体独立性近乎痴迷的追求使得美国的决策当局有时很难清晰全面地认识国际贸易和经济关系的相互依存性(interdependence)。当美国人觉得自己的国家并没有在贸易这场“游戏”中得到“结果分配”的优势时，他们更容易觉得这一切是不公平的（unfair）。对于美国而言，这种所谓不公平的贸易状态代表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冲突。因而一场直截了当的“贸易战”在美国执政者眼中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选项。

反观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传统文化，人们习惯于将自我定义在与群体和他者的关系中。自我的意志与感受往往并不是决定动机与行为的最主要因素，有时甚至还需要被置之不理；任何行为可能给他者带来的影响和后果都是必须深思熟虑的要义。有趣的是，这一集体主义和互依的自我构念恰恰和国际贸易互惠互利的内在逻辑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和吻合度。此外，当“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思维模式融入文化DNA的时候，和某一个国家之间暂时的贸易逆差状态并不意味着必然的敌对与冲突；暂时的贸易顺差也不代表着对他者的征服与自己的胜利。如此，这样的文化基因也在潜移默化中让中国人更倾向于相信“任何贸易战都只可能两败俱伤”。

为什么美国不在乎主动挑起中美贸易争端？：刚性与柔性的碰撞

在文化维度理论中，另一个可用于区分中美文化的主要维度是刚性与柔性。以美国社会为代表，“刚性文化”（masculinity）的主导价值包括尚武冒进和争强好胜。与之相反，中国传统所代表的 “柔性文化”(femininity) 则更关注社群和谐与道德伦理，崇尚积极入世的精神。

进入本世纪以来，美国在先进制造业方面的领先地位和在国际秩序的主导状态都受到了来自“东方巨龙”中国的强力挑战。美国及它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中的刚性化使得美国政府和其背后千千万万的精英阶层将这种挑战的最终归宿直截了当地圈定为不可避免的大国间冲突。这一心态近年来集中体现在美国主流政治学界对所谓修昔底德斯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大肆渲染。这位古希腊历史学家对雅典与斯巴达两个城邦间长达三十年的战争所做的定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的大国，战争与冲突因此无可避免”）在此后的千年中几乎成为西方世界认识与理解国际关系的“铁律”。面对中国多方面的强势崛起，长久以来所积累的刚性文化基因让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天然地沉浸在战鼓擂擂的氛围中。贸易作为经济发展中最直观的环节之一，往往成为氤氲宣泄这种冲突斗阵气氛的最前线，好战冒进的刚性文化因而也让发动贸易战成为美国处理中美贸易“失衡”现状的“简单粗暴”方式。

反观中国，贯穿五千年中华文化的“儒”“道”两家都强调温柔敦厚、以柔克刚的柔性文化内核。中国的传统文化因而一直积极倡导社会和谐的观念，与人亲善的价值。“君子和而不同”的儒家理念在千年的传承中掷地有声地体现了中国文化对和谐的崇尚。常常被习近平总书记挂在嘴边的、春秋古籍《司马法》中“国虽大，好战必亡”这一名句更是时时刻刻警醒治国者要以和为贵，莫轻言征战。以这样的文化视角观之，任何贸易纠纷都不过是大国交往中最正常不过的小风微浪，不值得、也不应当成为新型大国关系发展中的绊脚石或拦路虎。

为什么特朗普会经常变脸：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之冲突

结合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的相关数据，霍夫斯泰德（Hofstede）的研究团队对文化维度理论进行了扩充，认为长期取向（long term orientation）和短期取向（short term orientation）是另一个区分不同文化的重要维度。这一维度刻画了一个民族对于长远和近期利益权衡之价值观。今天用其来观察中美文化差异似乎特别适用。

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多数西方国家常常具有短期取向文化的特点，更侧重于过去与现在。政策抉择也往往受短期选举影响。即便竞选时各个政党会拿“将来”作为标杆，胜选后难免聚焦眼前的利益而较少考虑未来的变化。这样的文化促使美国在发动贸易战时难免过度关注以往贸易中的逆差，极少考虑贸易战可能存在的长远震荡，更为关注短期内能够带给国家的现实经济和政治利益。在贸易战的烽烟四起后，这种立足短期取向的文化也使得美国会对一时一刻的利益得失更为敏感；政策的风向标也因此忽东忽西、经常变脸。当短期利益得到阶段性满足时则鸣金收兵；当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或受到新的（或更大的）压力时又再擂战鼓。整个局势让人有扑朔迷离，反复无常之感。反之，以中国为代表的长期取向的文化习惯于面向未来，未雨绸缪，防微杜渐，韬光养晦。对待变化着的风云，人们更倾向以动态、长远的观点观察。这样的文化促使中国政府即使身处这场贸易战的烽火之中，仍更着眼于长远的稳定与发展，处变不惊，力图彻底搭建一个互信互助的平台。

面对未来可能长期存在的贸易冲突，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理解文化差异或许可以为减缓摩擦提供一些启示。简单而言，在贸易磋商和谈判中，中国可以针对上文讨论的美国文化特点入手：

首先，基于美国文化强调独立自我构念而非互依性的特点，中国的获利或许可以被容忍，但是美国的失落则断然无法被接受（特朗普竞选口号“让美国再一次伟大”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而可以借鉴心理学中的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以美国的利益框架进行表述。侧重强调美国对于中国的依赖和贸易互补性来“好言相劝”也许既不能让美国准确接受，更有可能适得其反，加速矛盾的升级。

第二，面对以刚性文化为内核的美国，重申贸易休战与和谐相处的价值也许沦为“对牛弹琴”。反之，能让其在某些领域适度感觉到胜利的甜头或许更对症下药。特别是在知识产权等同样使中国在未来收益的领域做出适当调整会让彼此海阔天空。

第三，理解美国文化的短期价值取向，中国可以将谈判所涉及的得失筹码尽量放在中短期时间框架下呈现。长远而言，时间站在中国的一侧，但重点是让美国在短期内依然觉得自己的地位坚不可摧。

显然，中国和世界的交往融合在伴随着各自不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途径之后，今日已经进入了文化碰撞的时代，文化的差异无疑是我们看待和理解一些“非典型性”经济与贸易摩擦的望远镜。虽然6月3日，中方就中美经贸磋商发表声明，宣告“双方就落实两国在华盛顿的共识，在农业、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了良好沟通，取得了积极的、具体的进展，相关细节有待双方最终确认”；但15日中方又宣告，鉴于美方的出尔反尔，“双方此前磋商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同时失效”。几乎回到磋商的原点似乎表明了此轮中美贸易摩擦的白热化和长期性，其实也体现了中外文化差异的显现化和复杂性。

作为全球化时代的一份子，在看待和分析这场贸易摩擦时，当然希望不仅能够认清中美之间诸多的文化差异，更应该认识到在这些差异之外，作为两个伟大的民族，我们身上存在着更多“人之为人”的共同点。中美两国人民对于富足和睦的生活亦有着共同的美好追求。希望这份“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期盼能够成为中美贸易关系和全球发展道路上的一盏明灯，驱散误解与敌意，点亮长期共荣共存的未来。虽然中美贸易摩擦似乎会伴随特朗普的整个任期，但终将如中国领导人所说，“太平洋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为伦敦商学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组织行为学博士候选人）

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中美两国目前在贸易层面上的讨价还价，不能解决两国在经济地位上的深层次矛盾。美国连年的贸易逆差，反映的是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制度的缺点，即美国可以无限量发钞，长期以信贷度日。唯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美元化的世界，才可以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状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帮一把，但是要推动人民币成为像美元一样的避险货币，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由于特朗普对中国货品征收关税，始终对中国出口带来一定的影响，市场的避险情绪升温，下半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将无可避免受压。

中美贸易关系恶化成为2018年全球经济的焦点。从特朗普政府提出对光伏、洗衣机等产品征收关税,提升至利用301条款制裁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再加上禁止美国企业与中兴通讯进行商业交易，这些不但反映了美国政府企图以粗暴的方式解决美中长期贸易赤字的问题，更被认为是美国对中国在科技领域崛起所做出的策略性攻击。

尽管刘鹤访美，威尔伯罗斯访京，两国同意加大进口美国商品，加强保护知识产权，保持双方积极沟通等，并达成初步协议。可是，这样并没有为这场贸易战降温。特朗普出议反议，继续推动向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同时，美国更加向其他国家开展贸易战，在G7会议摆出强硬姿态，更得罪其盟友加拿大。美国基本上已经成为现代保护主义的代言人。

图1：中国跟美国的贸易和债务关系

资料来源：彭博，澳新银行研究部

在我看来，这场中美贸易战不只是进出口层面的问题，更多的是两国在全球货币系统中不平衡的表征。我们要知道美国几乎跟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存在长期贸易逆差关系，为什么呢？一个国家能够长期购买超过自己出口的商品，是因为他有能力长期借贷。进口长期大于出口，其国际投资部位必然是净负债。所以，美国既出现贸易逆差，又出现财政逆差。今天，中国持有美国国债1.2万亿美元，是当年中国加入世贸时期的15倍。美国人享受中国工人制造价廉物美的产品，却没有想到拖欠中国大量的贷款。中国是美国消费者的店长，也是美国政府债主。

为什么美元可以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个课题在学术上已经有很多解释。例如，一般经济学的解释是由于网络外部效应（Network externalities）所致，各国使用美元成本越来越低，网络效应越来越大，已经流行的货币只会更加流行。既然很多国家已经使用美元作为支付货币，其他国家也就同样使用美元支付贸易，并且购买美国金融机构发行的各种金融产品，以及美国政府发行的主权债务。美元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另一种解释源于地缘政治，也是流行的石油美元论。二战之后美国在军事上已经取得优势，特别是在中东地区，美军保护了重要的石油资源。 1971年，当美国放弃金本位之后，美元大幅波动，1974年尼克松政府与沙特阿拉伯达成协议，限制沙特只能以美元作为石油出口的交易货币，以此换取美国提供军事上的保护，沙特央行也从此选择让本币与美元挂钩这种汇率制度。这就是市场上所谓的石油美元(Petrodollar)理论。按照这种解释，美元不单只是一种石油货币，也是一种军事货币（Armadollar）。

无论是哪一种解释，美元目前仍然是一种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相当稳固，这是不争的事实。既然是这样，美国在根本上并不能依靠贸易政策解决自身的贸易矛盾，在学术上名为“特里芬悖論（Triffin Dilemma）”。再加上美国经济发展已经相当成熟，人均收入相对较高，生活方式不能倒退，一般家庭不能接受没有后花园的洋房大屋，这些都是美国经济自身的深层次问题。

特朗普政府要对中国货品开征关税，并没有针对美国的贸易失衡的元凶。进口关税只能影响价格，即扭曲进出口货品的相对价格，但却不能全面降低美国的购买力。要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需要在美国长期借款能力的问题上做出根本性的改变，这就涉及到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地位的问题。美国人需要知道，买东西是需要付款的，借款需要还款，还款是需要努力工作的，不能靠央妈买单。

其实，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也是协助美国借贷度日的其中一个推手。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开放一次性地为世界经济提供大量的劳动资源。这种情况有点像在欧洲发现北海油田一样，相关的国家在短时间内累积大量的财富，需要通过以主权基金的方式为资金寻找出路。成熟的美元资产，便成为这些国家资源的投资对象，中国也不例外。

世界各国必须改变以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这种习惯以及信念，正本清源，回归基本面，以真实的资产作为印发钞票的基础。既然美元当初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源于市场对于她购买力的信任，也就是她的储备功能，中国也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更加积极，使世界更多央行以及主权基金甚至是金融机构减少持有美元资产。

假如中国减少购买美元国债，这并不应被视为对特朗普政府政策的一种报复手段，而应被该视为改变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一种行动。事实上，不少国际大型基金的操盘者多次向笔者提出，美元在他们眼中是一种结构性的弱势货币。我们每年偶尔会见到美元升值，但是都是周期性的。美国国债收益率在过去30多年长期下降，说明美国的生产力以及通胀长期下滑，在趋势上，美元资产并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收益。过去二、三十年，不少保险公司及养老基金都出现收益不足的负利差问题，就是美元固定收益资产收益率不断下降所造成的恶果。

如果美元不再是国际上的主要基础货币，储备货币功能降低，美元应该出现长期贬值、长期债券收益率上升的情况。这种现象，是新兴市场面对金融危机的典型表现。美元贬值，会减少美国的进口购买力却同时增加其出口的竞争力，帮助美国实现进出口平衡。另外，长期利率上升，也会提高美国的总体储蓄率，减少美国的过度消费，进而减少进口，帮助减少贸易逆差。

至于中国，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进口消费品的数量必然增加。居民工资增加，也就意味着出口产品的成本上升，由于美元长期弱势，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出口竞争力也将下降。这样的发展，就是对过去全球经济失衡的状态作出修复，从根本上解决中美两国根深蒂固的矛盾。

要削弱美元的国际地位呢，人民币国际化也许是一条出路。经过过去六、七年的推动，人民币已经基本上成为在全球汇率市场相当活跃的一种投资货币。但是，在国际贸易的层面，人民币的渗透率仍然相当低。另外，虽然很多国家的央行已经开始持有少量的人民币资产作为外汇储备的一部份，而且已经跟中国人民银行签定了货币互换协议，但是，人民币资产在全球的份额仍然相当之低，美元仍然被市场视为无风险货币（risk free），如果要人民币要与美元看齐，这个目标仍然很远。

图二：IMF SDR权重和央行

资料来源：IMF，澳新银行研究部

中国也应该在商业层面上推动人民币交易，改变美元独大这个不正常现象。今年，上海期货交易所已经推出了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而大连商品交易所也开放外资参与铁矿石期货交易。今年六月，国际资本市场通用的MSCI新兴市场指数将会纳入中国的A股。我们估计固定收益产品市场流行的指数（例如JP Morgan EMBI等债券指数）也很快把中国的固定收益资产纳入其中。这些发展具备相当的突破性，可以增加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地位以及流通性。

但是，要提高投资者持有中国资产的信心，中国必须加大对金融业的开放，并提升政策的透明度。美国货币政策的透明度，是美元国际地位的重要基石。由于很多投资者仍然担心持有人民币的政策风险，限制了人民币成为国际基准货币的能力。中国要在这些软实力方面更多努力，只有这样，美国联储局才有可能不再成为美国进口的提款机，美国的贸易赤字才能减少，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才能达到真正的平衡。

特朗普对中国货品征收关税，始终对中国出口带来一定的影响，市场的避险情绪升温，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将无可避免受压。其实，在中美贸易摩擦升温以来，人民币汇率已经从今年3月时的高位6.27贬值到近期的6.45以上。由于特朗普要应付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短期内他的对华政策将仍然偏向强硬。经济前景不明朗，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也从适度从紧的方向微调至较中性的操作，加大投放、将准等措施已经是大概率事件。在这个背景下，估计今年下半年人民币的汇率将较为波动，汇率在短时间内有可能出现2-3%的变化，对期内要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将较为困难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近日在日内瓦湖畔的小范围贸易研讨会上，大家认为，特朗普贸易政策是典型的恃强凌弱（bullying），其他国家没有切实团结起来，过于软弱。

更有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狂妄的贸易、外交和非人道的移民政策接近于法西斯主义者。其他国家如果像三十年代英国首相张伯伦对待希特勒那样，一味的怕对抗、想和解，唯一的结果将是特朗普变本加厉，更难阻挡。

忽然发现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历史性的危机时刻。将来回头看，2018年的6月或许是认清特朗普真相的分水岭。

* 与金正恩会谈、实现其所谓“历史性壮举”后几十个小时过河拆桥，特朗普撕毁与中国签署的贸易停战联合声明，宣布将对中国500亿征收25%关税，中国提出反制措施后特朗普疯狂加码说因为中国反制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10%关税。

* 把欧洲盟友扔在一边，宣布退出与伊朗达成的多边核协议，随后在6月9日的G7峰会后痛骂东道主加拿大总理是“白痴”，狂扁其他欧洲国家领导人，并撤销已经签署的G7联合声明。

* 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统相继飞到白宫，希望特朗普不要对欧盟出口的钢铁和铝材征收25%关税，但是特朗普根本不管，仍然决定6月1日起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征收上述关税。

* 继退出联合国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后，特朗普政府6月19日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 继续在世界贸易组织（WTO）阻挠推选上诉机构成员，并无意提出解决方案，理由是上诉机构曾经越权审理，并且对美国的案件审理不公。

世界，该清醒了。

法西斯主义会发生在美国吗？一个警告

有一本1935年发表的小说，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在美国书店一扫而空。小说的名字叫，“这（法西斯主义）不会发生在这里”，作者是辛克莱尔•刘易斯（Sinclair Lewis），该小说首次发表的背景是，希特勒高喊“使德国再次伟大”，撕毁了凡尔赛条约，并建立纳粹军队，实行种族主义。

今年四月，美国前国务卿（即外交部长）、乔治敦大学的奥尔布莱特女士发布新书《法西斯主义：一个警告》（Fascism: a warning），付梓几周已是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书中，她急迫的警告说，“回头看，很容易忽略这个时代的法西斯主义者，仅仅把他看做一个坏家伙或者疯子，但是那太简单了，也很危险。法西斯主义不是人类的一个例外，而是其中的一部分。”她说，“特朗普是美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反民主的总统。”

其实，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鸥（Alain Badiou）早在特朗普赢得选举后一周，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个讲座中讲道，“这个新的政治人物——特朗普，还有一些其他人物—接近于三十年代的法西斯主义者。……特朗普的种族主义、歧视女性、暴力，而且不考虑任何逻辑或者理性，这也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的特点。” 他还反思到，“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一些好像回到过去的存在的东西看起来又是新鲜事物。把旧的翻新，也是新法西斯主义的一个特点。”

对外，特朗普认为：中国、欧盟、日本、加拿大都根本不敢和美国单挑打贸易战，而且因为军事安全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这些国家更不可能联手对付美国。

在内，他的基础选民继续顽固支持他兑现竞选承诺，共和党议员也顺应民粹主义，绝大多数的美国大企业不敢对特朗普公开叫板，而是静观其变。

所以，新法西斯主义者并没有受到任何有效的阻拦。

欧盟应停止对特朗普的绥靖政策，停止纵容美国对华301关税

由于惧怕美国，欧盟对特朗普的钢铁关税、退出伊朗核协定忍气吞声。

遗憾的是，被美国痛打的同时，欧盟不仅不声张正义，却选择尾随讨好特朗普，并在5月30日，签署美欧日三方联合声明，激烈批评第三国（指中国）的所谓产业补贴、强制技术转让和非市场导向政策，决定在各国国内及世贸组织采取联合行动。欧盟、日本给特朗普拍尽马屁，得到的唯一赏赐却是在加拿大的G7峰会上被特朗普一顿痛骂。

欧盟妄想与美国联手打压中国，一是讨好美国，厚着脸皮做盟友，二是希望借此打压中国。但是欧盟应该知道：中国之后，随后就是欧洲，特朗普绝不会对欧洲手软。二次世界大战前，英法对希特勒一让再让、心存侥幸，寄希望于希特勒向东侵占苏联，最终法国本土被希特勒侵占，英国在纳粹空袭中遭受重创。

一年的反思够了，该行动了。去年五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北约和G7会议苗头不对后曾经深有感触的说，“欧洲的命运应当掌握在自己手中”。现在，是时候考虑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来掌握自己的命运了，最重要的是，欧洲应当明白，这个世界需要反对的是新法西斯主义者，而不是中国和低收入国家的发展。

欧洲应当在清醒一点。特朗普在301调查报告中所抨击的“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寻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正义事业。中国技术的崛起和在价值链的上移不但不可阻挠，而且对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欧洲和全球经济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首先是中国产业升级有助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产业升级虽然会动一动发达国家的高科技这块奶酪，但是高举自由市场旗帜的欧美心里自然明白，全球高端产品市场的竞争会提高产品和服务的性价比，从而高技术可以在低收入国家得到更好的扩散，会带动低收入国家的技术和生产能力提升。此外，原本主要由中国扮演的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可以进一步转移至其他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帮助这些国家创造就业、摆脱贫困，逐步实现工业化，并逐步进行产业升级。全球193个经济体中，发展中国家占到154个。难道这些国家就没有权利攀登技术的阶梯吗？穷国就应该永远停留在全球生产链的最下端吗？从这个角度讲，阻碍中国的产业升级也是阻碍高科技扩散、阻碍低收入国家的发展空间，是非常不人道的。

其次，中国的产业升级虽然在短期内可能对欧洲和发达经济体带来竞争，但是同时在短期和中长期，中国产业升级带来巨大市场机遇。一方面，中国的产业升级过程中需要从欧洲进口大量的技术产品和服务，而且由于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中国产业升级也会扩大给欧洲在华投资的经济回报。另一方面，更长远的看，因为中国的产业上移后由更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其他低收入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振兴会带来中产阶级的兴起，产生更多的有购买力的消费者，成为规模更大的新市场。

最后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贫穷滋生冲突、跨境犯罪、恐怖主义、难民。中国产业升级以及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的政策和发展联动，将给更多欠发达地区带来的经济发展，对全球的和平和反恐事业也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因此，欧洲不应当纵容特朗普借301关税武断地打压中国的产业升级，相反，应当旗帜鲜明的站在中国一边，反对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做法，并积极与中国协商共同应对特朗普。

第一个集体行动：特朗普须限期整改，否则拒绝他参加G20峰会

由于特朗普肆无忌惮、出尔反尔，无视国际规则，但同时美国的军事、科技和金融实力仍然是超级大国，如何应对是一个艰难的问题。在当前解决，遏制特朗普须有四个原则。

一是给特朗普一个较短的期限，改正错误。比如9月30日。

二是给特朗普一个必须改正的主要错误清单。比如：取消对中国的301关税；取消对欧盟、加拿大等25%的钢铁关税；不再阻挠WTO正常的增补上诉机构大法官；重新批准美国政府签署的伊朗核协议、巴黎气候协议两个重要的多边协议。

三是其他所有国家必须团结一致，在特朗普改正之前，不应当单边和特朗普磋商改善关系。

四是保持冷静，并有明确的备选方案。如果到截止日特朗普没有改正其违反国际经济法原则和契约精神的做法，其他成员的备选方案是什么。

比如，欧盟和中国可建议：美国以外的G7成员领导人、金砖五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拒绝特朗普参加G20峰会，原因是他违背了G20峰会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原则和精神。

再比如，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谅解备忘录25条，构建与现有上诉机构平行的国际贸易冲裁体系，或根据WTO成立协议第9条进行投票，解决美国阻挠补选上诉机构大法官的问题。

中美贸易争端的发展和特朗普对内对外政策的自相矛盾，反应出特朗普的逻辑就是恃强凌弱。即使还不是完全的法西斯主义，但是需保持高度的警惕。

欧盟作为一个富有历史记忆的经济体，包括一战和二战的历史，应当停止对特朗普的绥靖政策，更坚决的反对特朗普对华301单边保护主义的做法，支持中国的立场，并与中方一道纠正特朗普的话语权，强调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潜在益处。如果多边贸易体系瓦解，贸易战扩散到全球范围，欧盟和发展中国家都将受到巨大的损害。

随着特朗普越来越失去理性，中美经济重回合作轨道的概率下降，中方应紧急的加强与欧盟及G7其他成员以及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国家的合作和互信，尽快采取联合行动让特朗普限期改错，否则拒绝特朗普参加G20峰会，在政治上完全孤立特朗普。与此同时，也要做最坏的打算，提前应对中美贸易投资关系的突变，甚至是完全断绝贸易关系以及周边军事事件，因为法西斯主义正在死灰复燃。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和机构的资助方，作者感谢丁岑星的协助研究。）

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特朗普政府已决定限制中资投资于多个行业（从航空航天到机器人技术）的美国企业和初创公司。目前它正准备在不断升级的美中贸易战中部署最新武器。

专家们表示，此举对美中经济关系造成的长期后果可能超过不断升级的一报还一报关税战，并成为美国开放投资体制数十年来的最大变化之一。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已下令美国财政部起草针对中国对美投资的一系列限制措施，并于本周公布。这些措施是为了配合已宣布的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目的是迫使北京方面改变知识产权实践。

此举可能会令中国在美投资进一步降温。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的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与去年同期相比暴跌逾90%，至18亿美元。2016年，中国企业在美直接投资达到创纪录的460亿美元。

知情人士表示，这些投资措施的具体范围还有待特朗普政府最近几天进行内部讨论。目前尚不清楚这些限制措施多快生效，以及它们会否针对中国对风险投资基金（这类基金向美国科技行业初创公司提供很大一部分种子资金）的投资。

但据了解相关讨论的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已决定限制中资收购——或投资于——北京方面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计划所列行业的美国公司。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制定了在10个行业引领世界的目标，其中包括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机器人、医疗设备和铁路。

“中国已将美国的未来行业作为目标，特朗普总统比其他任何人都明白，如果中国成功占领这些未来的新兴行业，美国将没有经济未来，而美国的国家安全将被严重削弱，”白宫高级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上周说。

特朗普政府似乎有可能会借助一部在国家经济面临紧急情况时让总统拥有广泛权力的法律。特朗普可能宣布动用上世纪70年代通过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该法以往主要被用来对朝鲜和伊朗等国实施制裁。

特朗普政府官员辩称，之所以需要这些限制措施，是因为美中在关键技术领域展开了关乎生死存亡的创新战，这将决定全球两大经济体的未来。

官员们正在考虑建立一个与跨部门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平行的独立机构，而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抵制此举。姆努钦在内部会议上表示，改革CFIUS的新法案正在由国会审批，该法将赋予CFIUS所有必要权力。

但特朗普政府内外的知情人士都表示，对华鹰派已经赢得内部辩论，白宫已开始告诉各机构，它们需要派人到财政部来拟定新的体制。

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国务院协助起草制裁和经济外交政策的彼得•哈勒尔(Peter Harrell)表示，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的做法将不同寻常。

他说：“这与过去的行事方式大相径庭。”

此举将延续特朗普在经济斗争中搬出国家安全名义的模式，包括最近的对钢铝进口加征关税。特朗普还已对外国汽车是否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发起调查。上周五特朗普称，此举可能导致对欧洲汽车征收20%的关税。

如今供职于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的哈勒尔表示：“特朗普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极大地模糊了界线，似乎在把美国面临的任何重大经济挑战都说成是国家安全挑战。”

保守的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美中经济关系专家史剑道(Derek Scissors)表示，特朗普政府瞄准中国对美国关键技术领域的投资是正确的。但如果选择单方面行动，绕过或取代改革CFIUS的立法努力，它可能会在国会遭遇阻力。

他说：“这将不会令（国会内的）人士高兴，即便他们同情（限制中国获得美国技术的）整体政策目标。”

围绕利用国家安全法令加征钢铝以及潜在的汽车进口关税，特朗普政府已经面临国会内部支持贸易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反弹。

译者/何黎

过去一周里，贸易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以及美元走强，给东亚各市场带来了冲击波，投资者从全球和新兴市场股票基金撤出的资金创下了纪录。

EPFR的数据显示，全球股票基金的周内资金流出量创下了81亿美元的纪录，而在截至周三的一周里，全球新兴市场股票基金的资金流出量也创下了60亿美元的纪录。

这一周里，白宫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并威胁称，如果北京方面实施报复，则美国将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周二，贸易战阴云震撼了亚洲市场。

“我们看到了由贸易言辞到贸易行动的剧烈转变，”Pacific Life Fund Advisors资产配置主管麦克斯•高曼(Max Gokhman)说，“美中之间不断升级拟议采取的贸易行动的速度，正引起投资者的担忧，他们宁愿离开危险之地。”

与此同时，在美联储(Fed)加息、美国经济出现相对强势迹象之后，美元汇率在过去一周里升至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

过去一周，美国股票基金的资金流入量为51亿美元，与全球和新兴市场基金的资金流出形成鲜明对比。

周三纽约市场早盘，3.21亿美元资金大举撤出一只新兴市场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可能是新兴市场基金资金流出创纪录的原因之一。

瑞银全球财富管理(UBS Global Wealth Management)美国投资策略主管杰里米•齐林(Jeremy Zirin)表示：“美国本季度的经济势头有所好转”，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增长差距也有所扩大。”他说，“由于市场变得更为动荡，并对贸易感到担忧，还有一种避险因素”正在吸引投资者投资美国。

今年，美元不断走强，在土耳其和阿根廷等严重依赖美元融资的国家引发了市场动荡。

然而，沙特阿拉伯是过去一周里新兴市场的一个亮点。由于预计沙特股市将被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流入该国股票基金的资金达4900万美元，为今年迄今的第三大纪录。周三晚些时候，沙特股市被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的消息得到了确认。

译者/何黎

美中贸易战的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讽刺是，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BMW)和戴姆勒(Daimler)可能最终成为这场贸易战中的最大输家。

在两个支持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所在共和党的州进行数十年投资之后，按出口价值计算为美国最大的两家汽车出口商可能受到最大伤害。

如果中国将报复美国总统政策的威胁付诸实施，宝马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工厂和戴姆勒旗下梅赛德斯(Mercedes)在阿拉巴马州的工厂——按价值计算为美国最大的两家汽车出口商——生产的运动型多功能车(SUV)从7月6日起将面临40%的高额关税。

相反，中国提高关税对美国主要汽车制造商的影响不大。

对福特(Ford)和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来说，中国市场极其重要，但它们在中国销售的汽车绝大多数都是在中国本土生产的。二者都与中国公司组建了业务兴旺的合资企业，这些合资企业生产的汽车满足了中国市场对这两个品牌的大部分需求。

令贸易战后果复杂化的是，戴姆勒和宝马的德国同行保时捷(Porsche)和奥迪(Audi)可能成为主要受益者，因为从欧洲出口到中国的汽车将只面临15%的关税。

大众(Volkswagen)的运动和豪华车型没有在美国生产。保时捷卡宴(Cayenne)、奥迪Q7都在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生产。斯洛伐克的人均汽车产量比全球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

惠誉评级(Fitch Ratings)的董事杨菁指出，新的壁垒将使在美国设厂的品牌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北京方面威胁采用这些进口壁垒来反制特朗普为缩小贸易失衡规模而宣布的针对价值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计划。

美中针锋相对，第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是，戴姆勒周三发布了盈利预警，引发投资者争相抛售欧洲汽车制造商的股票。虽然宝马确认了公司的盈利前景，但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分析师哈拉尔德•亨德里克斯(Harald Hendrikse)警告说，宝马从美国的出口也可能受到影响。

戴姆勒在阿拉巴马州塔斯卡卢萨(Tuscaloosa)的梅赛德斯-奔驰工厂自1997年以来已生产300多万辆汽车。去年，该厂向中国出口了大约6万辆豪华SUV。宝马去年从美国向中国出口6.4万辆SUV。在过去25年里，宝马累计投资90亿美元将其位于南卡罗来纳州斯巴达堡(Spartanburg)的工厂建设成为其在全球最大的工厂。

惠誉的数据显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两个德国品牌的贡献，美国去年对中国的汽车贸易实现116亿美元顺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是美国在汽车贸易方面实现顺差的唯一一个大型市场，”杰富瑞(Jefferies)的分析师菲利普•霍乔斯(Philippe Houchois)说。“进口关税可能促使德国（汽车制造商）增加在中国的产量，使美国出口和就业面临风险。”

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对中国的出口“微不足道”，惠誉说。今年第一季度，通用汽车在全球销售了近30万辆汽车，但通用汽车每年从美国销往中国的汽车只有几百辆。惠誉表示，“福特从美国销往中国的汽车数量——主要是林肯(Lincoln)车型——在其去年120万辆的在华销量中仅占6%。”

哈雷戴维森(Harley-Davidson)可能成为美国总统发起的贸易战的又一个意外牺牲品。欧盟表示将对一些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其中包括这家标志性的美国摩托车制造商的产品。若果真如此，这可能会损害特朗普在威斯康辛等地区获得的政治支持。威斯康辛是2016年大选中一个关键的摇摆州，也是这家公司的总部所在地。

美国加征关税给中国汽车行业带来的风险也不会很大。惠誉的数据显示，中国去年向美国出口汽车5.3万辆——仅占中国汽车产量的0.2%。

该评级机构表示，特朗普通过对中国增加投资壁垒来保护知识产权的计划“可能在更长期内带来更大的挑战”。但一个可能的结果是，中国企业可能会利用“其它战略来提高他们在全球的竞争力，比如在欧洲投资或加强国内研发能力”。

这种应对方式将与美国总统宣称要实现的目标——鼓励在美国国内生产和阻止外包——背道而驰。

来自一家德国汽车制造商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贸易专家称，特朗普的意图“令人困惑”。

“有些国家利用关税和保护措施来培育强大的汽车产业——比如韩国、日本或中国——待其汽车产业具备全球竞争力后，这些国家都降低了壁垒，”他说。“这种做法很有效。但特朗普采取了不同的做法。他选了一个高度发达、成熟的产业，然后对该行业的进口征收高额关税。没有经验证据表明这样做能创造就业。”

译者/何黎

习近平动员外国公司首席执行官协助中国应对与美国的贸易摊牌。

约20位跨国企业领导人（包括多家美国公司的代表）昨日与中国国家主席和高级官员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晤。

中国官方电视台晚间新闻播出的长达6分钟的头条报道显示，习近平谴责保护主义，颂扬中国“一带一路”(One Belt, One Road)计划和投资环境的好处，而商界人士在聚精会神地倾听、做笔记和鼓掌。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习近平说。“中国将继续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继续创造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为国内外企业家投资创业营造更加宽松有序的环境。”

据官方电视台报道，外国企业高管们赞赏了中国的发展，敦促更进一步全球化，并建议世界应当增进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理解”。

多数跨国公司反对特朗普政府提议的关税计划，但担心被卷入美中贸易交火。一些美国公司的高管谢绝出席昨日与习近平的会晤。

在寻求海外盟友的过程中，北京方面还宣布了一系列开放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举措——这些是外国企业一直在争取的改革。自3月份以来公布的政策包括提高外国投资者持有保险和证券公司等金融服务公司的持股上限。

“所有领域的大门似乎都在关闭，但有一个领域正在开放，”总部位于北京的政策咨询公司策纬咨询公司(Trivium)的联合创始人安德鲁•波尔克(Andrew Polk)说。“如果你不给外国人一个有吸引力的甜头，他们就不会增加投资。”

中国领导人一直在竭力恢复一种印象，即对外国企业来说，中国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市场。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守文本月曾会晤美国企业高管，敦促他们更好地讲述自己在中国取得成功的故事。

习近平上月会晤了德国企业高管，而一群外国学者和记者获得了有关加强中央统治的必要性以及西方模式弱点的详尽简报。波尔克表示，在经历了数年的增长放缓和市场波动之后，随着中国经济企稳，监管机构对推出谈论已久的金融服务业改革的信心更强了。

北京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周三发布了年度商业信心调查报告。57%的受访者表示，如果中国市场进一步开放，他们将增加在华投资。这项调查是在开放金融服务业的措施公布前完成的。

“是的，我们对取消股权上限表示欢迎，但我们希望看到相应的监管改革，使企业不会遇到其他障碍（比如牌照发放或其他未言明的准入障碍），”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何墨池(Mats Harborn)在被问及金融服务行业新举措时表示。略低于一半的受访者表示，未来5年中国的监管壁垒将会增加。

译者/何黎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贸易对抗升级尚未影响强劲的美国经济增长数据，但对于关税将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各方的焦虑情绪正在加剧。

高管和经济学家们表示，核心关切并不是美国经济扩张会突然中断（预计当前季度的年化增长率将超过4%），而是企业盈利和支出在多个季度期间受到稳步而无情的拖累。

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 5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5%的顶级公司首席执行官认为外国贸易报复是中度或严重风险，90%的企业掌门人警告投入成本增加的危险。征求这些看法之前，美国总统尚未宣布对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开征新一轮关税，并威胁要对更多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关税。

曾经担任家乐氏(Kellogg's)首席执行官和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商务部长、如今是美国对外贸易委员会(National Foreign Trade Council)主席的卡洛斯•古铁雷斯(Carlos Gutierrez)表示，他与企业进行的对话使他相信，贸易紧张将在第四季度开始产生显著影响。

“受影响最大的将是美国企业，”他说。“他们会报告糟糕的盈利。这将会打击股市。更糟糕的是，会有人失业，还将引发通胀。”

特朗普政府坚称这种担忧是过度的。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昨日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对美国企业的担心不屑一顾，称其“夸张”，并称美国经济在“蓬勃发展”。

但美联储(Federal Reserve)主席杰伊•鲍威尔(Jay Powell)周三表示，他听说有企业决定推迟投资或招聘。“贸易政策的变化可能会导致我们不得不质疑前景，”他说。

美国贸易关系突然恶化的近期先例不容易找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经济学教授巴里•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表示，正确的类比对象不是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实施关税，当时美国处于通缩和产能过剩状态，全球贸易体系也非常不同。

更有用的类比对象是2016年英国退欧公投结果所引发的围绕未来关系的不确定性；他表示，这在12至18个月后才反映在经济数据中。“英国生产企业正在搁置投资。这就是美国在贸易战中可能发生的事情。”

企业刚刚开始理解和认真对待自己可能受到新关税打击的种种方式。

动力艇制造商Correct Craft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比尔•耶尔金(Bill Yeargin)已开始重审其公司的扩张计划。不仅是他的成本在上涨，而且该公司去年出口的1000艘动力艇中，多数出口至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而这个三个经济体都威胁要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

由于新的钢铝关税以及特朗普政府本周吹嘘的针对中国铝产品倾销的历史性“主动”调查，游艇产业的铝等投入品成本已经出现上涨。特朗普政府的两项举措都引发Correct Craft所用的美国国产铝材涨价。

推高成本的还包括即将实施的针对5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的关税，这些产品包括导航仪表和舷外马达。

这些关税将持续多久的问题也正在投下阴影。“如果关税持续6个月，没有人会愿意在此期间买船，”耶尔金表示。

其他行业正在看到前几轮关税的不利影响。官方通胀数据显示，1月起对洗衣机征收的进口关税已触发18%的涨价。

然而，近期的贸易行动只是一个开始。特朗普已威胁要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关税。他还下令对每年1900亿美元的汽车进口展开国家安全调查，考虑到该行业对地区乃至全球供应链的依赖，此举可能更具破坏性。

译者/何黎

特朗普(Trump)政府上周五宣布了加征关税的500亿美元中国商品清单，并强调不包括“手机或电视机等美国消费者普遍购买的商品”。

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与北京方面的贸易争端已经升级：他威胁要对另外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还可能对汽车加征关税。在此情况下，因隐隐迫近的经济和政治考验，这位美国总统大概很难再重复开头所述的承诺。

特朗普政府已对所有进口钢铁及铝加征关税，从这一点以及截至目前所公布的中国商品征税清单来看，它主要关注的是原材料和零部件。它的目标一直是供应链，对美国消费者的影响一直是间接的。

但拟对进口新车和轻型卡车加征的关税（去年美国这部分进口额达1910亿美元），以及新一轮针对中国的2000亿美元进口税，将对美国消费者造成更直接的冲击。

周二，当被问及特朗普政府计划如何避免其与北京方面的贸易战所导致的价格上升伤及消费者时，白宫高级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用这种做法的出发点是好的来辩解。他说：“我们现在努力在做的，只是抵御中国的经济侵略，并带来结构性变化。”

特朗普已将减少每年3750亿美元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作为其贸易政策的主要目标。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大部分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都是美国消费者既想要、又可能不愿多掏钱的商品。

去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了5050亿美元商品，其中有逾1000亿美元都是两类商品：手机和电脑。以价值计前15种中国商品的进口额达3500亿美元，占到美国对华进口的70%。其中10种为消费品，包括玩具、体育用品、家用电器和电视机。

只要比较一下上周五特朗普政府公布的500亿美元关税清单与其4月份发布的第一份清单之间的区别，就能明显看出，特朗普政府一直极力避免对美国消费者造成直接打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分析师发现，原始清单中有12%的产品可以归类为消费品。该数字在6月15日的最终清单中降到1%，这部分要归功于一些企业的游说，比如零售商百思买(Best Buy)，该公司极力游说将平板电视剔除出去。

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贸易问题专家、彼得森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玛丽•洛夫利(Mary Lovely)表示，所有关税最终都会体现为价格上涨、从而损害消费者利益。但新的中国产品征税清单以及汽车关税可能改变的，是涨价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的速度。

特朗普已启动对汽车进口的国家安全调查，调查结果将支持征收据说是他想要的25%的关税。该调查可能导致梅赛德斯(Mercedes)及丰田(Toyota)等向美国出口大量汽车的汽车品牌在今年年底前面临大幅提价。

同样，如果特朗普真的对额外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新关税，新税率可能在今年第三季度就会生效。

洛夫利表示：“我认为（第一轮关税与后续的关税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时间。成本传导到消费者那里需要多久，以及是不是在（11月中期选举）前。”

中期选举是美国国会内许多共和党人对关税以及消费者将作何反应感到担心的原因之一。如果过去实施保护主义的经验成立，那么这些旨在保护国内产业、惩罚贸易伙伴的关税，对一个正受到减税政策刺激推动的经济体，可能造成的伤害多于帮助。

特朗普政府对历史经验不屑一顾。其支持者认为，主要由消费者驱动的美国经济正在高歌猛进，其增速在本季度甚至可能达到4%。美国的零售销售和消费者信心仍然高涨。

尽管如此，在特朗普的中坚地带的部分地区，即使他的支持者也开始感到紧张。

加里•坎马克(Gary Cammack)和妻子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南达科他州经营牧场用品店，他观察到自己服务的五个州的牛肉农场主都对这场贸易争端越来越紧张，这一争端已经让他们受到影响。

但坎马克和他的客户担心的不仅是中国和其他利益受损的贸易伙伴可能报复性对美国牛肉征收关税，商品期货暴跌，还有钢铁及铝关税导致的成本不断上涨的现实。他说，牧场主用来围护土地的铁丝网，原来一卷（0.25英里）60美元，现在已经涨了10%，他预计价格还会继续上涨。

坎马克说：“如果大选是今天举行，我还是会投票给他，而且我希望是我没搞懂这整个战略。但当我试图去理解这些关税的逻辑时，我有点迷惑……我们都在试图搞清楚终局是什么。”

译者/何黎

沃尔沃汽车(Volvo Cars)首席执行官汉肯•塞缪尔森(Hakan Samuelsson)呼吁中国和欧洲降低汽车关税，他承认，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有关提高美国汽车进口关税的言论令他“非常不安”。

作为这家由中资所有、总部位于瑞典的高端汽车制造商的负责人，塞缪尔森昨日为沃尔沃在美国的第一家工厂主持了落成典礼。他承认，选择这个时机纯属偶然。

“感谢上帝，我们建成了这家工厂。如果没有它，我们的情况会糟糕得多，”当被问到如何看待美国总统威胁提高进口汽车关税时，他对英国《金融时报》说。

“低关税符合中国的利益。在欧洲也一样：保护丝毫没有使欧洲汽车工业变得更强大。降低关税对沃尔沃、消费者和经济都有利，”他补充说。

特朗普引发了人们对爆发全球贸易战的担忧，而且他的很大一部分言论针对汽车行业。他曾表示，他不理解，为什么美国竟然只对汽车征收2.5%的低关税，而欧盟(EU)对美国汽车征收10%的关税。

除在其母国瑞典、以及在比利时和中国拥有工厂外，沃尔沃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Charleston)新建了一家工厂，所以，该公司在作为争端中心的三大洲都有制造业务。这家新工厂每年最高能生产15万辆汽车，其中约有一半将用于出口，并将雇佣多达4000人。

“这家工厂是贸易如何对双方都有利的一个真正的案例，”塞缪尔森说。该厂将有助于减少沃尔沃的汇兑风险，同时有助于说服美国经销商加大投资，他补充说。

这家瑞典汽车制造商在汽车业占据独特的有利地位，因为它由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Geely)全资所有。吉利还收购了沃尔沃卡车(Volvo)和德国汽车集团戴姆勒(Daimler)的股份。

沃尔沃正考虑在股票市场上市，塞缪尔森重申，这一决定是沃尔沃的所有者吉利及其董事长李书福做出的。

他表示，近几个月来，关税的事情让他忽喜忽忧。上个月中国宣布将把进口汽车关税从25%降为15%，这让他感到振奋，但是由于美中争端，中国也可能取消这一决定。

塞缪尔森说：“这让人非常不安和担心。如果实施贸易限制和增加关税，经济形势将完全不同。我们只希望它不会发生……我们应该协调（关税），使它处于尽可能低的水平。”

译者/何黎

迫在眉睫的美中贸易战背后有一个相当大的讽刺。如果你更全面地考察经济统计数据，让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如此冒火的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就会突然开始变得小得多。

按照正统的测算方式，去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3750亿美元，因为美国对华出口仅为1300亿美元，而从中国的进口达到5060亿美元。

但这忽略了双边经贸关系中高度有利于美方的一个关键方面。经过近40年的美资企业在华投资，美国跨国公司的在华子公司在向中国消费者出售产品和服务方面业务兴旺。

资产管理公司——安本标准投资管理(Aberdeen Standard Investments)常驻香港的经济学家亚历克斯•沃尔夫(Alex Wolf)表示，通用汽车(GM)、耐克(Nike)、星巴克(Starbucks)、福特(Ford)等美国企业的在华销售额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远远超过美国对华出口总值。

“这些销售没有出现在贸易收支或经常账户中，但它们是更广泛的‘总体经济关系’的一部分，”沃尔夫表示。

2015年（可获取美国官方统计数据的最新年度），美国跨国公司的在华子公司对中国消费者的总销售额达到2219亿美元。所售产品和服务是由美国子公司在中国雇用的170万劳动者大军生产的。

相比之下，中资企业在美国的地盘仍然很小。中资企业在美子公司对美国消费者的销售额官方数字并不存在，但分析师们估计，相比中国对美出口，这些数字不具有太大分量。

因此，与贸易逆差相比，美中“总体经济关系”似乎平衡得多。“调整外贸流动数字以纳入这种（本地）销售是棘手的，而且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如果有人真要这么做，这些数字看起来确实会不同，”研究公司——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的亚洲经济负责人高路易(Louis Kuijs)表示。

然而，随着双边贸易紧张局势升级，美资企业的大规模在华业务可能成为一个关键脆弱性。之前在中国与日本和韩国爆发政治争吵后，中国消费者通过抵制日本和韩国产品来表达他们的愤怒。

迄今为止，北京方面遏制着官方媒体的反应。但在周二，这种克制似乎有所松动。在特朗普指示要准备针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关税后，中国商务部抱怨美国“讹诈”。

“如果美方失去理性、出台清单，中方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做出强有力反制，”中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现在担忧的是，北京方面在做出回应时，可能不只采取正式的贸易措施，还会利用非正式的民族主义反弹。“中国对通用汽车、福特、星巴克、耐克等美国在华企业的影响力，有很大一部分可以非正式地施加，”沃尔夫表示。

“如果美国在中国媒体上被描绘为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些企业的销售受到打击——不是被官方的监管行动打击，而是被消费者抵制打击，”他补充说。

沃尔夫表示，特别容易受影响的是中国人赴美旅游——去年这是美国对华最大出口，超过大豆、飞机和电动机械。

“中国在征收关税方面剩下的弹药较少，但历史显示，它可以采取其他种种措施找美国企业的麻烦，特别是在中国经营的企业，”牛津经济研究院的高路易表示。这些措施包括扩大健康、安全和税收检查，拖延商品进口和抵制美国产品。

“中国官方的立场仍是它不想打贸易战，但不怕打。”

译者/何黎

特朗普政府将其引入关税后国内钢价的涨幅归罪于投机者，称将调查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所称的“牟取暴利”行为。

罗斯昨日表示，美国国内钢价的涨幅远超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今年下令开征的25%的钢铁关税本应带来的涨幅。钢价正日益受到美国许多制造商的关注。

美国基准钢价今年以来上涨近40%，远超欧洲和北美其他地区的涨幅。

“迄今发生的情况令人非常不满，”罗斯表示。他指出，有一些“中间商”囤积居奇，使钢材不能进入美国市场，“这显然是一些业内人士的反社会行为的结果。”

这位前华尔街银行家还把近期大豆价格的波动归罪于投机者。这种波动影响着美国最大的出口农作物。由于市场担心北京方面可能要报复特朗普政府所威胁的对25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关税，大豆价格暴跌。

罗斯昨日在国会听证会上宣布将调查钢价，他在听证会上受到指责，一些参议员形容特朗普政府引入钢铁关税和10%铝关税的方式“混乱”和“无能”。

钢铝进口关税源于特朗普政府下令进行的国家安全调查，在特朗普下令对进口汽车进行同样的国家安全调查后，一些参议员警告特朗普政府不要对进口汽车采取同样的关税措施。6月1日，特朗普政府将钢铝关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等盟友。

“钢铝关税的教训显而易见：这些关税无助于美国国家安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Senate Finance Committee)主席奥林•哈奇(Orrin Hatch)对罗斯说，“相反，它们会伤害美国的制造商，伤害我国经济，伤害美国的消费者，在给予中国免费通行证的同时破坏我们与长期盟友的关系。”

译者/徐行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周证实，美国将从7月6日起对逾1000种、价值500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虽然他与金正恩(Kim Jong Un)会晤的“余晖”还未散尽。

中国立即表示将针对545类美国商品实施对等报复。特朗普本周的反击是要对另外的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10%的关税。现在与中国的贸易战还处在“山麓地带”，而特朗普正在考虑让贸易战大幅升级，这可能影响全球经济。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部分与双边贸易不平衡有关，但主要还是与中国的产业和监管政策有关——白宫辩称，这些政策给中国企业带来了不公平的优势，涉及强制技术转让并惩罚外国公司。因此着重点在于中国的制造业和先进技术领域，如《中国制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计划中的机器人、航空航天、机械和汽车等行业。较新的人工智能项目也被列为目标。

从汽车和IT到先进技术，中国要求外国企业参与组建他们没有控制权的合资企业。中国在高铁和电动汽车方面取得的进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种安排。

最近中国在国有和民营企业的运营管理中设立党代表的做法是另一个引起担心的事情。许多外国公司必须走审批程序，而批准与否取决于它们是否向本土公司或政府转让技术。国有企业可以确定由谁、以何种条件、提供什么的商品和服务，而电信等行业禁止外国公司进入。所有这些安排都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原则。

特朗普至少在这方面是正确的：在科技上的领导地位对国防、工业实力和商业有重大影响。他的目标是惩罚中国不好的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行为，并要求中国政府改变其行为。然而，关税并不是一件锋利的工具。它们存在争议，并在很多方面造成损害。

首先，不清楚关税能如何迫使中国更加符合美国的要求——何况中国还坚决拒绝让其产业战略屈从于外国影响或压力。

其次，关税会伤害美国。举例来说，对约300亿美元的钢铁产品征收进口关税导致国内钢铁价格自今年3月份以来上涨近40%。美国钢铁生产商会很高兴并可能创造数百个新的就业岗位。不过，对钢铁用户来说，价格上涨了，这引发了整个经济领域失业的担忧。现在想象一下，如果美国兑现另外两个威胁——对逾1800亿美元的汽车行业产品以及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提高关税——则会产生何种经济影响。

第三，美国的最新威胁将使美国能对从中国进口的2500亿美元（几乎占到总额的一半）产品征收关税。而且，中国将不再能够以牙还牙，因为它一年只从美国进口1300亿美元的商品。那么，作为还击，中国可能会设法采取审计、财务和监管手段来针对在华的美国公司。

例如，它过去也对日本和韩国公司做过类似的事情。中国甚至可能让人民币贬值。但是，到了这个阶段，全球市场将会收缩，而中国的增长、价格和就业都将受到影响。

第四，全球供应链将面临风险。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将打击在华经营的美国公司。例如，就半导体来说，一些美国公司首先会将材料出口到中国进行加工和测试，然后再进口到美国。

多数经济学家对迄今为止宣布的具体关税的直接影响相当乐观。从中美分别为12万亿美元和逾19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来看，它们确实很小。然而，贸易战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影响比简单运算表明的更具破坏性，贸易战升级将损害商业信心、提高价格并造成失业。

比起心血来潮采取的反复无常的政策，有更好的方式能向中国施压。特朗普应该停止像日内交易者那样行事，而是制定一项让志同道合的国家去推进的议程。他还应针对特定的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滥用行为制定监管互惠战略。

无论今年夏天会发生什么事，现在要避免与中国全面开打贸易战需要特朗普明显改弦易辙，而他似乎不愿意这么做。

本文作者是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中国中心(China Centre)研究员，著有《Red Flags: why Xi's China is in Jeopardy》一书

译者/裴伴

特朗普的不可测性让善于理性分析的经济学者们屡屡感到沮丧，让奉行多边主义的各国首脑、国际组织领袖倍感头疼，甚至连特朗普同僚也往往因其出其不意而经常深感不安。自特朗普上任以来，一系列不按常理出牌搅乱了全球市场秩序，重塑了区域关系，如发动一场全球范围内声势浩大的贸易战，与传统盟友关系降至冰点的同时，又与朝鲜谈判取得重大进展，这些重大变化在一年前是难以预料的。

对特朗普的误判似乎已不稀奇。早在特朗普上任之初，当时大部分分析认为，特朗普贸易保护的提法只是为了获得选民支持而采取的策略性提法，是政治家为赢得选举惯用的伎俩，上任之后大概率不会兑现。而对于中国的影响，起初大部分观点也赞同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比对华抱有仇视态度的老牌政客希拉里出任更为有利，甚至在特朗普上任后的半年内，其对中国汇率操纵发难似有减轻，退出割裂中国市场的TPP和TTIP谈判，越加让人相信，特朗普既缺少执政经验，又没有对华集中火力，中国的处境并不值得担忧，反而在美国独断专行的背景下，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会进一步提升。

然而，其后事态的发展否定了这样的期待，美国将贸易大棒挥舞至全世界，令人始料未及。贸易战在你来我往中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8日签署命令，分别对进口钢铝产品加征25%和10%的关税。受此影响最大的美国传统盟友，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已开启反制。如欧盟成员国6月14日宣布支持针对美国价值28亿欧元的进口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加拿大政府宣布将对总价值128亿美元的进口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墨西哥宣布将对美国进口猪肉、苹果和土豆征税20%的关税，对美国乳酪和波本威士忌征税20-25%的关税，钢铁制品也在清单之中。

而继钢铝征税之后，5月23日，特朗普政府表态在讨论以安全保障为由对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征收追加关税。一旦汽车问题最终火烧赤壁，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和日本等传统盟友同样是受影响最大的国家，特别是德国车企将遭受重创。德国总理默克尔已表达强烈不满，并暗示欧盟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可能开启新战线，警告称欧洲的战略利益维系在欧洲汽车产业的前途上，或将对美国大型互联网企业发起竞争调查。

与此同时，中美贸易战在经历了三轮谈判之后，最终未能避免。6月15日，美国宣布对华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涉及1102种产品。其后，中国政府做出对等回应,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首期征收的340亿美元商品涉及农产品、汽车、水产品。

6月18日，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额外关税，并提出如果中国坚持推进新关税，加征的关税将生效，而一旦中国反制再度加码，美国将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商务部则表态，如果美方失去理性、出台清单，中方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

特朗普的底线究竟在哪里？目前来看，有如下几种猜想：一是特朗普对外强势，落实竞选承诺，致力于缩小贸易逆差，增加政治选票，寻求连任；二是特朗普作为商人将交易艺术运用至极致，特朗普目的在于全球范围内制造混乱，以吸引投资回流美国，助力美国再度伟大；三是彻底改变国际秩序，让美国在国际合作交往中获得更多实惠；四是对日渐崛起的中国采取遏制，贸易谈判只是个幌子，贸易战场不是中美冲突的主战场，科技领域才是，最严重的情形时重回冷战。四种猜想，哪些特朗普能否如愿？不妨分别来看，

猜想一：特朗普支持率上升，仅就政治意图来看，前期措施似乎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不难发现，“美国第一”的政策根基在美国异常稳固，特朗普一系列外交新举措背后，支持率也逐渐攀升。根据《华尔街日报》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近日联合开展的一项新闻调查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升至44%，相比其4月份40%的支持率有所上升，特朗普赢得议会中期选举，甚至继续连任的可能性大大上升。

猜想二：趁乱促进全球企业投资回流，美国的如意算盘未必奏效。

伴随着美国经济超预期向好，失业率创十八年来新低，税改带动薪资水平和零售超预期上涨，美国似乎正在享受增长进一步向好的好处。相比之下，欧洲今年政治风险加大，经济数据呈现高位回落，这导致4月以来美元大幅反弹，美元指数一度突破95，资金回流美国加快。

那么，能否如猜想二所预期，特朗普新政扰乱市场，全球避险情绪的增加与美国税改优惠，吸引企业投资源源不断涌入美国？其实未必。可以看到，特朗普上任以来由于其政策多变已产生信任危机。加之近年来美国制裁大棒越加肆无忌惮，对跨国企业频繁处以高额罚金，恶化了美国的投资环境，美国劳动生产率下降与基建薄弱的情况也没有明显改善，企业在美国投资风险反而空前加大，特朗普的如意算盘未必奏效。

猜想三：特朗普重塑国际秩序，很难做到对美国完全有利。

特朗普全面贸易保护，甚至拿盟友开刀，是否能帮助其重塑国际秩序，在利益重新分配中获得好处呢？其实，笔者认为，这只是建立在利用各国希望避免贸易战心理，让渡一定利益与美国达成协议的理想情形。一旦其他国家采取强硬反向制裁，美国也未必能获得实在好处。如在全球出口市场份额中，美国出口份额占比不足10%，中国占比14%，德国占比8%，如果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对美国发动贸易同等制裁，也将对美国经济与就业产生负面冲击，还会推高其通胀水平。

当然，针对特朗普对盟友发难，还有一种不同的理解，即特朗普在6月10日G7会议时曾谈到美国寻求G7国家之间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想法，特朗普的挥舞贸易大棒的真实目的是促进西方经济一体化。但对此，盟友反应冷淡，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这当然非常理想，但不是迅速解决目前危机的办法。”推动西方经济一体化对中国显然更加不利，但目前来看，即便特朗普果真有意如此，但采取的措施却是南辕北辙，不仅引发盟友反制，也让西方国家之间长久以来建立的信任遭遇重创，很难短期内重塑信任。

猜想四：是否是对华的全面遏制，要边打边看。

针对特朗普对华态度与贸易战前景，其实更难加以预料。中美在经历了一个多月的三轮贸易谈判后，美国仍然单方面放弃协议，让人越加清晰地看到，特朗普可能原本就没有诚意与中国就贸易问题达成和解，或者在贸易强势中屡试不爽，国内支持率又上升的背景下，特朗普预期通过与中国交锋以换取更多的好处。更加悲观的情形是，特朗普对华战场早已不在贸易领域，而是对华的全面遏制，包括打压中国制造2025、用台湾牵制中国，以及让朝鲜问题的解决脱离中国影响等。

针对不可预测的特朗普对华意图，笔者认为，最悲观的情形便是对华的全面遏制。当然，笔者猜想，特朗普的真实意图未必坚定不移，大概率会根据形势变化、贸易战中的力量对比做出调整。笔者认为，既然没有办法猜透特朗普所想，就不要妄想摸清其心理状态，以免时刻被其意念牵制，策略上常常处于被动。

当下，特朗普已经扣下贸易战扳机，中国不妨大胆迎战，加入全球反对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的阵营，特别是联合德国一起反特朗普的贸易保护，共同在硬碰硬的较量中摸出特朗普底线，以战促和。其实，早前各方经济分析已经明确，特朗普首次与其零售市场相比肩的中国市场大打贸易战，而非日美贸易战中零售市场份额仅为其三分之一的日本，对于中国，其政治上并不像日本一样依附于美国，政策选择必不会对美国大举退让，自动限制出口配额，美国很难再次尝到日美贸易战中甜头，与中国不顾一切大打贸易战的结果定是双输。

而一旦美国利益受到损失，国内外压力反噬，便有了贸易战尽早休战的可能。当然，也要看到中美问题的长期性，为避免最坏的情况出现，应该力争开战之初便打中其痛点，逼其停战而非得寸进尺，如打击大豆等农产品，毕竟农产单品价格不高，但影响特朗普最广泛的选民基础，是比较有效的反制。

同时，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2758亿美元，贸易战全面铺开，意味着中国难以仅通过对美进口加关税做到对等反制，开辟新的战线，影响到美国在华企业的利益，是不可避免的。考虑到大量在华美国公司利润不菲，如美国高通公司全球收入一半来自中国，美国通用也有近一半的汽车销量来自中国，美国企业在贸易战中，难免遭遇唇亡齿寒，中国进一步开放的利好预计也很难惠及美国企业。而如果在交战过程中，美国在华企业能够持续向特朗普政府施压，美国选民能够真正尝到苦头，加之美国通胀上升，经济受损，以及全球反制的情况出现，尽早结束贸易战仍有可能。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美国和中国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对大豆行情造成了沉重打击，致使大豆价格跌至远低于很多美国大豆农户可以盈利的水平。

上周末，中国把美国大豆加入了加征25%关税的进口商品名单，这是针对特朗普政府起草的针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措施的针锋相对的报复行动的一部分。

大豆是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主要农作物，去年对华出口额达140亿美元。该作物在美国中西部农业州广泛种植，在2016年大选中这些州都投了特朗普的票。

周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的7月大豆期货价格下跌3.7%，至每蒲式耳8.75½美元，是自2016年3月以来即月合约(front-month contract)的最低价格。这一行情进一步拉低了谷物价格，CBOT的7月玉米期货价格下跌1.1%，至每蒲式耳3.52美元，CBOT的7月小麦期货价格下跌2.2%，至每蒲式耳4.79¼美元。

“有点血洗的味道。”芝加哥大宗商品经纪商Blue Line Futures的奥利弗•斯劳普(Oliver Sloup)表示。

贸易促进机构美国大豆出口协会(US Soybean Export Council)北亚区域主任保罗•伯克(Paul Burke)表示，中国对美国大豆的现行关税税率为3%，增值税为10%。他称，加征的新关税将把综合税率提高至38%。

在最近的农事年中，美国向中国出口大豆3620万吨，占其大豆总出口量的61%、其大豆总产量的31%。伯克估计，新关税将使美国对华出口量减少70%左右。

中国需要从外国进口大豆来饲养猪和鸡，预计中国将加大从全球最大大豆出口国巴西的进口。巴西大豆市场一直比较坚挺：荷兰合作银行(Rabobank)驻圣保罗的谷物和油料作物分析师Victor Ikeda表示，巴拉那瓜港(Paranaguá)出售的大豆对9月交割的芝加哥大豆期货的溢价已经扩大至每蒲式耳1.45美元，是往年同期通常水平的两倍。

Victor Ikeda表示，“我认为总的来说这与中国的进口关税有关。”

美国中西部农田的良好长势对美国大豆行情造成了进一步打击。大部分播种工作已经完成，本周一美国农业部(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对73%的大豆田的评级为良好至优秀。

斯劳普表示：“整个美国的天气都很好，农作物评级也很好，收成应该不错。对于做空者来说，来自中国的贸易新闻显然是‘锦上添花’。这给行情带来了巨大压力，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

按照目前的大豆价格，一些农户会赔本。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商业性农业中心(Center for Commercial Agriculture)的迈克尔•朗格迈尔(Michael Langemeier)估计，印第安纳州生产率较高的农场今年需要每蒲式耳10美元以上的价格才能保本。

种植者游说团体美国大豆协会(American Soybean Association)已恳请美国政界领导人撤销对中国的关税。该组织上周表示，北京的反制措施“对大豆农户来说是个坏消息”。

译者/何黎

周一，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威胁要扩大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范围，此举大大增加了中国采取非关税应对措施的几率。

美国的企业高管们担心，特朗普最近威胁对高达2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约为美国对华年出口额的两倍——将会引发中国当局采取诸如对美国企业进行突击监管审查之类的应对措施。

最近几个月已经有一些这样的间接证据，中国进口的一些美国食品、汽车及宠物食品被拖延通关，以接受更严格的检查。

当时中国海关否认这些检查别有用心，称其“符合国际惯例”。针对特朗普的最新威胁，中国商务部昨日表示，准备结合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措施，但未详细说明。

近几个月来，美国的高管们已警告特朗普政府要预见到中国会做出这样的反应。

5月中旬，一群美国企业高管从中国前往华盛顿，与美国政府官员和议员会面。在他们到访期间，特朗普政府列出了对500亿美元中国工业出口品征税的商品清单，这些商品将因与涉嫌窃取知识产权行为有关而被征收惩罚性关税，特朗普还威胁称，如果北京方面做出相应反击，美国将再对1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税。

据该商业代表团的成员称，美国政府官员们认为这是一种聪明的策略。

“有的官员说，‘由于我们不向中国出口价值1500亿美元的商品，在这一点上我们就赢了他们，’”一位美国高管回忆道。

作为回应，来访的高管们将话题转向了中国政府采取非关税措施进行非对称回应的能力。

“如果中国对美国的第二波关税做出回应，一些美国企业将受到伤害，或者是直接被当作靶子，或者是在中国的行政或通关程序中普遍性地遭遇迟滞，”上海美国商会会长季瑞达(Kenneth Jarrett)说。

总部位于北京的策纬咨询公司(Trivium)的联合创始人安德鲁•波尔克(Andrew Polk)称：“中国在之前与韩国和日本的争端中已经制定了（非关税）策略。即便用完了数量型措施，中国也还有充足的武器。”

美国总统周一发出的指令与其先前的威胁相比翻了一番，他指示他的贸易代表以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为报复目标。如果全面执行，这些惩罚性关税将必须适用于广泛使用的消费品以及先前确定的工业出口品。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错误地估计了中国可能对美国企业造成的损害。

“特朗普明显认为，美国在这场升级的对抗中占据着上风——因为中国会先于美国丧失征收关税的余地——这可能是个严重的错误，”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一位与中国经济政策制定者关系密切的经济学家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说。“中国还有其他许多掣肘美国的有效举措，包括对在华经营或供应链经过中国的美国企业施加更大压力。”

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原本似乎寻求通过磋商来解决贸易争端，然而特朗普在近几周一再做出的关税威胁，似乎让一桩原本意在清除障碍的协议变得复杂起来。

特朗普亲自向习近平保证，美国商务部将解除对中兴通讯(ZTE)的制裁——这家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被发现违反美国制裁禁令向伊朗和朝鲜出售产品——作为回应，中国的竞争监管机构似乎已经准备为高通(Qualcomm)以470亿美元收购荷兰微芯片公司恩智浦(NXP)的交易放行。

美中官员都坚称，这两件事情是分开处理的。但在今年5月，特朗普暗示将不再“搁置”与中国的贸易战，美国国会官员引入可能对中兴重新判处“死刑”的立法。之后，中国商务部对高通-恩智浦交易的审批似乎就陷入了停滞。

像波音(Boeing)这样逃过中方威胁要进行的第一轮报复措施的美国出口商，也很可能再度进入中方的视野，因为中国希望其反制措施在金额上要尽可能地与特朗普的关税措施对等。

今年4月初中国发布的第一份涉及500亿美元美国商品的关税清单上包含了美国飞机，但上周末发布的最终清单上并不包含此项。最新的清单也不包含美国种植的高粱。这种动物饲料原本要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但在5月中旬的中美贸易谈判前，作为一种和解的姿态，北京方面撤销了对美国进口高粱的反倾销措施。

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和其他美国官员有意淡化中美贸易战可能给美国农民带来的损失，声称中方不进口的美国大豆或其他大宗商品在全球市场上可以很容易地卖给其他国家。美国出口的大豆中有一半以上销往中国。

但特朗普还是提出了恢复扶持国内农民计划的可能性，以帮助他们抵挡贸易战可能带来的损失。

汤姆•汉考克(Tom Hancock)补充报道

译者/徐行

华盛顿和北京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几个月来首次吓到投资者，中国股市昨日出现大幅抛售，并开始波及全球市场，给大型出口国的企业带来尤其沉重的打击。

数周来，投资者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好斗表态不以为意，但分析师们表示，他上周决定对5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关税，随后又发出新的信号表明，如果北京方面报复，他将另外针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这些事态正在加剧市场焦虑。

“这件事已成为一个躲不过的威胁，以至于此前市场有点麻木。但它可能是更大更糟糕的事情的开头，”景顺(Invesco)全球市场策略师克里斯蒂娜•胡珀(Kristina Hooper)表示。

面对市场抛售，白宫没有发出任何信号表明它准备退缩。特朗普的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表示，本届行政当局认为它在这场纠纷中占据更有利地位，他指出中国每年对美出口达到5000亿美元，提供大把关税目标，而美国每年对华出口是1300亿美元。

“显然，中国有大得多的利益可能损失，”纳瓦罗表示。他表示，特朗普厌倦了与北京方面持续一年的谈判。“这里有一个根本的现实，那就是空谈没意义。”

对于白宫的悬崖战略，市场反应是富时环球指数(FTSE All-World index)下滑1%，为5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但是，依靠对华出口拉动业务增长的美国和德国大型制造商是投资者关注焦点，波音(Boeing)下跌4.6%，卡特彼勒(Caterpillar)在纽约盘中一度下跌4.3%。在德国，大众汽车(Volkswagen)收盘下跌2.4%，而钢铁制造商蒂森克虏伯(ThyssenKrupp)下跌2.2%。

还有迹象表明，这场争端可能打击对美国政治比较重要的农业州，在芝加哥，7月大豆期货下跌3.7%，至每蒲式耳8.755美元，对于即月合约是自2016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中国已表示，将针对美国大豆加征25%的关税。

市场抛售在中国开始，而且在中国幅度最大，上证综指收盘下跌4%，逾20个月以来首次跌破3000点大关。香港股市下跌2.8%，为2月初以来最大跌幅。

针对特朗普的关税，北京方面采取同等力度的报复行动，上周宣布对500亿美元美国输华产品征收新关税，昨日还坚称将继续回敬美方的措施。

“如果美方失去理性、出台清单，中方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做出强有力反制，”中国商务部表示。

译者/何黎

中国准备对美国加征报复性关税，打击美国近年来最成功的出口行业之一：能源。

近年美国对华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出口大幅增长，美国能源业在中美双边贸易中保持着贸易顺差。但除了液化天然气(LNG)以外，美国大部分对华能源出口可能被中方征收25%的关税，这是上周中方威胁要采取的第二波关税措施的一部分。

此举很可能削弱美国石油生产商的盈利能力。全球石油市场极具流动性，被中国拒之门外的原油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买家。问题在于，为了找到新的客户，美国石油出口商将不得不在价格上做出一定的让步。

某大宗商品交易公司的一位高管表示，还不清楚中国对原油征收的关税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生效，他所在的公司将保持“观望”。

行业组织美国石油学会(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的阿龙•帕迪利亚(Aaron Padilla)表示，贸易争端的升级已经伤及美国企业。

今年3月特朗普政府对钢铁进口征收关税，已经抬高了美国能源企业的成本，美国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的新关税涵盖了美国能源企业采购的一些产品，包括海上设备的一些部件。现在，中国政府的报复性关税将成为美国能源企业遭受的第三次冲击。

帕迪利亚表示，美国石油学会正与特朗普政府交涉，提出其担忧。“我们希望他们了解，关税对美国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有负面影响。”帕迪利亚说，“你不能在征收关税的同时，促进能源生产和最大化能源产量。”

中国是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在美国国会解除原油出口限制后，美国的原油出口从2016年起迅速增长。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的数据，尽管起步缓慢，但在2018年头3个月，中国日均从美国进口35.8万桶原油，使其与加拿大比肩，成为美国石油出口的最大目的地之一。

随着开发页岩层所得的新产量让美国成为一个有竞争力的供应国，中国对美国液化石油气（包括丙烷）的进口也在逐渐增加。液化石油气基本是同质的，这使中国更容易用中东等其他地方的供应补上美国出口的减量。但原油在密度和硫含量等特性上差异很大，不同的炼油厂会针对不同等级的原油进行优化。

今年5月中国的原油进口量为每天920万桶，其中一大部分销售给中石油(PetroChina)和中石化(Sinopec)等国有企业。交易商维多(Vitol)的全球研究主管乔瓦尼•塞里奥(Giovanni Serio)表示，市场将做出调整，重新调配石油流量。

研究集团Wood Mackenzie的亚洲炼油业高级经理苏雷什•西瓦南丹(Suresh Sivanandam)表示，中国可以通过西非等其他来源来补上美国输华原油的减量，然而，“美国将很难找到体量与中国一样大的替代市场”。

安睿顺德伦律师事务所(Eversheds Sutherland)驻华盛顿能源律师雅各布•德韦克(Jacob Dweck)表示，如果中方真的对美国原油开征关税，“实质上，这就需要每天把30万桶到40万桶美国石油转到其他地方。这并不容易。显然，这些石油可以转到其他市场，但对美国生产商而言，获利可能会减少。”

美国生产商已经不得不接受石油价格折扣，部分原因是从繁荣的美国二叠纪盆地（Permian Basin，主要位于德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译者注）到墨西哥湾(Gulf of Mexico)沿岸的炼油厂和港口，管道已经满负荷。周一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WTI)的价格为每桶56美元，比全球基准布伦特原油(Brent)的油价低19美元。

Blacklight Research的科林•芬顿(Colin Fenton)认为，关税可以被视为一种谈判战术，最终能够带来贸易关系的改善。美国的稳定使其依然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供应商。他表示，“当冷静的头脑占上风时”，中国从美国进口的石油有望达到每天50万桶。

译者/徐行

投资者几乎没有关注到资本市场上的最大地缘政治风险。它就是分裂美国与欧盟(EU)的日益扩大的鸿沟。

鉴于撕裂跨大西洋联盟的因素很多，分裂导致世界上两大经济体之间贸易和投资壁垒增多的前景并非不可想象。双方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包括伊朗核协议、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北约(Nato)承诺以及数据隐私规定。加剧当前有毒气氛的是美国对欧盟钢铁和铝进口征税，以及针对汽车贸易的潜在贸易壁垒。

当前的敌意正侵蚀几十年来的信任，并令人对经济合作产生怀疑，过去70年，这种合作一直支撑着全球繁荣与和平。

几十年来，跨大西洋联盟一直是全球经济的基础，制定并管理全球贸易、投资和金融规则，在此过程中带动不那么幸运的国家，包括中国。

欧美经济合作帮助推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名义美元计算）从1950年的不到1万亿美元升至2016年的76万亿美元。它对于结束冷战以及民主的全球传播很重要。简言之，受跨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塑造的世界是近现代史上生产力最高且最繁荣的，也是投资者的最大利好。

从这个角度来看，跨大西洋合作破裂所带来的市场风险相当巨大。被围绕中国、印度和新兴市场的炒作所吸引的很多投资者并不知道，欧洲对于美国企业界盈利的意义要大得多。例如，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的数据，2017年，欧洲占美国企业海外附属公司利润总额（衡量全球盈利的一个指标）的56%。美国企业附属公司去年在欧洲的盈利（2620亿美元）是在亚洲盈利（850亿美元）的3倍多。

尽管这种利润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欧洲对利润的课税（或者不课税）方式，但它们基本上反映了美国企业界过去几十年在欧洲辛苦积累的巨大投资。在美国企业界的全部外国资产中，据估计有60%（惊人的16.2万亿美元）位于欧洲。在这种资本基础上，美国企业附属公司在2017年创造了大约3.2万亿美元的销售额，比亚洲的可比数据高出70%。

欧盟一直是美国企业青睐的目的地，原因有很多。首先，美国跨国公司更喜欢欧盟的原因是其市场规模；即使在刨除英国后，欧盟仍占全球GDP（以名义美元计算）的18%。第二，欧盟不只规模庞大；它也是全球最富有的地区之一，在人均GDP最高的25个国家中，有12个位于欧洲。与财富关联的是高技能和高生产率的劳动力、较高的人均消费水平、先进的创新，以及世界级的研发基础设施，所有这些都支撑着欧盟对美国企业界的吸引力。

同样，美国的规模和财富长期吸引着欧洲企业。2016年（可获得数据的最后一年），欧洲在美国的投资总存量为2.6万亿美元，是来自亚洲的可比投资的4倍多。欧洲企业附属公司的权益遍布美国，为员工提供了良好的就业和稳定的收入，也提振了欧洲很多最大跨国公司的盈利。

所有这些都突显出了欧美合作破裂的风险和利害关系。尤其面临风险的是那些对美国出口（商品和服务）占GDP比例较高的欧元区国家，特别是爱尔兰(21%)、比利时(6%)和德国(5%)。为了对冲合作破裂风险，投资者应从小处着眼，也就是考虑小盘股，这些股票相对不受贸易相关破坏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出于贸易担忧，美国小盘股（根据罗素2000(Russell 2000)指数衡量）今年以来的表现轻松超越标普500指数(S&P 500)，今年下半年可能会继续保持这种连胜纪录。顺便提一句，欧洲小盘股的表现也优于大盘股。

投资者还应积极对冲投资组合，使其不受市场和汇率波动性上升的影响；波动性上升是欧美关系触及新低的副产品。鉴于当前欧美关系的压力和紧张，投资者需要在管理欧美资产方面保持主动和灵活，不要误以为跨大西洋的保护主义威胁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慢慢消失。来自本月七国集团(G7)峰会的场景恰恰说明这种威胁不会轻易消失。

本文作者是纽约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市场和主题研究主管

译者/梁艳裳

当美国政府今年4月对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ZTE)出台禁令的时候——由于制裁斩断了主要芯片的供应，这家价值170亿美元的公司的未来和7.5万个就业岗位都面临风险——这暴露出中国经济的一个薄弱点：它依赖外国制造的芯片。

中国仍然依赖进口来制造几乎占其出口三分之一的手机、电信设备、电脑和其他设备：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中国政府的数据，2016年中国的芯片进口额为2270亿美元，比石油、铁和基础塑料的进口总额还要多。

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向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施压之后，美国拟解除对中兴的制裁（美参议院刚刚又投票恢复了制裁——译者注），但中国政府仍然迫切希望结束对外国芯片制造商的依赖。在《中国制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发展计划中，中国已经承诺在未来十年内投资1500亿美元建设自己的半导体产业。

澳新银行(ANZ)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杨宇霆(Raymond Yeung)表示：“（中国的）动机非常明显。如果你没有芯片，你什么都做不了。”

其中的利害关系非常大。今年4月，阿里巴巴(Alibaba)创始人马云在东京早稻田大学(Waseda University)向学生们发表演讲时警告说，如果美国突然停止向中国供应芯片，中国的科技公司将会受到影响。他说：“芯片市场百分之百由美国人控制……如果他们突然不卖了……这意味着什么，你们明白吗？”

本月早些时候，中国再次明显表现出对依赖于海外芯片集团的敏感，当时北京对包括三星(Samsung)和美光(Micron)在内的数家外国半导体集团涉嫌操纵价格的行为发起调查。这两家企业当时表示，它们将配合当局工作。

分析人士表示，中国人缺少的是对“工艺技术”——将无数晶体管装入指甲盖大小的芯片所需的整套技术——的掌握。

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的亚洲半导体业务主管克里斯•托马斯(Chris Thomas)表示：“从头起步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目标。即使你有钱，还有很多综合的学问要搞懂。”

托马斯补充称，中国的大型芯片工厂在掌握工艺技术前不愿大举投入。“在拥有这项技术之前，你不能投资扩大产能。”他说。

台积电(TSMC)的创始人张忠谋(Morris Chang)表示，在中国企业努力追赶的同时，外国竞争对手也在提高自己的产能，因此中国企业将很难追赶得上。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制造商。

“比如说（中国公司）落后5年，”他说，“所以5年后它们会到达我们现在的位置，但5年后我们又会领先它们5年。”

分析师们认为，尽管数十年来有中央层面的规划和巨额政府资金的投入，但中国芯片制造商仍然落后最先进的竞争对手数年时间。

关于处在半导体行业核心的芯片代工制造商，伯恩斯坦(Bernstein)分析师Mark Li说：“现在中国最好的晶圆代工厂也无法生产哪怕是中端智能手机的主芯片。”

设施、客户和资本支出均处领先地位的台积电还在继续投入，它与中芯国际(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之间的销售差距只会越来越大。中芯国际总部位于上海，按定制芯片销售计算是全球第五大晶圆代工厂。中芯国际拒绝发表评论。

制造先进的芯片意味着要与设计商和技术集团密切合作，编写芯片开发的规则。超越台积电将需要一家比如苹果(Apple)这样的公司横下心来，把其设备的一个及其重要的组件交给一家新的中国制造商去生产。

然而，中国政府的投资规模以及中国在工业和技术发展方面的记录意味着，专家们不愿排除中国将在半导体领域大跨步超越全世界的可能性。

托马斯表示：“在2020年后，你可能会看到一个创新步伐大幅放缓的世界，因此你会看到（中国的那些）‘落后者’能够赶上来，因为那些领先者无法以同样快速的步伐前进。”

作为按价值计算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中国还拥有能够用来促使海外集团将技术分享给自己的市场分量。去年，美国高通(Qualcomm)与中国大唐电信(Datang Telecom Technology)组建了合资企业，以开发廉价智能手机所用的芯片。

中国的客户和知识产权获准使用者在2017年占到高通销售额的近三分之二，高于2015年的53%。今年4月，中国政府推迟批准高通以470亿美元收购荷兰芯片制造商恩智浦半导体(NXP Semiconductors)的交易，进一步说明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

中国也试图通过收购攀上芯片行业的顶峰。根据追踪中国对美国半导体行业投资的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的记录，2013年至2016年，中国尝试进行了27笔价值超过370亿美元的交易，其中包括三笔规模较大的收购：Integrated Silicon Solutions、Mattson Technology和OmniVision。相比之下，从2000年到2013年，只有6笔交易，价值2.14亿美元。

然而，这类交易让西方感到不安。美国监管机构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了数笔对芯片制造商的收购。其中包括在新加坡注册的芯片设计商博通(Broadcom)对高通发起的1420亿美元敌意收购。

特朗普(Trump)政府还否决了一个投资者团体去年9月对美国莱迪思半导体(Lattice Semiconductor)的13亿美元收购。国有控股的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China Venture Capital Fund)也在这个投资者团体中。

张忠谋表示，就现在而言，仅凭深不见底的钱袋将是不够的。他说：“只有钱是不够的。一旦你在技术上落后，赶上并不容易。”

译者/裴伴

端午假期回来，中国股市表演跳水。

6月19日，上证综指开盘即跌穿3000点，沪指收盘跌近4%，同时深成指与创业板指跌幅都超过5%，上次股市跌落3000点，还在2016年10月。

前有独角兽回归，后有贸易战重启，A股则再现千股跌停，这基本已经算一次小规模股灾。

于是，央行行长易纲先生连夜答记者问，归因为“投资者情绪性反应”。

怎么看？这自然是没错的，股市本来就是折现投资者情绪的地方。不过，是什么原因导致投资者信心受挫、情绪激动呢？

回头细想，A股表现其实也很符合逻辑。因为当下股市很难找到上涨的理由。从基本面来看，无论宏观经济还是金融市场，抑或国际冲突，给出的消息都是反面反馈。

一、经济将继续疲软

最近公布的宏观数据来看，1—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9%，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87671亿元，同比增长9.6%，增速比1~4月份回落0.9%，1~5月份民间投资增长速度是3.9%，比1~4月回落了1.3%，都低于过去市场预期；

从此可见，不仅民间投资继续下滑，而且地方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等也在放缓，部分地方政府的财政吃紧程度可见一斑。

就此而言，新周期之类乐观预期已经破产，而且所谓新经济没有纳入统计的争论也可以消停了，经济减速的趋势已经注定。

有朋友在公号《徐瑾经济人》问我，萧条还会持续多久？这真是一个可爱的误解。中国经济当下并没有萧条，只是在放缓，问题在于，下半年还会继续放缓。

过去，高增长时期的放缓，大家焦虑更多来自他人的成功，未来，随着经济持续减速，大家对自身失败的痛苦，可能更为切身。

不幸的是，这就是大势。

二、金融市场违约率提升

金融市场情况也不乐观，最典型体现在于债券违约上升。

去杠杆与打破刚性兑付用意显然是好的，但是如果不当，后果也是严重的。当下债市处处雷声，2018年如今，已经超过20起违约事件。

债市违约为什么重要？可以说，债市是中国经济水面上的冰山，如果债市松动，会暴露出宁静水面之下诸多暗涌问题。

中国债市评级一向都很高，不少公司都是AAA评级，背后因素不是公司信用好，而是有政府信用潜在背书，加之没有放开评级市场，导致各类公司评级差不多，基本失去甄别意义。

端午期间，中国央行甚至发文喊话表示违约率不高，“今年以来，债券发行融资同比回暖，市场利率水平整体呈现下行趋势，尽管出现了一些实质性违约事件，但近期新增违约总体呈点状分布，未呈现风险集中的趋势，是加强市场纪律、有序打破刚性兑付的体现，债券违约率总体水平不高。”

但是问题在于，市场的解读并不同。公司债违约，一定是不得已才有的情况，现在出现的违约情况，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并不足以说明全部问题。考虑到2017年刚刚出现了一轮规模庞大的“补利润”，考虑到公司债违约率远低于非标产品，目前正在冒头的债务违约反映的问题远大于其自身显现的状况。

可以说，债市是矿井的金丝雀。如果债市出现问题，市场预期会走低，如果进一步恶化，那么会导致整个金融环境的收紧，届时波及的产品与企业就更多了。

三、贸易战的最大变数

从国际来看，最大影响自然就是贸易战。

美国6月15日的500亿美元关税只是开始，17日又多提出了2000亿，甚至威胁还有2000亿。

关税与逆差是技术层面的讨论，但是正如我在公号《徐瑾经济人》和《贸易战终将影响中国道路》等FT分析中多次指出，这次贸易战最大变化是美国态度的变化。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离不开国际经贸秩序的接纳，美国立场转化可谓40年来未有之变局。

这是当下最大变量。遗憾的是，当下太少人意识到这点，这种误判导致的后果，比起暂时的经济纠纷可能更为麻烦。

结语：凛冬将至

股市和实际经济的关系一向很复杂。

也可以用这样一个比喻：股市类似小狗，实体经济或者说企业盈利类似人，股票指数和实体经济关系类似小狗和绳子。于是，有时候是人走在前面，有时候小狗走在前面，绳子就是投资者的情绪，或者学术化地说，风险偏好。

目前基础设施等投资已经开始减速，企业投资尤其民企投资在下降，关键就靠居民加杠杆了，主要去处也是楼市，这其实很难持续。

消费方面，现在有消费升级，也有消费降级，这两点在淘宝等电商都体现很明显。5月中国社消总额30359亿元，同比名义增长8.5%（扣除价格因素6.8%），这是一增速是15年来最低水平。

原因何在？粗暴地说，没钱消费了。

对比日本，日本当年从狂热追求名牌到如今步入无欲望社会，并不完全是自主选择，也是时代促使，中间也是经历了下流社会的洗礼。中国社会日后也会这样，其实已经悄悄开始了，“隐形贫困人口”刷屏就是一个开始。

传统经济分析中三架马车除去投资与消费，其最后一架，外需，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未来也难以看好。

中国足球与A股，一直是大家调侃的对象，其实实话实说，相对而言，A股目前已经是中国最市场化的一块地方。

凛冬将至，市场给出反应，大家自己更应感受一下趋势的变化，而不是仅仅怨天尤人。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亦为经济人读书会创始人，近期出版《白银帝国》、《不迷路，不东京》，公号《徐瑾经济人》。

中美贸易战第一回合时，中国同意从美国更多进口商品，以实现中美贸易关系的再平衡，第二回合的关税问题让一切充满变数。从第一回合来看，某种程度上，美国通过对中国施压还是达到了一定的效果。这也表明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对于人民币汇率来说，其未来的币值因素也会受到中美关系的影响，当然，长期影响汇率的最终因素仍然是经济基本面。

理论上来说，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由贸易产品的相对竞争力决定，如果一国产品具有竞争力，那么一个国家就自然保有对外的竞争力，而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的最终走向却表明，贸易关系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经济意义上的竞争力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

对于人民币来说亦是如此，经济政治因素纠葛在一起，让汇率议题成为一个复杂的话题。如果中美贸易谈判的尘埃落定，对人民币意味着新矛盾的开始。

从历史上的广场协议可以看出，美国一般而言希望通过让美元贬值来缓解自身的贸易逆差问题，这就会出现类似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的日元大升值。但很多国际经验却表明，最终决定币值的，却是经常项目。经常项目保持顺差的国家，其货币易升难贬，反之亦然。

所以对于人民币来说，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对矛盾：如果中美之间实现贸易平衡，那么中国的整体经常项目收支状况将从“巨额顺差”变为“小额顺差”或者逆差，这很可能意味着人民币将面临一定程度的贬值压力。但从美国的需求来看，人民币贬值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会在一段时间内对人民币的贬值保持批评姿态。从这样的矛盾来看，我们最终可能看到人民币保持一种弱势的稳定甚至升值，但这样的升值往往是被动的，对于经常项目来说则意味着更大的收窄压力。

从根本上来说，除了美元之外，币值是竞争力的体现。美元保持着经年的弱势，这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全球经济依赖着美国——美国的消费是全球增长之源，这带来了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从而自然出现了美元的贬值。世界其他国家通过贸易顺差获得美元，再将这些资金回流到美国资本市场，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自然得到弥合，这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根本模式之一。反过来看，如果美国不向世界输出需求，那么全球经济则将面临着缺乏增长动能的烦恼。

但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国家却无法享受这样的奢侈，大多数国家一定要保证国际收支的相对平衡甚至盈余，否则本币将难以避免受到冲击，一轮又一轮的新兴市场危机就是典型的案例之一。

一直以来，中国是新兴市场中保持着较高经常项目顺差的国家之一，这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起飞，并带来了人民币的升值。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已经大大减少，其中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服务项下的逆差增加——其中的主导因素是海外旅游和留学生学费支出，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内在的再平衡过程已经在酝酿。但中美贸易谈判无疑加速了这个过程，未来中国需要大量从美国进口，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可能面临快速下降甚至转为逆差——而逆差往往意味着货币长期贬值的开始。

这样的推论并非杞人忧天。我们还需要考虑到，中国的资本流出会在“一带一路”的规划下出现增加，这意味着中国也面临着资本项下的大幅资本流出压力。中国固然可以通过引入海外投资者的方式来对冲资本项下的流出压力，但代价之一是跨境资本流动的加剧，这又让相对脆弱的国内金融体系暴露在国际资本的冲击之下。

债务问题是隐藏在国际收支平衡体系之后的魔鬼，财政支出和基建投资，都会带来经常项目顺差的减小甚至带来经常项目逆差，而一旦债务负担加剧，借款人往往倾向于通过各种债务融资工具来增加负债，而非主动减少债务。如果自身的经常项目无法弥补资本项下的借贷压力，那么就可能带来对经济和币值的冲击。

所以，中美贸易关系的再调整是一个外部冲击。对于人民币来说，由于自身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以及债务负担增加，贬值压力其实已经在孕育之中。但出于中美之间的博弈考量，人民币贬值却又难以真正实现，反而可能出现被动升值。这无疑将给中国经济带来长期的压力。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需要考虑的是结构性改革和“去杠杆”，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能力作为中长期经济发展之锚。只是从很多国家的经验来看，这两项政策虽然看起来是必不可缺，但推进起来却极其不易。此外，中国也必须要接受一个另一个现实：中美贸易争端表明，中国的未来崛起之路上会面临更多的外部压力，而这往往也会推迟国内结构性调整的进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中美贸易纷争，知识产权保护成为美方发动贸易战的重要理由。欧美西方国家是当今知识产权制度的规则制定、发展和实施、维护者，从国际经济发展角度，知识产权还是西方发达国家维护国际经济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显然，保持知识产权的强保护状态，是有利发达国家在国际价值链分工中的有利地位的。从经济发展角度，不同国家对应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最适宜知识产权保护状态。

当然，笔者并不是说中国可以有意实施弱知识产权保护以促进本国发展，毕竟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全球经济的长远发展。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即转型、升级而言，更为一般意义上的产权保护和完善是更为重要的。中国经济显然还没有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已带有了不少知识经济的特征，科技在中国发展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知识经济也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目的和方向之一，但显然中国经济在很长时间内仍将处在工业升级和基础实施的普及完善阶段，这意味着投资在很长时间内，仍将是中国经济的第一增长动力。

投资当然也是需要保护知识产权的，但对中国当前的境况来说，保证投资的顺利实施和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要完善对一般性产权的保护。2017年底，中国高院决定重审三起重大涉产权案（张文中案、顾雏军案、李美兰案）；再审表明了本届政府对推进产权保护的坚强决心，意味着中国产权保护的重大推进可期。财产权利的确立，即确权，分立的财产得到承认和保护，实际上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分立的财产制度并不是私有产权制度，私人财产在中国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下一直是个敏感词汇，对其公开讨论至今仍有不少忌讳。虽然私有产权安排是分立财产制度的重要内容，但分立财产制度并不仅涵盖于此，它是一个内容极其广泛、形势复杂多样的组合，专门研究者因此形成了经济学上的专门学派——产权学派，形成了专门学科——制度经济学。

财产权的重要性，当然在于它的地位和功能——明确的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从中国改革的进程看，中国改革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产权不断得到确认的过程：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集体土地产权的确认；城市国有企业改革（从承包制到股份制、责任制），是对不同国有企业所有权的确认；城市管理从简政放权到中央、地方分权，是对公共财产管理权利的确认。改革开放40年的巨大成就，实际上就是财产权确认带来的经济个体自由和积极性不断提高的过程。虽然经过了40余年的确权过程，中国的产权确认过程却仍未结束，许多领域的产权确认仍有待中国政府的进一步明确和承认。比如，虽然房地产市场如火如荼，但70年使用权到期后何去何从，却仍是个待解未知数。如果说城市的土地还有70年使用权明确的话，在广大农村，除了农业用地明确了30年承包权外，其它规模更为巨大的山林、湖泊、宅基地等，除了地方性探索外，至今仍未有国家法律层面上的产权确认推进。久为市场和社会所诟病的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措施虽出台了不少，真实进展却不显著，久推不进，实际状况大概推“十”能进“一”就不错了。

可见，中国要实现建设创新型社会和经济的目标，需要在更为基础层面的产权确认上取得进步，而不是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实践，实践上只是创新型经济和社会形成的标志。产权确认的目的和基本功能，是引导资源的有效利用，尤其是稀缺资源。市场经济的本质，是通过所有权的确认，通过市场价格体系，引导资源被用于最有社会价值的用途。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主要作用的基础是产权确认。而对于知识产权，西方自由经济思想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就认为，作为一种主观设计的安排，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专利权加快了新技术知识的产出；相反，发明专利权的制度设计，造成了研究行为的短视化，人们往往集中研究预期短时间内就能见效的技术，从而不可避免造成了研究的浪费。显然，知识产权制度对短期经济效益不明显的基础性研究，也缺乏激励效应。知识产权制度通过人为制造稀缺，保证了先期投入者中成功者的回报，它所重点维护的，正是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和价值。显然，知识产权的制度安排，最能符合国际产业价值链分工中处在“微笑曲线”两端的西方发达国家。

由于仍存在较多的管制领域，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在国际上仍有较多争议。对经济的各类具体管制行为，实际上都是对各种具体财产权利的侵害，或者对财产权利界定的限制。产权确认并不等于财产私有，但明确财产权利的个体归属，却是财产得到更有效利用、从而取得经济进步和社会文明发展的自然选择。鉴于中国经济和西方经济发展阶段和任务的差异，中国未来改革仍将致力于产权领域的深化和进一步确认，对当前引起中美贸易争端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实际上只是美国举起来的、维护自身国际竞争优势的“大旗”而已。中国应保持定力，继续推进自身的产权确认过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周二，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威胁中国将对另外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后，亚洲股市大幅下挫，欧洲股市低开。人们越来越担心，美中两国间长期以来不断升温的争吵有可能演变为一场破坏性的贸易战。

上证综指(Shanghai Composite)收盘下跌近4%，20多个月来首次跌破3000点关口，深证综指(Shenzhen Composite)则暴跌近6%。

周一晚，特朗普要求美国官员再找出2000亿美元可能会被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除非北京方面不再发誓对美国早些时候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进行报复。

“我们开始看到市场担忧加剧的迹象，我们能够有效地确认，美中之间一场双边贸易战已经开打，”西太平洋银行(Westpac)策略师肖恩•卡洛(Sean Callow)说。

全球两个最重要经济体之间的最新交锋，足以导致欧洲股市在周二低开。德国DAX指数下挫1.5%。期货价格也预示美国股市将会低开，标普500指数期货下跌1.2%。

在香港，基准的恒生指数(Hang Seng)一度下跌3.2%，而成份股以中国大企业为主的恒生中国企业指数(Hang Seng China Enterprises Index)一度下跌3.9%。

其他多数亚洲股市基准指数也大幅下跌，东京的东证指数(Topix)收盘下跌近1.6%，首尔的韩国综合股价指数(Kospi)下跌1.5%。只有澳大利亚的S&P/ASX 200指数在回吐稍早涨幅后，收盘价与昨日基本持平。

“亚洲各地资产相对普遍地遭遇抛售，这一事实反映出投资者的一个认知，即全球供应链意味着对一件离开中国港口、在美国销售的产品征税，很可能会牵扯到多个国家的出口和由多家公司生产的零部件，”摩根大通资产管理(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策略师汉娜•安德森(Hannah Anderson)说。

穆迪(Moody's)分析师玛德哈威•柏吉尔(Madhavi Bokil)和Lillian Li警告称，对未来几个月美中会在关税方面针锋相对的预期，将在全球市场引发更大波动。

“如果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和金融市场的波动也削弱了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那么加征关税的次级影响将是抑制当前强劲的全球增长势头，”他们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译者/何黎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已命令其政府起草对另外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假如北京方面不放弃对美国上周宣布的对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进行报复的打算的话。

在周一晚间发布的一份声明中，特朗普称其已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确定准备加征10%关税的额外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而且他还准备再对另外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

中国商务部称这些威胁是“讹诈”，警告会做出“强有力反制”。

美国此举标志着北京方面与特朗普政府之间贸易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双方已对钢、铝及部分农产品加征关税，且都誓言对来自对方的500亿美元商品追加关税。许多分析师越来越担心，中国和美国（去年两国双边商品贸易额约为6360亿美元）都不会做出让步，从而催生一场可能动摇全球经济稳定的全面贸易战。

在国内，特朗普承受着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压力。美国参议院周一通过一项法案，将推翻特朗普政府此前与中国企业中兴通讯(ZTE)达成的解除后者购买美国零部件禁令的协议。因中兴违反美国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这一禁令于今年4月实施。该法案能否会成为法律尚不清楚，而且特朗普政府反对此项措施。但此举反映了华盛顿日益高涨的反华情绪。

“中国显然无意改变其与获取美国知识产权和技术有关的不公平做法，”特朗普周一表示，“它没有改变这些做法，反而去威胁无辜的美国企业、工人和农民。”

他表示，新的关税威胁对于重新平衡美中贸易关系是必要的。去年，美国对华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为3370亿美元。美国官员称，编制一份新的2000亿美元商品清单的过程，将遵循与上一份清单相同的公开咨询程序，这意味着至少需要3个月时间才能最终敲定。

“我与习（近平）主席的关系非常好，我们将在许多问题上继续合作。但美国不会再在贸易上被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占便宜。”

中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称：“如果美方失去理性出台一份（关税）清单，中方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做出强有力反制。”

中国商务部提到的“质量型”措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去年从美国进口了1300亿美元商品，因此无法在拟征关税的商品总额上与美国匹配，但中国有其他选择。

除了征收关税的税率高于特朗普建议的税率之外，中国还可能会让福特(Ford)、通用汽车(GM)等美国汽车公司和苹果(Apple)等公司的日子变得更加难过。对福特、通用等美国车企来说，中国是它们的最大市场，而苹果则在中国赚取了巨额收入。

北京方面可能会推迟对新投资项目的监管审批，或者对现有产品启动安全和其他调查。“美国企业的在华利益可能会成为砧板上的肉，”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UIBE)教授龚炯(Jiong Gong)说。

就像去年发生外交争执时对韩国零售企业所做的那样，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可能会鼓动消费者抵制美国品牌。“不要低估他们可能爆发出的民族主义情绪，”龚炯接着说。

北京方面还可能会为快速增长的美国对华服务出口——比如好莱坞电影和金融服务——设置障碍。分析师称，中国可能会让人民币贬值以消化关税的影响，但很可能会把此举视为最后一招。

美国官员辩称，他们在上周五宣布的对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征收25%关税的计划，是为了挽回每年由中国政府支持的盗窃美国知识产权行为造成的损失。他们认为北京方面的任何报复都是没有道理的。

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中国问题专家史剑道(Derek Scissors)称，特朗普周一的举动不太可能让北京方面退缩。相反，中国官员将不得不变得更有创造性——2017年，美国对华出口总额为1300亿美元，这意味着北京方面将很快耗尽可征收报复性关税的进口额。

“（特朗普）政府的感觉似乎是，中国人试图在总统最关注的问题上直面他们，不论结果是好是坏。”史剑道说，“中国很可能会转而聚焦另一种报复威胁，比如针对在华运营的美国企业。”

他表示未来的谈判仍可能令局势缓和。但面临11月的中期国会选举，“总统需要能够表示他采取了行动来缩小贸易逆差”。

“这是一场全球贸易战，简单明了，而受影响最大的将是美国家庭，”美国零售业领袖协会(Retail Industry Leaders Association)国际贸易副总裁Hun Quach表示。

美国设备制造商协会(Association of Equipment Manufacturers)的基普•艾德伯格(Kip Eideberg)表示，拟议中的新关税“对美国设备制造商来说是可怕的消息”。

“白宫是在追击一些想象中的贸易逆差，但它对我们这个行业的130万男男女女将造成非常实际的影响。我们应该创造更多就业，而不是把它们消灭掉。”

一些分析师表示，重回谈判桌的希望目前看起来更加渺茫了。

“特朗普似乎决心果断解决关于中美两国是否已经处于贸易战的一切语义上的争议，”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与中国经济政策制定者关系密切的经济学家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说，“他的最新声明将让双方更加难以回到谈判桌、找到通过协商达成和解的途径。”

康河信(Hudson Lockett)香港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针对美国对5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征收进口关税，北京方面的强硬回应看起来像是中美贸易争端升级。

然而，专家们表示，北京方面没有理睬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威胁，而直接对美国产品征收同等关税，实际上可能是要避免一场贸易战，而不是要为贸易战浇油。

特朗普在上周五宣布他决定征收关税时扬言，如果中国以任何方式进行报复，他会进一步加码征收关税。美国官员们称，上周公布的对5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关税之举，是美方的有分寸回应，是针对他们眼里中国多年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这些官员们已经开始拟定另外1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的清单，以待总统决定。

但分析人士表示，中国不但没有退缩，反而明显得出这样一个推断，即强有力的回应将吓阻华盛顿方面真的加码征收关税。

“下一步更重要，华盛顿是否真要对1000亿美元进口中国商品开征关税，”咨询公司TS Lombard的Bo Zhuang表示。

去年美国对华出口总额创下1300亿美元的纪录，这意味着中国针锋相对的报复将不得不涵盖美国对华全部出口。Bo Zhuang补充说，超越那个回合的关税战对中国来说可能是经济上的“灾难”。

北京方面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继续表达愤慨，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称特朗普政府“蛮横无理、自私任性”。

考虑到中国的消费者通胀率较低（部分得益于猪肉价格下跌），北京方面觉得有底气对主要用于动物饲料的大豆提高关税。分析人士表示，大豆关税的目的是在11月中期选举前向特朗普施压，因为这种作物的主要种植区域是在共和党的中西部战场。

针锋相对的关税反映了谈判破裂，此前华盛顿拒绝北京方面有关购买更多美国半导体和农产品的提议。那个提议是为了减少中国对美3750亿美元的商品贸易顺差；特朗普曾表示，这一贸易失衡损害了美国经济。专家们表示，尽管对美贸易在中国产出中的份额已下降至3%，但作为拥有顺差的国家，中国在贸易战中仍面临更多损失。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对只有美国才能供应的组件的依赖度，最近在中兴通讯(ZTE)身上表露无遗。在华盛顿方面出台制裁措施，禁止中兴通讯购买美国制造的微芯片后，这家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上月险些崩溃。

贸易紧张升温之际，北京方面的日子不好过，旨在减少中国扶摇直上的债务的金融紧缩努力，正在出现损害实体经济的迹象。固定资产投资已放缓至15年来的最低水平。

特朗普政府的两个主要目标是减少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并迫使北京方面在其“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上做出让步。该政策为提高10个关键行业的国产化率设定了雄心勃勃的额度。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龚炯表示，中国在官方场合称其产业政策“不可谈判”。“但是，有很大空间在不承认的情况下顾及美方要求，因为（产业政策）的资金本来就有限，”他说。

北京方面可能会找到盟友，即在华从事制造的美国企业。据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估计，美国拟议中针对中国出口征收的关税将主要打击中国以外的供应链。例如，在4月份美国关税清单上列出的中国电脑和电子产品出口中，86%来自非中国企业。

华盛顿方面上周五宣布首轮关税将覆盖半导体后，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表示，此举将影响“来自中国的半导体产品，其中大多数实际上是在美国研发、设计和制造的”。该协会称，此举“适得其反”。

上海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hanghai)会长季瑞达(Kenneth Jarrett)表示，在美国在华企业中，“绝对没有一家希望看到第一轮关税，所以他们也不会欢迎第二轮”。

双方在上周五公布的关税清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游说所导致的修改。特朗普政府表示，针对16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将受到进一步磋商，同时并未针对4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电视机征收关税，很可能是为了避免助燃消费者通胀。

与此同时，北京把飞机从清单上删除，这对美国波音(Boeing)来说是一个利好，也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关税将给这家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唯一竞争对手——欧洲的空客(Airbus)带来更大定价权。即便如此，对于通向进一步升级的道路能不能被堵住，人们仍然有理由感到怀疑。

译者/何黎

按照过往的标准，2018年度七国集团（G7）峰会无疑是失败的。

峰会尚未开始，因美国解除钢铝关税豁免，导致其他六国强烈不满，外界定调为抗美大会。峰会期间，特朗普迟到早退、不尊重伙伴，其他首脑大为光火，导致与美对立情绪升温。会议刚刚结束，特朗普又公开在推特上攻击特鲁多，宣布撤销支持G7联合公报。42年来，峰会首次不欢而散。

一个不同寻常的信号

如果只看到这些，的确可以说，西方已经公开分裂，G7经济上正在变成G6+1。然而，如果滤去各种情绪化的杂音与噪声，你会捕捉到美国向其盟国发出的一个不同寻常的信号——6月10日，特朗普离开加拿大前往新加坡参加特金会前宣称，其最终目的是寻求G7国家之间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No tariffs, no barriers——that's the way it should be. And no subsidies. …… That would be the ultimate thing, whether or not it works, but I did suggest it.”

随后，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证实特朗普与其他六国首脑的确讨论过此事。不过，主流媒体对特朗普此番表态好像并未给予重视，以为这只是他作为商人的又一个诡计，注意力很快转向了新加坡，相关报道与评论寥寥。

然而，要是熟悉特朗普的逻辑套路，了解他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判断，就会明白：如果特朗普此番表态确是其真实意思表达，这绝不是一个可忽略的信号！

推进西方经济一体化？！

熟悉国际贸易实务的人都知道，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是自由贸易区的典型特征，通常被视为推进经济一体化的第一步，其后将是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和经济同盟。“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这是最终目标。”难道美国正在寻求建立西方自贸区，暗地里推动西方国家内部经济一体化？

西方经济一体化！这的确出人意料。

首先，这是一个超越地理区位的新设想。传统上，经济一体化主要是某一区域内部经济体间的一体化，成员之间通常在地理上连接一起，对成员经济发展水平、制度文化差异考虑较少。过去，欧盟、北美自贸区（NAFTA）、加共体、南方共同市场、东盟等一体化实践都莫不如此。新倡议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成员间虽横隔着大洋但其间并无非成员经济体。

其次，这是在传统区域一体化出现危机情况下的新设想。由于弥合制度文化差异、平衡不同利益诉求的成本高昂，除欧洲、北美外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展都十分缓慢。虽然欧盟一度进展很快，但由于近年扩张过快，成员差异性加大，目前隐然出现危机。NAFTA更加前途未卜，美、加、墨三方谈判随时可能破裂。至于TPP、TTIP，目前基本都已停滞，尚不知何日能够重启。

第三，这是可能取得突破的一体化新设想。如果在西方国家内部推进经济一体化，那么这个设想基于共同价值，强调的是成员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文化相似性，对于是否地理上连接在一起并不在意。从成员来看，西方自贸区涵盖了TPP、TTIP和NAFTA的所有发达成员，而剔除了所有不发达成员。从一体化程度看，西方贸易区以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为目标，水平也高于TPP、TTIP和NAFTA。可以说，西方自贸区将是改良升级版的TPP、TTIP和NAFTA。由于潜在成员都是发达国家，制度文化高度趋同，推进西方经济一体化只存在边境税收调节安排（BTA）和农产品保护两个大的障碍，一旦启动短期内就可能取得突破。

特朗普的逻辑

“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这是最终目标。”特朗普此番表态固然显得突兀，不符合他一贯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形象，却完全符合其一贯的逻辑。特朗普深受文明冲突论影响，坚信西方世界正面临异质文明威胁，以保护西方文明的战士自居。而作为一个商人，他较二战以来历任美国总统更为重视经济的力量。在提交国会的《国家安全战略2018》中，他明确表示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柱。按照特朗普的逻辑，为保障军事安全，过去美国联合西欧建立了军事北约，对抗前苏联的威胁。为保障经济安全，如今也有必要联合其他发达国家建立“经济北约”，应对臆想对手的竞争。推动西方经济一体化就是这一逻辑的自然结论。而且，以特朗普商人的盘算，一旦西方经济一体化得以实现（哪怕只是建立了自由贸易区），美国在贸易投资方面与盟国的争吵就会自然消失，企业、工人和农场主就不再遭受不公平规则的伤害，还能牵制盟国与臆想对手的经济贸易往来，完全是一举多得的事情。也就是说，特朗普的确存在推动西方经济一体化的动力。

如果西方经济一体化是特朗普的目标，就更容易理解之前他针对其G7盟国的系列举措。特朗普一直认为，现行贸易机制严重损害了美企业竞争力，导致美长期出现大规模赤字，不可持续必须变革。然而，欧盟、日本、加拿大对现行机制虽也诸多不满，但主要针对新兴经济体，并没有意愿推动有利于美国的改革。而且，WTO条款的更改遵行一致同意规则，所有成员方都必须表示明确接受方能生效。这意味着，美国几乎不可能通过谈判协商更改任何条款。对此，特朗普一方面冻结法官遴选瘫痪WTO上诉机构，一方面以国家安全为名征收钢铝关税，一举打破了僵局。如果其他成员方不理睬，那么美国将继续以国家安全为名，不断扩大关税范围。如果有成员方发动关税报复，那么美国就会趁机掀起贸易战。通过这一举措，美国将其他WTO成员置于两难境地，既难以承受报复带来的后果，又不甘心就此妥协。

事实上，欧盟、日本、加拿大眼下就进退维谷。此时，特朗普抛出西方自贸区方案，既可以减少外界对他保护主义行为的批评，又可诱使G7其他成员走上谈判桌讨论自己设定的议题。据Politico欧洲网站报道，特朗普的建议得到了正面响应，默克尔当时就表示“We’ll take it as a starting point”。

发展中国家的噩耗

特朗普的信号对发达国家算得上是好消息。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绝不是福音。

一旦美国及其盟国最终实现经济一体化，WTO不可避免将会被彻底边缘化。在此情形下，发展中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被排除在最发达市场之外，经济发展必将面临灾难性的打击。而且，即使被允许加入，在新的国际贸易规则下，发展中国家也不会有任何竞争优势，经济发展同样会受到严重影响。

特朗普一直宣称，WTO协定中发展中国家条款被滥用损害了美国利益，而一个成员一票、条款更改要求一致同意的规则极大制约着自我美国保护能力。因此可以想见，在美国起草新的国际贸易规则时，发展中国家条款即使不被完全抛弃也会做大幅修改，而一致同意规则将肯定会被某种有利于美国的议事规则完全替代。

很多发展中国家寄希望于德、法、英、意、日、加组成的G6，希望他们能够阻止特朗普一意孤行，维持WTO等多边机制继续运行。但是，这样的希望终将不可避免归于失望。虽然其仍在扬言对美进行关税报复，但终将因无法承受贸易战后果而不得不妥协。更何况，特朗普的一体化方案，对他们也有很大的诱惑力。此外，G7集团自诩为自由世界，具有非常广泛的共同利益，眼下的纷争只是其“家庭内部的口角”，不可能发展成为全面对抗。对此，发展中国家要有清醒的认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6月15日，中国端午假期，不仅是世界杯足球飨宴，也是中美贸易战尖峰时刻。

在国内外猜疑声中，美国表示按照原计划，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随之，中国商务部明确回应，表示中国将强有力回应，将采取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反制措施。

美国关税如约而至，中国如何应对？

第一，中美仍旧有谈判空间。

先看美国条件。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声明，中国关税清单包含两个序列，第一批加征关税产品总计340亿美元，征税措施从7月6日开始生效，另外160亿美元商品仍在评估之中。根据其声明，最终名单包括1,102个产品系列，包括机器人、航空航天、工业机械和汽车，而手机和电视等消费品不在名单之内。

关税结果并不意外，意外倒是这次关税并不是马上实施，仍旧需要程序。虽然7月6日看起来很近，所以其实还有时间，也给双方进一步谈判预留了空间。

关于美国方面，应该厘清其思潮变迁。过去外界一直渲染特朗普积极计划对中国开征关税，其实现在情况不完全如此。特朗普不喜欢中国很多顺差，但是如果中国表示愿意做出改变，其实他是愿意谈判，很多信息显示他对于开征关税的态度表现得并不是那么情愿。

目前主张关税的核心人物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他一直是强势鹰派。过去他就认为中国加入WTO之后没有兑换承诺，多次表达过不满，典型就是在2010年国会证词，呼吁行动的口吻很能代表美国的强硬思潮。

如今，他是那个主张撕开中美贸易中“创口贴”的人，关税就是露出的“皮肉”。

除他之外，美国官僚系统的跷跷板其实也在起反制作用。基本来看，美国采用强硬路线是中长期趋势，但是从商业角度反对强硬的声音也还有，比如财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与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从美国财政部角度，一直对华相对温和，而商务部也希望控制贸易战范围，目前贸易战走向剧烈，看起来贸易代表话语权加大，但是这未必是不变的趋势。

最后，值得注意的，特朗普和其内阁的决定权虽然绝大，最终还是要考虑国会力量，尤其中期选举在前，贸易战解决需要智慧。

第二，中国如何应对？

中国应对，当然是大家更为关心的话题。

目前发出声明来自中国商务部，其表示深表遗憾，“美方置双方已经形成的共识于不顾，反复无常，挑起贸易战。此举既损害双边利益，也破坏世界贸易秩序，对此中方坚决反对。”

更进一步，表示并不想打贸易战，“但面对美方损人不利已的短视行为，中方不得不予以强有力回击，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坚决捍卫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我们将立即出台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征税措施，双方此前磋商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同时失效。”

无论刘鹤谈判还是罗斯来中国，中方给出的承诺都是相对优厚的，比如外媒报道承诺每年增加约7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和能源进口。

但是这有前提，那就是要美国放弃征收新关税为前提。这大致是中方的底线，是保护出口，买东西买多少可以谈，但是贸易战不想打，不过如果有关税战，将会对等。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态度一直措辞表示得强硬，其实做法倒是以谈判为主，比如在商务部给出回应之后，国务院正式公布推动外资政策（《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在市场准入、投资便利化、投资促进、投资保护、区域布局、国家级开发区创新等方面给予措施。

这一应对相对务实。不过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表示出来的言语强硬误导民间判断，虽然决策权集中，但舆论压力也很可能限制政策空间。

第三、未来局势将会如何演变？

未来中美之间贸易纠纷，不仅仅在于7月大限的关税，更在于彼此重新定位彼此关系，敌人还是朋友，伙伴还是对手？

从民间视角而言，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可谓方方面面，利弊并存，并不仅仅如有些朋友期待借助入世重启改革那么简单，也许对于消费者有利，但是对于生产者也意味着更大压力。2018年5月份经济数据并不好看，按照我的估算，下面两个季度可能会更难看，如果贸易战再“履约”开打，形势会更更难看。按照过去的惯性，政策刺激是难免的；不过2009年殷鉴不远，确定基本四万亿那种大规模刺激不会再有。如果是这样，贸易战将会进一步推低中国经济表现。

目前通过贸易战以及朝鲜问题等系列举措，特朗普的打法其实很明确的了，就是给出底线，强硬坚持，不断增加压力，但是如果对手给出好的回应，还是可以谈判，一系列举措背后，其实是对于美国实力的自信。

而中美实力的差距，当下基本可以明白厘清，对中国而言，能谈不打，能小打不大打，都是好事。

结语：在计算之外，如何要看到更大格局？

贸易战是经济事务，但不能就经济谈经济，更应该从外交、政治、历史等角度来审视贸易战，过去经验能带给我们什么？经济人读书会近期主持“我们如何阅读贸易战”的线下活动，几位导师书友分享不同看法（全文直播在《徐瑾经济人》公号）。

北京大学苏剑教授从军事战与经济战对比指出，贸易战和军事战争不太一样，军事战是以国家为单位打的，本国内各个阶层的利益基本是一致的，贸易战在本国内各个阶层的利益是不一致，比如提高关税保护了美国企业，实际也伤害了美国老百姓的利益，“中国的企业和美国的消费者也成为了一条线上的蚂蚱。特朗普站在美国国家的角度打贸易战，结果它既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也是两条线上的蚂蚱之间的战争。”

如果说苏剑老师代表了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上升的乐观态度，当下局面也让人联想曾经的一战时刻。《枢纽》一书作者施展从凯恩斯对一战分析出发，强调在经济单元和政治单元不重合的前提下，经济问题引发的政治问题会造成巨大的后果，想办法去消除这种不重合是当下思考的方向。对比之下，经济人读书会书友苏琦认为过去认为的“神话”——即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不会打仗，在一战中就破灭了，当下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利益链如此深度咬合，看起来和一战不同，其实很可能相互依赖越深，造成彼此的脆弱性越大，造成彼此提防的局面。

除了经济视角，政治视角如何看待贸易战？中央党校的蔡霞老师在经济人读书会活动最终总结，中美贸易战经济只是表象，背后的实质包括了政治，而中美贸易战的提起和发生和中国国内政治层面的变化是有很大关系的。

这是基本面，决定了未来走势。如何理解贸易战，本身就决定了贸易战的走势。从这个意义上看，中美贸易战绝不仅仅是经济影响，也绝不仅仅是国际影响。放长视野来看，改革开放之后40年，中国经济一直在一条大致顺利的道路上狂飙猛进，其背后的实质，是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而这两者都离不开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贸秩序对中国事实上的友好与接纳态度。

说到底，首先，40年来技术进步的最大源泉来自中国产业链整合进国际经济合作网带来的技术转移，不论这种转移是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加工贸易、山寨还是以市场换技术；其次，产业升级对内依赖急行军般的固定资产投资，对外依赖国际市场对中国产能的接纳与国际分工网络对中国产业的衔接。这一过程中，中国将人力成本以及其他成本极低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整合了整个东南亚同一产业网中的所有国家，顺利成为世界工厂。

对美国而言，这一过程符合比较优势原则，美国经济本身也从中获利匪浅——前提是，中国经济模式不会影响到美国经济的运作机制，中国在地缘政治战略方面不会成为美国的对手，否则，再大的经济利益都不足以说服美国（以及西方整体）“滋养”潜在的敌人。不幸的是，以莱特希泽为代表的强硬派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不再认可中国以目前这种方式运行全球经贸关系对美国是利大于弊。这一判断，真正说明了美国对中国贸易战态度何以总是出乎意料的强硬。不得不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最大的变局，也是最大的挑战。

这是影响我们几代人未来十年的大事件，变化仍旧在持续，值得每个人持续关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亦为经济人读书会创始人，近期出版《白银帝国》、《不迷路，不东京》，公号《徐瑾经济人》。

外交的目的就是让别国去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没有中国的帮助，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不可能指望落实他与金正恩(Kim Jong In)的协议。消除朝鲜的核武库是特朗普最大的目标——他擅长做交易的名声几乎完全仰仗于此。然而，获此殊荣却削弱了他“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战略的一个关键要素。周五，特朗普政府将公布最新的拟征收关税的中国商品清单。与中国开打贸易战可能会给朝鲜协议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特朗普面临一个选择：是该升级美中贸易争端，从而破坏这项世纪协议？还是将贸易斗争局限于美国的盟友身上？

这充分说明了特朗普的反复无常，没人知道他会走哪条路。第一个选择——在最需要中国帮助时跟中国大打出手——将证明那些认为特朗普不理智的人是正确的。这就好比把钱押在一匹马上，再把砒霜放进喂马的燕麦里。那样中国将会解除其对朝鲜的制裁措施。由于朝鲜90%的贸易是与中国进行的，这将结束其孤立状态。没有中国参与，特朗普对朝鲜的“极限施压”就无从谈起。没有习近平的推动，金正恩甚至可能都不会同意举行本周的峰会。

如果特朗普这么做，将印证关于其动机的“外交实境秀”(Diplotainment)之说。与其说看重结果，不如说特朗普是为日常“收视率”而活的。他与金正恩的会晤是典型的电视真人秀外交“节目”。仅仅通过举行峰会，他就获得了奖励。两位有名气的领导人聚首，缔造了外交历史。在从新加坡回国的途中，特朗普发推文称：“朝鲜不再构成核威胁。”如果特朗普当真这么认为，人们就很难指望他有多理性。峰会结束后，朝鲜拥有的核能力丝毫不减此前。如果特朗普选择现在加紧发动对华贸易战，就证明他没能力找到合适的手段来达到目的。中国人可能会告诉他，同时追两只兔子的人将一无所获。

特朗普的另一个选择是争取北京方面的帮助。他仍可以公布中国商品清单，但他可以推迟征收关税。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一直敦促他这么做。细化周二含糊其辞的声明是蓬佩奥的职责——这一任务目前已困难重重。周三，在被问及美国要如何核实金正恩的无核化承诺时，蓬佩奥大发雷霆。仅是提出这个问题就带有“侮辱性、荒谬、而且着实可笑”，他说。然而，这个问题直指要害。周四，这位美国国务卿一改先前的腔调，称在朝鲜推进无核化之前不会放松制裁。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有句名言，你必须“信任，但要核实”。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是在信任这一点上冒险。只有中国才能说服朝鲜接受“随时随地”的核查——特朗普声称，伊朗核协议中就漏掉了这样的核查。

获得中国的帮助也将意味着要面对国内强烈反对的声音。一群参议员正试图推翻特朗普对中国电信运营商中兴通讯(ZTE)减轻处罚的决定，美国原本的惩罚可能会导致中兴通讯破产，在习近平的要求下，特朗普减轻了对中兴通讯的惩罚。这件事之后，特朗普将更难对习近平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无所作为。特朗普对美国盟友的蔑视和对独裁者的着迷形成越来越大的反差。特朗普表示，他信任“聪明”的金正恩，并将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Justin Trudeau)斥为“软弱和不诚实”。他还刻意称赞过习近平。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在Twitter上写道：“当面对中国时，像狮子一样咆哮的总统变成了一只羔羊。”

中国却没什么可担心的。除去那些浮夸的空话，特朗普有两个明确无误的本能。第一是要确保朝鲜不把美国本土作为目标。如果金正恩放弃远程导弹，他或许可以保留他的军火库。中国将从中受益。日本将被抛弃。“美国治下的和平”将加速终结。第二是让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回流美国国内。这有点不切实际——且忽略了中国意图称霸科技领域的目标。无论如何，中国都可以在一场围绕20世纪商品展开的贸易战中幸存下来。习近平是否认为特朗普缺乏理性并不重要。他的行动已经维护了中国的利益。

译者/何黎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将对总值约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该决定预计将于周五公布，这将使得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更接近于打响贸易战。

据知情人士称，特朗普的白宫最高贸易顾问在周四开会时做出这一最终决定。特朗普政府声称这是因北京方面长期剽窃美国公司知识产权行为而作出的合理决定。

这为中美两国之间贸易敌意大幅升级奠定了基础。此前，特朗普最近几周决定开始对从加拿大、欧盟和日本进口的钢铁和铝加征关税，挑起了与七国集团(G7)盟友之间的严重不和。

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表示，“特朗普政府如今正准备在其迅速扩大的全球贸易战场上再开辟一条战线。”

美国将于周五公布这份新的中国输美产品征税清单，对多个门类的产品征收25%的关税。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曾公布了包含1300个产品类别的清单，涉及从药品到平板电视等产品。很多提供反馈的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集团恳求特朗普政府不要加征关税。

据简要介绍白宫相关讨论的知情人士表示，新清单与最初版本类似，但是更侧重与北京方面《中国制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相关的中国出口产品。中国计划借此在包括机器人等10个关键领域引领世界。

此次加征关税的举措预计将分阶段实施，允许公众对新添加的产品种类进行评论。随后，预计本月还将公布新投资限制，以及限制“在工业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的美国产品出口的新举措。

中方誓言对一切关税措施采取报复行动。中国外长王毅周四警告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不要作出“对抗并双输”的选择。

特朗普在本周接受采访和其他公开露面时表示，他准备在与中国贸易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中国对美国337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一直是他的眼中刺。

开征关税的决定是美国内阁在特朗普上周末前往魁北克参加七国集团(G7)会议、并接着前往新加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 Un)举行峰会之前做出的。

但听取过白宫内部相关讨论的人士表示，特朗普直至周四才最终签字批准了这一计划。

虽然美国国内在对中国采取更强硬路线的必要性方面存在广泛共识，但美国商界及国会中许多共和党议员一直强烈反对开征上述关税。

直到最近，特朗普政府内还有一些官员反对这些关税，其中包括美国财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姆努钦一直呼吁尽可能通过与北京方面谈判解决问题。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本月访问北京期间，中方官员承诺每年增加约7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和能源进口。中方官员后来表示，任何此类增加进口都以美国放弃征收新关税为前提。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将这些关税形容为在与贸易伙伴的谈判中增加筹码的工具。

但是，“中国的反应——中国政府早已电告——将是一系列成比例的外科手术式关税打击，目的是给美国造成经济和政治双重损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部前负责人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说。

中国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列出的可能进行报复的目标包括美国对华大豆出口，2017年美国对华出口了价值约140亿美元的大豆。

普拉萨德表示：“在两国间的贸易和投资流动受到巨大冲击之前找到一个既能缓和紧张局势又能挽回面子的途径对双方都将是挑战。”

“虽然一场公开的贸易战对两国经济的总体影响可能不是很大，但会对具体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和行业造成重大损害。”

译者/何黎

特朗普(Trump)政府准备在数天内对数额达到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关税。与此同时，美国最高外交官前往北京，为与朝鲜磋商的事务寻求北京方面的支持。

上个月，白宫表示将在6月15日发布一份中国输美产品征税清单，作为对其所谓的中国系统性窃取美国知识产权行为的报复。此举并未顾及中国已承诺要进口约7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并且计划推动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的中美两国进行更多磋商，以避免贸易战爆发。

由于美国寻求获得中国的帮助，把朝鲜带上谈判桌，这次征税被推迟到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 Un)本周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之后。美国发布这份征税清单将被中方视为挑衅行为，而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在本周四访问北京，为中国官员介绍新加坡磋商的情况。

根据听取征税准备工作情况的人士表示，美国高层官员已达成一致，将更进一步，在发布清单后迅速开征25%的关税，其中一些关税有可能在周五就立即生效。这些人士说，根据相关法律，特朗普政府有30天时间来征收关税，但官员们决定加快步伐。

开征关税的决定是美国内阁官员在特朗普上周末前往魁北克参加争论不休的七国集团(G7)会议、并接着前往新加坡参加峰会之前做出的。因此，听取相关讨论情况的人士警告称，热衷于对外展现本次峰会的成功的特朗普可能决定推迟对中国开征任何新关税——他们表示，这种结果将是蓬佩奥乐见的。

“总统一直以来都想征收关税，却被他的内阁成员阻挠……如果现在他又决定与内阁背道而驰，暂时搁置它们，这将是最大的讽刺，再讽刺不过了，”一名了解白宫讨论内情的人士表示。

这位人士表示，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及其助手认为，“是时候撕下创口贴，着手开始干了。”

莱特希泽的办公室和美国国务院拒绝置评。

特朗普政府还在准备针对中国在美投资和敏感产品出口管制的新限制，预计将于6月30日公布。

但是，据简要介绍相关准备的知情人士表示，这些新限制在机构内部引发了激烈争论。特朗普政府内的对华鹰派人士试图针对“在工业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产品，而商务部官员对此反对，认为这将远远超出目前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的名义，并由此面临来自受影响企业的法律挑战。

知情人士表示，商务部官员的反对导致他们被排除在讨论外。然而，商务部一名发言人称，商务部官员仍在与其他机构合作，制定将面临出口管制的产品清单。

此前，在特朗普的干预下，白宫与中国电信制造商中兴通讯(ZTE)达成了涉及14亿美元罚款的具有争议的和解协议。部分国会议员希望迫使白宫解除这份协议，而白宫目前正在极力抵抗。

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要求美国重新审视针对中兴采购美国零部件的禁令——该禁令是在美国发现中兴违反了之前的和解协议（因中兴违反美国针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措施而签订）后颁布。但是特朗普在国会面临着来自两党的反对，批评者称取消中兴禁令是对北京方面作出的不必要的让步，并附上了一项国防预算拨款法案中有关恢复该禁令的条款。

白宫周三表示将与国会领袖共同努力把涉及中兴禁令的条款从该国防预算拨款法案中删除，声称该条款将侵犯商务部的执法权。

尽管该条款不太可能从参议院版拨款法案中删除，但它也不会出现在众议院通过的拨款法案版本中。白宫称，将在协调两份法案的过程中进行干预，删除该条款。

白宫一位发言人表示，“针对中兴的巨额罚款是美国商务部之前采取的执法行动的一部分。这将确保中兴为违规行为付出代价，并在不对美国供应商及其工人造成不当伤害的情况下，让我们的政府可以全面监督其未来活动。”

译者/何黎

在灾难般的七国集团(G7)加拿大峰会上，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谈判”风格——结合自怜、威胁以及浮夸而不切实际的提议——表露无遗。但就在美国多数盟友对美国总统的贸易外交感到错愕之际，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却跳出来成为特朗普的仰慕者。

在上周的一次私人晚宴上，这位英国外相说：“想象一下让特朗普来搞定英国退欧……他会横冲直撞……会有各种崩溃，各种混乱。每个人都会认为他疯了。但事实上你可能有所进展。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想法。”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但并非因为约翰逊所想的理由。特朗普的贸易谈判风格和约翰逊等强硬退欧派所青睐的风格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解释了二人都可能损害自己的宗旨，制造“各种混乱”，却没有任何补偿收益。

特朗普-约翰逊风格存在3个关键的共同特征。首先是以为宏大主意比具体知识重要得多。其次是对自己的实力估计过高，从而为失败搭起舞台。最后是化友为敌的倾向。

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嘲笑称，美国总统在G7峰会上突然主张彻底自由贸易，暴露了其他领导人的虚伪。但他们的困惑来自于一个事实：与特朗普不同，G7其他领导人对国际贸易所涉及的复杂性有一定了解。

例如，特朗普建议取消所有补贴，这是欧盟内部过去几十年来一直追求的目标。在实践中，这需要官僚和政客们就补贴的涵义达成一致，然后还要制定规则，并提交给国际机构，由其做出具有约束力的裁决。这正是特朗普讨厌的那类国际治理。

约翰逊也认为最重要的是大局观，而令人厌倦的细节可以由下属来解决。因此他拒绝相信在英国退出欧盟后保持爱尔兰边境开放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而认为这只是官员们提出的一个琐碎的反对理由。

约翰逊轻飘飘地驳斥在“无协议退欧”的情况下港口和边境将出现混乱的说法。毕竟，像他这样的伟人不值得为乏味的技术问题（比如供应链管理）操心。

在约翰逊看来，退欧谈判的问题在于英国人不够强硬。他们应该像特朗普那样威胁欧盟，英国不仅会起身离开谈判桌，还会把桌子掀翻。

约翰逊忽视的一个事实是，英国已经试过这种策略。谈判开始时，英国曾高喊“没有协议好过坏协议”。你现在听不到多少这类话了，因为英方认识到，这显然不符合现实。

对英国来说，“无协议退欧”将是灾难性的，医药、金融和航空等关键领域都会陷入法律困境。

约翰逊所犯的错误是假设欧盟永远不敢破坏其与英国的贸易关系，因为欧盟对英国有贸易顺差。但从百分比看，欧洲市场对英国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英国市场对欧盟的重要性。欧盟还得出结论，这件事关乎一些重要的原则，对英国作出让步可能会破坏整个欧盟内部市场。所以布鲁塞尔方面一直不愿妥协，退欧派的虚张声势已被戳穿。

特朗普属于和约翰逊一样的无思想学派，他正在犯下一个非常相似的错误——假设欧盟将不可避免地放软身段，就因为欧盟对美国有贸易顺差。乍看之下，认为美国比英国更有底气居高临下地对待其贸易伙伴，似乎有些道理。有些国家，比如70%出口流向美国的加拿大，处于格外脆弱的地位。而且在某些领域，美国确实拥有庞大的实力优势，特别是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美元在全球金融业的角色。

但贸易在更大程度上是公平竞争的环境。欧盟可以易如反掌地报复特朗普的关税举措——通过针对性地瞄准美国的产业，比如农业。与此同时，特朗普的钢铁关税将在国内增加工业投入成本，从而在美国内部制造痛苦。特朗普选择同时向多国发起挑战的事实意味着，美国企业可能很难找到替代的供应商。

特朗普和约翰逊都缺乏同理心，他们很难意识到，如果你粗暴对待老朋友，他们不太可能以愉快友好的方式回应。在2016年6月的退欧公投后，英国的很多欧盟伙伴都感到愤怒和背叛。他们把约翰逊视为英国退欧的面孔，因而尤其对他火大。

其结果是，他们仍然不愿达成任何可能看似“奖励”约翰逊的协议。特朗普可能发现，他在贸易问题上的欺凌战术可能会同样适得其反。

译者/何黎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已准备兑现其在竞选期间许下的以关税保护美国工业的承诺，那么问题来了：这对世界经济意味着什么？

如果将美国的实际和预期行动输入大多数模型中，你会发现，美国、中国和全球各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长几乎不会出现变化。美国对钢铁和铝以及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中国对5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关税——尽管引发了喧哗与骚动，但模型显示，这一切对经济的影响相当于蚊子叮一口。

贸易战对关税直接牵涉的国家影响最大，并且这种影响往往初期就能被感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模型显示，美国和中国的年增长率将在五年时间里平均被拖低0.1至0.2个百分点。

头两年的影响最为明显，五年后几乎就无法察觉了。即便将特朗普曾威胁要对另外1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纳入计算，情况依旧如此。在大多数预测中，《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崩溃对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GDP的影响也是类似情况（尽管墨西哥受到的影响将比其他两个国家严重）。

根据模型预测，即便爆发贸易战，全球增长依旧会呈现健康（甚至是健康得让人乏味的）图景。由于减税和赤字支出的财政刺激措施，美国在未来两年的GDP增长将远高于其潜在增长率。

未来五年，中国GDP增长仍将逐步放缓。欧盟将在中期内看到其GDP增长与其潜在GDP增长率的低端值趋同。由于美元走强，新兴市场在短期内将会受到轻微影响。

所有这些都让人不爽，但并不改变大局。这些预言以及特朗普放出来的狠话常常不兑现的名声，有助于解释华尔街的反应。自美国政府今年3月开始讨论贸易战以来，标准普尔500指数(S&P 500)上涨近4%。

但是，这些模型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一点：贸易战对某些行业和地区的影响比对其他行业和地区更严重。如果特朗普兑现对进口汽车征收25%关税的威胁，这更将是一个问题。即使总体影响不大，加拿大、墨西哥和德国的汽车行业也将遭受重创。

这些结果不错的预测可能在其他方面存在缺陷。首先，大多数模型不够精细，不足以反映关税导致的全球供应链中断。贸易紧张局势对增长造成的最大拖累可能会来自这里。一些汽车零件在组装成整车之前会多次穿越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的边界。如果《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崩溃，汽车制造商是会提高价格、自己承担额外的关税，还是会设法在一个国家购买所有零件？

其次，很难为贸易相关不确定性对商业情绪的影响建模。《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停滞，正开始以导致投资者取消或者推迟商业投资的方式影响加拿大。

贸易战可能会迅速扩展到更加难以量化的领域。当美国首次威胁对额外的1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收关税时，中国显然无法以牙还牙，因为中国根本没有进口那么多的美国商品。但中国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回击：给在华经营的美国公司设置更多的官僚障碍，并在牌照许可方面进行干预。经济预测很难衡量这些举措的影响。

最后，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导致美国在全球舞台上被孤立，它在上周末拒绝签署七国集团(G7)公报突显了这一点。这所带来的经济影响是不可能明确的。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规则是，虽然关税在任何经济体中都会导致赢家和输家，但后者的损失超过前者的收益。这种差额被称为“无谓损失”。

尽管计量经济学模型表明贸易战不会大幅减缓全球增长，但真正的风险是，投资者低估了这些无谓损失以及一个规则大不相同的世界的影响。

本文作者是宏利资产管理公司(Manulife Asset Management)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译者/裴伴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许下的“美国优先”的承诺已抵达美国汽车产业的大门口。

特朗普正考虑对进口到美国的汽车征收25%的关税，矛头主要指向德国汽车制造商，他认为德国车企不断抢走通用汽车(GM)的卡迪拉克(Cadillac)、福特(Ford)的林肯(Lincoln)等美国豪车品牌的市场。

此举是美国为寻求纠正所谓的国际贸易失衡，层出不穷地发出的威胁的一部分，它引发了汽车制造商的疑问：它们是否需要在美国境内生产更多的汽车以避免受到关税打击？

但这个问题掩盖了一个更广泛的事实：很多被特朗普当作目标的跨国汽车制造商已在美国设有大型工厂，这意味着，意在刺激本国汽车制造业的关税不仅多余，而且会适得其反。

标致雪铁龙集团(PSA)首席执行官唐唯实(Carlos Tavares)表示：“今天我可以给你列出一个长长的在美国经营的大型非美国车企的名单，它们在美国拥有大量就业岗位，在美国创造就业。”他是以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ACEA)主席的身份发表这番言论的。

唐唯实警告称，征收关税可能会招致其他地区的“反应”，而这种报复可能进而引发更广泛的贸易战，导致汽车价格上涨，让消费者选择减少。

就业可能也会受到不利影响，鉴于特朗普对创造美国就业的执念，这种结果具有讽刺意味。

美国经济咨询机构全球贸易伙伴咨询公司(Trade Partnership Worldwide)估计，对进口汽车及配件征收25%关税，可能会为制造业新增9.2万个就业岗位，但将导致其他经济领域减少25万个就业。

特朗普的基本假设是美国依赖进口汽车，这是正确的。美国汽车进口超过出口，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去年美国进口汽车827万辆，出口198万辆。

然而，这主要归因于墨西哥和加拿大，去年美国从这两国进口了427万辆汽车，对它们出口了107万辆。根据特朗普也试图修改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墨西哥和加拿大可以自由进入美国市场。

美国其余的汽车贸易主要是与日本和欧洲发生的，但总的来说，美国出口的汽车较贵，而进口的汽车较为便宜。

英国《金融时报》根据官方数据测算，去年，美国从北美以外地区进口的汽车数量为400万辆，平均价格为2.55万美元，出口到北美以外的91万辆汽车平均价格为3.3296万美元。

把目标对准欧洲豪华汽车制造商，似乎表明特朗普很在意纽约第五大道上行驶的梅赛德斯(Mercedes)和宝马(BMW)汽车的数量。特朗普显得不太关心这些汽车制造商在美国国内的业务。

对进口汽车征收关税，可能会迫使汽车制造商在美国的工厂生产准备在美国销售的汽车。行业高管们表示，这将迫使它们迁走目前在这些工厂进行的高利润的出口汽车生产活动，此举最终将削弱美国经济水平。

去年从美国出口汽车产值最大的是宝马位于南卡罗来纳州斯帕坦堡(Spartanburg)的工厂，在全球销售的X5多功能运动(SUV)汽车都是在这里生产的。

在这个工厂生产的37.1316万辆汽车（其中包括宝马很多其他高端SUV）中，超过70%用于出口。在美国市场销售的30.5685万辆宝马汽车中，三分之二来自进口，绝大多数价格低于出口的大型SUV。

沃尔沃汽车(Volvo Cars)的情况类似，该公司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首家美国工厂即将开业。这家工厂将向全球出口S60，预计将创造4000个就业岗位。

沃尔沃首席执行官霍坎•萨穆埃尔松(Hakan Samuelsson)最近表示，任何针对进口汽车的新关税“将会非常糟糕，而且将对南卡罗来纳州的工厂造成影响”。

“我们将利用这家工厂出口汽车。如果我们不能开展自由贸易，我们本将创造的就业将会损失一半。”

他表示，从技术上来说，在这家工厂生产沃尔沃所有要在美国市场销售的汽车是可行的，但这将需要投入高昂成本更换工厂设备，并导致消费者选择减少和价格大幅上调。

菲亚特克莱斯勒(Fiat Chrysler)首席执行官塞尔吉奥•马尔乔内(Sergio Marchionne)也担心在美国征收关税时有必要为其美国出口找理由。尽管该公司向美国市场销售一些在欧洲生产的汽车，但它在美国是一个净出口商。

马尔乔内在意大利Balocca介绍该公司的最新战略时表示：“只要我们是净出口……我们就能找到令人满意的折中办法。”

在该行业，几位高管表示，没有人真正明白特朗普的目标是什么。

美国汽车能否在美国国内生产的问题或许是特朗普希望带来的一个可能结果。

中国大部分汽车都是在境内生产的，这是因为惩罚性进口关税和有关规定迫使跨国制造商采用当地技术的结果。

所有大型车企都同意这些条款，表明跨国汽车集团为了进入有利可图的大型市场愿意服从这些规定。

美国是全球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汽车市场，尽管今年有所滑坡，但对于很多汽车制造商而言，仍利润可观。

但最近在加拿大演讲时，福特制造部门负责人、联合二号人物韩瑞麟(Joe Hinrichs)强调，制造商是抱着全球视角来看待生产的。

“我们不在地区层面上竞争，”他表示，“我们按地区销售，但我们在全球竞争。政策和实践的调整可能造成重大影响，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该公司最近将下一代福克斯(Focus)汽车的生产计划（以前在美国生产）从墨西哥转移到中国，计划把生产的汽车进口到美国市场。

韩瑞麟所说的影响是如果福特在国内遭遇成本上升，该公司将毫不迟疑地将更多海外业务转移到更具竞争力的地区。

全球最大商用车制造商戴姆勒卡车(Daimler Trucks)首席执行官马丁•道姆(Martin Daum)把保护主义政策列为他面临的最大挑战。

他表示，戴姆勒在全球有二十多家工厂，在墨西哥的厂会把车销往美国，在美国的厂会把车销往墨西哥。

“自由贸易至关重要，”他表示，“这不是牺牲一国利益让另一个国家受益，而是不牺牲任何国家的利益，让所有国家受益。”

关税的危险在于，它不一定会说服制造商把业务设在美国国内，却反而可能把它们推到海外更远的地方。但所有这些都取决于关税是否生效实施，目前白宫仍在讨论。

菲亚特克莱斯勒的马尔乔内也呼吁业界在美国政府作出最终决定前保持冷静。他表示，最后，“理智的人们将找到公平合理的方案来解决目前存在的意见分歧。”

帕特里克•麦吉(Patrick McGee)法兰克福、 罗谢尔•托普兰斯基(Rochelle Toplensky)布鲁塞尔、香农•邦德(Shannon Bond)波特兰、杨蓓蓓(Patti Waldmeir)芝加哥补充报道

延伸阅读——中国可能获得好处

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主席唐唯实(Carlos Tavares)警告称，如果欧洲和美国打起贸易战，西方汽车制造商可能会被中国竞争对手取代。

唐唯实表示，美国针对来自欧洲的进口汽车征税可能会改变“行业平衡”。

他表示“虽然目前出现各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但这将给中国汽车行业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西方人做着这种事时，东方人可能采取相反的策略，利用这种形势。”

其影响不会在“明年”显现，而是“10年之后……从不同地区的行业平衡的角度来看”。

中国拥有庞大的本土汽车产业，包括300多家专门致力于生产电动汽车的初创企业。

其中一些大型车企，如拥有沃尔沃的吉利(Geely)，还有广汽(GAC)，已开始把中国产汽车出口到国际市场，还有在未来进行大规模扩张的计划。

“我们肩负着责任，”唐唯实表示，“我们需要首先保护我们的企业。”

罗谢尔•托普兰斯基(Rochelle Toplensky)布鲁塞尔、彼得•坎布尔(Peter Campbell)伦敦补充报道

译者/梁艳裳

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面对着艰难的一天。几个月来，这位美国财长一直设法在对华贸易谈判中协调美方立场。但在5月29日，他不得不亲自向中国副总理刘鹤解释，为什么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刚刚背弃了一项旨在阻止贸易战爆发的交易。

再往前推两周，姆努钦在Café Milano设宴招待刘鹤，这家位于乔治城(Georgetown)的餐厅深受驻华盛顿的外交人员和特朗普政府官员欢迎。四天后，姆努钦宣布，威胁要发动的贸易战现已被“搁置”，美国不会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

然而，在阵亡将士纪念日（Memorial day，每年5月最后一个周一，今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为5月28日——译者注）长周末之后回到工作岗位时，他得到的消息是，特朗普已决定复活关税。一位高级官员表示，姆努钦被告知关税公告将在次日发布，这是本届总统如何让手下官员措手不及的鲜明例子。

如今，特朗普政府正同时与盟友和对手在多条不同战线展开贸易战，致使各国政府忙于解读哪些是谈判中的虚张声势、哪些是实际政策。

在特朗普上周五抵达加拿大出席七国集团(G7)峰会之际，华盛顿一些最亲密的盟友对美国新的钢铝关税表达了愤怒。气氛如此紧张，以至于特朗普一度考虑不去参会。

在特朗普政府内部，许多现任和前任官员描述的局面更像是一片混乱。贸易谈判之所以出现反复无常的轨迹，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官员之间的激烈内斗，批评者讽刺地称这些官员为“豪勇七蛟龙”(The Magnificent Seven)。

几乎没有（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政策流程来指引美国一方。最糟糕的是，美方有一位决心兑现竞选承诺的总统，即在贸易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但在如何推进的问题上几乎没有共识。

随着特朗普政府内部的辩论愈演愈烈，姆努钦开始发挥更大作用——尤其是在去年12月国会通过税改法案之后。多名知情人士表示，刘鹤曾请美国前财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及其他美国金融家说服他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一些人希望他能平息派系争斗，尤其是因为支持自由贸易的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席加里•科恩(Gary Cohn)即将因反对征收关税而辞职。

但现实并未朝那个方向发展。在姆努钦发表“搁置”言论后，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表示，美中达成的交易并非“决定性”，关税仍是可以打出的牌。此前在北京与姆努钦吵过几次的总统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形容美国财长的言论是“一小段不幸的发言”；纳瓦罗没有出席在Café Milano举行的招待宴。

部分前官员甚至更加直白。前白宫策略师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称中国害怕特朗普。他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你总会遇到像姆努钦这样碍手碍脚的家伙。”

但也有人称，姆努钦是唯一明白什么样的交易可行的官员。前白宫秘书、曾负责每周召开贸易会议，帮助观点各异的官员协调政策的罗布•波特(Rob Porter)表示：“中方喜欢姆努钦，因为他意识到了行政当局其他官员不愿承认的事实——关税威胁将我们置于盒子中，而走出盒子的唯一办法就是谈判达成可接受的交易。”

据称中国方面相对比较喜欢姆努钦

据五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担心，贸易威胁正使美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关系变得更加艰难，这可能危及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 Un)本周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

“这就像《名人学徒》(Celebrity Apprentice)中糟糕的一集，”中情局(CIA)前中国事务分析师克里斯•约翰逊(Chris Johnson)表示，“他们每天都在勾心斗角，争着回到中间圈子。”

近期在贸易问题上出现的混乱，让人想起了特朗普政府早期的情形，当时完全没有机构间流程，而决策取决于谁能向特朗普陈情。在波特主持的每周例会开始后，贸易讨论开始变得更加结构化。

特朗普政府一位前官员表示：“人们如此渴望架构，以至于半数内阁成员和大多数高级顾问出席波特负责的会议。每个人都希望在会议桌前有个座位。有一段时期，它像是白宫西翼最大的事情。”

他补充称，这一流程在波特今年2月离开白宫后终止，此前波特被控家暴（他否认这一指控）。例会开不下去的另一个原因是与会者——尤其是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不愿向一大群对手解释自己。例会终止导致官员们重拾更加不择手段的方式。一位熟悉白宫内部运筹的人士表示：“罗斯曾多次背着其他人与中方谈判，但他从未得手。”

有一次，罗斯设法谈成一项与钢铁有关的交易，结果却遭到特朗普的狠狠训斥。

据称罗斯曾多次背着其他人与中国方面谈判

缺乏架构也反映出特朗普的背景——经营不受拘束的家族企业。一位接近白宫的人士表示：“负责的人从未见过流程。”

特朗普的友人克里斯•拉迪(Chris Ruddy)称，总统在竞选期间明确表示，他是自己的首席顾问和将军。“这是一个以唐纳德•特朗普为起点和终点的单一组织机构图。他不想要太多中间人。”

随着官员们升升降降，各国政府几乎不可能知道该找谁对接。北京方面一直在寻找充当桥梁的人士，包括黑石(Blackstone)首席执行官苏世民(Steven Schwarzman)。

“美国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的吕祥表示，“我们总是说特朗普是个商人，但即使小店主也知道他们最重要的资产是信誉。特朗普正在损害自己乃至美国的信誉。”

除了中世纪宫廷式明争暗斗外，前白宫官员迈克尔•斯玛特(Michael Smart)表示，特朗普政府官员基本上分为两个阵营。

“行政当局内部有些人认为，如果我们真的落锤，实施这些关税，那围绕市场准入的讨论就结束了（因为中国人将转身离开），”他表示，“还有一个阵营认为，除非征收关税并造成痛苦，否则就达不成好的协议。后一阵营似乎占多数。”

多数专家认为，后一阵营包括莱特希泽、纳瓦罗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罗斯，而前一阵营主要包括姆努钦和国家经济委员会新任主席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

纳瓦罗和莱特希泽还认为，姆努钦和罗斯太过急于达成一些短期交易来削减贸易赤字，而代价是不迫使中国采取更全面的措施，改变其经济运行方式。

纳瓦罗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有“两个结构性问题”需要解决。他说：“一个是长期且持续的对华贸易逆差，这导致美国流失大量财富、工厂和就业岗位。第二个问题是保护美国科技和知识产权的王冠明珠，使其不被中国窃取、被国家后台的基金收购或者被迫转让。你不能靠出卖一个问题来换取另一个问题的解决，所以这整个理念——即中国同意购买更多美国产品，以换取美国放弃为了保护自己的科技和知识产权而实施‘301条款’关税和投资限制的权利——压根不可接受。”

从上周末在加拿大惠斯勒举行的G7财长会议可以看出，姆努钦的影响力有限。由于特朗普政府对盟友施加关税，他在会上受到抨击。

与此同时，罗斯在北京力求达成一项旨在向中国出售更多产品的交易。据白宫前亚洲事务顾问韦德宁(Dennis Wilder)介绍，当中国人询问罗斯，他能否保证美国不会施加关税时，他答复说，他在关税领域“没有权限”。

另一位人士认为，中方对整个局势感到困惑。他说：“他们曾试图接受姆努钦，尽他们的力量让他成为美方团队的领导。结果罗斯带着一个代表团来了，但他们知道他的地位上上下下。他们不想与莱特希泽打交道，但他为特朗普的思路提供了理论架构。”

美国前驻华大使马克斯•鲍卡斯(Max Baucus)表示，北京方面认为特朗普缺乏威信，因为他“极度缺乏经验，且易于冲动。”

一些专家表示，由于其行为迄今基本上没有引发市场震荡，特朗普已变得更加胆大。一位了解白宫情况的人士表示，现在的危险在于特朗普越来越听不进顾问们的意见，而且极其冲动地作出一个又一个决定，有时没有任何论证过程。

他说：“哪怕他的行为激怒了盟友，特朗普也只会变本加厉，从不承认错误或承认弱势。他已经决定他必须亲自解决贸易问题。在贸易问题上没人能为总统代言，因为他没有授权给任何人。但是就连他本人也当不了自己的发言人，因为他还没想好要怎么做。”

特朗普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右）在G7峰会后互相指责

但总统的盟友们辩称，特朗普正在推翻正统秩序，而他的方式会产生结果。

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他看着当前的贸易格局，知道既定秩序使美国吃亏，所以我们推翻它也损失不了什么。饭桌上摆好了餐具，那就从底下把桌布抽出来，如果打破几个盘子，那就打破呗。”

“特朗普是最后拍板的人，所以我认为人们必须明白这一点。”

米强(Tom Mitchell)北京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美国的猪肉业正在哀嚎，此前为报复特朗普政府对钢铝征收关税，美国猪肉的两个最大海外市场开始征收高额关税。

此前实行零关税的墨西哥，上周宣布对从美国进口的猪肉征收20%的关税。今年4月，中国把美国猪肉的关税税率从12%提高到37%，使美国猪肉在全球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

这些关税的矛头指向在大选中投票支持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几个拥有庞大猪肉业的州，包括爱荷华州、印第安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在墨西哥宣布关税决定之前，政府估计，今年美国出口的猪肉将占其1220万吨产量的近四分之一。

从出口量上看，墨西哥一直是美国猪肉行业的最大客户，去年美国向墨西哥出口了80多万吨火腿和其它猪肉产品，价值15亿美元。美国肉类出口协会(US Meat Export Federation)的数据显示，中国去年购买了近50万吨美国猪肉产品。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遭到特朗普的猛烈批评，而加拿大是美国第四大猪肉出口市场。

新关税出台之际，适逢美国猪肉行业的前景开始变得黯淡。经过四年的畜群扩张，太多的猪正被运往屠宰场。印第安纳州珀杜大学(Purdue University)的农业经济学家克里斯•赫特(Chris Hurt)预计，2018年，每头猪将使生产商亏损11美元，而到2019年，每头猪将带来14美元亏损。

“显然，中国或墨西哥关税造成的任何需求损失都会增加这些亏损，”赫特说。“不管你在什么行业，任何时候受到攻击都不是好事，而当你本来就在财务上受压时，情况就更糟了。”

销售下降将影响大约6万个养猪户以及美国的肉类加工商，如泰森食品(Tyson Foods)、Seaboard和巴西的JBS。“在当前贸易关系不稳定的情况下，我们向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天天面对不确定状况，”泰森表示。

总部位于伊利诺伊州的肉类公司Maschhoffs在中西部农场饲养着270万头猪，并将它们卖给加工商。该公司董事长肯•马斯霍夫(Ken Maschhoff)称，他支持特朗普，但他对日益恶化的贸易关系的耐心正在丧失。

“此时此刻，猪肉生产商们真的觉得像在孤岛上一样，”马斯霍夫说。“我们承受着两大报复性关税，而我们什么都没做——这些国家喜欢我们的产品。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在经济世界中的微小份额都受到了最早和最沉重的打击。”

经济学家们表示，墨西哥的举措具有战略考虑，该国没有对玉米和大豆（墨西哥国内畜禽业饲料的两种原料）征收进口关税。

根据美国外交官编写的一份报告，为避免国内通胀，墨西哥还宣布了35万吨猪肉的2018年免关税进口额度。一位墨西哥政府官员称，尽管向美国出口商开放，但这些额度可能已被用完。

白宫一直试图刺激农业出口，这是美国少有的有贸易顺差的一个行业。阿根廷最近同意从美国进口猪肉，这是自1992年以来的第一次。

新的关税可能会削弱这些努力。

译者/何黎

美国与其最密切盟友之间的关系周日跌至新的低谷，此前，一代人以来最谈不拢的七国集团(G7)峰会不欢而散，美国总统抨击其他领导人，并在签署G7公报的承诺上食言。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早早离开峰会，指示美国官员撕毁平淡无奇的G7声明，威胁要征收更多关税，还称加拿大总理“很不老实，软弱”。这使西方陷入混乱。

在特朗普搭乘“空军一号”专机抵达新加坡、准备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 Un)举行历史性会晤之际，他的顾问们继续攻击西方盟友，特别是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这位加拿大总理和本届G7峰会主席形容美国的钢铝关税是“侮辱”。

（文首照片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新任主席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指责特鲁多背叛美国。他告诉CNN：“他真的有点像是在我们的背上捅刀子。”

特朗普的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发表了更加过激的言论。他对福克斯新闻(Fox News)表示：“对于同唐纳德•J•特朗普搞恶意外交的任何外国领导人，地狱里都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德国和法国周日展现统一战线。德国经济部长表示：“西方不会那么容易解体”，而爱丽舍宫的一名助理表示，全球合作“不能依赖心血来潮的愤怒或言语”。

沮丧的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上周六晚在Twitter上写道，一个“孤立的”美国面对着盟友们的“统一战线”。

尽管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没有亲自发表评论，但她的办公室发布了一张颇能说明问题的照片，显示她和特朗普在G7会议上瞪眼对峙，周围是其他领导人。

欧盟和加拿大已誓言要对美国的钢铝关税进行报复，在世界贸易组织(WTO)采取行动，并对敏感的美国产品征收大致等值的关税，包括波本威士忌、哈雷戴维森(Harley-Davidson)摩托车和花生酱。

此次G7峰会非但未能像往常那样，在友好气氛中就全球经济措施达成共识，还陷入其45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分裂状态。特朗普沦为孤家寡人，西方其他民主大国的领导人联合起来批评他的行为，称这种行为可能引发全球贸易战。在拒绝G7煞费苦心谈判达成的妥协版公报后，特朗普还威胁要对进口汽车征收更多关税。他在Twitter上写道，进口汽车正在“淹没美国市场”。

周日，西方的不团结与上海合作组织(SCO)峰会的顺利举行形成鲜明对照；该组织是一个有17年历史的亚洲国家集团，最初围绕中国和俄罗斯成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于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多边全球贸易体系的承诺赢得支持。他表示，各国应该“拒绝自私自利、短视封闭的狭隘政策”。

对于G7各国领导人是否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有关各方达成的微妙妥协遭到美国总统拒绝，因为他被特鲁多的闭幕词激怒。“根据贾斯汀在记者会上的虚假陈述，根据加拿大向我们美国的农民、工人和企业征收大量关税这一事实，我已指示美国代表不要签署这份公报，”他在Twitter上写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表示，峰会期间有一些“激烈辩论”的时刻，而英国首相特里萨•梅(Theresa May)“对于美国对欧盟钢铝征收进口关税的不合理决定表达了深切失望”。

此次峰会开幕时，美国总统就发出一个不得人心的呼吁：让俄罗斯重新加入G7。在他提早离开后，他在Twitter上写道，他期待着周二与金正恩的会议“为朝鲜和世界带来真正美好的结果” 。

译者/何黎

大多数人对中美贸易冲突的关注，主要源于3月美国加征钢铁关税和“301调查”结果的出台，但事实上，这轮贸易冲突早在2017年便已埋下伏笔。本轮中美贸易冲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2017年年末的美国明确将中国定义为“战略上的竞争对手”的“战略准备”阶段、2018年初开始提高洗衣机、进口钢铁等产品进口关税的“贸易外围冲突”阶段，以及包含301调查与中兴事件在内的“贸易摩擦”阶段。

贸易冲突的6个深层次原因

表面来看，中美贸易冲突的原因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等问题，但其实本轮中美贸易冲突内在隐含着更深层次的经济、政治、制度上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经济上来看，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在追赶守成大国。

1950以来，美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而中国经济增速则持续提升。观察1950至1977、1978至1999、2000至2017三段时期中美两国的GDP平均增速，中国为6.3%、9.1%、9.3%，持续上升，而美国为3.9%、3.2%、2.0%，呈下降趋势。据估算，如果从2018年开始，美国平均GDP增速为2%，中国平均GDP增速为6%，中国GDP总量将在2031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第二，美国社会阶层结构性矛盾持续发酵。美国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从1970年代约0.4上升至目前约0.48，贫富差距加大。全球化必然有利于美国，只是美国不同的阶层在全球化当中有得有失，资本家因为雇佣到更为便宜的中国人而赚足了钱，但也许美国的工人因此失去了工作，所以美国应该在内部的收入分配机制上做出一些政策调整。

第三，美国质疑中国经济追赶体制特征。美国发布《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2017）》，指责中国的政府主导体制，包括政府对基本经济要素如土地和其他资源的直接和间接控制、国有企业借助行政垄断政策掌握不少经济资源、价格机制左右在一些领域仍受到较多限制、对私有产权保护的力量和有效性仍不够充分、政府广泛利用各类产业政策作为实现包括技术升级在内的多样化目标手段等方面。

第四，美国忧虑中国国内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政策对美国造成一定压力和刺激。其重点就是中国发展“中国制造2025”。

第五，美国政府中的一些温和派离任，包括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Gary Cohn）的辞职以及前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突然遭到解职，而强硬派则更受重用。

第六，一个短期原因，特朗普通过对华贸易争端制造议题有利于共和党中期选举。

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

当然，中美贸易不平衡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将这种贸易不平衡简单归结为汇率操纵的结果并不客观。

第一，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是美国对其他国家贸易逆差高企的首要原因。

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美元盯住黄金，美国出现外贸逆差会导致货币收缩，从而降低需求和物价，继而抑制进口并推动出口，其结果是逆差可以通过自我纠正机制得到修复。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货币政策的自由度提高，上述自我纠正的机制不复存在，美国外贸再也没出现过顺差，全都是逆差了。而且，顺差国也很愿意将拥有的美元再投资于美国资本市场，美元又回流到美国市场，从而支持了美国继续购买国外商品。

第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出口商品的升级。

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实际上是不高的，以iPhone为例，价值几百美金的iPhone中国可能就占几美金，其余很大一部分都被美国、韩国赚到。但当前中国出口产品附加值占比追年提高，反映了中国产业链的健全、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成果显著。

第三，储蓄率的差异。

将世界主要贸易国家的国民储蓄率与贸易差额占GDP比例结合比较，可以发现，国民储蓄率较高的国家往往都是贸易顺差。美国、英国的储蓄率都是非常低的，所以他们常年贸易呈现逆差，而中国、新加坡的储蓄率都很高。这意味着美国如果只对中国一味增加关税，根本解决不了贸易逆差的问题。

事实上，人民币的汇率低估并非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因为在2005年汇率改革后很长一段时间，即使人民币汇率维持上升，中国出口占世界出口比例仍然一直在提高，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并未因人民币的升值而降低。

中美贸易冲突的影响

中美贸易冲突对中国的影响有以下三种可能：

一般情形：短期将影响中国经济0.1个百分点。此种情况下，美国将对中国钢铁和铝征收25%和10%的关税并执行301调查的关税制裁，即对50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收25%关税。

更坏情形：短期将影响中国经济0.8个百分点。此种情况下，中美贸易不断升级，导致彼此互加关税或采取其他制裁措施，结果中国对美出口和从美国进口同时下降，对美外贸顺差降低1000亿美元。

更好情形：此种情况下，中美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中国将大开放力度，增加从美国进口。

现在看来，局势正向第三种情形发展，这对中国的影响就不是很大了，当年日本和美国打贸易战，最终日本减少出口，这对日本的影响比较大，而中国这次主要是增加进口。

而进口美国高科技产品对中国经济有很大支持作用。通过设定模型对相关数据进行检验后发现，当高科技产品进口增速每提升1%，GDP增速短期将随之提升0.062%，长期为0.37%。当实际利用外资增速提升1%，GDP增速短期将提升0.045%，长期为0.27%。所以中国需要争取多进口高科技产品以及吸引更多外资来华投资。

贸易冲突对美国的影响，将主要集中在下述行业：飞机、汽车、木材、农产品，其中汽车和飞机的就业影响很大。

从宏观影响上来看，一旦引发贸易战，美国的通货膨胀将进一步提高，进而迫使美联储不得不加快加息步伐，从而导致股价和楼价下挫。利率上升对企业投资成本和还债能力的影响，物价上涨及资产价格波动对家庭消费的冲击将抑制美国的经济增长，甚至可能将增长了9年之久的美国经济推向衰退。

反之，如果贸易战不开打，中国从上述领域增加进口，对美国经济的正面影响也很大。我有个建议，中国不仅可以多进口美国农产品，甚至可以到美国的“铁锈地带”去建立一些食品、乳制品、副食品加工厂。这样一箭三雕，第一帮助那些地方提升就业，第二生产出来的产品统统运回中国，可以减少美国的外贸逆差，第三可以满足中国老百姓的消费需要。

那么中美贸易冲突是否会对其他国家带来影响呢？

2016年，美国从中国进口金额最高的八类产品中，中国出口金额占据七类产品榜首，分别是电气设备、机械设备、家具、服装、玩具、塑料及制品、鞋袜。如果美国对更多中国产品实行贸易保护，墨西哥、加拿大、日本、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的某些行业可能受益。

而2016年，中国对美国进口金额最高的八类产品分别是种子和水果、飞机、飞船和零部件、电气设备、机械设备、汽车及配件、光学设备、塑料及制品、木浆和废纸。如果中国反制美国这些商品，巴西、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加拿大将会受益。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美两国都从对方进口电气设备和机械设备两大类产品，但在对比细分产品类别后可知，中国进口的大部分为零部件，而美国则进口成品较多。一旦美国限制进口中国手机，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等上游零部件出口地区将会因此受损。另外，美国的单边主义还会破坏WTO多边框架。

有关中美贸易冲突的政策建议

给中国政府的建议包括：努力创造条件积极扩大进口；增加对第三国的海外投资，转移部分出口能力；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探讨启动中美自贸协定（BIT）谈判。

扩大进口可以满足中国国内的消费需求。2017年第一季度中国海淘交易规模达到1324亿元人民币，用户规模达到0.43亿人，2017年全年海淘规模余额占当年进口消费品总额的40%。

中国也可以从美国扩大能源和农产品的进口。2017年，中国天然气年消费量为2373亿立方米，进口天然气总量约为920亿立方米，占消费总量的39%。中国天然气目前主要从土库曼斯坦、澳大利亚、卡塔尔、阿联酋等国进口，从美国进口额仅有总进口量的7.6%，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需要强调的是，扩大进口是不会影响国内企业的。目前国内的许多消费需求不能从国内生产的数量、质量和品种上得到充分满足。增加这类进口，不仅不会对国内生产产生负面影响，相反会引导和激励国内企业优化生产结构，提高产品质量；此外，中国企业如果在一些消费品生产中不具备比较优势，可以将有限资源分配到更具优势的经济活动中；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消费增长为中国消费品出口开辟了新的空间。

此外，需要给中国政府一条特别的建议，就是芯片等高新科技方面的确需要破局，避免没有核心技术的局面，但也要避免全国各地一窝蜂全上，最后造成产能过剩。可以在香港发展芯片产业，这样不但可以避免大陆各省区的无序竞争导致的低效发展，还有利于吸引全球人才。

给美国政府的建议包括：应在在合作中逐步解决问题，中国不愿意看到改革开放是被外界逼迫的结果；积极寻求在WTO框架内，按照有关规则与程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积极配合中方的积极举措，如对美投资和扩大进口等；防止贸易冲突政策的外溢性；通过宏观和财政政策提高储蓄率、缩小贫富差距。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哈继铭亦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CF40）高级研究员，本文基于其5月在复旦大学EMBA的演讲稿。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在美国商务部长表示中兴通讯(ZTE)已经达成协议并将恢复生产后一天，鱼贯走入位于深圳的中兴通讯(ZTE)园区的员工们表示，中兴还没有恢复生产活动。

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已宣布，中兴已经同意支付10亿美元的罚款，并将聘用美国合规团队。但巨大的不确定性仍然笼罩着这个中国第二大电信设备制造商。

对中兴的大多数白领雇员和装配线工人来说，其中一个不确定性就是何时能恢复正常生产。在各方协商决定中兴的命运时，这些员工一直在进行带薪“培训”。

“我们都在等生产开始。我们必须随时做好准备，”在被雨水打湿的西丽中兴通讯工业园，工人汪凯（音）说。其他工人表示，他们仍能领到薪水，但还没接到任何有关何时开工的通知。

在美国商务部发现中兴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后，中兴被禁止从美国供应商采购原材料。几周后，中兴在5月初停产。罗斯本周表示，除了支付罚款以外，中兴还必须聘用一个由美国当局选定的合规团队，在未来10年内“实时”监控中兴的运营。如果该公司在未来10年的任何时候被发现违反该协议，它将面临为期10年的美国组件禁购令。

就算达成了这一协议，中兴也还没有完全走出困境。中兴依然面临着对特朗普的政策突变感到担忧、并抱着怀疑态度的美国国会。周四，美国国防预算案中加入了一条获两党通过的附文，如果白宫解除美国商务部在今年4月对中兴实施的出口限制，这条附文将会自动恢复这一限制。

译者/徐行

特朗普政府已与中兴通讯(ZTE)达成协议，这家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将认罚14亿美元，以换取解除一项阻止其购买美国组件的禁令。在紧张的贸易谈判继续进行之际，此举是美国向北京方面作出的一个关键让步。

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表示，已经与中兴就其违反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签署最终协议。此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上月公布了协议的大致轮廓。

此举出台之前，对于总统处理对华贸易谈判的方式，共和党内部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响亮，国会还有一些议员企图制约特朗普以国家安全名义对欧盟、加拿大和其他盟友征收关税的权限。

在七国集团(G7)本周末在魁北克举行峰会之前，与中兴达成的妥协突显了美国与欧盟、加拿大和日本等长期战略伙伴之间紧张局势的升温。在这些友邦看来，华盛顿方面在对华贸易谈判中摆出了更为柔软的身段，这使他们不快。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在渥太华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盟国征收钢铝关税是“可笑的”。

马克龙表示：“向盟国发动贸易战争是不行的。我们的军人为了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并肩作战。”他暗指特朗普补充道：“没有人是永远在那里的。”

但罗斯指责加拿大和其他盟友虚伪。“他们甚至没有费神提供任何借口，说明为什么他们对我们征收不对称的关税，为什么他们设置了非常不利于我们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他对财经频道CNBC表示。

他还表示，美国的关税起到了向盟国施压的作用，要求它们对流入其市场的中国钢材采取行动；此前美国敦促它们这么做已有多年。

在华盛顿，带头批评特朗普放过中兴的共和党参议员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抨击了上述协议，称其是“非常糟糕的交易”，并誓言将继续推动国会采取行动阻止它。“这对于保护我们安全、让我们免遭企业和国家安全层面的间谍活动侵害毫无作用。这很危险。”他在Twitter上写道。

中兴长期是美国情报界的猜疑对象；美国情报部门警告，中兴的手机和网络设备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罗斯表示，根据昨日达成的协议，中兴将支付10亿美元现金罚款，并将4亿美元存入托管账户，如果违法行为继续存在，这笔钱将被没收。在接下来10年里，该公司将不得不聘用一个由美国有关部门选定的合规团队。如果该公司在未来10年的任何时候被发现违反该协议，它将面临为期10年的美国组件禁购令。

译者/何黎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敦促其他美国官员避免使美中贸易争端升级到可能危及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金正恩(Kim Jong Un)将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历史性峰会的程度。

负责与朝鲜协商的蓬佩奥担心，美方团队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毫无章法的处理方式可能会激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而他对金正恩的支配力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位领导人。

特朗普政府的官员们近几个月一直在就如何与北京方面达成交易而进行激烈的辩论，目标是削减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并促进中国的结构性改革。虽然这些辩论基本上是在贸易官员之间进行的，但据4位知情人士透露，身为新任国务卿的蓬佩奥最近也加入这场论战，进行了干预。

中国在过去17个月一直在学习如何同特朗普政府、以及这位喜欢把习近平称为“朋友”的善变总统打交道。不过，与美国官员达成的协议——有一次是与总统本人达成的协议——有时也因特朗普在国内反对的压力下动摇而泡汤，这让中国官员产生挫败感。

自从担任特朗普政府的中央情报局(CIA)局长以来，蓬佩奥与总统建立了最密切的关系之一，并且被视为对总统的影响力超过其他内阁官员。但他此次干预的领域是特朗普标志性的竞选主题之一，即中国过去在“强奸”美国，因为华盛顿与中国达成的交易太烂，现在需要纠正。

一名了解白宫讨论情况的人士表示，蓬佩奥“只在影响峰会筹备工作的程度上介入”。另一位人士表示，蓬佩奥还声称，美国已经不得不应对朝鲜和伊朗，最好避免不得不应对另一场危机。

知情人士表示，尚不清楚蓬佩奥是利用其在总统面前的影响力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还是在向其他内阁官员陈述自己的观点，如美国财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和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

他的参与表明，贸易分歧是如何引发政府其他部门异乎寻常的干预的。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Jim Mattis)过去一年数次出手干预，试图阻止美国对欧盟、加拿大和日本等盟国的钢铝产品征收国家安全关税，但最终未能成功。特朗普上周开始对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关税，打响了大西洋贸易战的第一枪。

在贸易方面的努力也模糊了两党在国会的界限，共和党人越来越担心总统的贸易政策对外交政策产生的影响。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的共和党主席鲍勃•科克(Bob Corker)本周提出一项法案，以限制总统使用1962年通过的一项法案的权力。该项法案很少被使用，但特朗普利用它征收钢铝关税。特朗普还对汽车进口是否威胁国家安全发起了一项更大规模的调查。

“以国家安全为由处理本质上是经济方面的问题不仅伤害了我们都想帮助的那些人，而且损害了我们与盟国的关系，还可能招致竞争对手的报复，”科克说。他来自田纳西州，该州是美国威士忌的主要生产地，而威士忌是欧盟、墨西哥和其他国家对美进行报复的产品之一。

译者/何黎

一二十年前的时候，全球经济治理还相对简单。美国告诉发达经济体组成的七国集团(G7)该怎么想，七国集团告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其他多边机构该怎么做，一切就搞定了。

中国的崛起和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这样一种观点：美国和七国集团有足够的合法性和分量让这场秀继续下去——那发生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并展现对多边主义的极度厌恶之前。G7已经被20国集团(G20)所取代，后者在金融监管领域取得了丰饶的成就，但在贸易以及危机后那几年突出的汇率问题上，其影响要小得多。

由于顶梁柱不复存在，国际合作的状态可能正处于自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固定汇率体系崩溃后，甚至更久以来最糟糕的时期。没有新的领导者会很快出现，填补美国随随便便腾出的空白。更不清楚特朗普卸任后，美国领导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的意愿是否会恢复。

其他大型经济体该怎么办？没有一个经济体拥有能够取代美国的体量和内部凝聚力，甚至没有对于走多边路线的切实承诺。

欧盟是最有可能的候选人。但它常被成员国（包括德国）的局部利益所削弱。在面临决策时，柏林方面往往从保护本国出口的短期眼光出发，而不是从保护和扩大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经济的长远角度考虑问题。

诊断出问题比较容易，但要解决就难了。但是，其他大型发达经济体至少可以做一些事情，尽管只是尝试性举措并且作用有限。一是尽可能地保持对话和政策制定的架构。本周，G7除了抨击特朗普外，很可能一事无成——就像上周末其财长们所做的那样，针对特朗普的贸易关税，对美国群起指责。但这至少可以证明，这个体系并没有完全分崩离析。

另一个选择是努力协调各方（不囿于G7内部）对特朗普咄咄逼人的贸易策略的回应，建立起包围美国的合作。传统上在国际贸易外交中扮演相对被动角色的日本，在特朗普让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后，出人意料地带头重启了磋商。

采取共通性的战术也将是有用的，即使运用于各个不同的战场。值得称赞的是，墨西哥和加拿大在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时坚强地顶住了美国的威逼。欧盟尽管摇摆不定，至少已决定对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而不是试图安抚特朗普。

即便是中国也不含糊，尽管很少能指望其加入多边倡议，但中国已对白宫直言相告，如果美国执意实施其威胁征收的关税，北京方面将会考虑收回其近期宣布的对外开放经济的提议。

这些加起来也无法完全取代过去几十年G7或近年来G20发挥的作用。但比起自暴自弃，世界各大经济体还尚有可为。特朗普的总统任期总有结束之时，各方需要做好准备，等到激进的经济民族主义时代令人庆幸地落幕时，抓住机会。

译者/何黎

欧盟证实其计划对每年28亿欧元的美国输欧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从而加大力度报复华盛顿方面对欧洲钢铝产品征收额外关税的决定。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周三表示，它已决定推进相关计划，对数周前拟定的一份清单上的美国产品征收额外关税，这份清单是为了回应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关税威胁而准备的。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之一马罗什•谢夫卓维奇(Maros Sefcovic)表示，美国5月31日决定对欧盟钢材征收25%关税、对欧盟铝产品征收10%关税是“单方面和非法的”。他补充说，美国此举意味着欧盟有必要作出回应。

被欧盟列为关税目标的美国产品包括花生酱、游艇和摩托车等众多名目。布鲁塞尔的官员们已表示，这些关税经过精心计算，以求使美国遭受的经济损害等同于欧盟将因特朗普政府的钢铝关税而遭受的损失。

谢夫卓维奇表示，欧盟委员会希望从7月份开始落实报复措施。

根据欧盟程序，这些计划需要先由各国政府进行审议，然后才能生效。

欧盟外交官们表示，欧盟各国政府官员周二在索非亚开会进行了初步讨论，各方普遍支持启动报复措施——法国和德国都强烈支持关税计划。

欧盟委员会负责贸易政策的副主席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表示，欧盟委员会“完全支持所有成员国”推动落实这些报复措施。

译者/和风

联合国周三发布的数据显示，日益升温的贸易紧张正在拖累世界各地企业的长期跨境投资。

联合国在其最新《世界投资报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中表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在2017年下滑23%，预计今年只会小幅增长（如果有任何增长的话）。

危及今年局面的是，美国与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战阴云越来越浓重。美国上周开始向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钢铝关税，并将在本月底之前发布针对中国的关税和投资限制清单，同时威胁要对美国每年进口的价值1900亿美元的汽车征收进口关税。

“由于贸易紧张局势和地缘政治风险升级，今年FDI增长将很脆弱。”联合国报告的主要作者詹晓宁(James Zhan)表示，“今年的不确定性是巨大的，而今年过后情况也不会好转。”

詹晓宁表示，全球经济面临的一个挑战是，FDI——衡量境外企业收购和工厂投资的指标——至今未能恢复到10年前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高峰。

去年全球FDI达到1.43万亿美元，而2007年为1.91万亿美元。

过去10年期间，全球供应链增长也停滞不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汇编的数据指出，对复杂供应链的使用在2012年达到峰值。

特朗普政府正试图减少境外生产，推动美国跨国公司将海外工厂迁回美国，并鼓励现在在美国境外生产的外国企业在美国进行新的投资。

去年美国国会批准的企业税削减措施，是该战略的一部分，但特朗普政府也在试图改变贸易激励，并设置关税壁垒，迫使企业增加在美国境内的生产。

该政策已经招致其他经济体的报复。加拿大、中国、欧盟和墨西哥都已经对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征收关税，或威胁要这么做，以回敬美国的钢铝关税，并放话称，未来如果美国推出新的关税，他们也将出台更多关税。

代表在美外国投资者的行业团体“国际投资组织”(Organization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的南希•麦克勒农(Nancy McLernon)表示，这种报复会削弱美国作为企业出口基地的吸引力，从而削弱新的低税率的诱惑力。

“孤立主义本身可能会推动在美国的更多投资。但是如果其他国家开始回应，那你就会开始看到问题。”她表示。

未来一年的一大不确定因素是汽车行业。特朗普正试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以迫使企业增加在美国生产，而减少在墨西哥生产；墨西哥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已成为一个主要制造中心。

美国总统上月对汽车进口发起更广泛的国家安全调查，为针对从欧洲和日本以及NAFTA国家进口的汽车征收25%的关税做好铺垫。几个月内就可能作出决定。

译者/和风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即将凭借与一个对手握手而创造历史。事实上，他将同时迎来6个对手。局面不太可能取得突破。

在参加完七国集团(G7)峰会后，特朗普将飞往新加坡与金正恩(Kim Jong Un)会晤。胜利可期。朝鲜半岛将宣布和平。那些认为我在说笑的人应该把声音关掉，好好研究一下肢体语言，然后再自己判断特朗普更喜欢跟谁待在一起——是美国的伙伴，还是这个星球上最致命的独裁者。你可以猜猜一个造访地球的火星人会怎么说。

很难决定哪个事件——在加拿大举行的“G6+1”峰会失败，还是美朝峰会成功举办——更令人难以置信。但前者赢了。通过让美国最大的几个盟友团结起来对抗美国，特朗普做成了某种不可思议的事情。羊群离牧羊人而去。没有美国，G7将不复存在。这是西方拥有的最接近指挥委员会的机构。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从未被邀请加入该俱乐部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在1998年，西化中的俄罗斯被收入该组织。但俄罗斯是头“黑羊”。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八国集团重新变成七国集团。

（文首照片说明：反资本主义的示威者在去年G7峰会期间举行抗议活动。）

没有牧羊人的羊群会怎么办？寓言暗示，它们会被狼群逐个干掉。这是美国长期缺席的后果之一。即使在特朗普上任前，德国、英国和法国等国家就在违背华盛顿方面的意愿，为中国铺开商业红毯。但当时它们在北约(Nato)内部仍然保持团结。而且它们在G7中仍坚守原来的角色。眼下特朗普正使继续坚持变得非常困难。在上周末举行的G7财长会议上，美国财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成了孤家寡人。美国能把退欧后的英国推入欧洲的怀抱，这也挺不容易的。把日本逼入对立阵营，就更不容易了。

一个跟寓言中不太一样的结局是，羊群团结在一起，让狼群不敢轻举妄动。这种结局或许不像听起来的那样不可能。目前，欧洲、加拿大和日本已经联合起来共同抵御特朗普的贸易挑衅。

理论上，特朗普应该通过给予个别国家优待对G7分而治之。他可以用这种办法实现他所寻求的双边世界格局。例如，他可能会把英国从羊群中单拎出来——在它在明年与欧洲正式“离婚”后，就基于232条款、以国家安全为由征收的关税给予其豁免权。然后他可以跟英国亲热地聊一聊签订一份英美贸易协议的可能性。他可以通过奉承意大利的新一届民粹主义政府来把意大利拉拢过来。至于德国——只要特朗普承诺严肃地谈论事情，德国可能就会动摇了。

如果特朗普采取此类战术，这将服务于他的战略目标。理论上他所希望的——以及他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原则所暗示的——是一个后多边世界。在这个交易“丛林”中，美国在每项谈判中都具有规模优势。这是一系列一加一谈判，特朗普总是比谈判对手更有优势。几乎没有人想要这样的世界，包括美国商界大多数人。这将降低每个国家的增长并让全球供应链变得支离破碎。但这并非不合逻辑的愿景。规模将决定美国一直占据上风。

这就是特朗普的哲学自相矛盾的地方。“美国优先”需要外交技巧。你要了解那些你需要分而治之的国家。然后把它们一个个挑出来。然而，特朗普现在所做的截然相反。上一次西方如此团结是什么时候？特朗普的做法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是他无能。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世界——回到20世纪50年代——但他太愚蠢了，搞不清该如何最大化该目标的实现机会。目前有证据支持这个解释。

第二种解释是，特朗普的本我驾驭了他的自我。弗洛伊德把自我比作缰绳，把本我比作野马。特朗普的自我想要一个重商主义的世界。但他的本我渴望复仇。惩罚他认为多年来一直占美国便宜的伙伴，与离间这些伙伴的目标相矛盾。这两件事很难同时做。

结果是混乱不断。表面上，特朗普的主要对手是中国。中国的对美贸易顺差远远大于美国的其他所有贸易伙伴。不过，上周特朗普放弃了抗衡中国最有力的武器——不再追究中国电信公司中兴(ZTE)的法律责任。与此同时，他升级了与对美贸易顺差很小的加拿大的战斗。西方能否挺过这场分裂？在短期内，或许可以吧。但狼群正在环伺。

译者/马柯斯

墨西哥比索汇率周二大幅下挫，此前墨西哥对从美国进口的多种产品征收关税，包括波本威士忌、苹果、土豆、奶酪和猪肉，以报复特朗普政府出台钢铝关税。

墨西哥宣布征收从15%到25%不等的关税之际，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未来再度受到白宫攻击。

“一场公开的贸易战终于在美国的后院爆发，它对NAFTA的生存可能产生严重的冲击。”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贸易政策与经济学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表示。

墨西哥Monex银行高级技术分析师胡安•弗朗西斯科•考迪洛(Juan Francisco Caudillo)说，自4月中旬以来在强势美元的压力下贬值13%的墨西哥比索，受制于一场可能损害盟友关系的关税冲突。

墨西哥比索早盘下跌1.4%，至1美元兑20.35墨西哥比索。“在墨西哥（7月1日）举行选举前，汇率可能跌至1美元兑21墨西哥比索的水平。”考迪洛补充说。

受新关税影响的美国产品名单中，并不包括美国向墨西哥出口最多的两种农产品：玉米和大豆。这将使动物饲料的原料能够继续流向墨西哥的畜牧业和家禽业。

译者/和风

很多时候，危险来临之时，当事人并不知道，要到时候反省，才能清晰地意识到，当过了某个时刻，危险已经多么临近。反过来看，人对幸运也是如此。

当下的中美贸易谈判，有可能就是事后看来的“那个时刻”。

罗斯带来什么信息量？

短短半月，中美贸易谈判时战时和。在刘鹤领衔的中方谈判回国之后，中外媒体都认为中国赢了之时，形势转折，5月29日白宫宣布将对500亿美元中国高科技商品征收25%关税。

根据白宫声明，针对中国有两大举措，首先是关税，其次投资限定。随后形势再度转折，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6月率队访问中国，继续商谈。对于正在因为关税问题恼火的中美贸易谈判，意义重大，双方各自给出了自身声明。这次会带来什么信息量？

会后没有发布联合声明，中国声明称，“双方就落实两国在华盛顿的共识，在农业、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了良好沟通，取得了积极的、具体的进展，相关细节有待双方最终确认”，并强调这是本方的主动选择，暗示没有贸易战，中国本来就打算“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增加进口”，因为“这对两国人民和全世界都有益处。改革开放和扩大内需是中国的国家战略，我们的既定节奏不会变。”

更耐人寻味的是声明的最后一段，“中美之间达成的成果，都应基于双方相向而行、不打贸易战这一前提。如果美方出台包括加征关税在内的贸易制裁措施，双方谈判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不会生效。”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中方的最后通牒，或者说对美国最后通牒的回应？至少对国内公众是如此理解。

与之对应，美国迟了一天的声明也相当简单，甚至可以说低调，描述为政府官员与一个中国代表团就美国与中国之间“磋商纪要”，比较实质性内容就是表示“通过为农业及能源产品供应提供便利以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来降低美国的贸易逆差，而且这将有助于支持美国的增长及就业。” 华尔街日报随后报道，中国承诺购买7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以及农产品。这一数字与特朗普希望削减的贸易赤字目标基本靠近。

耐人寻味的是，美方公告只字未提最早将于6月15日将公布的加征关税产品清单。

如何看双方的声明？

曾经网络有流行外交黑话指南，比如坦率交谈表示分歧很大，无法沟通；交换了意见表示会谈各说各的；充分交换了意见表示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等等。从这次措辞来看，表示双方交换了各自意见，沟通了，但是最终决策方向仍旧不明朗。在措辞之外，双方没给联合声明，一个猜测是谈判双方并没有得到足够授权，仍旧需要给更高层汇报。总结双方各自给出简单声明以及没有联合声明这一事实，最大信息表示一切并没有完，甚至是刚刚开始，对于双方都是硬仗。

对中国来说，尤其需要对可能冲突的严厉性做好充分准备。此前美国突然增加301与关税提议，中国国内民众反应相当错愕。有人指出这是特朗普在罗斯来中国之前的压力测试，不过从美国国内情况来看，最好不要把贸易要求当作偶然性与个体性要求。

特朗普看似反复，实际上他对中国态度不算最差，在他背后，有更加强大而广泛的思潮，反映美国对华战略转向的根本。随时记住，美国的最终决策者，除了总统，还有国会。

美国现任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作为鹰派代表，其发言很有代表性。我曾经在公号《徐瑾经济人》发布他一份证词，是在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会议所作，其结论是美国国会对中国的乐观预期没有兑现，“第一部分，我分析了PNTR（与中国建立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支持者的主要理由。我列明了，在这场论争中，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反复被告知，中国入世将为美国带来显著的经济和贸易利益。第二部分，我分析了过去十年的记录，得出结论：那些承诺大部分没有兑现。第三部分，我研究了对中国入世的乐观预期所以失准的原因。我的结论是，有如下几个根本问题：（1）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与我们的WTO理念之间多么格格不入；（2）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严重误判了西方企业将其业务转向中国并以此服务美国市场的动机；（3）美国政府对中国重商主义的反应十分消极。最后一个部分，我讨论了美国官员针对因中国入世引发的问题应当采取的措施”，并认为“美国政策制定者多年来的消极放任态度致使美中贸易赤字日益扩大，以致被普遍视为对我们经济的重大威胁。未来，美国政策制定者应当更加认真对待这些问题，并在与中国打交道时采取更为积极的方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证词时间是2010年9月20日，这令人深思，它揭示美国对华政策转向并不是一时兴起，有其历史思潮。最近莱特希泽与日本和欧盟贸易部长三方会议联合声明中，重申对第三国的非市场导向政策的关切，指向性非常明显。

贸易战：政府与个体

贸易战骤兴以来，对中美两国甚至全球而言，大家突然发现，中美的诸多分歧，已经是房间中的大象，无法回避。未来一段时间的历史，有可能沿着中美如何冲突、如何消解冲突而展开。如何让关心这一事件进展的普通公众争取理解，非常重要。我创办的经济人读书会6月13日会在北京有一场关于贸易战的读书会，会前我希望通过公号《徐瑾经济人》来了解普通读者关心的问题，除了宏大叙事，仍旧有不少问题令人深思，比如这样的问题：贸易战下，个人应该如何自处？大城市是否是我们的归宿？怎么看待中美贸易战对普通百姓的影响？如何解决？中美对抗下，中国经济走向如何？中国青年人的就业前景如何？

这恐怕既是政策制定者需要回应的问题，也是普通百姓需要思考的。两国政府交锋无疑是最大焦点，但在看不见的角落，贸易战如何影响血肉之躯的芸芸众生、他们的喜怒哀苦如何最终影响贸易战走向，则是中美贸易战最大的盲点。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亦为经济人读书会创始人，近期出版《白银帝国》、《不迷路，不东京》，公号《徐瑾经济人》。

如果你希望了解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以及最近他对欧洲、加拿大和墨西哥实施的贸易制裁，不妨去研究一下职业摔跤。与基于规则的拳击不同，职业摔跤号称是一场毫无规则限制的道德表演。

这是一个“好人”打“坏人”的漫画世界，在这里，人们会投掷折叠椅，充满了很多装腔作势和欺骗。没有战略，只有心理学伎俩。

这就是我们在最新一轮全球贸易争端中正在应对的局面。假设特朗普总统身穿紧身三角内裤，胸前绘着美国国旗，上臂刺有“我爱妈妈”的纹身，你就清楚了。没有真正的计划；他只是在中期选举之前迎合他的“锈带”选民根基。

但现在出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美国已与好人开战，而不是坏人。通过对美国的盟友征收关税，特朗普让美国陷入最糟糕的境地：他得罪了那些能够帮助美国与中国进行在战略上重要的贸易角力的国家。

这些重要的贸易角力不是关于钢铝，而是关于谁将制定数字经济标准，并在5G电信标准、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占据领先位置。

这些领域将在未来几十年为全球增长做出大部分贡献。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数据，传统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已多年持平，而数字贸易流动从2005年至2014年增长了45倍。

新的世界经济并不基于敲打金属，而是依赖于计算能力和数据。这里蕴含着巨大的生产率增长机会，世界迫切需要这种增长。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另一份报告，未来几十年，要保持目前全球的生活水平，我们必须将生产率增幅提高大约一倍。

但要实现这些增长并确保它们被普遍分享，我们还需要一系列新的针对众多问题的规则，从税收、知识产权保护，到贸易。所有这些都要求拿出连贯的内部经济战略，而这显然是本届美国行政当局所没有的。特朗普尚未任命领导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的人选，该机构最适合协调这些事情。

在贸易方面，与其为了摩托车、花生酱以及威士忌与盟友闹翻，我们不如考虑3D打印及其对原产地规则的影响等问题；这些规则决定了产品的国别。这些规则迄今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重新谈判的一个症结。但在一个你可以将产品蓝图电邮到世界另一个角落、然后在当地打印的时代，它们还相关吗？

美国和欧洲应该坐下来探讨5G的共同标准，以及在未来机器网联时代公平分享利润的安排。这将需要美国大型科技企业、欧盟电信企业和汽车制造商以及两个地区的中小企业之间的谈判。

中国已在思考所有这些问题。过去几年，中国悄悄增强了其在国际电信联盟(ITU)以及其他将推动采用5G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标准机构的影响力。中国正在打持久战，而美国在单干。

尤其令人恐慌的是，特朗普政府选择在欧盟正在走近中国的时刻与欧洲盟友开战。中国最近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的非欧洲贸易伙伴。

总体上，美国仍是欧盟最大贸易伙伴，占去年欧盟对外商品贸易的近17%。但中国没有落后太多，占到了15%。随着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Belt and Road Initiative)改变亚洲的贸易和安全平衡，欧盟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很可能会更快增长。

欧洲将越来越能通过陆上路线与中国展开实物贸易，而不是依赖美国海军保障太平洋上基于航运的供应链。

世界正在发生变化，而美国仍纠结于昔日的争斗。特朗普政府短视地将贸易逆差视为最重要的衡量经济成功的标准，可能是说明这一点的最好例子。

上一次在美国出台大规模保护主义措施（上世纪80年代针对日本）时，美国也将大规模赤字视为不公平贸易惯例的指标。美国当时对日本征收关税。尽管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确实略有下滑，但这些保护主义措施提高了汽车的价格，这扩大了整体贸易逆差。根据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数据，整个事件导致美国消费者每年额外付出50亿美元。

美国与盟友打贸易战的总代价仍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代价将是高昂的。即便事实证明最新的争端是职业摔跤风格的假动作，美国也已丧失大量信任，而信任是最重要的无形资产。

译者/梁艳裳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把咄咄逼人的贸易政策置于其经济政策的核心位置。从来没有哪个经济议题受到了一位总统如此持久的关注或引发了如此大的争议。

这是个问题，因为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贸易政策的变化不太可能对就业或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产生很大影响，而贸易自由化可能比管理贸易更有利于美国的繁荣。

但假定这位美国总统奉行的重商主义信条是对的——他认为美国经济政策的核心要务应该是在世界各地的市场开放方面实现更大的公平。即便考虑到这种对政策目的站不住脚的判断，美国目前采取的也是一种明显毫无战略性且无效的方式。事实上，它几乎违背了每一条战略准则。

战略的第一条原则是有明确的目标，这样才能判断成功与否，同时你的谈判伙伴不会搞不清你想要什么。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减少整体贸易赤字，还是只减少与特定国家的贸易赤字？是保护钢铁、汽车等政治敏感行业的就业吗？

是阻止对在海外运营的美国企业不公的合资要求之类的商业做法吗？是为美国企业争取更大的市场准入而不管他们有多成功，就像扩大美国汽车产业在韩国市场的准入那样吗？

推文发了一条又一条，高级官员换了一位又一位，所有人都无法知道本届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当一切事情都被列为首要任务时（常常如此），任何事都无法真正成为首要任务。没人确信让步能解决争端。毕竟，当中国的经常账户余额接近GDP的10%时，美国的首要任务是大幅削减它。如今，中国的经常账户余额不到GDP的1.5%，美国却在贸易上对中国比什么时候都强硬。

战略的第二条原则是团结你的朋友并分裂你的潜在对手。美国似乎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在经济规模、增长、政府干预经济程度等方面以及在人工智能等许多领域，中国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

然而，美国在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疏远了其亚洲盟友之后，又通过对钢铁和铝征收关税并发出进一步威胁而激怒了七国集团(G7)中的所有盟友——这使得他们怀疑美国关于在全球贸易中遵守法治的承诺。

正如奥巴马(Obama)政府最初回避由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的灾难性举动一样，其结果是导致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选择站在中国的一边来反对美国。

美国数十年来与墨西哥培养友好关系的不懈努力也被浪费。美国目前对墨西哥采取的政策，简直就是为了让墨西哥能选出一位激进左翼总统。

战略的第三条原则是，以听起来可信的威胁作为砝码，这些威胁对谈判对手的伤害会大于对你自身的伤害。“停下，否则我就用枪射我的脚”之类的威胁根本没用。

最近对钢铁征收关税的举动就属于这类威胁。美国的钢铁工人比美甲师还少。美国钢铁业的市场价值约为美国股票市场的0.1%。然而，钢铁是经济中众多行业的关键材料，这些行业的总雇员人数大概是钢铁行业的50倍，而且它们要在国际上竞争。

让钢铁涨价对美国经济弊大于利。为什么白宫认为这会是对抗竞争对手的砝码呢？何况这些国家很可能会以极具战略性并且得到国际法支持的方式采取报复行动，限制从美国关键产业进口。

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将使得美国人购买的产品价格上升。它们将削弱美国经济的竞争力。我们的传统对手无能为力的事情，这些政策将能起到作用：让世界大部分地区团结起来反对美国。这些政策将证明我们能力不行，从而削弱我们的合法性和实力。越快彻底修改这些政策，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越好。

本文作者为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查尔斯•W•艾略特大学教授(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 professor)，曾担任美国财长

译者/何黎

第三轮的中美贸易会谈已在6月2日结束，然而谈判成果似乎没有达到预期。谈判结束后，美方代表团未发任何声明直接飞离北京，而中方的官方声明也相当简洁仅表明“相关细节有待双方最终确定”。此外，中方在声明的最后指出如果美方出台包括加征关税在内的贸易制裁措施，双方谈判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不会生效。这显然是针对早前美国白宫宣布将于6月15日之前公布500亿美元进口商品的征税清单。

这样一来一往，中美双方在华盛顿达成的“停战”共识并未得到巩固。随着白宫划出的惩罚性关税制裁日期步步临近，这给中美贸易前景蒙上了厚厚的一层阴影。虽然特朗普的行事方式令人难以预料，中美谈判在未来的十余天内未必不会出现转机，但现在也是中国做好最坏的打算的时候。

以战促和或许不可避免

面对美国鹰派的咄咄逼人，中国仅仅在增加进口和开放投资方面的让步似乎已很难满足美国。这也应该是当前中美谈判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美国白宫在29日的声明不只涉及对华贸易，更多的就中国的产业政策、国企补贴进行发难，并将之归结为倾销、歧视性非关税壁垒、强制性的技术转让等。

美国方面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例如中国制造2025，伤害了包括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许多公司。针对涉及到工业重大技术的中国实体和个人，美国将实施特别的投资限制和强化的出口控制。此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继续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来“应对”中国，这项行动原本在3月就已开始，为的是解决中国“歧视性”的技术准入要求。

美国财长姆努钦就在早前的G7财长会议上表示，中美第三次贸易谈判不仅将聚焦于消减美国贸易赤字，中国的一些贸易和产业政策，例如国企补贴、产业扶植等，也对美国企业的在华业务造成阻碍。

特朗普来势汹汹，再加上谈判中美国始终占据主动权，美国政府不会轻易承诺放弃贸易制裁。即使这次中国侥幸逃脱，也只是为这些事件的后续展开多争取到了一些自身发展的时间。贸易制裁可能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如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悬于中国头顶。从特朗普的早年著书《交易的艺术》来看，特朗普非常善于软化对手并抓住其弱点。对手的示弱就像血腥味至于鲨鱼，反而会导致更高的要价。这次特朗普在中美达成 联合声明的情况下出尔反尔，就说明特朗普的谈判策略如此。

另外，中美之间已不单单是贸易战的问题。目前来看，美国已经不再仅仅针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中兴事件、针对中国制造2025和国企补贴的声明显示中美争议已经由贸易领域扩展至科技领域以及经济制度问题。笔者在早前的专栏文章中提到，中美博弈已因短期、中期、和长期有明显不同。短期来看，中美贸易摩擦是主要分歧，但由于整体贸易的双赢属性，这一分歧并不难避免；然后中长期的中美博弈更有可能陷入一个零和的困局，出现更多难以弥合的分歧。中期来看，中国制造的崛起以及高技术领域与美国差距的减小，已经引起美国的警觉。而从长期来看，超出经济领域，出于“修昔底德陷阱”的担忧，美国对华的全面反制也绝非杞人忧天。

所以，在笔者看来，美国这些水涨船高的要求已经涉及到了中国核心发展战略，使得中国已无法再做出让步。当前国企仍是中国经济的命脉，而当前的产业政策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则是关乎国家中长期发展的重大战略目标，重点培育的新经济增长点对象。如果美方要求超出早前中美联合声明和习近平博鳌论坛承诺的范围，谈判或许到了更加强硬，以战促和的阶段。

如何打一场可控的贸易战

目前来看，特朗普贸易政策不仅针对中国，甚至完全不讲情面，已对包括欧盟、加拿大、日本在内的盟友发难。作为回应，这些国家也纷纷对美国抛出对等的制裁措施，并在世界贸易组织投诉美国违反规则。CNN报道称，特朗普甚至打算对德国汽车施加35%的进口税，誓要把“优质的德国汽车”逐出美国市场。对盟友尚且直接翻脸，我们也无须抱持侥幸心理，认为他会对中国网开一面。

另外，特朗普的贸易战战线拉得太长，在国际上树敌众多，反而缩小了美国在贸易战上的赢面。笔者在FT中文网专栏中《特朗普贸易大棒的得与失》中提到，他不光对像中国和墨西哥这样的制造业出口大国大打出手，其退出TPP、巴黎气候协定、否认伊朗核协议、对欧盟等开征钢铝关税等行为也屡次损害欧洲各国、加拿大及日本的利益，导致这些老牌盟友们怨声载道。这些做法在短期内让特朗普看似所向披靡，并在鹰派里获得一片支持，但随后的反噬效果已开始逐渐显现，令美日和美欧间的隔阂越来越大。近期欧盟官员公开谴责美国、欧洲三个主要国家——英、法、德的领导人密集访华以及中日关系回暖并恢复密切互动等都反映了这一现象。

如果中美贸易战最终难以避免，中美双方边打边谈最终在贸易战中摸清彼此底线，这在笔者看来也不失为贸易谈判的一条出路，最终以战促和。归根结底，中美贸易战对双方都是有害无益，如果美国民众以及工商界在争锋相对的你来我往中，实实在在地体察到贸易战对自身的生活和经营照成的负面影响，其不满情绪在美国的体制下势必也将对政府的贸易政策带来不小的压力。早在5月份的301调查的听证会上，就有美国农场联合会、制造商协会、零售巨头百思买等表示质疑惩罚性关税的有效性以及担忧其对国内经济的不良影响。

以战促和，“战”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中美贸易自然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对待特朗普的漫天要价，步步紧逼，采取更加灵活地应对策略同样是必要的。此次，如果中美能避免贸易战的发生自然是最好，但如果美方变本加厉，中国也可加入全球反特朗普贸易政策的阵营，表明态度，给特朗普和共和党施加更大的压力，以战促和迫使其收手，保全中国核心利益。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本•萨斯(Ben Sasse)说得最贴切：“‘让美国再次伟大’不应当变成‘让美国重回1929年’。”

包括美国多数商界人士在内，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以同样眼光看待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惩罚性贸易行动。他们正在寻找根本不存在的经济逻辑。他的冲动是出于政治目的。尽管对金属和汽车进口加征高额关税将导致美国就业岗位净流失，但特朗普的行动是为了“被遗忘的美国人”。他们将感觉自己受到了关注，即便这会让他们付出高昂代价。

最大代价是地缘政治方面的。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征关税的决定纯粹是为了方便。臭名昭著的1962年《贸易扩展法》(Trade Expansion Act)第232章之前仅仅使用过两次——每次都有一定的理由。特朗普并不打算以国家安全为由来限制来自欧洲或加拿大的金属进口。他之所以选择第232章，是因为该法赋予了这位美国总统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最大空间。

他正使用同一法律为即将对进口的外国汽车加征惩罚性关税辩护。但因果有报。特朗普打破了跨大西洋贸易关系的一条基本原则，且无法弥合。他正在用政治情绪来代替一整套规则。对欧洲而言，正确的自由贸易解决方案是根本不予回应。但从政治方面考虑，欧盟(EU)必须进行报复。它有一个报复目标清单，包括哈雷戴维森摩托车(Harley-Davidsons)、波本威士忌(Bourbon)和牛仔裤。布鲁塞尔方面还将把美国告上世贸组织(WTO)的争端解决法庭。

此外，还有中国。根据常理，特朗普将与其主要贸易伙伴和盟友一道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遵守全球投资规则。其他国家也和美国一样不满中国强迫性的技术转让做法。但是，特朗普却在最需要利用盟友的帮助时疏远他们。

尽管如此，特朗普仍有可能维持美国的法治。由于中国电信公司中兴通讯(ZTE)多次违反美国的制裁法令，美国法律对其实施了严厉制裁。然而，特朗普再次摒弃了经济逻辑。在接到习近平的电话后，特朗普便对中兴通讯宽大处理，放过了它。如果他的目标是逼迫中国就范，那么这是他最不应该做的事。“他本来已用中兴通讯拿捏住了中国，然后他竟放过了中兴通讯。”一位欧洲外交官说。“要么他不知道自己的优势，要么他不在乎。”

同时对美国的盟友和对手发动贸易战，不符合任何公认的国际逻辑规则。这将推高国内价格，减少美国的就业机会，削弱其全球影响力。有关特朗普的行动可能令WTO解体的警告也将被置若罔闻。那也许正是特朗普渴望的结果。他的首席贸易谈判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长期以来一直对这个全球组织心怀不满。特朗普经常指责美国的非民选法官。毫无疑问，通过愤怒地申讨非民选的外国法官，他会获得更多的推特转发。

美国的贸易伙伴正在艰难地学习如何解读特朗普。这位美国总统致力于发动一场反对所有国家的贸易战。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将其与上世纪30年代相提并论，警告人们要当心“现代版梦游者”。但这是个糟糕的比喻。特朗普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的所作所为对全球秩序构成了威胁，这是他行动的一个特征，而不是一个缺陷。

译者/何黎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在中国并不算家喻户晓。但近几个月，有关CFIUS的报道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各新闻媒体上。中美之间贸易紧张加剧、中国资本供应充足、中国政府宣布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军工投资领域、加之近期备受关注的CFIUS改革，使中国民众更加关注CFIUS这个负责评估外资收购美国企业是否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机构。因此，在谈及中国对美投资有关问题时，CFIUS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近期媒体报道多在强调CFIUS已经基本、甚至彻底对中国对美投资关上了大门。但这个结论合理吗？一方面，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对美国企业的并购将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CFIUS的改革或将增加针对中资并购交易的评估方式，且审查级别也可能发生变化，这些政策变化可能会使中国对美投资更加困难。另一方面，认为美国肯定不欢迎中国投资、或者中国对美投资很快会受到CFIUS改革影响的观点也忽略了很多重要事实，并且将问题简单化了。虽然前景无疑是模糊的，但现在就断言CFIUS将会终结中国对美投资还为时过早。

有一些因素揭示出CFIUS审查中资收购交易带来的挑战，这在最近的交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首先，虽然涉及中资的交易在提交给CFIUS审查的并购案中占大多数——比紧随其后的国家高出约50%（如加拿大和英国）——但自从CFIUS依据行政命令设立以来（其中一个案例发生在CFIUS成为法定机构之前），历史上被CFIUS阻止的收购均涉及中资收购方，包括近期中国福建宏芯基金拟收购德国爱思强公司（Aixtron, Inc.）案和中资私募基金Canyon Bridge Capital Partners拟收购莱迪思半导体公司（Lattice Semiconductor Corp）案。更重要的是，相比以前，CFIUS更不愿意考虑或批准“缓和”(mitigation)方案来减轻中资交易引起的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同时，在过去的几年中，涉及中资并购交易显然受到严格审查，这体现在CFIUS虽未正式否决但当事方提前放弃的数项交易中，包括海航集团拟收购Global Eagle交易失败（海航集团）和蚂蚁金服放弃收购速汇金。

在一定程度上，CFIUS近期的严格审查与中国政府倡导的将对外商业投资用于推进国防建设政策有关。该政策无疑使鼓吹CFIUS严格审查中资收购的呼声更加高涨，尤其体现在与可用于国防的科技相关的收购案上。近期，这些呼吁促使获得两党支持的《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提出，该法案将改变CFIUS如何评估——用法案中的话说——“需特别注意的国家”的并购交易。以该法案主要发起人之一美国北卡罗莱纳州众议员罗伯特•皮坦格尔(Robert Pittenger)，为例，能看出本次立法的主要目标是中国，以应对中国的五年计划：获取领先科技，强化在全球范围内相对于美国的竞争力。该法案发起者还很重视新型半导体及其他具有潜在军民“两用”性的科技。法案支持者也很重视某些与美国国家利益对立的中国投资或拟投资项目，认为CFIUS改革对于保护国家利益势在必行。

除此之外，虽然特朗普政府对该改革法案表示支持，但特朗普政府不一定非要等待国会采取行动不可，而国会在即将到来的休会期结束前不一定会采取行动。首先，作为贸易战动员计划的一部分，特朗普总统命令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考虑政府是否应该施行某些紧急权力进一步限制中美贸易，以及以何种方式实施。虽然与CFIUS没有直接关系，但贸易冲突的氛围确实会有溢出效果，影响潜在中国投资者对美国市场开放程度的判断。第二，最近白宫提出，可能会以总统令而非立法的手段，改变CFIUS对中资并购交易的审查方式。政府是否会跟进这一戏剧性的举措，又是否有意引导国会推进悬而未决的改革法案，这一切仍未可知。但这种可能性表明了白宫对中国的审视，以及白宫尝试进一步利用CFIUS来处理中美关系的强烈意愿。

CFIUS加强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几项遭否决的并购案引起极大关注，同时针对中国投资的改革法案正在酝酿之中，白宫还致力于控制中国的影响力，这一切都会使人得出结论：美国很不欢迎中国对美投资。

然而，这样的结论是不完全的；还有更多被忽略的重要事实。虽然近期中国买家对美国的投资日益受到审视，但现有事实并未证明美国股权投资市场已对中国收购者紧闭大门。首先，CFIUS继续批准（严格来说是不阻止）中资并购交易，这一事实鲜少见于关于CFIUS的媒体报道中。就在过去的两年中，CFIUS就批准了一系列中资并购交易，如中国国有企业中国化工收购先正达公司（Syngenta）、重庆财信企业集团收购芝加哥股票交易所以及安森美半导体公司（ON）收购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等。在去年一年中，CFIUS也批准了其他多起中资交易，而且时至今日仍在持续。事实上，在任何时候都有许多中资并购交易接受CFIUS的审查，CFIUS并不是对所有涉及中资的交易一律说不。

在有关CFIUS审查中资交易的诸多论述中，还有一点更未引起注意，即便是立法改革的支持者，也依然赞成中国对美国股权市场的投资。举个比较有名的例子，国会议员皮坦格尔虽然是CFIUS改革法案（该法案一定程度上针对的是中国）的最初发起者，但他最近对其他国会议员解释称，大体上他是支持中国投资的。皮坦格尔说：“我来自北卡罗来纳州，我那个地区有世界上最大的生猪加工厂，中资控股的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它创造了5000个工作岗位……所以，我对中国投资、或者说所有类型的外国投资都很感兴趣。”同样，美国财政部国际市场与投资政策部助理部长希思•塔伯特(Heath Tarbert)的职责包括财政部的CFIUS审查相关工作，近期他在一场关于CFIUS改革立法的国会听证会上，对一个关于如何平衡满足中国需求的美国商业利益与美国国家安全的问题回应称：“去年，即使是来自中国这样的国家的交易，事实上也有十多宗交易通过了CFIUS审查。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当我们谈到国家安全问题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找到一种方法缓和风险并给交易放行。所以，我想再一次重申，我们非常欢迎外国投资”。认为CFIUS已经阻止，或者很可能阻止大多数中资交易的观点，忽略了包括改革者在内，美国决策者依然对中国的投资感兴趣。

而且，实际上美国决策者担忧某些中资交易并不是新鲜事。相反，这反映出一种长期以来的观念，即某些中资收购交易可能会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造成危害。仅举一例， 2012年“美中经济和安全评审委员会”发布了一篇报告，呼吁对中国对美投资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不能仅考虑经济利益，也要考虑国防利益。但据2018年3月的《国会研究服务报告》（该报告按国家和产业统计了统计了CFIUS审查的收购交易），CFIUS在那之后仍批准了十多宗中资收购案。

值得强调的是，过去CFIUS未阻止的一些交易也引发各种巨大争议与政治反对。万向集团收购美国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A123 Systems的交易就遭到一些美国国会议员与美国战略物资咨询委员会的反对。双汇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一案（这是当时中资对美国公司规模最大的并购案，达47亿美元）遭到美国全国农民联盟和美国农村事务中心的反对。有些人甚至要求农业部加入CFIUS审查体系，对这桩交易进行审查。还有人以史密斯菲尔德的先进的基因研究不应被中国企业拥有为由提出反对。芝加哥股票交易所的收购也遭到一些美国国会议员的反对。而对上述的这些交易，CFIUS都没有出手阻止。

由此可见两点。首先，美国国家安全与中资收购并非必然互斥。CFIUS并未全盘阻止所有中资交易来回应对中国的担忧，即使在最近也没有改变策略。第二，即使是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对一桩交易提出反对，也不足以使CFIUS阻止该项交易。在面临引起社会关注的政治反对时，CFIUS也批准过一些交易。

从目前情况来看，重要的是，CFIUS的审查显然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CFIUS确实很可能非常谨慎地审查某些交易，但其它交易面临的反对可能更少。即使在不久的将来CFIUS的走向可能还会变化，但由CFIUS的近期案例和趋势推断，可以得出下列结论。CFIUS对如下类型交易的审查可能更为严格：涉及新型半导体科技或与具备潜在武器应用可能的其他任何科技的收购交易，可能造成中国买方获取美国公民个人隐私信息的收购交易，以及可能会使中国在下一代电信或其它先进科技领域赢得竞争优势的收购交易。相比之下，涉及农业、医疗业、制造业以及房地产的收购交易，可能不会受到CFIUS的特别关注。

目前来看，会遭受CFIUS最严格审查的交易类型还不那么明确。因为，CFIUS可能日益趋向于不仅关注最狭义的国家安全，也关注美国在新兴科技领域的竞争力——如人工智能和通信高新技术等领域。也就是说，CFIUS可能会更关注一项拟议交易对狭义的美国国防利益，乃至对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利益和竞争力的影响。无论是通过正式授权还是通过非正式做法，CFIUS对中国投资的审查是否会变化，以及会如何变化，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或几年中见分晓。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将在本周的七国集团(G7)峰会上受到冷遇。此前，美国的盟国谴责了特朗普的钢铝关税——以非常引人注目的方式对集团最强大成员国发出公开指责。

美国总统将前往加拿大参加他担任总统以来的第二次G7峰会。目前贸易战的阴影在多个方向上扑面而来，美国与其最密切的盟国之间出现尖锐分歧。

上周六，G7各国财长呼吁采取果断行动来解决关税问题，并强调了“美国单方面采取贸易行动的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美国和中国周末也未能就贸易问题达成交易。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昨日结束了与中国副总理刘鹤的第三轮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突破。

G7是一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联盟，其根源可追溯至上世纪70年代，联盟内部出现如此公开的分裂非常罕见，更别提成员国公开批评美国了；正常情况下，美国是G7的领导力量，引领着联盟的议程。但特朗普对这些自认为是美国最铁杆经济和军事伙伴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的决定，令这些盟国的政界人士感到愤怒和震惊。

“不幸的是，美国本周的行动可能削弱传统上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价值观，”加拿大财政部长比尔•莫诺(Bill Morneau)说。

G7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结束后，G7东道国加拿大发布了一份所谓的“主席总结”，指出与会人士担心，“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其盟友和盟国征收关税，会削弱开放贸易和对全球经济的信心”。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惠斯勒(Whistler)举行的G7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开批评美国，使即将在魁北克省夏洛瓦(Charlevoix)举行、特朗普将会参加的G7峰会更加事关重大。在美国决定对钢铝进口征收关税后，加拿大和欧盟等主要盟国正准备采取报复措施。

莫诺在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结束后对记者们表示，美国以外的各方已经达成共识，认为特朗普政府的行动“破坏了我们做正事的能力”。他说，美国财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被要求向总统转达G7伙伴的“遗憾和失望”。

姆努钦在会后表示，注意到美国盟友表达的这些情绪，但坚称，美国不会放弃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我不认为美国在放弃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恰恰相反，”他在记者会上表示。他提到，去年12月由共和党主导的减税法案通过后，近期美国经济复苏呈现强势。

然而，各国财长在会上敦促美国撤销对钢铝进口征收关税的决定。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Taro Aso)称美国的行动“极其恶劣”。法国财长布鲁诺•勒梅尔(Bruno Le Maire)以辛辣的讽刺口吻将G7描述为“G6 + 1”。他后来说，会上的讨论紧张而艰难。“我们无法理解美国的钢铝关税决定，”他在Twitter上写道。

译者/何黎

世界两大经济体仍有可能最早在本月就开打一场1000亿美元的贸易战——第三轮中美贸易谈判上周日在北京结束，双方未能取得突破。

上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表示，他将在6月15日之后“很快”落实先前的威胁，即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工业产品征收关税，而北京方面承诺将会回敬。

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和中国副总理刘鹤在结束两天的讨论后没有发表联合声明。5月中旬在华盛顿举行的上一轮谈判结束时，中国官员只是含糊地承诺“大幅”减少中国对美贸易顺差。

官方的新华社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表示，罗斯和刘鹤取得了“具体的进展”，但没有详细说明。但新华社也警告称，如果美方出台包括加征关税在内的贸易制裁措施，双方谈判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不会生效；预计中美贸易谈判将在整个夏季持续。

美国代表团在会谈结束后没有发表评论，并定于周日晚飞离中国首都。

听取了谈判情况简报的两位人士表示，在农业以及更大的结构性贸易和投资问题上几乎没有进展，因为双方在更大程度上关注潜在的能源交易。“重点仅限于缩小贸易赤字，尤其注重能源出口，”其中一位人士表示，“这个重点不是美国企业界希望看到的。”

美国财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上周六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G7)财长会议上表示，罗斯在北京的讨论不仅聚焦于削减贸易赤字，还包括中国有争议的贸易和产业政策；美国企业认为，这些政策阻碍了它们的在华业务。

“这不仅关乎（中国）购买更多（美国）商品，这关乎结构性变化，”路透社援引姆努钦的话报道称，“如果有结构性变化，使我国企业能够公平竞争，那本身就足以解决贸易赤字。”

在上周的预备会谈期间，美国官员曾希望，缩减中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将使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翻番，达到每年约400亿美元。例如，每当美国出现禽流感病例时，中国海关官员就会停止所有美国鸡肉进口。其他国家通常只会暂停从受影响的州及其邻近各州进口。

特朗普上周再度抛出的关税威胁，令中国官员感到意外和愤怒，尤其是因为此举似乎与姆努钦两周前有关“搁置贸易战”的保证存在矛盾。

“中方要求特朗普政府公开宣布不会征收关税，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听取了谈判简报的第二位人士表示。

尽管北京对特朗普再度发出威胁感到愤怒，但最近几天中国政府削减了一系列消费品的进口关税，并承诺到6月30日放松能源和交通运输等行业的外国投资限制。

中国外交部上周五表示，“中方谈判磋商的大门是敞开的”。

特朗普去年11月抵达北京展开国事访问期间，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携手国有的中石化(Sinopec)签署一项临时协议，拟参与430亿美元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并向其采购天然气。敲定最终协议的目标日期初步定于2019年初。

译者/何黎

美国白宫5月29日发布声明，美国将对5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的包括高科技及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产品征收25%关税，具体征税清单将在6月15日公布并随后开始执行。紧接着在6月2日的中美第三次高层谈判后中方发表声明：“中美之间达成的成果，都应基于双方相向而行、不打贸易战这一前提。如果美方出台包括加征关税在内的贸易制裁措施，双方谈判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不会生效”。

于是，中美之间贸易争端和磋商的结果是一个条件概率，条件是5月20日中美双方高层就贸易磋商发表的联合声明，以及双方停打贸易战的共识。

美国的“毁约精神”，实质是压力测试？

不久前的5月20日，中美双方经过两轮高层谈判后就贸易磋商发表联合声明。两国贸易谈判牵头人也曾明确向媒体表态，两国经贸磋商取得了有意义的进展，双方达成共识停打贸易战。而5月29日美国白宫公开毁约，再次发布对华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声明，使得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回到3月22日贸易战开始的状态。

美国同样的“毁约精神”也出现在美朝关系。早在今年3月，特朗普和金正恩确定美朝召开峰会讨论朝核问题。5月24日特朗普突然信函给金正恩宣布取消会晤。当全世界还处于懵圈状态时，特朗普25日又表示“美朝新加坡会晤仍将在6月12日如期举行”。笔者认为特朗普在经济和政治及外交上的“毁约精神”，与其说是他不按理出牌的一种交易策略，还不如说他在运用压力测试，试探各博弈方及市场反应。若其他博弈方和市场如他所预期的具有韧性能够接受最坏的结果并消化风险，那么他将执行毁约后的策略。反之，则执行变脸前的策略。

美国对中国高新技术进行全方位遏制

中美之间的分歧与矛盾，看起来是经济与贸易关系的摩擦，实质是美国对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赶超与崛起战略的遏制，根源在于两大经济体体制上的矛盾。5月最后一周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修正案：若学者个人参加或正在参加中国“千人计划”这类人才项目，可能无法获得国防部的教育或学术培训以及研究经费。美国专家们一直对中国人才计划及其在推动技术转让方面的作用提出警告：这类人才计划旨在吸引学者回到中国，并参与到中国的尖端技术研究，以实现中国科技强国的目标。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5月29日表示，特朗普政府计划将部分发给中国公民的签证有效期缩短。随后美国领事馆指示：对于攻读机器人、航空航天和高科技制造等专业的中国学生签证有效期将被限制为1年。不过美国国务院公共事务部国际媒体总监5月31日向媒体澄清：美国对中国公民的各项签证政策没有改变。尽管美方就此事做过官方澄清，但部分签证存在事实上的收紧。总体上，美国对中国高新技术制造业从生产补贴，出口关税，人才培养等方面推出全面遏制中国的措施。

中美经贸磋商联合声明到美国重新加征关税，中间发生了什么？

从中美达成联合声明到白宫再次宣布对中国500亿美元进口高技术商品加征25%关税，中间发生了什么？什么是美国大变脸的导火索？

首先5月24-25日默克尔访华，此次默克尔访华的目的一方面是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另一方面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欧洲需要寻找新的合作伙伴。此行最重要的背景是特朗普政府与欧洲的贸易摩擦加剧。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曾威胁那些与伊朗做生意的欧洲企业，这对欧洲各国形成了压力。特朗普政府与欧洲及亚洲关系上的裂缝为这些国家之间的抱团合作打开了另一扇窗户。

默克尔此行还专门视察了中国科技中心深圳。随后德国媒体报道德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后于中美两国。另一家德国媒体认为“德国是创新之国，中国是世界工厂”的时代已经是过去式，未来德国在人工智能、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和生物科技等领域必须面对来自中国的竞争。德国政府近几年每年投入大约6000万欧元用于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德国媒体报道2018年将增加到1.51亿欧元。德国政府和媒体对中国在高科技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描述浓墨重彩。无论媒体对中国高新技术的报道是否属实，笔者认为过度夸张的媒体渲染一定程度上会加剧美国及欧洲对中国高新技术崛起的焦虑。德国的做法是回去修练内功，而美国的做法是采取行动在高新技术领域遏制中国。

其次本年度重大国际事件之一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即将于6月9日至10日在青岛举行，中国将利用此次会议对接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8日宣布：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热恩别科夫、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将出席会议，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鲁哈尼等将对中国进行访问。此次会议是在特朗普全球大棒政策之后，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之间加深合作的契机，能源和贸易投资合作可能是重点。

最后6月2日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率团来华谈判，来访之前忽然恢复3月22日贸易战开始时要求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条件——美国称其为“策略性声明”，可见相当大程度上是美国提前出牌争谈判筹码，这也是美国政府历年贸易战的惯用手法，也符合特朗普交易艺术。美国5月29日宣布对中国高新技术出口6月15日开始征收25%关税，相当于一个期权。若6月2日中美谈判结果美方满意，它们可以选择6月15日不执行。若谈判结果美国不满意，则可选择执行。最坏的结果，如果美国选择执行，那么6月15日美国将对从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包括高科技及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产品征收25%关税。中国则会采取对等制裁措施，恢复对美国进口商品的制裁方案。中美双方第一轮贸易战正式开始。但对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损失却是2000亿美元的逆差谈判，以及对中期选举至关重要的美国农民农产品出口的损失。笔者认为就美方而言，最佳方案还是折中。这场谈判博弈，中美双方的最优策略均是妥协。

中美联合声明的作用在何处？

回过头来看中美贸易磋商联合声明：5月20日，中美双方就贸易磋商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将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减少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增加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出口；重视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双向投资；双方同意保持高层沟通。联合声明最大的收获是中美双方在重大分歧时达成的一个弹性磋商框架，标志着双方就贸易争端正式走向管控分歧和解决分歧的轨道。高层贸易对话机制相当于国内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在国际范围上的延伸，此后贸易磋商和谈判将常态化。不过双方声明的内容还有很多不确定性。联合声明并无法律效力，可执行和可操作的部分仍然比较有限。联合声明是两国后续谈判的框架和基础，双方究竟能取得多少谈判收获，还取决于双方的谈判能力和讨价还价能力。

美方最迫切的利益诉求在何处？

5月29日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发表美国贸易政策情况说明，明确指出中国贸易的几宗罪：第一是中国有损公平及互惠贸易的做法，主要包括：中国推行的产业政策以及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包括倾销、歧视性非关税壁垒、强制性技术转让、产能过剩以及产业补贴。中国的产业政策，例如其“中国制造2025”计划，对世界各地的公司构成损害。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征收的关税远远高于美国对中国征收的关税，中国的平均关税率比美国的平均关税率高将近3倍；一些特定产品如汽车两国更是不对等不平衡；中国还禁止从美国进口家禽等农产品；中国对销往美国市场的一系列产品进行倾销及不公平补贴。倾销或不公平补贴行为涉及13种不同产品，其中包括钢圈、冷拔机械管、工具箱柜、锻钢配件、铝箔、橡皮筋、铸铁下水管和连接件以及大口径焊管。

美国贸易逆差罪魁祸首在中国。此次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再次指出2017年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3752亿美元。中国海关总署统计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为2758亿美元，双方统计相差994亿美元。但中美服务贸易多年中国一直处于逆差，美国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380亿美元。上一轮谈判下来美方要求中国两年之内减少对美逆差2000亿美元，这无论对于中国还是美国，都是不现实的。即便中国降低商品进口税率，也不一定能够减少美国逆差，这取决于双方的贸易结构，美国的产能情况，双方消费升级情况和两国的收入及消费水平。

美国还指出中国的技术转让要求对美国的创新和就业造成损害。美国的《301条款》指责中国的四项技术政策：强迫性技术转让、使许可执照低于经济价值、中国国家指导的带有战略目的的对美国敏感技术的收购、网上公然窃取，对美国的技术就业岗位构成威胁。此外，白宫还指出中国通过对外国企业所有权的限制、行政审查和颁发许可程序，强迫美国公司或向美国公司施加压力进行技术转让。中国要求进入其新能源车市场的外国公司转让核心技术和公开有关开发及制造技术；“中国对进入中国的外国公司取得知识产权和技术执照实施契约限制，但对在两个中国企业之间这样做不实施同样限制”。中国是美国重要的技术进口大国之一，美国企业通过在中国设立合资企业进行技术转让，创造了远超过其国内的利润。中国法律允许外资以技术出资设立合资企业，并不存在所谓的强制技术转移。中国企业引进新技术并愿意为此支付合理的知识产权使用费，这是双向选择，也是自愿的，是市场自发运作的结果。

中国的底牌与面临的矛盾

5月20日的中美联合声明并没有任何关于是否取消对中兴制裁的内容，也没有不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行征税的说明，更没有不追究301调查的文案。因此中美贸易谈判仍然存在很多变数。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曾向媒体传达他们会寻找中兴制裁的替代方案，中国也必定有关于拯救中兴危机的备选方案。美国的目的是最大极限的为美国谋取利益和好处。中国的目的也是最大极限的为本国企业挽回损失。

关于中国媒体和外国媒体对中国高新技术的过度渲染和夸张报道，笔者认为是值得高度警惕的。中国的高新技术制造业真的对美国构成了威胁了吗？恐怕大部分中国人都不相信，但是相当多的美国人却信了，至少是在美国引起高度警觉了。美国，德国和日本的高精尖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远远走在中国前面，这是事实，并非规划。而中国的制造业强国还只是规划，离事实还远。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通过市场换技术取得了一定成功。但当前在全球化受阻的条件下，按比较优势进行垂直分工的全球产业链已被单边主义损坏，产业内贸易和产品内贸易受到干扰。发达国家已经不愿意同中国进行技术换市场了，至少是要求中国一边开放市场，一边用技术与中国做对等技术交易。发达国家要求的对等原则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在崛起，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原有的国际分工地位和外贸发展方式亟需转变，新的全球化均衡需要中国做出对策调整。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不断受损的全球化垂直分工体系与中国路径依赖之间的矛盾；是中国踌躇不前的自主研发实力与日益增长的先进技术需求之间的矛盾。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中国窃取知识产权今年成了世界上最紧迫的贸易问题之一，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表示将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征收关税，指责这些产业是靠窃取美国技术建立起来的。

特朗普在Twitter上写道：“美国正迅速对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采取行动。这种现象已经存在了许多年，我们不能再允许它发生！”

但专家们表示，在中国的地方层面，特朗普指出的窃取知识产权问题正是中国近年取得显著进展的领域之一。

全球知识产权咨询公司罗思(Rouse)的霍莉•怀特(Holly White)表示，中国在打击个别企业窃取知识产权的改革上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她说：“中国之前有几起知识产权窃取案引起了高度关注，其结果是，中国政府迅速发展起一套一流的体系来处理知识产权侵权，并改善其国际声誉。”

特朗普的担心似乎在更大程度上涉及大规模产业政策，而不是地方法院。许多外国政府担心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新倡议，其目标是在机器人、电动汽车等10个产业打造国家冠军企业。该战略要求国内特定行业到2020年40%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实现自主保障，到2025年实现70%的自主保障。

怀特说：“美国政府近来对中国以及窃取知识产权行为发表的断言，在更大程度上涉及中国作为新兴‘创新国家’的地位，这直接挑战了美国在该领域的领头羊地位。”

这造成了一个担心：外国企业会被迫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尤其是通过许可协议和合资企业。

去年8月白宫委托对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发起一项研究，今年3月公布的研究报告称，中国为实现其战略目标所用的方法之一是限制外国投资。报告称，中方利用这一机制，有选择地批准外国投资者进入国内市场，而交换条件就是技术转让的承诺。

过去20年里，从高速列车到战斗机，众多领域的外国制造商都将技术授权给中方合作伙伴，结果在几年后发现合作伙伴成了主要国际竞争对手。

但中国表示，其在创新驱动型增长方面的努力，完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

特朗普称，中国窃取的知识产权价值大概在2000亿美元到3000亿美元左右。他说，尽管美国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国家”，但不得不“在与某些国家的贸易上采取一点行动。而且，显然，美国对华贸易赤字是最大的。”

国际产权律师们也认为，美国的贸易政策忽视了一些有利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重大变化。据北京东方亿思(Beijing East IP)律所的罗瑞克(Erick Robinson)介绍，外国企业在中国地方法院的胜诉比例高达80%至90%。2016年北京一位法官表示，外国企业在他的法庭上赢得了65起诉讼，无一败诉。

罗瑞克表示，就凭这一点，“中国政府显然支持向外国原告宣传其专利法院。”

罗瑞克表示，中国曾是知识产权界的“笑柄”。但他称，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有效、高效率且相当公平的专利执法体系”。

不过，中国要摆脱抄袭产品的名声，还有一段路要走。去年，上海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hanghai)对美资企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知识产权改革是在华美国企业最关心的问题。

52%的受访企业认为，知识产权领域的保护不足是制约研发投资的主要因素，上一年持此观点的比例为42%。

外国公司经常说，司法保护主义以及当地对它们的偏见，限制了它们在中国法庭上据理力争的能力。像三星(Samsung)、戴尔(Dell)和苹果(Apple)这样的跨国公司都曾在中国的法庭上打输过专利侵权官司，而胜诉者是一些几乎没人听说过的本土企业，这助长了有关外企处于不利境地的看法。

尽管如此，研究中国知识产权法的威廉•韦特曼(William Weightman)辩称，“对于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重大变化，外国企业认识得很慢。”

译者/何黎

美国对三个最大的贸易伙伴打响了贸易战的第一枪，宣布开始对来自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铝产品征收进口关税。

以国家安全为由对美国的长期盟友自即日起征收关税的决定，为世界上一些最大的经济体之间针锋相对地开征关税搭起了舞台。就在几天后，七国集团(G7)领导人将在加拿大开会。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表示，欧盟将实施对摩托车和花生酱等美国产品征收关税的计划。“对世界贸易来说，今天是糟糕的一天。”他说。

法国财长警告称，欧盟将别无选择，只能同美国“打一场贸易战”。“我们的美国朋友必须知道，如果他们要对欧洲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欧洲将不会没有反应。”布鲁诺•勒梅尔(Bruno Le Maire，上图左)表示。他在巴黎会晤了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

墨西哥表示，将对美国钢铁、猪肉、苹果、葡萄和蓝莓等一系列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预计加拿大也将采取措施（加拿大方面称，将对美国的钢铝产品以及日用消费品等征收报复性附加关税，总价值约为128亿美元，编者注）。

“这标志着（美国发起的）一个显著升级，也是人们担心了很久的贸易战的第一枪。”华盛顿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级研究员爱德华•奥尔登(Edward Alden)表示。

此举出炉之前，罗斯表示，近几个月与欧盟的会谈一筹莫展，而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就更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而举行的讨论进展太慢。最初在3月份宣布的25%钢铁进口关税和10%铝关税，是美国发起的行动的一部分，目的是打击中国及其向全球市场大量销售廉价金属的行为。

但昨日的事件突显出，特朗普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的努力，到头来如何损害美国与欧盟以及NAFTA伙伴等传统盟友之间更大的经贸关系。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Chad Bown)表示，考虑到中国现在对美国的钢铁和铝出口可以忽略不计，中国受特朗普钢铝关税的影响很小。“此举现在主要打击我们的经济和军事盟友。”他表示。

去年美国与欧盟的贸易总额近7200亿美元，而美国企业与中国的贸易总额为6360亿美元。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总额超过1.1万亿美元。那些关系可能会受到进一步考验。上周，特朗普政府启动了针对汽车和部件进口的国家安全调查，可能对亚洲和欧洲生产商征收25%的关税。

在会晤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后，欧盟贸易专员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Cecilia Malmstrom)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Hiroshige Seko)警告称，美国对汽车业展开的调查将整个全球贸易体系置于风险之中。“这可能导致基于（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消亡。”他们表示。

译者/和风

中国政府表示将于6月30日发布新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此举满足了美国的一个关键要求。就在两天后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将在北京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举行第三轮贸易谈判。

中国商务部周四表示，新名单将在能源、交通运输等领域取消或者放宽外资的限制。

中国所谓的负面清单列出了外国投资者不得进入的领域，未列入清单的领域对外资是开放的。美国政府和企业界一直在加大对中国的施压，要求取消对这些禁止领域的投资限制。

今年5月初，在美方给中国贸易谈判代表的一张冗长的诉求清单中，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率领的特朗普政府官员敦促中国在7月1日前发布“修改过的全国负面清单”。

近几个月来为了阻止与美国的贸易战，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而周四这份公告是其最新举措。周三晚间，中国国务院宣布将下调包括服装、化妆品和家用电器在内的一系列消费品关税。

中国政府在4月份宣布放宽金融、汽车领域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每次放宽限制时，中国官员都坚称之所以采取开放政策是出于中国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因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施压。

尽管本周双方互放威胁，但许多美国官员都乐观地认为罗斯与刘鹤的周末会谈将有助于避免可能到来的贸易战。中国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主席蔡瑞德(William Zarit)在周三的通报会上表示：“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征收）任何关税。目前依然还是威胁要收关税。”

刘心宁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中美贸易战又起波澜。就在双方宣布达成协议后短短几天，白宫又声称将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25%关税。自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对华贸易战以来，局面就一直扑朔迷离。美方时而强硬，时而和缓，反复无常。贸易战究竟向何处去？拨开特朗普政府“话术”的迷雾，分析其动用的“武器”和“战术”，也许有助于我们判断贸易战的走势。

特朗普之前的美国政府，在贸易领域发难的常规武器，一是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出反倾销、反补贴控诉；二是基于所谓的“国家安全”或者“知识产权保护”，动用国内贸易扩展法案的232条款或者知识产权保护的337条款。这两种武器都主要是针对某种具体商品，例如钢铁、铝、汽车等。

这两种武器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在WTO控诉耗时耗力，最终结果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是一个适合快速攻击的手段。如果动用上述两个法案，“国家安全”的认定又一直颇受争议。更重要的，这些常规武器都难以针对多种商品大规模使用，只能对有限种类的商品精确打击，对目标国的经济的实质性影响有限。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祭出了一个新世纪罕见的“非常规”武器——《贸易法案》特别301条款。一出手就是针对中国共计1333种产品，堪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乍看之下，特朗普政府选择301条款比较奇怪。这一条款原本是针对不公平贸易而诞生的美国国内法案，后来逐渐被拓展至产权领域，形成所谓的特别301条款。作为一个诞生于1974年的条款，美国曾经在缺乏全球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时代（即1980和1990年代初期）频繁使用这一手段作为威胁手段。在历史上，301条款共计被使用124次，最大的受害国是欧洲、日本和加拿大等美国的盟国，分别占到总次数的30%、15%和11%。但是，在所有这些案件中，只有13%的惩罚被最终执行。2000年以后，301条款的使用频率更是大幅度降低，只使用过5次，分别是2次针对中国，2次针对加拿大以及1次针对乌克兰，其中仅有针对乌克兰的那次最终执行。可见，301条款已经是一件逐渐封存的武器。

美国之前为什么封存这件武器？而特朗普政府为什么又重新启用呢？这是理解特朗普政府目的的关键。首先需要明确，美国贸易法案的301条款是违背WTO精神的。在缺乏国际贸易政策协调的时代，美国频繁使用301条款，实际上是利用国内法律单方面对进行认定贸易伙伴的不公平竞争。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往往就变成了保护主义措施，逐渐引得欧洲、日本等盟国的不满。为了缓解和盟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WTO成立以后，美国转而使用WTO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贸易争端，不再轻易使用301条款。2001年美国之所以对乌克兰动用301条款并最终实施关税惩罚，是因为乌克兰当时并非WTO成员，随后在乌克兰加入WTO前夜，美国宣布关税惩罚终止。换言之，美国还没有对任何WTO正式成员国真正执行过301条款。

那么，为什么这一次特朗普政府又祭出301条款呢？这还得提到美国另一大知识产权制裁利器——美国关税法案337条款。337条款是一个比301条款更为常见使用的武器。这一条款诞生于1930年，专为知识产权保护制定，其实与美国本次所宣称的保护知识产权的目标更加契合。实际上在WTO成立以后，美国在减少301条款使用的同时，大幅度增加了对337条款的运用，作为保护国内产业的主要工具。

http://i.ftimg.net/picture/3/000078023_piclink.jpg

既然如此，为什么本次特朗普要弃337选301？在这里，我们重点提及他们的两个主要区别：

第一，337条款首先需要有申请人向美国法院提交控诉，然后才能执行，而且其只能对某一个产业施加限制。而301条款不需要有任何实际申请人，可以完全由美国政府来推动，因此也不一定是针对具体的产业。301条款更能够体现美国的政府意志，而并非特定的产业目标。

第二，337条款只适用于美国企业在本土受到知识产权侵害，而301条款则可以将受侵害的范围扩展到全球。换言之，如果美国政府认为本国企业是在海外市场扩展受到知识产权侵害，就不能使用337条款而只能使用301条款。

由此可见，如果要通过政府推动来进行大规模的贸易打击，那么301条款比337条款有力的多。既可以完全由政府主导并选择打击的产业，无须企业“报案”，又压根不需要在国内市场寻找证据。如此一来，基本就是特朗普政府指哪儿打哪儿了。如果特朗普团队希望再次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打击，那么多半还会再次选择301条款。

法律武器确定了，接下来就是看装填什么产品作为“弹药”。从逻辑上来说，打贸易战应该挑选这样的商品征税：（1）该产品在对方的出口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对方也很难找到除了本国之外的其他替代性市场；（2）对方并不是该产品的唯一出口国，本国能够很容易找到除了对方的其他市场或者通过本土生产加以替代。如此，则既可以精确打击对方，又可以将己方的损失减到最小。可是梳理美国的制裁清单，并不符合上述第一条原则：这些商品对中国的出口重要性有限，其中甚至还包括许多中国目前并没有明显优势，甚至没有出口的产品，例如飞机。这实在很难符合美国政府“平衡中美逆差”的论调。

进一步会发现，在美国制裁的1333种产品中，有超过70％，共计927种产品是与中国的“制造业2025”相关的。其中很多产品事实上是外商直接投资或者关联企业所生产。根据商务部统计，在华经营的最大的500家出口企业中，只有42％是中国所有企业，而58％的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所以这些关税制裁，可谓一箭双雕：不仅仅是针对中国本土企业的扼杀，还可能迫使外商企业转变战略布局，减少在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和技术转移，配合知识产权领域的其他压力，将全力延缓中国的技术进步。这里的逻辑要回到我们之前刊于FT中文网文章《贸易战还是科技战》，美国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是包装在贸易战外表下的科技战，目的是扼杀中国正在努力的产业升级，确保美国在前沿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 这在本周二白宫的声明中也有直白的表述，对含有“重要工业技术”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包括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的技术。

但特朗普政府利用301条款发动大规模打击，在执行层面也有相当大的困难。一是如前所述，301条款违背WTO建立初衷，实际就是绕开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本身也不受美国盟友待见。此例一开，盟友也会发憷“其无后乎”？日本和欧洲的反应也证实了这一点，欧日支持美国以保护知识产权为由对中国发难，但不愿意美国动用301条款，而是希望回到WTO的框架下来解决问题。二是现在的全球价值链已经使得各国的贸易高度关联，形成纵向一体化。每一个产品从原材料、制造到最后的组装，都可能经过多个国家的多道程序，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产业链的崩溃。尽管美国看上去掌握高科技的上游产业，但如果完全阻隔中国的下游产业，整个生产活动也会受到严重破坏。三是中国的经济规模确保了中国有反击的能力，至少可以做到精准打击。中国反制美国的商品以初级产品为主，包括了大豆这样对双方都很重要的农产品，一旦开战将是两败俱伤，有足够的威慑力。而且农产品触动了特朗普的票仓。在中期选举即将进行的时候，特朗普就算嘴上说不在乎，但心里一定需要掂量可能带来的选票流失。

所以，虽然特朗普政府选择了一个接近于无所限制的法律条款作为“武器”，但是也受到了该“武器”严重负面后果与贸易战全面爆发灾难性结果的约束，这恐怕是特朗普政府态度不断反复的主要原因。美国试图遏制中国以维持领先地位的意图，以及中美两国大规模冲突灾难性后果的约束，共同塑造了中美关系未来一个阶段的大势。

因而从中国的角度，就应该明白，我们在谈判中要有进有退。要适应特朗普政府的风格，不要把特朗普的话术过于当真，应仔细分析其行为逻辑。中美谈判肯定会继续，激烈的讨价会成为未来的一种常态。可预见的，美国政府会继续运用各种经济武器（包括WTO赋予的工具限制贸易、投资限制、签证限制等等），会同欧洲、日本等盟友向中国持续施压，不给中国喘息的机会。甚至会超越经济层面，在台海、朝鲜问题上刁难中国，试图破坏中国的发展环境，诱使中国进退失据。对此中国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保持定力，以我为主，接受可接受的，坚决拒绝不可接受的。

最后需要认识到的是，未来的全球经济必然不再“平坦”。全球保护主义会逐渐抬头，不仅仅是美国或者欧洲，“一带一路”上的发展中国家也会受这种新的保护主义潮流的影响。但是任何国家也无法拒绝国际合作，这背后反映的是国际化配置资源的内在需求。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所祭出的种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最终造成的都会是两败俱伤。国家之间的贸易融合越是紧密，相互伤害的成本也就越大，贸易战发起方也才越投鼠忌器。换言之，我们贸易国际化越充分，也就越有能力和机会斡旋贸易冲突。因此，打赢贸易战的核心，绝不是退缩自守，而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中国需要继续在全球化这条崎岖的道路上跋涉。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再度威胁对中国输美产品开征关税，正使美国谈判代表们敲定农业和能源交易的努力变得复杂化。与此同时新的迹象显示，他领导的行政当局内部在贸易问题上爆发激烈辩论。

对于特朗普政府本周宣布将推进征收关税，并对北京方面实施投资限制，美国总统的最高贸易顾问之一、对华鹰派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昨日叫好，称此举是“历史性的”。

他还公开批评美国财长、迄今领导对华谈判的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因为后者在5月早些时候宣告华盛顿方面“搁置”对华贸易战。美中定于近日恢复贸易谈判。

“那是一段令人遗憾的发言，”纳瓦罗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表示，“首先这是一场贸易争端。第二点是，就像总统说过的，我国早已输掉了贸易战。”

一位白宫工作人员不寻常地公开顶撞一名资深内阁成员，揭示了特朗普白宫内部在如何同中国谈判的问题上的激烈争论。这也暴露了两人之间的对抗；就在几周前，两人在北京谈判期间发生冲突。

纳瓦罗在2016年加入特朗普竞选阵营之前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学者，著有《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一书。他一直在推动征收关税，与北京方面较量一番。姆努钦和其他人则敦促采取更有分寸的战略，并力求给谈判一个机会。

特朗普最新一次翻脸之际，美国高级官员已抵达北京，准备投入定于周六举行的第三轮高级别贸易谈判；华盛顿宣布的关税行动已给此轮谈判蒙上阴影。

听取了谈判情况简报的三名人士表示，如果预备会谈不顺利，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和中国副总理刘鹤原定周末在北京举行的会谈可能取消。但中国官员和分析师仍然乐观地认为，特朗普的威胁是出于政治动机的虚张声势，不至于破坏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达成涉及面更广的贸易交易。

他们表示，特朗普的意外声明与他在谈判过程中制造不确定性和压力的倾向一致。此举也符合他的“美国优先”议程，他曾向选民承诺，这一议程将是他的总统任期的标志。

“特朗普是不可预测的，但也是可以预测的，”一位中国官员说，“他一辈子都是保护主义者。”中国商务部发表声明，称中方对白宫的声明“既感到出乎意料，但也在意料之中”。这是北京方面对特朗普的威胁作出的首个官方回应。

北京智库——察哈尔学会(Charhar Institute)的王冲也认为，特朗普出乎意料的声明“仅仅是一种威胁”，他补充说，“中国仍将尽全力避免贸易战”。

中国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政策委员会主席、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WilmerHale)驻北京合伙人莱斯特•罗斯(Lester Ross)称，特朗普的关税威胁“从根本上说是在下一轮贸易谈判之前的一个谈判步骤”。

一大批美国官员，包括美国财政部次长戴维•马尔帕斯(David Malpass)和农业部次长特德•麦金尼(Ted McKinney)，正在中国首都敲定与美国农业和天然气出口有关的初步协议。农业谈判专注于针对美国鸡肉、猪肉、牛肉、大米和高粱出口的现有技术壁垒。美国官员们估计，如果这些壁垒被清除，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可能翻番，增至400亿美元。

特朗普周二承诺，将于6月15日发布一份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名单，这份最终版名单上的产品将面临关税，作为美国对中国知识产权制度调查的一部分。

尽管美国总统的威胁似乎逆转了姆努钦的“搁置”之说，但实际执行日期仍不明确，只被定义为“之后不久”。

“特朗普的声明使（美国团队）陷入棘手境地，”听取了谈判情况简报的一名人士称，“但这与他们两天前的处境也差不多。关税的阴影一直存在，在实施之前，它们都处于搁置状态。”

尽管北京的官员们明白，特朗普需要化解美国国内对美中贸易和投资问题日益加大的政治压力，但美国总统有可能把中国领导人和刘鹤逼入类似的角落。

据三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最近几个月同中外官员们的闭门会面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他领导的政府不想与美国发生贸易战，但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受到欺负，中国会做出回应。

当美国和中国最初在4月上旬威胁对价值10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征收惩罚性关税时，中国商务部一位高官曾表示，双方只是把一切都放到桌面上；是时候进行谈判和合作了。

但特朗普随后表示，他正在考虑对另外1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此后北京的官员们表态称，在面对这种威胁的情况下，他们不会与美国举行讨论。过了整整一个月后，刘鹤与美方谈判代表才展开正式会谈。

“要评估特朗普，你需要盯住他的动作，”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吕祥表示，“本届美国行政当局不值得信赖，特别是在姆努钦刚刚表示双方（都）在致力于建立一个框架、以减少贸易摩擦之后。”

译者/何黎

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已拒绝欧洲提出的针对钢铝关税的永久豁免要求，并呼吁欧盟(EU)以中国为榜样，这一最新迹象表明华盛顿方面不惜让长期盟友感到不爽。

在巴黎发表的直言不讳的言论中，罗斯表示，特朗普政府将从6月1日起对欧洲钢铝产品征收进口关税，尽管欧盟在最后一刻为避免被征税做出了努力。

罗斯在为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时，还抨击了欧盟新的数据隐私规定，称它们是新的贸易壁垒，将损害美国企业。

这番言论发表在他访问中国展开谈判之前，美国将在谈判中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同意农产品和能源采购的长期合约，这些合约可能会损害欧盟和其他盟友的出口商。

罗斯在经合组织(OECD)的年度贸易论坛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与中国的谈判表明，在被征收关税的同时是可以与特朗普政府展开对话的。

“中国是一个相关的有意思的例子，”罗斯表示，“他们在支付关税，这些关税是在今年3月生效的，他们没有把关税当作不谈判的借口。只有欧盟坚称，如果被征收关税，我们就不能谈判。”

特朗普政府一直试图加大对欧盟的压力，迫使其坐到谈判桌前，并做出让步，例如削减10%的汽车关税，以换取钢铝关税豁免。特朗普政府还希望欧盟同意一个配额，以限制欧洲对美钢铝出口；华盛顿方面坚称，这是全球举措的一部分，目的是加大对中国的压力，要求中国停止把廉价金属倾销到全球市场。

但特朗普和他的助手们开始对欧盟坚持的立场感到烦躁；欧盟坚持要求，在任何谈判开始前，它必须获得钢铝新关税的豁免。

特朗普政府还在其更广泛的新关税计划上保持强硬立场，上周针对汽车进口是否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展开调查，声称这里的“国家安全”衍生自更为广义的“经济安全”。欧盟也会成为任何此类关税的征收对象。

译者/梁艳裳

中美贸易争端一波三折。五月中旬刘鹤访美，双方在两天之内达成共识，并发布中美贸易联合声明，缓解了全球金融市场的紧张情绪。然而5月29日白宫发表声明表示继续推进301调查的三项制裁措施，包括对500亿美元自华进口征收25%的关税。市场担忧贸易战卷土重来，不过美方同时派出了代表团抵京与中国政府就经贸问题进行磋商。因此，贸易争端进入了边喊打边谈判的状态。除了加大能源和农产品进口，中国扩大进口的另一个主要措施是进一步下调关税，这也将是接下来双方贸易谈判和市场关注的焦点。我们比较中美目前的关税差异，分析如果中国将关税降至与美国相同的水平，会增加多少自美进口，会不会对中国的行业造成很大冲击，以及能否解决中美贸易逆差问题。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中国关税下调的历史过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的简单平均进口关税高达40%，在邓小平南巡讲话重新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向之后，中国开始大刀阔斧的下调关税。同时为了满足加入WTO的条件, 关税下调的幅度非常之大，到2001年平均关税已经下降到15%左右。加入WTO之后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关税已经逐步下调到8.7%左右。不过在这之后的十年内，关税基本保持平稳，2016年平均关税仍为7.8%。按照进口值计算的加权平均关税也展示了从九十年代的迅速下降到最近十年的稳定状态的类似趋势。作为参照，美国的简单平均关税在同期由5.2%微降至2.9%。美国在二战后已经经历了多次多边贸易谈判，因此总体关税水平比中国低，但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的关税下调幅度在发展中国家也是非常瞩目的。

接下来我们分析中美双边关税差异。由于中美两国均为WTO成员方，双边关税税率以本国的最惠国税率（Most-favored-nation Rate of Duty, 以下简称MFN）为基础，因此本文采用的关税为对应于HS6位码的平均MFN。由于进口关税是针对HS8位或HS10位产品一一设定的，所以HS6位码的MFN有简单平均MFN和贸易量加权MFN，但由于HS6位码下的简单平均和加权平均的差异微乎其微，因此后续分析均采用简单平均的最惠国税率。

首先，总体上看中美双边关税差异并不大。中国对美国产品的进口关税均值为9.61%，美国对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均值为3.60%。两国关税在HS6位码基础上进行匹配后，其差均值为6.32%。因此目前中国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的平均水平比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平均水平高6.32个百分点左右，但有部分产品美国关税高于中国，如烟草。如果中国将关税高于美国的部分产品的关税降至与美国相同关税水平，同时保持关税低于美国的部分产品的关税不变，则降税产品将平均下降7.81个百分点。

其次，分行业看，中美平均关税差异超过10%的行业（以HS2位码分类）有25个，大于等于0小于10%的行业有67个，低于0的行业有4个。其中关税差异最大的三个行业分别是已加工羽毛、羽绒及其制品，饮料、酒及醋，制粉工业产品如麦芽、淀粉、菊粉和面筋，关税差异为分别为18.85%、18.47%和16.86%。同时，中国农产品的进口关税相对比较高，如谷物、淀粉、蔬菜水果、咖啡、乳品和蛋品等中美关税的差异都在12个百分点以上，车辆及其零件中国关税也比美国高约13个百分点，其中乘用车高约23百分点。在农产品和车辆上的中美关税差异也体现了美国在这两个部门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

第三，分HS6产品看，中美双边关税相等的产品共334个条目，中国关税高于美国的产品共4085个条目，美国关税高于中国的产品共321个条目。中国关税高于美国的产品主要集中在三个行业：核反应堆、锅炉、机器、机械器具及其零件，有机化学品，电机电气设备等，产品数量占比分别为11.2%，6.2%和4.9%。制造业由于中间产品比较多，因此从产品数量来看制造业占比较高，涉及的企业数量也较多。

最后，即使中国关税下调到与美国水平一致，中国关税下调幅度也并不大。我们用（中国关税率-美国关税率）/（1+中国关税率）来衡量中国关税降至美国水平时各个产品所需减少关税的幅度，发现近85%产品的关税下降幅度少于10%，只有约2%的产品的关税下降幅度大于20%。

鉴于美国特朗普政府一直要求对等关税，5月29日白宫发表的声明中也表示会就对等关税与中国进行磋商。我们接下来分析，如果中国将自美进口关税降至美国自中国进口的关税水平，会增加多少中国自美进口？会不会对中国各行业造成冲击？我们利用中美对等关税下中国关税下调幅度、中国进口弹性系数和2017年中国进口数据，计算关税下调对中国自美进口的影响。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估计方法。首先，我们将2016年中美HS6位下的关税匹配起来，计算中美关税的差异，然后假设所有中方较高关税的税率下调到与美国水平一致。如果美国没有该产品的对应关税，假设中国将此产品关税调整为零，由于关税比较稳定，2016年至今中国的关税调整并不大。然后将HS6位下中国关税下调幅度与2017年中国进口数据匹配起来，并利用中国HS6位码各产品进口量对关税的弹性计算对应的关税下降导致的自美进口额的上升。简单来讲，各个HS6位代码产品的自美进口增幅等于该产品的进口弹性乘以关税变化率，由此反推出该产品的自美进口额。产品的进口弹性越大，同等幅度的关税下降则会导致更多的美国对中国出口增加。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加总产品的自美进口增加额，计算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增幅，同时也可以估计出自美进口增加额占各行业中国的总进口，用来衡量对行业的冲击力度。

根据弹性计算贸易额变化的方法在局部均衡中广为使用，我们之前发表在金融时报的文章“中美贸易战如何量化分析？”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从世界银行提供的进口弹性数据来看，中国和美国所征收关税的相关产品的进口弹性的中位数都接近1，所以对于没有进口弹性的产品，我们使用1作为进口弹性基准来计算。这种利用弹性计算局部均衡下关税调整对贸易额变化的影响的方法也被各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广泛采用，用来量化分析关税或贸易壁垒下降对贸易的提升作用。我们使用的双边关税数据和弹性系数均来自于世界银行WITS，对于1%的产品弹性极端值我们采用世界各国该产品弹性的中位数来替代，以免弹性极端值影响我们的分析。由于中国加工贸易并不征收进口关税，我们在2017年中国进口数据中排除了加工贸易进口，但中美之间直接的加工贸易并不多，是否排除这些样本并不影响我们的结论。我们的分析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首先，关税下降对中国自美进口增幅的短期促进作用在6%-13%之间。采用中国HS6位商品的进口弹性，如果关税降至美国水平，将促进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加74亿美元，增幅约为6.5%。如果采用世界HS6位商品的进口弹性，关税下降对美国出口中国的作用也非常接近，约76亿美元，增幅约为6.6%。如果采用美国HS6位商品的进口弹性，则关税对美国出口中国的作用较高，约153亿美元，增幅约为13%。这表明中国关税下调至美国水平对中国自美进口的短期促进作用的量级恐怕在百亿美元规模，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只有1300多亿美元，而中美的关税差异并不大，因此关税下调的短期效应有限。对于实现美国要求在短期内减少1000-2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恐怕难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其次，关税下调对部分行业的中国自美进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口增长量最大的六个行业包括车辆及其零部件，含油子仁及果实、药用植物、饲料，药品，核反应堆、锅炉、机器、机械器具及其零件，谷物和航天航空器。其中车辆及其零部件增长量显著高于其他所有行业，达到约22亿美元，占关税下调中国自美总进口增量的29%。其余五个行业占中国自美进口总增量的比例分别为10%，7%，7%，4%和4%。

第三，关税下调对中国总体和大部分行业进口冲击并不大。我们估计得出中国关税下调后对中国自美进口的短期促进作用在百亿美元规模，相比于中国1.3万亿美元的一般贸易进口额来说是冰山一角，因此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冲击很小。如果用关税下调后自美进口增加额占各行业中国的总进口来衡量对中国各行业的冲击力度，地毯等铺地制品、蔬菜水果、炸药等易燃材料三个行业进口冲击比较大，但这三个行业在中国总进口的份额都非常小，而对其他行业的冲击力度都在10%一下。以上述关税下降进口增长量最高的六个行业为例，其冲击力度都分别为2.8%、1.6%、2.1%、0.3%、4.7%和1%。

以上对中国关税调整的量化分析表明，中国有空间进一步下调进口关税，但指望关税下降在短期内就能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也不具有现实可能性。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还处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需要从动态角度来看待中美贸易逆差。随着中国收入增长，进口需求也会水涨船高，中国下调关税对促进自美进口的长期作用或将远高于我们的估计，这将有利于缓解中美长期贸易失衡的问题。

我们的分析是基于中国单边减少自美进口产品关税，这只有在中美两国达成特定的区域贸易协定情况下才具有可行性。在WTO框架下，基于无歧视原则中国下调关税时需对所有成员国一视同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就不会增加那么多，但中国总进口则会增加更多，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力度会远高于我们上面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用以上的估计方法来计算中国关税普遍下降的冲击力度。由于中国平均关税水平与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关税已经差距不大，因此即使是普惠性的降低关税，对中国的进口冲击力度也将在中国的承受范围之内。在过去三十年间的中国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中国关税水平从1990年代的40%下降到目前的8%左右，总体来讲促进了中国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并没有导致大规模的失业。而如今中国的企业比二十年前更具有竞争力、承受力更强，因此也将能承受得了关税的进一步从8%下调到3%水平。

随着中国收入水平的上升，关税水平在多边贸易谈判过程中会逐步向发达国家收敛。因此，中国不如转被动为主动，主动下调关税扩大进口，减少贸易摩擦，增强自身在国际贸易体系的领导力，反击特朗普政府掀起的贸易保护主义。同时，为了减少关税下降带来的进口冲击，中国可以采取分阶段、分产品的下调关税。日前中国政府宣布7月1日起整车进口关税降至15%，汽车零部件进口关税降至6%，日用消费品包括服装鞋帽、体育健身用品、家电、化妆品、医药保健品和水产品等关税也将有不同幅度的下调，这正是这一策略的体现。关税下降有利于降低中国消费者的进口成本，也有利于其他国家能够分享到中国这个日益增长的市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特朗普政府表示，将推进对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征收关税和实施更广泛投资限制的计划，从而重启白宫在不到两周前声称“搁置”的对华贸易战。

这些关税将在两周后正式公布，目的是针对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辩称的中国窃取美国技术的系统性努力对中国实施惩罚。

在白宫作出这一宣布之际，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正准备本周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北京，同时美国国会的批评者抨击特朗普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招呼后宣布将减轻对中国电信集团中兴通讯(ZTE Corp)的惩罚。

今年3月，白宫首次承诺将采取关税举措，当时特朗普宣布了一项针对中国知识产权实践的调查结果；在华外国企业和美国政府表示，中国常态化地迫使投资者转让关键技术，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代价。

但美国财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后来在5月宣布，美国和中国已同意“搁置”贸易战，当时双方在谈判一系列新的中国采购和其他措施。

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玛丽•罗夫利(Mary Lovely)表示，这一消息可能会让北京方面感到意外，并标志着华盛顿方面压力升级：“这好像是特朗普的典型做法，‘在我手下的人动身之时，我会加大压力’。”

由美国钢铁产业和工会资助的倡议团体——美国制造业联盟(Alliance for American Manufacturing)的主席斯科特•保罗(Scott Paul)表示，他希望白宫的这份声明将结束“我们从特朗普政府看到的有关中国的混杂信号”。

在昨日的声明中，白宫表示，将在6月15日公布将被征收新关税的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最后名单，之后将很快征收关税。

白宫承诺将在6月30日提出新的投资限制，旨在限制中国收购美国科技公司的能力。

姆努钦受到特朗普政府内外对华鹰派人士的批评，被指过于关注达成旨在缩窄美国对华每年3370亿美元贸易逆差的交易，而没有迫使中国推行长期改革。

译者/梁艳裳

华盛顿正在施压北京方面签订购买美国农产品和能源的多年合同，作为旨在减少美国对华贸易3370亿美元逆差的整体贸易交易的一部分。

但此举可能意味着从欧盟、澳大利亚、巴西和阿根廷等美国的关键盟友那里拿走中国的业务，使这些国家的出口受到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这一招的打击。

预计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见文首照片)本周晚些时候访问北京期间，将讨论一份目前中国从其他国家采购、但也可以向美国购买的产品清单。

罗斯此次访华之前，特朗普宣布达成一个交易，让中兴通讯(ZTE)——近来这家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的命运与美中贸易谈判纠缠在一起——在缴纳13亿美元罚款并采取其他措施后，在美国恢复经营。

据知情人士透露，美方推动与中国达成针对具体产品的长期合同，是为了使最终的贸易交易免受来自太平洋两岸任何一侧的政治压力。

他们表示，中国取消采购的能力将受限——即使它对特朗普在台湾等敏感话题上的言论不满。在美国，此举意在展示特朗普正在取得长期成果。

在此次访华期间，罗斯将推动中方做实增加从美国购买的承诺，这些承诺是中国谈判代表5月访问华盛顿期间作出的。美方希望这些承诺“合同化”并且可执行；官员们称，美国过去达成的贸易交易缺乏这一点。

预计罗斯将聚焦于可以替换掉的美国出口商品，推动美国原油、成品油、液化天然气等大宗商品以及牛肉、家禽、大豆等农产品的出口。

美国谈判代表也在推动中方取消配额并修改法规。熟悉讨论内容的一名人士表示，消除这些障碍有望使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增加一倍。美国去年向中国出口价值196亿美元的农产品。

特朗普政府的官员们坚称，他们也在推动中国进行其他长期变革，比如改革知识产权规则，以及调整习近平旨在让中国在10个关键行业领先世界的《中国制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政策——该政策是美国今年关税威胁的最初目标。

这类长期变革仍是美国商界的优先考虑事项，也是特朗普政府内部一个导致紧张的因素。在这个问题上，对华鹰派人士担心罗斯过于注重削减美国的贸易赤字，而不够注重推动知识产权方面的变化。

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也有这些担忧；围绕中兴的交易继续在国会招致批评。国会正在考虑的一些举措可能会制约总统在中兴问题上的回旋余地，该公司被发现违反美国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

米强(Tom Mitchell)北京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贸易策略把全世界人民搞糊涂了。大家的困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特朗普抛弃了美国实行70年的政策。

上周与中国之间的纷扰就是明证。特朗普要求中国将双边贸易赤字削减2000亿美元，中国人表示愿意增加购买美国的能源、农产品和飞机，只转变了贸易方向而没有做出根本性改变。中国还降低汽车关税，不过日本和欧盟将成为主要受益者。

由于特朗普手下的谈判代表们争执不休，这位美国总统现在可以愉快地亲自指导磋商过程了。但是他既没有知识，也没有耐心去深入探讨一个最严峻的挑战，即中国会以开放还是自主的方式追求实现其《中国制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创新计划。相反，美国将阻止大量中国投资，并要求在各个领域进行“有管理的贸易”。

如何理解特朗普的策略呢？首先，他宣称自己是一名保护主义者。请相信他的话。比起开放市场，他对关闭市场的兴趣更大。美国农业出口商正在认识到这一转变的危险，迫使得特朗普不得不加以安抚。由于美国60%的进口商品都是中间产品及其他材料，许多其他领域的美国企业也感到担心。

特朗普看待双边贸易赤字，就像商人看待负值的净利润：就是亏损。对于一个政策观点“变化不定”的人来说，他对双边赤字的憎恶惊人地一以贯之。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不同意他的观点，但特朗普说了算。于是，中国、日本、墨西哥、韩国和德国都上了他的名单。

就特朗普与其支持者之间的联结来说，贸易是根本。还在竞选的时候，他就发现贸易、墨西哥隔离墙和移民问题提供了一条情感纽带，将他与那些心怀不满、怨气冲天的选民联系在一起。特朗普的可信度要靠继续强调这些话题。

他的贸易象征主义侧重于传统制造产品，特别是钢铁、铝和汽车。与规模大得多的服务业所提供的东西不同，这些产品是人们看得到、摸得着的。

特朗普还需要与那些被他不断指责的前任们决裂。在伊朗问题上推翻奥巴马(Obama)的协议，在朝鲜问题上决定与金正恩(Kim Jong Un)直接会晤，遵循着同样的逻辑。

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认为，凭借保护主义和有管理的贸易，特朗普政府很容易在国会上赢得民主党人的赞成票。我却怀疑民主党议员们正忽悠特朗普政府推行保护主义，等到某项协议需要表决时，他们就可以津津有味地指责特朗普未能有力地保护国内产业。

最后，特朗普认为边缘政策、甚至是谈判破裂对他有利。他觉得自己可以用影响力、出其不意和威胁来迫使对手让步。遇到那些涉及到多个关联方和参与者的复杂问题，这种策略就比较危险了。比如在对中国的中兴通讯(ZTE)实施贸易制裁问题上，特朗普朝令夕改，暴露了他在安全、供应链和长期技术优势等问题上的混乱。

再细看他是如何实施他的策略的。他与韩国重新谈判的一项协议强调了美国在汽车和钢铁配额上的表面获益；另一项措施限制韩国的电器出口。这些调整甚至不需要经过国会批准。其经济影响只会提高美国的成本。

同时，有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争论也让人想起了苏联中央计划时期。谈判人员投入大量时间，只为了确定汽车供应链上众多生产环节所投入材料的采购来源，以及各项生产活动的工资水平。即使墨西哥和加拿大最终被迫屈服，这三个国家也会在根本问题上展开激烈争执。

欧盟大概可以通过接受钢铁配额、购买液化天然气和削减汽车关税使特朗普消停下来。或者，欧盟也可以捡起被美国丢掉的旗帜，带领全球为21世纪经济制定新的标准和规则。欧盟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协议可能涉及不断演变发展的服务业、数据保护和高端农产品的原产地标志。

近20年前，美国发挥带头作用，通过促成各种双边及区域性自贸协定，为未来制定了规则，这些协定有助推动中国和世界贸易组织(WTO)走向现代化。但特朗普抛弃了这一策略。他，连同美国，将成为输家。

本文作者曾担任世界银行(World Bank)行长、美国贸易代表、美国副国务卿

译者/何黎

特朗普(Trump)政府的高级贸易官员之一将在下周访华，进行新一轮磋商。中美之间的贸易紧张仍在持续。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周五报道称，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将于6月2日至4日访华。

宣布此次访华之旅时，中美这两个相互竞争的超级大国、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还在持续地就贸易问题互相发出威胁和做出让步。

中国在上周二宣布自7月起将乘用车关税从25%下调到15%，此次减税被认为是在中美进行更大的贸易谈判期间安抚特朗普的举措。双方正接近达成一项交易，以解除对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ZTE)的制裁。

但在周三，特朗普的举措再次加剧紧张局势，他指示罗斯着手对进口汽车发起一项调查，此举引起了广泛谴责。

罗斯参加了今年5月初访问北京的美国贸易代表团。

译者/徐行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找到了一把新“工具”。它具有破坏性，且往往产生反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吸引眼球，令人印象深刻，而且他决意使用它。在特朗普加征高额钢铝关税的威胁已经让美国贸易伙伴忙于应对的时候，美国总统如今又提议对汽车采取同样的措施。

特朗普拟议征税的理由是荒谬的。但是，假设他真的落实下去——他在贸易方面的叫嚣通常比落实到行动上的更凶——荒不荒谬都会造成一样巨大的破坏。各国政府如今不得不考虑如何应对，其中有些国家的处境将比其余国家更加艰难。不过，有一件事现在很清楚。向特朗普做出永久性贸易让步以换取暂时关税豁免不会让他罢手，只会鼓励他变本加厉。

像威胁对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5%和10%关税的措施一样，特朗普以进口汽车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风险为由提议征收汽车关税。只有美国与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处于战争状态或陆海边界都面临封锁时，美国实现汽车自给自足才说得通。但特朗普已经注意到，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征关税让他可以在不受国会太多限制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国会对此愁眉不展，但没有采取多少行动来阻止他），而且还可能巧妙地利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一个法律漏洞。

的确，在美国围绕贸易和投资（尤其是就与中国的关系）的辩论中，国家安全已成为一个关键因素，但围绕该如何切实推进国家安全并无共识。值得赞扬的是，国会中许多人士比特朗普更加头脑清晰。国会议员批评特朗普就中国电信集团中兴通讯(ZTE)与中国进行交易，这是对的。在因被指控向伊朗和朝鲜出售敏感技术而被禁止与美国企业进行业务往来后，特朗普正在尝试让中兴恢复业务。

对于特朗普而言，国家安全只是其因信奉重商主义而加征关税的又一个借口。对美国地缘政治利益的清醒评估未被考虑在内。完全意识到这一点的北京方面，似乎正在利用这一点，主动提出象征性地购买一些基本大宗商品，以换取可以继续接触到美国的高科技行业。

即便从重商主义的角度看，汽车关税也站不住脚。美国汽车产业的供应规模可以满足国内市场的一半多一点，此外就没多少多余产能了。不管怎样，供应链的国际化使得美国汽车公司和汽车生产的概念变得模糊。在美出售的约四分之一的轻型汽车由在美国经营的外资汽车公司生产。美国约一半的进口汽车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其中许多来自美国汽车公司，或使用美国生产的零部件制成。

就目前而言，在贸易领域的这种疯狂行为可能是经过谋划的，可能是为了设法迫使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当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重新谈判中作出让步。如果NAFTA之外的出口商适用的2.5%的汽车关税突然上升10倍，那将使放任NAFTA解体的代价大大增加。

但到目前为止，加拿大和墨西哥（以及美国的其他大贸易伙伴）应该已经意识到对特朗普让步只是徒劳。拒绝被威吓可能需要巨大的勇气。但最好坚持到底，而非屈服于在特朗普离任后还要长久存在的各种扭曲世界经济的政策。

译者/何黎

近日中美达成经贸谈判联合声明后，不同人群基于不同立场和看问题的角度，做出不同评价，这是很正常的。但认为中国输了这场谈判的人似乎占多数，这其中，包括原先被官媒鼓动起来的、期望中国政府对谈判持强硬态度的国内民族主义者和民粹派，他们看到这个结果后，认定中国政府在谈判中做了重大让步，于是失望情绪溢于言表。

正如一些学者所说，中美贸易战乃至中美关系本身，本来不应该是目前这个样子，对此，中国高调的民族主义宣传要负很大责任。以《环球时报》为代表的官媒天天宣扬中国已经强大起来，可以傲视群雄，不把美国放在眼里，这无疑刺激了美国尤其美国鹰派的神经，觉得再这样下去，美国很快就会沦为二等国家，世界秩序将由中国主导。而在美国对中国祭起301调查大棒以及制裁中兴后，官媒以及某些官方和民间学者，又频频向美国放狠话，鼓吹中国要坚定地和美国打贸易战，宣扬中国必赢，将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激发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官方也只能对美国强硬表态，“奉陪到底”。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这场贸易战是官媒和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点燃或引起的，这么说有本末倒置之嫌，将因果颠倒了过来，但中国的民粹和民族主义情绪确实与此有很大关联，至少是一个重要的间接因素。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旦鼓动起来，就会制约官方政策的调整和妥协空间，使得官方在对外事务中处理一些棘手难题，特别是事关国家领土主权和重大利益关系的事情时，只能奉行以强硬对强硬的策略。因为一旦中国政府表现看起来“软弱”一点，会遭到国内舆论的讨伐和不满。如此一来，事情就很容易失去某些解决时机，进而使问题更加恶化。

那么，中国社会的爱国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三股情绪（其实是一股）是怎样被调动和激化起来的？追根溯源，是执政党有意识地向民众倡导和灌输的结果。自从人类进入民族国家状态，有明确的民族意识后，每个国家的政府和执政党都在有意无意，或明或潜地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理念去引导大众，即使如美国，以移民著称，大众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是存在的，只是方式和手段不同而已。所以，有民族主义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关键是民族主义的限度。

世界上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将民族主义是控制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国家并不将治国的理念和政策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上，政权也不靠民族主义赢得合法性。它们的合法性是民众的选票即民主，纵然，一些政党和候选人在竞选时，会打民粹和民族牌，特别是最近几年这个现象在西方国家也很明显，可总的来说，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没有成为这些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社会特别是知识界对民族主义充满警惕。

然而，中国和多数国家不同，执政党是将自己的统治诉诸于大众的爱国和民族热情。中国近代以来受压迫和贫穷的历史，同眼下的崛起形成鲜明对比，常被执政党用做历史选择其执政的最强大理由。当今领导人就强调：“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使命，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尽管执政党成立时，是以国际主义为自己使命的。

为什么执政党要将自己的统治建立在民族主义而非共产主义的根基之上？原因很简单，作为正宗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经历过改革开放前的一系列折腾，尤其是在文革中破产了，在大众中丧失了吸引力，就连执政党的广大党员，都不相信这套学说和理想。虽然执政党在自己的旗帜上一直不曾放弃共产主义，甚至在某些时候还会加以强化，比如当前，但官方也清楚，共产主义不过是一个高高形塑的牌坊，真要拿它治国理政是不行的。在正统意识形态丧失了对中国社会的解释力和影响力后，执政党就必须寻求替代者。于是，带有历史意识的“强国富民”的民族主义理念就成为执政党新的合法性所在。

以民族复兴为主要内容和目标的“中国梦”是“强国富民”的现代版。中国梦所包含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故事”“中国声音”“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等无不洋溢着强烈的民族特性，代表着中国强大起来的民族利益。所以，当领导人宣称，“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复兴”的目标，对内以“人民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同意不同意”为标准，对外“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再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让大众满意和高兴了！可以说，“十九大”就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宣言书，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高峰。

然而，这种出于合法性焦虑而过度张扬的民族主义虽然刺激和满足了大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虚荣心，但也使得他们高估了国家的实力，事实上，不仅仅是一般民众，甚至官方也可能对中国的国家实力做了错误评估，从而在国际上高调行事，给很多国家的人民造成一种“霸道”的印象。这就是最近几年中国外交磕磕碰碰，和周边国家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原因。

客观而言，中国总体的国家实力在近十多年确实有大幅增长，在中美贸易战中，如果换了其他国家，可能是没有底气同美国抗衡的。但相对美国，无论是总体实力，还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的单个力量，中国的差距都很大，可是在民族复兴的高调下，人们尤其是大众看不到或不愿看到这一点，总以为中国即将或已经和美国平起平坐，可以“叫板”美国了。现在经过这次较量，虽然不是说把中国打回原形，但让全民知道了和美国的差距。预计接下来官方可能会在对外关系上放低姿态，约束一些官媒不着边际的“胡吹”。

但仅有这点改变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民族主义的治国理念和政策是否会被放弃。如果在这一根本问题上得不到改正，作用不会很大，因为大众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已经深入骨髓，他们只会把官方的做法视作在美国霸权压迫下的“软弱”，要求官方强硬，如果官方不想失去他们的支持，只能又回到强硬路线上来。中兴和联想事件就印证出大众高亢的民族主义情绪。

因此，要化解民族主义对中国发展带来的几乎是宿命般的难题，只能是重启政治改革，没有别的办法，将执政党的统治建立在大众政治参与的基础上。当大众在政治参与中获得了满足感（当然这种满足感是相对的），他们就会形成对执政党的认同甚至支持。这样，执政党就无需把合法性诉诸于张扬他们的民族情感了。

大众政治参与是一个广泛的议题，包括选举，也包括对公共事务和社会治理的参与。我知道在当下的政治气氛下，不要说民主选举，连一些最初级的社会参与都不大可能，但如果执政党真的要想使自己的统治长治久安，民族复兴的使命在自己手里实现，就必须创造条件，宜早不宜迟地开启政治改革，即使现阶段不宜大面积推开，至少也要表示出愿意推动政改的姿态来。而无所作为，拒绝政改，一再贻误时机，终将会给民族国家和人民带来祸患。

（注：作者是独立学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特朗普政府对进口汽车展开国家安全调查，这可能会为美国对来自欧洲和日韩的进口汽车征收新关税扫清道路，并导致全球贸易紧张严重升级。

周三晚上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表示，他已经指示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援引1962年的一部贸易法的“232条款”(Section 232)，着手对进口汽车、卡车和汽车零部件发起调查。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决定对钢铝征收关税的依据也是这一国家安全条款。

在发表声明的同时，罗斯表示他已经展开了调查。“有证据表明，数十年来，来自国外的进口产品侵蚀了我们本国的汽车行业。”罗斯说，“商务部将进行全面、公正和透明的调查，确定这些进口是否正在削弱我们本国的经济，并可能危害国家安全。”

特朗普在当日早些时候发送的推文预示了这一举措：“很快我们伟大的美国汽车工人就会听到一个大新闻。在几十年来被其他国家抢走你们的工作以后，你们已经等得够久的了！”

周四日本和韩国汽车制造商的股价应声而跌。亚太地区早盘中，丰田汽车(Toyota Motor)下跌2.3％，日产汽车(Nissan Motor)下跌1.2％，本田汽车(Honda Motor)下跌1.8％。在首尔，现代汽车(Hyundai Motor)下跌1.4％。

一个代表在美销售外国品牌汽车的经销商的行业组织表示，这一举措将伤害美国的消费者，以及一个数十亿美元的行业。美国国际汽车经销商协会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科迪•勒斯克(Cody Lusk)说：“把汽车进口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将给美国的消费者、经销商和经销商员工带来一场自己造成的经济灾难。”

虽然发起“232调查”并不一定会导致征收关税。调查本身可能需要数月时间，最终调查人员会向总统提出建议。但发起“232调查”几乎肯定会招致欧盟的愤怒回应，目前欧盟已在考虑要对美国征收钢铝关税发起报复。美国单方面加征关税几乎一定会受到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质疑，并导致美国的贸易伙伴的进一步报复动作。

欧洲的一名官员表示：“这令人震惊。进口汽车怎么可能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这是公然的保护主义。”

译者/徐行

根据以去年数据进行的推算，自上月华盛顿方面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ZTE)销售零部件后，这家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估计已损失了逾20亿美元的收入。

尽管北京和华盛顿方面据称即将达成一项交易，以暂缓几乎摧毁中兴通讯的美国制裁，但对这家中国电信企业的前景预测造成的损害可能会持续下去，因为供应商和客户在供应链方面的决策通常是较长期的。

中兴通讯报告，2017年全年收入为1088亿元人民币（合170亿美元），或平均每月14亿美元。美国政府认定其违反了针对朝鲜和伊朗的制裁令后，约6周前开始实施不得向中兴供应零配件的禁令，可能使该公司损失了逾20亿美元的收入。

投资银行杰富瑞(Jefferies)驻香港分析师李裕生(Edison Lee)表示，尽管客户不太可能选择更换供应商，但鉴于订货有一定的时间提前量，购买中兴手机（美国市场的第四大手机品牌）的美国电信营运商可能已开始制定后备计划。不过，他补充说，如果制裁很快被解除，中兴应该能恢复其业务关系。

这家电信集团已成为美中两国贸易边缘政策角力的筹码。该集团昨日拒绝就潜在损失置评，也不愿就其深圳工厂是否恢复生产置评。

上周末，该集团的前景有所改善。之前有消息称，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助手正就一项交易进行谈判，他们提出中兴以调整管理层并支付巨额罚款换取美国解除对其制裁。中兴曾在去年被美国罚款12亿美元。

不过，中兴的未来仍充满不确定性，由参议员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牵头的美国国会共和党人起草了一项议案，以阻止白宫拯救中兴的努力。此举突显出，对于特朗普总统在美国贸易逆差等问题上与中国发生冲突，共和党内部的怀疑态度日益加深。

中兴的股票于4月17日停牌，并关闭了部分业务。此前中兴是中国最大的上市电信设备制造商，全球雇员人数达7.5万。

在可能达成交易的消息传出前，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上周前往中兴深圳总部，发现工人们在工厂外闲逛。当地食品供应商表示，该地区的业务量减半。中兴员工表示，管理人员、软件工程师和高级技术支持人员当时仍在职。

分析师表示，如果禁令被解除，将标志着美国硬件供应商取得胜利，他们需要进入中国市场来保持全球竞争力，并因中兴成为谈判筹码而感到不安。

“（中兴能否继续生存）关乎美国电信行业的商业利益，这就是特朗普总统愿意达成妥协的原因……它不仅影响到美国的就业，也影响到美国企业筹集研发资金、保持技术领先优势的能力，”李裕生说。

分析师说，只要美中两国不能就中兴问题达成协议，美国企业所承担的成本就会继续累加。

刘心宁(Xinning Liu)、韩碧如(Lucy Hornby)北京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周三似乎质疑与中国谈判的贸易协议的条款，暗示按照目前形式可能难以谈成。

美国总统一大早在Twitter上写道，尽管谈判“顺利推进……但最终而言我们很可能不得不对（这个协议）采用某个不同的架构，因为这将很难谈成，并在谈成后核实结果。”

华盛顿和北京方面近日接近达成一个交易，特朗普政府周日宣布，搁置对高达1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征收关税的计划，而中国承诺增加对美国农产品的进口。

白宫还正在就解除对中兴通讯(ZTE)的制裁谈判一个协议，这家总部位于深圳的集团被指向伊朗和朝鲜出售敏感技术，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把美国放过中兴列为整体贸易协议的一个条件。

特朗普政府在中兴问题上立场放软，已引发国会共和党人的愤怒，其领头者是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他周三在Twitter上表示，他已“敦促（总统）跟着他自己对中国的最初直觉走，并听取他领导的行政当局内部某些人的意见，那些人明白，听起来不错但构成长期危险的短期贸易协议是糟糕的协议。”

鲁比奥补充道：“我不明白他们如何能够推动达成让中兴继续在美国运营的协议。”

周二，美国总统指责中国是平壤方面对华盛顿再度翻脸的幕后主使，朝鲜的最新敌意可能导致特朗普定于6月12日与金正恩(Kim Jong Un)举行的被广为宣传的峰会被推迟或取消。

译者/何黎

中国下调汽车进口关税，或许是为了帮助福特(Ford)、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等美国汽车制造商，但最大的受益者可能将是德国汽车制造商。

Jato Dynamics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进口的汽车三分之一为德国制造，使德国领先于美国——美国制造的汽车在中国进口汽车中占比22%。日本占比五分之一，而拥有捷豹路虎(Jaguar Land Rover)和阿斯顿马丁(Aston Martin)的英国占比9%。

甚至从美国工厂销往中国的汽车中也有许多来自德国品牌，宝马(BMW)和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都从美国工厂出口大量豪华运动型多功能车(SUV)。

研究机构IHS的预测显示，宝马和奔驰今年将分别从美国向中国出口8.9万和6.5万辆汽车，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Tesla)将向中国出口1.4万辆。

伯恩斯坦(Bernstein)驻香港分析师Robin Zhu表示：“德国高端汽车制造商这样的主要对华出口商，是今天宣布的关税下调毫无疑问的赢家。”

当前25%的高额进口关税意味着，中国市场上占比更高的汽车是境内制造的，其中许多由国际汽车集团与中国国内生产商的合资公司生产。

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周二宣布，从7月1日起整车进口关税降至15%，汽车零部件进口关税降至6%，这是北京与华盛顿之间为避免贸易战而推动达成一项更广泛协议的最新举措。

宝马股价当天上涨2.6%，梅赛德斯-奔驰的所有者戴姆勒(Daimler)股价上涨1.5%。捷豹路虎所有者塔塔汽车(Tata Motors)股价上涨4%。

随着中国国内新兴城市中产阶级对豪华汽车的需求日益增长，中国蓬勃发展的汽车市场已成为许多高档和豪华汽车品牌的利润来源。

伯恩斯坦认为，受益最大的三个品牌是丰田(Toyota)旗下的雷克萨斯(Lexus)、捷豹路虎以及大众(Volkswagen)旗下的保时捷(Porsche)。

与宝马、奔驰和奥迪(Audi)不同，保时捷和雷克萨斯目前并不在中国制造。尽管捷豹路虎通过与雪佛兰(Chevy)合作制造了部分汽车，但中国市场的大多数捷豹路虎都来自该公司的英国工厂。

除了在斯洛伐克生产的卡宴(Cayenne) SUV，保时捷全部都在德国制造。数据公司Jato Dynamics的数据显示，中国去年进口的汽车约2.8%来自斯洛伐克。

不过，研究中国汽车行业专家邓凯(Michael Dunne)表示，即便关税下调，进口汽车的价格仍将比中国境内生产的汽车高三分之一左右。他表示，此举对豪华车格外有利。

“保时捷、特斯拉和宾利(Bentley)将比以前更高兴（或者不高兴程度降低），”他写道，“但像雪佛兰、日产(Nissan)和大众这样的大众品牌，将无法与它们已在中国境内制造的产品展开竞争。”

此外，几乎所有汽车制造商都已在中国建立工厂，而且将不会想从这些工厂转移投资。

伯恩斯坦的Robin Zhu表示，进口商的利润率可能会提高，因为并非所有的关税节省都将以价格下降形式传递给消费者。

他表示：“7月1日这些关税下调对进口零售价格的实际影响可能远低于8%——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要相信这一点似乎并不难。”

他还表示，进口汽车价格下降可能也会给本地生产商带来降价压力。

周二的这一举措也标志着上月中方发出的、对美国出口至中国的汽车再加25%关税的威胁出现重大逆转。

之前曾有猜测认为，中国如果真的对美实行了更高的关税，将迫使宝马、奔驰等公司将部分车型的生产从美国转移至中国。特斯拉目前也在探讨在中国开设一家工厂。

译者/何黎

中国将削减乘用车的进口关税，这似乎是中国在中美贸易争端中做出的第一波让步之一。

新华社周二表示，从7月1日起，这一税率将从目前的25%下调至15%。

新华社援引中国国务院的消息。上月，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一名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将“尽快”削减进口关税。

此次减税似乎是中美两国为避免贸易战而谈判的一项更广泛交易的一部分。双方正接近达成一项交易，以解除不得向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ZTE)出售美国组件的禁令。

虽然15%的税率较当前水平有所降低，但以国际标准衡量，这一关税税率仍然较高，尚不清楚作为交易的一部分，该税率最终是否会进一步降低。美国谈判代表一直在要求中国把汽车进口关税降至美国水平，即2.5%。

在这一消息公布后，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BMW)和大众(Volkswagen)股价在早盘分别上涨了1.5%和0.8%。

译者/何黎

美国和中国正接近于达成一项对中兴通讯(ZTE)解除美国零部件禁售令的协议，这将消除一个凸显出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盘根错节商业关系的争议性问题。

获悉这项可能协议的相关情况的人士表示，美国商务部将允许中兴恢复采购美国零部件，条件是中兴需要大规模调整高管团队，并要再支付一笔巨额罚款。《华尔街日报》(WSJ)首先报道了这项拟议中的和解。

在美国的制裁近乎摧毁中兴后仅数周，白宫尝试拯救这家中国电信设备公司，这是特朗普(Trump)政府在威胁要对15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关税后缓和美中贸易紧张的更大举措的一部分。

这一突然的缓和之举激怒了一些强硬派人士，包括特朗普政府内的一些人，他们抨击温和派为了迅速达成协议而牺牲了就一些长期以来引起美方不满的问题向中国施压的机会，其中包括中美之间在具有战略意义的科技上日趋激烈的竞争，中兴就是一家重要的战略性科技企业。

去年中兴同意支付12亿美元罚款，就美国对于其违规在伊朗和朝鲜开展业务的指控达成和解。该案是由奥巴马(Obama)政府发起的。后来，特朗普政府指控中兴违反了和解协议的条款，对中兴实施制裁，导致这家公司陷入瘫痪。中兴未立即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译者/徐行

法国警告称，美中贸易协议绝不能损害欧盟(EU)利益。欧盟方面正寻求豁免美国计划自下月起开征的钢铝关税。

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上周六宣布暂停对中国输美钢铝征收关税后，法国外交与欧洲事务部国务秘书让-巴蒂斯特•勒穆瓦纳(Jean-Baptiste Lemoyne)表示，法国乐见美中紧张关系出现缓和的迹象。

但在接受采访时，勒穆瓦纳警告称，美中关于削减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联合声明还很“含糊”，说明是一项“保全颜面”的举措，欧洲领导人应对此保持“警惕”。

“好消息是双方忍住了没打贸易战。”勒穆瓦纳告诉英国《金融时报》，“现在我们必须看一看影响，我们要当心这不会转变成针对其他国家产品的竞争扭曲。”

他说，中国承诺增加对美国农产品的进口，这“并不是什么巨大的让步”，因为凭借人口状况它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很大。

这些话凸显出，特朗普政府威胁要向其西方盟友征收关税以削减美国贸易逆差，这让美国的西方盟友感到不安。欧盟各国领导人依然未向美国低头，称美方必须先无条件永久撤消威胁将于6月1日实施的钢铁关税，而后欧盟才会就欧美双边贸易展开更广泛的谈判。

勒穆瓦纳说，只有在确保欧盟永久性豁免美国关税以后，欧盟才会解决特朗普的贸易关切并答应致力于改革世界贸易组织(WTO)。

今年3月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表示，欧盟不会在“有一把枪指着我们的头”的胁迫下进行贸易谈判。但欧盟的团结受到了考验，德国热切希望避免贸易争端，担心争端会影响德国的汽车出口，法国则主张对美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勒穆瓦纳表示，欧盟要“努力实现策略上的协调一致”，克服“不同经济结构导致的细微差异”，以维护其作为世界最大贸易集团的“主权”。

欧盟各国外交部长和贸易部长周二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谈，勒穆瓦纳警告称，欧盟必须决定是想“继续逆来顺受，还是赢得尊重”。

勒穆瓦纳表示，在欧洲怀疑论甚嚣尘上、欧洲议会选举将于一年后举行的今天，表明立场对欧盟尤为重要。

参会的部长们表示，欧盟将诉诸其作为美国历史“盟友”的身份。但勒穆瓦纳警告称，“盟友不是附庸。”

过去一年，欧盟有理由感觉受到美国的伤害。除了对钢铝采取的行动，特朗普还决定退出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并重新对与伊朗有商业往来的企业实施制裁。去年特朗普还退出了联合国(UN)在2015年达成的巴黎气候协定。

勒穆瓦纳表示，在贸易问题上，欧盟寻求复制马克龙在伊朗问题上的策略。为了挽救最初的那份伊朗核协议，马克龙表示愿与特朗普共同努力与伊朗达成一份更全面的协议。

勒穆瓦纳表示，世贸组织的运作已不再良好，因为决定必须得到成员国一致通过，世贸组织已陷入瘫痪。他表示，欧盟也已经准备好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美国讨论“自愿合作”。

“我们为美国提供一个积极的议程，来解决根源并不在欧洲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他说，“我们认为答案是进一步推进多边主义，但是是一种更有效的多边主义。”

译者/徐行

——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特点

经过后危机时期多年下行调整后，2016-17年中国经济增速止跌企稳并小幅回升，今年前几个月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显示中国宏观经济具有基本面优势条件与增长韧性。同时也要看到，经济增长内在潜力有序释放仍受到体制机制不完善因素制约，国际经贸与金融环境存在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巩固宏观经济企稳回升走势并推动形成内生增长新景气局面仍面临不少困难。在肯定宏观经济积极向好条件同时，也需适当关注稳中酿变因素并防范可能出现稳中生变局面。

经济走势稳中有进

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从上年3.2%上升到3.8%，达到2011年以来最高增速，年度0.6个百分点提升是2010年以来全球经济最大年度增速提升。去年全球经济增长又一亮点，是出现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同步增长回升的形势：去年发达经济体整体经济增速从2016年1.5%上升到2.3%，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从4.4%上升到4.8%。

2016年中国内需较快增长推动宏观经济止跌企稳，并对全球经济增长做出明显贡献。去年全球经济同步增长环境下，中国经济增速出现2010年以来第一次显著回升，实际GDP增速2016年6.7%提升到2017年6.9%。今年1季度，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6.8%较快增速，消费物价和工业物价指数分别维持在2.1%和3.1%比较平稳水平，宏观经济呈现稳中有进良好走势。

中国经济近来呈现企稳向好形势得益于多方面因素。首先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较快增长，2012-2016年间中国居民消费平均实际增速约为8.0%上下，小组高于同期GDP实际年均增速。同期零售实际增速约为10%，比GDP实际平均增速高出近3个百分点。去年消费占总需求比例有所回落，未来消费相对贡献作用变动需要关注，不过总起来看消费比较稳健增长在本轮经济下行调整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增长作用。

其次是固定资产投资与工业增加值增速经过多年下行调整后出现止跌企稳与温和回升走势。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从2016年上半年低谷5%上下回升到近来10%上下，考虑投资品价格指数变化的投资实际增速从一度为负值回升到最近5%左右。工业增加值增速从早先两位数逐步回落到2015年底和2016年初不到6%，近两年逐步回升到6%和7%之间。在重工业及相关部门中，发电、煤炭、货运量近年企稳回升。新兴产业较快增长显示增长动能结构积极变化。如近两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保持20%-30%上下高速增长，集成电路产量增速在20%上下，工业机器人利用爆发期产量增速达到40%-50%上下。

再次是外贸出口经过2015年后近两年罕见下行调整后，随着外部环境改善从去年开始较快回升。2018年2月出口规模2409亿美元，超过2015年2月历史最高值2355亿美元。2016年工业利润由负转正比上年增长8.5%，2017年增长21%，是2012年以来最高一年。近期宏观经济企稳向好的走势，显示中国经济基本面优势条件和面对深度调整冲击的增长韧性。

近年宏观政策特点

十八大以来中国决策层改进创新宏观调控政策，对宏观经济近来出现企稳向好形势发挥了积极作用。不同于比较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主要采用财政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宏观经济，对近年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政策需从较多维度观察理解。

首先是供给侧结构改革政策。2015年底以来中国最高决策层提出并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推进各个方面经济政策的主线。近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重要内容取向，是通过结构性调控和改革手段化解经济深度调整期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因素，客观具有宏观调控政策含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内容涵盖“三去一降一补”，即减少过剩产能、减少过量库存、减少过高杠杆、降税减费、补齐供求短板等等。例如去产能政策实施结果，使得2013-17年累计退出钢铁产能1.7亿多吨、煤炭产能8亿吨，安置分流职工110多万人。

其次是金融监管政策。观察近年中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方针定位与实施内容关系，需结合同期金融政策具体内容指向才能得到较好理解。近年金融政策包含多重目标，除了支持实体经济融资需求、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改进金融体系结构，还有一个重要目标是防范化解早先经济扩张刺激时期遗留以及近年新生的金融风险以维护金融稳定。为此政府有关部门持续控制“表外融资和企业债”与“理财产品”等第一代影子银行业务，使二者同比增速分别回落到约6%和零增长。近来对2014-15年较快扩张的“资管”与“同业”等第二代影子银行业务年加大政策监管力度，有效遏制住其快速扩张势头。

再次是稳健货币政策。针对外汇储备停止趋势性增长派生的货币政策环境阶段性变化，央行创新采用“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抵押补充贷款”（PSL）等政策工具实施基础货币投放，同时利用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多次降息降准，力求兼顾为经济运行保持充足流动性与降低宏观杠杆率以控制金融风险的多重目标。2012年4月到2015年11月六次降息，一年期贷款利率从6.25%下降到4.35%,同期一年期存款利率从3.5%下调到1.5%。2011年12月到2016年4月七次降准，大型机构法定存准率从21.5%调到17%，中小机构从19.5%到15%。

在上述货币金融政策作用下，中国社会融资总额增速在退出四万亿刺激政策后趋势性下降，近年保持在13%上下水平，但是今年1季度降到接近10%低位水平。社会融资增量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突出表现为银行信贷所占比例较大幅度回升，从2011-2013年51%-57%上升到过去两年70%以上，今年1季度该指标值达到81%，与此同时各类影子银行业务所占比例不同程度下降。广义货币M2和信贷增速近年大体保持在12%-15%，但是去年以来广义货币增速显著下降，伴随用3个月Shibor利率衡量的短期流动性趋紧。在这一背景下，央行决定4月25日再次降低存准率，大型机构和中小机构法定存准率分别降到16%和14%。

最后是积极财政政策，在近年深度调整期对稳增长发挥重要作用。2011年以来中央财政预算内赤字从5000多亿元增长到近年2万多亿元，财政赤字GDP比例从2011年1.13%上升到2017年3%。2018年中央预算内财政赤字规模不变，赤字率下降，体现边际降低赤字相对规模政策意向。积极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结合的另一重要内容，是2015年“国务院决定用3年左右时间置换14.34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存量债务”。2015-2017年发行10.9万亿元置换债券与约4万亿元地方新债，兼具化解金融风险与积极财政政策双重效果。

仍未走出调整阶段

中国经济增速从2007年14.2%新世纪峰值回落已有十余年，自2010年达到后危机时期10.6%峰值进入增速减缓期也已有七年，虽然2016和2017年经济增速止跌企稳与小幅回升，然而经济运行仍未根本摆脱减速下行压力。巩固经济稳中向好走势并推动经济走出下行调整阶段，都还面临一系列制约因素和困难。

受体制机制等方面因素制约民间投资增长动力不足。经验数据显示，资本形成特别是民间投资增速下降是后危机时期整体经济增速减缓的关键变量。虽然近年市场驱动的投资减速有多方面原因，包括某些部门产能过剩调整周期性因素影响等等，民间投资不振与一些体制政策不完善因素制约投资增长有关。例如行政垄断供地体制不利于房地产投资，控制大城市增长政策取向对投资客观上产生抑制作用，某些部门准入和投资管制政策抑制投资，针对民营企业投资设置的行业壁垒仍未消除不利于释放有效投资潜力。

从增长结构看存在不利于经济保持企稳回升势头的因素。如去年净出口外需回升对经济增长贡献了0.6个百分点，考虑2016年外需减少拖累经济增长约0.4个百分点，2017年外需增长对总需求增长相对贡献了1个百分点，与库存投资一起对去年经济温和回升发挥了关键作用。今年外需增长条件虽然比2015-2016年显著改善，但是难以继续以2017年类似力度助推经济增长。

又如居民消费在本轮调整期整体较快增长，对经济增速阶段性回落时保持相对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由于经济增长多年仍未能走出调整阶段，早先助推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的阶段性积极变量作用逐步递减，2017年出现消费增长略微不及总需求增长情况。农民工年度增量从高峰时1000多万人下降到近年300-400万，城镇新增就业虽然不断创新高，但是净增就业从1365万人下降到约1000万人。

近年金融系统风险聚集状态未能根本扭转背后有多方面因素，如周期与结构调整通过水落石出效应导致银行坏账和违约增加，又如互联网带来提升效率技术手段同时给庞兹骗术渗透力扩大提供技术手段，个别典型案例显示体制不完善环境下权钱交易导致风险，还有在深层改革滞后与金融抑制背景下市场内生出所谓“金融创新”冲动不断扩张到新领域形成新风险聚集点。在经济未能根本走出增速减缓调整期环境下，如何协调防风险与稳增长目标关系也存在困难。

外部新风险因素

今年1季度全球主要经济体仍保持较快增长，然而全面观察外部经济环境也面临多方面变数。首先是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较快增长可持续性存在疑问。如2010-17年美国经济保持八年复苏增长，然而具体观察其增长实现机制，依靠宏观刺激政策特别是超宽货币政策拉高资产价格，并通过居民净资产价值上升刺激消费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增长模式随着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如何调整存在变数。欧央行目前仍维持目前每月300亿欧元购债，结束购债后仍将维持高度宽松货币政策立场，日本央行预计到2019年4月开始财年之前不会改变超级宽松货币政策。通过超常刺激政策支持较快增长可持续性存在疑问。

其次在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冲击下，某些新兴经济体面临汇市和金融风险。美联储2015年12月17日加息退出后危机时期实施的零利率政策，此后至今六次加息把基准利率上调至1.5%-1.75%目标区间，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年5月初在过去七年内第一次达到3%。美元指数从2014年下半年80上下，飙升到2017年初超过100峰值，虽去年回落到90上下，然而最近又出现上升势头。美元进入加息周期和汇率走强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基本面较为脆弱新兴经济体带来压力并形成新风险，目前阿根廷相关表现比较突出。

阿根廷经济多年受高通胀等宏观失衡问题困扰，近两年资本账户逆差大幅飙升派生比索贬值压力，过去半年前后比索对美元贬值超过三成，4月底到5月初贬值11%。为稳定形势阿根廷央行从4月27日到5月4日8天内三次加息，将基准利率由此前7.25%升至40%。5月上旬阿根廷与IMF磋商寻求援助。不仅阿根廷承压，今年以来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已贬值超过8%，自2017年8月以来已贬值13.9%，最近发生一周内暴跌6%情况。印尼、俄罗斯、南非、印度也不同程度遭遇压力。

还有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与中美经贸摩擦风险因素。特朗普上任后调整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今年以来接二连三制造经贸摩擦，尤其是依据301调查结果宣布将对中国500亿进口品加征关税及其引发的中方反制行动，使双边贸易战成为现实风险。5月中旬两国财经高官在华盛顿举行磋商，5月20日发布联合声明显示双方用磋商谈判解决争端取得重要进展，化解了6月份可能爆发贸易战的风险。不过中美经贸关系结构性问题难以很快消除，下一步落实两国框架性协议共识是否会节外生枝，美方是否会就301调查涉及非关税措施进一步挑起争端，仍存在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另外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与其他国家也频发摩擦派生风险。

应对稳中酿变形势

中共十九大提出“新时代”命题与提前实现现代化目标，标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演变。新时代中国发展目标更加多元，然而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落实新发展理念以保持经济较快增长，通过内政与外交政策措施有效组合维护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是保证中国成功实现提前建成现代化目标所要求的必要任务。

中国需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聚焦到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尽快实施关键领域新一代深化改革议程，为巩固国民经济企稳向好并为新一轮经济内生景气增长到来创造必要条件。在促进有效投资释放增长潜力方面，要加大城市建设用地行政垄断体制改革力度，增加土地供给灵活性和价格弹性，根治房地产泡沫并促进城市化过程中住房行业稳定增长。要进一步落实产权保护政策，放松制造和服务业投资管制，扩大制造和服务业对外开放，释放非国有部门投资潜能。即便对钢铁等行业也要在严控环保标准基础上放松投资准入，让市场决定合理产能与供给增加量。

面对外部环境尤其是中美经贸与整体关系的阶段性变化，需按照习近平主席在今年博鳌演讲要求加快实施进一步扩大开放举措，在更好满足经济发展新阶段国内消费者对高质量产品需求同时，使得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做出更多贡献。在诸多行业实施产业政策干预，是由中国发展历史背景塑造的体制转型期经济政策重要特征之一。广泛细密的产业政策干预在不少领域取得重要积极的成就，同时也对完善国内市场经济秩序和管理外部经贸关系带来新矛盾新问题。对新时代产业政策需要在审时度势总结评估基础上，有所坚持、有所取舍、突出重点、提高效率。

宏观经济政策特征是因时而变与相机抉择。目前宏观经济保持企稳向好态势，为推进防治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并实现中国官方今年经济增长目标提供了有利条件。对国内外宏观经济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又需在动态关注基础上适当调节有效应对。正如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指出的：宏观政策要“注重引导预期，把加快调整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同时“要推动信贷、股市、债市、汇市、楼市健康发展，及时跟进监督，消除隐患”。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根据笔者2018年5月17日在第十届中国国际钢铁大会演讲整理而成。）

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中国或许暂时逃过了美国的新关税，也避免了与美国开打贸易战，但随着美国国会加大努力防止中国掌握关键技术，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仍然面临进一步的限制。

周二，美国参议院的一个关键委员会开始就一项法案的最终细节展开谈判。该法案起草人表示，它将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权力，并加强对中国投资、特别是对科技公司的投资的审查。

美国出台上述举措之际，美国和中国上周末公布的暂时性贸易协议使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担心，特朗普(Trump)政府将放弃旨在阻止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并遏制其《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的关税措施和其他行动。

批评者认为，这有可能让美国成为中国事实上的殖民地以及原材料来源地，而不是高价值的21世纪产品来源地。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文首图）周一对国会表示：“中国的贸易谈判代表们回北京时肯定一路大笑。美国不能让中国继续窃取美国的生命线、我们的知识产权和藐视国际贸易法。”

美国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Senate Banking Committee)周二审议的上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法案，以及众议院审议的另一项法案，都得到了两党以及特朗普政府的支持。因此，预计今年夏天两项法案都会在国会获得通过。

该法案将赋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新的权力，使之有权审查房地产交易以及中国和其他外国投资者在小型初创企业中的少数股权投资。虽然该法案去掉了审查美国对外投资的有争议的条款，但它还要求政府起草一份新的在现有出口管制制度下要保护的新兴技术清单。

中国电信设备公司中兴通讯(ZTE)的命运一直处于最近美中谈判的核心位置。目前该公司因为与伊朗和朝鲜做生意而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律，而且还未能信守和解协议，正面临7年无法采购美国零部件的禁令。

在国会立法取得进展之际，美国财政部应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今年早些时候的要求，在对中国知识产权制度进行调查后，继续对中国投资起草单独的限制规定。

美国财政部一直在考虑一些选项，包括激活曾用来制裁伊朗和朝鲜等流氓国家的机制，或者宣布进入与中国在某些战略性行业投资相关的国家经济紧急状态。

但支持加大投资限制的人们担心，特朗普政府在软化立场，据美国财政部内部了解相关谈判情况的人士称，与中国的谈判以及美国国会就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法案展开的辩论，已经影响到了新投资限制的推进。

据美国财政部一位发言人称，美国财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周一与特朗普讨论了新的投资限制选择。

但一些人还认为，领导与中国谈判的姆努钦，不希望在谈判还在继续时公开这些选项。

“如果姆努钦的目标是谈判解决，那么那些可能实施的投资限制只有在真的实施之前才是他们最重要的筹码，”了解当前谈判的一位前美国官员表示，“一旦实施限制，就会出现新的现实……谈判将变得更为艰难。”

特朗普政府曾多次在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报告和其他文件中设想，崛起的中国将成为美国的经济对手，由于中国计划在10个关键行业获得全球领导地位的《中国制造2025》政策，美国将与中国进入一场生死存亡的创新大战。

特朗普利用这种观点证明其威胁对高达1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的做法是合理的，令人担心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即将爆发贸易战。

特朗普政府坚称，与中国的任何协议都会包括中国采取措施修改其知识产权法，同时不再强迫外国公司为获得中国市场准入而转让技术。

然而，支持更严格投资政策的人士担心，在特朗普集中注意力于可能达成的协议上时，他可能也会忽略通常得到政府支持的中国在美国重要行业的投资所构成的战略威胁。

“中国的外国投资战略主要是获取技术和知识，”智库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负责人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Atkinson)表示，“他们买下公司然后拿走技术。”

译者/何黎

华盛顿当地时间19日，中美就经贸磋商发表联合声明。看上去，贸易战不打了。

然而，不必大喜大悲，因为今日中国，更应当明白，忍痛易，忍痒难。

“搔着痒处”，“赢”了吗？

贸易摩擦已有几月，数次升温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今有了共同声明，不禁让许多人感慨万千。但其实，大喜过望并不至于，患得患失也不必要。

此份声明，虽有建设性趋势，并无细节性描述。许多人根据各种字眼揣测，有一定道理，但不宜过分，否则反而显得附会。

有些人则看出“忧虑”来。包括中国所谓的“退让”，特朗普的（又一次证明）强大精明。其实不然。纵观历史，几十年来，美国同他人打“贸易战”，无论与欧洲、日本、新兴国家等，最后基本上都是对手妥协，几无例外。而且究其细节，千万莫误以为因欧洲与其同仇敌忾、日本是其“小弟”、新兴国家没有实力等，才导致其纷纷“落败”。正相反，每次贸易战，双方都是开足火力，在政治、法律、经济上刀光剑影互不相让的。

就拿很多人一直印象中“软蛋”的日本来看，上世纪的日美贸易交锋，日本为捍卫自己国家利益，也经历了各种“强硬战”“冷淡战”“破裂战”。期间，美国曾签署对日出口到美价值3亿美元存储器征收100%的关税、单方面制裁日豪华汽车100%关税、5年内禁止东芝集团所有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同时对日木材、环境、纸张、电脑、电信、保险事实关税报复。印度也曾经以国内法来强横对抗美方知识产权保护等要求。最终，必须承认，美国强大的综合实力，以及运用“硬实力”“软实力”的战略战术能力仍旧有不可抗拒的优势。

因此，在摩擦与谈判回合中，“国家利益至上”寻求的不是绝对的“干掉”对方，而是力求“搔着痒处”，在本来条件下，自身利益最大化及损失最小化。

此次声明显示，前次美国代表团来华提出的一些“过分”要求中国并未接受，整体开放步伐与中国自身主动所求相一致。既非不痛不痒，也未让对方太痛太痒。

所谓“赢”，要把“赢”的定义搞清楚。立足自身，将目标定得合理，且达到甚或高于目标，即为“赢”。

“心痒痒”，“发达”了吗？

中国的忧虑却应仍然在。

就在4月，世界银行表示，迫于来自“美国的压力”，将提高世行给中国贷款的利率。

此事与贸易摩擦，实际都指向同一件事，那就是，美国等认为中国已不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国家”。因此，中国过去在国际组织中和国际上所担负的责任义务已经不足以反映现在的中国实力。

诚如当年日本也被美国指责“搭防务便车”，迫使其加强“大国责任”的付出。

反观中国，认为中国经济水平、购买力水平、技术水平等“超过美国”的说法也甚嚣尘上。大有中国已经“发达”了的感觉。

然而，虽然中国GDP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水平仍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6年我国人均GDP8123美元，居世界第68位，仅为美国(57638美元)的1/7；人均居民消费2506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平(5913美元)的1/2，仅为美国(36405美元)的7%；2017年我国居民消费恩格尔系数29.3%，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说明广大群众较大比重支出仍需满足吃饭穿衣等基本需要。

从被广受好评认为早已“超英越美”的基础设施看，目前我国基础设施人均资本存量只有发达国家的20-30%。西部省份和贫困地区交通、通信、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仍很薄弱。

至于中国的技术力量，中兴芯片事件相当有代表性。应该说， 现阶段整体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与发达国家比仍有相当差距。我国制造业竞争力很大程度上仍依靠易受外界经济冲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比重的90%以上，但只占世界工业制成品的10%左右，竞争力仍有待提高。

必须说，中国四十年高速发展，取得了惊人成就，但不可以偏概全，难以一概而论。总体而言，仍然是发展中国家，需要解决各种发展中国家需要解决的问题。

可以理解，从“一穷二白”的痛苦中，中国破茧而出，中国人都感到骄傲。但是，忍痛易忍痒难，不住的心痒痒为自己发展得“特别好”建筑出“泡沫”，不但不能止痒，反而可能中了他人下怀，成为下一个“痛点”。

“一时嘴痒”，“话语权”是这样吗？

不仅如此。

此次中美贸易“交恶”，并不在于中国实质上违反了自己签署加入的WTO协定。中国有否遵守协议条款，世贸组织有两套机制来保证成员合规，贸易政策评审机制和贸易争端解决机制都相当透明，倘若违规，必可从公开资料中找到，并可予以诉讼解决。

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奇迹”成为世界“奇迹”。中国也有意担负起大国责任，与全球共享自己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尤其鼓励支持发展中国家共同成长发展。因此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但是，社会上不乏一些声音，对于中国取得的成就盲目乐观，并且盲目自大，有些明确以美国等为主要“目标”的比较方式，显然也引起了美国等的重大关注。包括美国对《中国制造2025》提出反对意见，《国防安全战略》等将中国列为头号竞争对手等，虽然是美欧对我长期遏制战略中的必然，但这些“心烦技痒”恐怕也是导火索、催化剂。而反观美国，面对中国的崛起和技术升级，何尝不也是牙根儿都“痒”得很？

进入WTO对于中国有非凡的意义，使中国经济获得腾飞。但WTO等国际框架显然是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价值共识为基础的。因而西方难免诟病，中国在同意此共识的基础上获利，但却反过来想要破坏基础。这也是此次贸易战中美方指责中方的关键点。

其实，中国得益于改革开放，也得益于WTO，本身也愿意走向更加开放、包容，且一贯不存在侵略性意图，主张共享共治共赢，中国价值共识是在崛起过程中更注重和平、和睦，而非“打败”“称霸”等。

但是，在诸如“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战略中，大多数人在想办法做些踏踏实实的工作，为经济发展和睦邻友好提供更多服务。也有个别人在借机为己谋利，造成海外的一些误解。不仅不能为国家发展做贡献，反而起了反作用。

对于中国，实力越增强，国际环境的反应越是复杂，如果都在“技痒”，导致擦枪走火、兵戎相见，则斗则两伤，不仅对中美，对全球经济贸易都会有极大负面影响。

中国需要“话语权”，但绝不是要这种“一时嘴痒”。

不能“隔靴搔痒”“膝痒搔背”，改革亟需深化

中国发展至今取得亮眼成绩，是因为坚持改革、深化改革。

不需讳言，中国经济改革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面临着相当困难的处境。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三、四十年前的中国改革，尽管也有其困难之处，但从经济上看，百废待兴，改革的前途虽然难以预料，包袱却比较小。而时至今日，家大业大，每走一步，牵动着十几亿人的生活日常，每个人生活转变都有巨大的机会成本，更不要说机构、行业和国家。

但不改革又是不行的。全球都处于结构性改革攻坚期，谁能够率先完成结构性改革升级，就能够获得下一阶段的发展先机。而中国在四十年发展后，也面临经济总量的边际增加已经注定相对下降，而许多结构性扭曲将极大阻碍新经济动力的问题。中国既面临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周期问题，也面临自身特有的市场化管理水平不足问题。同时面对内外压力，需要内外兼修。

今年的两会期间，机构改革方案出台，可以说，已经明确表示了要深化改革的决心。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上每次经济环境的大变化，都必然伴随着政府服务管理思路的变化，因此也必然伴随机构改革的发生。

不得不说，改革不易。多年“成功”难免让人缺少改革动力。从房地产过去的调控历史看，“越调越高”大概就是因为政策历来都是在“隔靴搔痒”的缘故。至于过去证券市场总也整治不好，内幕交易猖獗公司治理混乱总也整治不好，金融机构表外资产扩张总也理不清楚，地方债杠杆几何总也理不清楚，监管套利总也越管越多，货币从来“没放水”却总是越管越多，也不过都是“膝痒搔背”的缘故。

而这一切，恐怕都是我们“心太痒”，总只想在规模上“争第一”的结果。

现在我们正其义，把扩大规模“做大”不再放在首要或者唯一位置，而是要“对标高质量发展”，加强监管、梳理市场、提高治理能力，来“做强”。这才是应有之义。

外面的世界虽然又大又美，但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只“心痒难耐”，更不能“虱多不痒”。我们要的是稳扎稳打，战胜自己。

忍痛易，忍痒难

双方即使交战，结果总还是要谈，这是必然。因此，微笑即可，此不至于大喜过望之缘故。

而特朗普团队前期发生科恩辞职事件，后期内部意见发生分歧。中国已经阶段性取得能够取得的较好境遇。此不至于大患得患失之缘故。

有人说，中国最困难的时期也能够自行研制出“两弹一星”，也能够让美国人重回谈判桌，现在区区贸易摩擦，区区芯片制裁，又算得了什么？

此话差矣。

人生耐贫贱易，耐富贵难。中国在发展之初，需要考虑的更多是单向性问题。而当国家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央，需要担负起更大、更重的责任，需要面对更复杂、更紧迫的风险，也需要更谨慎、更综合的考虑和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有人说，中国人靠着自己勤劳勇敢打下一片天，人口红利创造了世界奇迹，要什么市场化改革？要什么市场开放？

此话差矣。

安勤苦易，安闲散难。人民生活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人民衡量幸福的标准在提高，人民获得满足感的内容在丰富。还想用单一的管理方式和服务提供，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发展和人民需求了。

有人说，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全球第一，我们的综合实力现在也非常的强，我们应该倾尽国家之力不惜一切代价做很多事，以取得成功。

此话差矣。

忍痛易，忍痒难。

我们的实力提升，并非一朝一夕之力，我们要珍惜自己的得来不易，也需要把力量用在刀刃上，让国家和民族有更好的发展，让现有资源的利用和使用更有效率，让我们这几代人的努力可以为未来十几代、几十代人的生活奠定繁荣强大的基础。我们是不怕“亮剑”，但不要因为叶公好龙式的“技痒”而亮剑。

贸易战本身，以及贸易战中的大豆、飞机、芯片等“热点”商品，都能够带给我们更多关于国家经济运行以及深化改革的思考。

从近期某IT企业与不知对手为谁的“超级大战”则能够看出，中国市场化改革亟需进行。企业究竟应该在市场中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企业觉得市场中的消费者在“黑”自己是否有道理？这些年，被国家和民众“捧”到“巅峰”的企业家，却对市场上的民众、投资者、消费者等大发雷霆大声咆哮大骂出口不在少数。从最终结果看，他们都曾经是“市场化”甚或“自由化”的代言人，但当他们从这种半“自由化”半“垄断”机制中获得利益，而遭到真正的“市场化”挑战，便完全变了嘴脸。这背后原因，是否值得深思？

我们在高兴得“心痒”的同时，这些不是爬上袍子的虱子，这些已经开始成为社会和经济的痛点。千万不要因为“痒”而掩盖了这些“痛”。

后记

中美贸易摩擦给我们的最大益处，就是在最近许多年里，又一次给了我们“痛”感。是关于“国家安全”的“刺痛”，是关于“知识产权”和制造业升级的“灼痛”，是关于芯片制裁的“撕裂痛”。正因为突如其来的“痛”，让我们在一片“皮松骨痒”中警醒，看到了自身的缺点，痛定思痛，促进了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和进程推进。

这无异于是一件很好的事。一段时间以来，很多人并不理解“战略定力”的真正意涵，更难以体会“战略定力”对当今中国发展的深刻意义。当“痛”过才知道，我们离“痛”已经很久远了，我们已经“痒”了很久。

此次贸易摩擦的起源，既有短期的战术敲诈，也有长期的战略遏制意图。虽然与我们某些战略战术不足有关，但也与全球、以及中美间结构性差异有关。如果进行对比，会发现当下几个月的事件推进情况与去年从下半年至年底颇有相似，事情似乎又回到了“百日贸易计划”与美国来华访问签订“大单”之时。因此可见，即使当前贸易摩擦看似告一段落，但长期看，未来双方乃至全球的摩擦只会加深、加重、加快。

从此次应对来看，对于特朗普与美国政策的认识还需加深。“脸谱化”认识和“伦理化”关系定位都不可取，国家利益蕴含全方位的长期较量，即使在“蜜月期”也一样。

目前看，全球都处于深度调整期，各种互相打击“痛点”可能会更多出现。但对于中国而言，“痛”或也是好事。更重要的是，大多数时期，可能并不“痛”，而要懂得怎么治疗自己心中的“痒”。既不要有了问题还觉得“无关痛痒”，也不要有了成绩就觉得别人都是“纸老虎”所以“老虎头上搔痒”，当然也不要因未到紧急情况就“头痒搔跟”。而是必须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增强战略定力，“栉垢爬痒”，抑制心疾。

因此，“保持战略定力”，正是对正处于“三个前所未有”历史方位的中国、正是对“痛痒难忍”最好的心态和药方！

能耐富贵，安闲散，忍痒者，必有道之士也。得大道者得天下，此之谓也。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在北京，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副总理刘鹤拥有一份“中国最糟糕的工作”。

在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最具影响力的经济顾问置身于幕后多年后，如今的刘鹤已成为一个重量级官员，其职责权限涵盖对美对欧经贸谈判、金融监管、货币政策、国企改革和产业政策。

自1990年代中期朱镕基同时担任央行行长和中国事实上的经济掌舵者以来，中国还没有一位副总理被要求挑起如此沉重的负担。

上周，刘鹤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华盛顿举行旨在避免贸易战的会谈，那是他面临的第一个重大考验。他似乎通过了这场考验，因为美国财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同意“搁置贸易战”，以换取刘鹤团队提出的一个可以说很模糊的承诺，即中国将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与服务；中国政府一直表示它准备并且愿意这么做。

刘鹤和中国的其他许多官员长期主张，鉴于中国“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以及对于高质量经济发展的需要”，降低337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符合中国自身利益。

刘鹤眼下面临的挑战将是，在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围绕贸易失衡、相互投资限制和中国产业政策的分歧试图谈判达成永久和解之际，确保双方之间的停战状态能持续下去。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可能会危及这位副总理推进其他紧迫问题（比如人民币国际化和国企改革）的能力。

刘鹤和姆努钦本质上正在下一盘复杂的国际象棋，看似无关的因素会影响他们在经贸谈判中的讨价还价。迄今的证据表明，中方在这场博弈中似乎准备得更充分。

据三名听取了谈判情况介绍的人士透露，在得到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将解除中兴通讯(ZTE)不得采购美国组件的禁令的保证之前，刘鹤甚至拒绝访问华盛顿。在该禁令被放松之前，这家中国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之一无法恢复生产。中兴被指违反了其与美国就该公司伊朗和朝鲜业务达成的和解协议。

作为回报，在上周谈判期间，中国政府取消了最近对进口美国高粱开征的反倾销关税，并通过了对于贝恩资本(Bain Capital)以180亿美元收购东芝(Toshiba)芯片部门的交易的反垄断审核。

但在美国总统对中兴的特赦条款得到最终落实之前，中国政府不太可能在贸易或其它陷入僵局的交易上——比如拟议中的高通(Qualcomm)以470亿美元收购荷兰恩智浦(NXP)的交易——做出更多让步。而鉴于特朗普有关处罚中兴将导致“中国失去太多就业岗位”的表态在华盛顿引发强烈政治反弹，在中兴问题上的最终妥协现在有可能做不到。如果中兴倒下，美中在贸易方面达成持久和平条约的前景也将不复存在。

这盘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国际象棋的额外维度——至少在刘鹤与姆努钦看来——是朝鲜。

尽管两人都不太可能在当前经贸谈判的环境提及此事，但6月12日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 Un)的峰会将是他们的考量因素。

在刘鹤和姆努钦上周四展开贸易谈判时，特朗普暗示，朝鲜最近威胁退出峰会可能是由于习近平在幕后施压。中国国家主席有没有这么做并不重要。如果特朗普认为他做了，习近平和刘鹤可以在贸易谈判中利用他的这一担忧。

在上任后的第一年，特朗普经常显示出希望与中国保持稳定关系，而对朝鲜开战。现在，很可能是特朗普在朝鲜问题上达成历史性和平协议的梦想，帮助刘鹤暂时平息了一场中美贸易战。

译者/何黎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回击批评他在周末与中国达成的贸易协议的人士。美国总统表示，该协议将“首次”降低中国对美国商品的壁垒，并为担心贸易战的美国农场主带来福音。

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周日表示，在北京方面同意尽其所能增加进口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之后，美国将“搁置”关税计划和对华贸易战。此举引发批评称，特朗普政府太急于达成一项快速交易，而且太轻易向北京方面作出让步。

共和党参议员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昨日警告：“如果我们拼命想要达成协议，中国会在谈判中要了我们的命。”

特朗普自称是第一位在贸易问题上叫板中国的美国总统，他的怒火对准民主党批评人士，主要是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

总统在Twitter上写道：“我问查克•舒默参议员，奥巴马总统和民主党人当初为什么不在美中贸易问题——包括窃取知识产权等等——上做一点事情？他们什么都没做！话虽如此，查克和我早就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而且，对华公平贸易将会发生！”

作为回应，舒默回击道：“在贸易问题上严厉对待中国——我在这一点上更接近特朗普，而非奥巴马/布什。但总统/他的团队必须坚定，不要在没有解决真正问题（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长期而言这种行为使我国失去数百万个工作岗位）的情况下，为了一点临时性的商品购买而出卖核心利益。”

昨日，特朗普将周末其团队与中国会谈的结果与他和朝鲜的金正恩(Kim Jong Un)即将举行的峰会联系起来，敦促北京方面尊重国际制裁，保持对平壤方面的压力。

“中国必须保持坚定，继续严密控制中朝边界，直到达成一项协议，”他说。“有消息称，最近那里的边界变得越来越宽松了，有更多物资越过边境。我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希望朝鲜非常成功——但只有在签署协议之后！”

总统寻求安抚美国农场主，在北京方面威胁要对美国大豆、猪肉和其他农产品进口加征关税的情况下，这些人担心自己遭受附带损害。

“根据我们与中国达成的潜在交易，我们伟大的美国农民能够获得多大收成，他们都差不多会全部买下，”他说。

特朗普周一早间回击批评者之际，他领导的行政当局内部在如何对付中国的问题上出现分歧，同时高级官员们表示，在敲定协议之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完成。

美国贸易代表、长期的对华鹰派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在一份声明中警告称，美国希望中国发生实质性变化。他的声明似乎与姆努钦充满希望的信息相抵触。

“推动中国向更多的美国出口商品开放市场是一件大事，但是远远更为重要的问题围绕着强制技术转让、网络盗窃和保护我们的创新，”莱特希泽表示。“真正的结构性变化是必要的。这关系到数千万美国就业机会的未来，绝非小事。”

译者/何黎

周末中美联合发布的贸易声明将两国从贸易战的边缘拉回，中美达成缩小贸易收支差距，鼓励双向投资等协议，中国承诺加大美国农产品和能源进口。审视这样的结果，特朗普似乎没失一兵一卒，你来我往之间凭空获得中国增加从美进口的承诺，对内赢得了选民支持，对外彰显美国优先的效果，似乎是占了便宜。

不但对中国如此，特朗普与其传统盟友也大打贸易战牌，对欧洲擅自退出伊朗核协议，并威胁要对与伊朗往来的欧洲企业实施制裁，对日本没有豁免其增加的钢铁关税，对NAFTA重新谈判，韩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也已获得更有利的倾斜条件。

特朗普的“贸易摩擦”手段真的如此屡试不爽，优势占尽？其政治手段果真如此高超，值得庆贺？特朗普“交易策略”的背后，对美国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中美贸易战看特朗普“谈判的艺术”

回顾近三个月的中美贸易战风波，美国似乎占据主动，节奏把握也看上去游刃有余，特朗普早年著书《谈判的艺术》里提到的种种手法可谓发挥淋漓。美国先以301调查制裁为由挑起贸易战争端，而后又以中兴事件为工具将战场进一步从贸易战扩大至科技战，配合中美贸易谈判的进程，增加谈判要价。同时，通过第一次谈判抬高预期，试探中方底线，并最终在301制裁落地的截止日前，邀请与中国开启二度谈判，态度明显缓和之后，放弃漫谈要价，最终达成停战协议，困扰全球市场达数月的中美贸易战疑云最终避免。

再以中兴事件为例，美国先施以遏其咽喉的重裁，后又示好豁免，不但避免了因制裁中兴而波及美国企业，还获取了重量级的谈判砝码，一来一去之间，并无任何损失，却受益明显。

当然，情况并非完美，一来内部分歧加大，质疑不断，如美国国会议员反对特朗普将中兴作为谈判的交易；二来美国这种做法长远来看，不但失去了最为宝贵的生意伙伴信用，罚款制裁的频繁使用和量刑过重，更恶化了美国的投资环境。近年来美国罚款制裁的招数用的越发顺手，对企业处罚水涨船高，金额大得惊人，不仅对中国，对待盟友亦是如此。正如学者余永定反问的那样“美巨额罚款公正还是勒索？”

全球视野中特朗普战略的得与失

从更广泛的领域来看，特朗普上任以来，不仅对中国贸易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其全面落实的“美国优先”竞选宣言，在全球范围内的外交、经济、军事等方面均有体现，深刻的影响了美国全球规则制定者和守护者的定位。

具体来看，特朗普执政一年半几乎否定了奥巴马的全部政治遗产，并不顾盟友日本、澳大利亚前期在国内力排众议，一上台便退出TPP，控诉贸易谈判多边对美国利益的损害，强调更加务实的双边谈判；批评奥巴马环保投入对美国经济的不公，不顾欧洲盟友的反对，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逆全球化大潮，对钢铝普遍增加关税，甚至对传统盟友也没有给与足够的尊重，提出必须达到一定条件，才能申请豁免，遭到欧洲盟友抵制；退出伊朗核问题协议，损害前期欧洲政治成果，并可能伤害欧洲企业的商业利益等等，可谓把欧洲逼到了墙角。

美国的做法致使越来越多的盟友对其依赖感和信任感下降，特别是美欧之间同盟关系近期间隙越来越深，关系陷入危机。欧盟委员会5月18日提议重启一项尘封多年的反制裁条例并计划采取其他多项措施，以保护欧洲企业免受美国对伊朗制裁的影响。同时，针对美国对欧盟征收钢铝关税一事，欧盟已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了一份美国产品清单，准备对清单上的产品征收额外进口关税，以作为报复。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近日在多个场合谈及对欧洲传统盟友美国时甩出惊人之语: “欧盟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你需要帮手，最终会发现它只能长在自己的手臂上”，“特朗普最近作的决定，让人不免会想：有这样的朋友，谁还需要敌人？但坦白讲，欧盟应该心怀感激，因为他让我们不再心存幻想。”一叶知秋，上述言论预示美欧关系或生变局。

除此以外，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加拿大墨西哥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目前谈判已经接近尾声，但仍未达成一致，特别是在北美汽车行业规则上面临重大阻力，谈判进入僵局。

而美国关税大棒之下，除了欧盟，日本和印度也有打算向世界贸易组织控告，对向美国实施报复性贸易关税的意图。日本政府亦于5月19日告知世界贸易组织, 反对美国对其钢铁和铝制品征收关税，已准备好采取报复措施，称有权对价值500亿日元（约合4.51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关税，这相当于美国对日本金属产品征收关税的额度。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在当天记者会上强调，“在WTO的框架下，正在专心讨论必要的应对措施”，一改其早先时候对其亲密盟友的温和立场。

特朗普由全球规则制定者转向破坏者背后的动因是什么？有猜测认为，特朗普的小算盘是通过搅乱全球外部局势，促进美国在诸多事务上的利益最大化，并促进美国企业回归美国，增加美国就业。但实际的情况是，对于美国跨国企业而言，其利润最大的一块来自于海外，海外业务受到冲击又要独善其身，全身而退，将业务战线回归国内，且填补海外业务的受损，本来就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中美贸易协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纵观整个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全过程，在特朗普来势汹汹勾起贸易战扳机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特朗普真正的意图和底线。多种猜测均有，一种相对乐观的看法认为，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意在中期选举，短期强势，漫天要价，一旦得到些好处，获得国内选民支持，并不会长期恋战；一种更加悲观的观点认为，特朗普是对华全面遏制的开始，不见“兔子不撒鹰”，即便自损八百，伤敌一千也在所不惜，欲重演上世纪80年代对待日本的强硬制裁。

事后来看，特朗普作势挑起贸易战更主要为实现其短期意图，这对中国而言是值得庆幸的，毕竟避免了和美国直接冲突的最坏情况。

而纵观中美协议，也并非妥协。虽然就贸易逆差部分有所表述，但主要以增加进口为主，而非限制出口，同时并未提及到缩减贸易逆差的具体数字，已有很大灵活性。同时，这一协议其实也符合中国自身改革的需求，是中国本来就要推动的，且起到了缓释外部压力的作用，以最小的成本换来经济平稳发展的时间，是十分不易的。

从协议内容来看，其实，今年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主席便已就未来增加进口做出过明确表态，今年中国举办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也是这方面的体现。而加大能源和农产品进口亦符合战略需要，是去年11月特朗普访华中美大礼包的内容，也并非新增条款。

此外，习近平博鳌论坛上提到，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放宽市场准入、开放金融业、汽车行业、降低汽车关税、改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进程等是中国的改革既定方向，对美国承诺并未超出这一范围。

总之，特朗普新政诠释美国优先，虽然短期来看似乎屡试不爽，但长期来看是对美国信誉的巨大打击，也将打破其长期积累的国际关系。与传统盟友产生间隙，或将促进国际次序的重构，利弊得失之间没有其想象中的那样只賺不赔。

而中国通过此次避免贸易危机，如果能够利用难得的缓冲期与机遇期，加快落实十九大提出的全方位改革开放目标，提高整体经济实力与加快中国崛起速度，同时联合全球反对单边主义，既有助于促进自身发展，缓释美国压力，也有助于增强国际影响力。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最近，中国副总理刘鹤团队赴美谈判取得了重要成果，中美双方就双边贸易问题达成了框架性协议，中美贸易摩擦短期内升级为贸易战的概率显著下降。美国财长姆努钦表示，中方承诺显著增加对美国农业和能源产品进口，而美方则会叫停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

中美双方就贸易问题达成和解，无论对于中美两国经济还是全球经济而言，自然都是好事。一方面，这避免了中美双方将贸易争端升级为投资争端甚至金融争端的风险，也没有颠覆“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这一拇指法则。另一方面，这降低了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最重要的一个不确定性，使得本轮全球经济复苏中断的概率显著下降。

然而，我们也不宜对这一事件作出过于乐观的解读。

首先，正如笔者在之前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开始挑战美国的核心地位，美国精英阶层的对华整体策略已经由“接触”转为“遏制”，美国挑起贸易战的目的并非就贸易谈贸易，中美双边冲突将会长期化与复杂化，因此，中方应该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其次，特朗普本人的执政风格变化很快，高度不确定，完全存在他哪天醒来，发个新的Twitter，就否定了之前中美达成的共识的可能性。例如，特朗普在TPP问题、朝鲜问题、中东问题上就经常出现重大的政策反复。

再次，当前中美双方似乎仅就解决贸易问题达成了框架性协议，具体实施方案以及进口规模还有待进一步的沟通与博弈。就中方而言，由于货物贸易顺差占GDP比率已经降至很低水平，且2018年第1季度已经多年来首次出现经常账户逆差，究竟能够同意多进口多少美国商品，还存在不确定性。就美方而言，在下半年中期选举即将开始之前（特朗普的政治作秀还会继续），对中方做出让步的规模以及及时性是否满意，也存在不确定性。此外，就中兴通讯事件如何解决，以及232条款与301条款相关的制裁行为是否会终结，美方并未给出最终确定性表态。

不过，既然中美双方就贸易摩擦问题达成了框架性协议，这至少意味着短期内贸易摩擦升级的概率已经显著下降，这将给中国经济与金融市场带来哪些潜在影响呢？

第一，中美双方达成的协议可能造成短期内中国贸易顺差规模的下降，进而降低进出口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使得中国经济增速短期内回落的格局进一步确立。众所周知，进出口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负转正，是2017年中国GDP增速反弹的最重要原因。根据商务部口径，2017年全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累计为4200亿美元。如果未来中国显著增加对美国商品的进口，这意味着未来货物贸易顺差可能不升反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可能再度由正转负。再考虑到国内控风险去杠杆政策对基建投资与房地产投资的影响，那么2018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增速的回落就可能加快，单季GDP增速低于6.5%的概率可能显著上升。

第二，由于中方可能显著增加对美方农产品与能源的进口，这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中国通胀压力将会显著减轻，CPI与PPI增速都可能继续保持在低位。之前在中美贸易摩擦趋势性升级时，市场较为担心，随着中国减少对美国农产品的进口，食品价格（尤其是大豆价格）未来涨幅可能会加快。此外，近期全球原油价格上涨也是近期PPI增速反弹的原因之一。不过，如果中方开始加大美国食品与能源的进口力度，食品与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压力都会相应下降，中国经济陷入滞胀的担忧有望得到显著缓解。

第三，如前所述，经济增速的缓慢回落与通胀压力的温和下行，意味着中国货币政策操作可能边际性趋松，但稳健中性的基调不会改变。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央行货币政策之行报告中，将未来三大主要任务中的“去杠杆”换为了“调结构”，这被市场解读为可能是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可能放松的标志。诚然，如果短期内增长回落、通胀处于低位，且地方政府去杠杆政策限制了广义财政政策的宽松程度，货币政策的确可以进行边际调整，以实现稳增长的目的。此外，适当放松的货币政策可以与从严的金融监管政策相互配合，在“松货币、紧信贷”的背景下，既实现去杠杆与控风险，又能避免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爆发。然而，考虑到去杠杆的任务依然繁重、且房地产市场调控仍处于关键时期，中国央行会非常注意控制货币政策的力度，以避免给了市场再度显著放松的预期。笔者认为，中美短期内在贸易问题上达成和解，可能会降低未来一段时间内央行在流动性管理方面的放松力度。例如，年内再次发生普惠式定向降准的概率与次数，可能会由此而下降。

第四，来自一委一行两会的金融监管，存在边际上重新加强的可能性，而中国股市与债市将继续承受相应压力。在今年春节后两会前，受到一行三会监管格局变动的影响，金融监管的力度一度显著放松。本来市场预计，在两会后监管可能重新加强，但事实上由于中美贸易战风险开始抬头，有关各方开始高度关注贸易战带来的各种风险，预期中的监管强化没有发生，这其实是导致二季度中国利率债市场表现火爆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尽管如前所述，短期内经济增速的下降与通胀压力的回落，理论上可能导致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进一步回落，从而给债市与股市都带来利好。然而，如果贸易战风险的消退使得中国政府重新将控风险放在稳增长之前，那么各种监管新规的落地与实施仍将给债市与股市带来压力。再考虑到近期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较快，在年内可能继续上升20-40个基点（从目前的3.0%上探至3.2%甚至3.4%），这就意味着当前3.7%的国债收益率的下行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因此，就债市而言，我们维持利率债市场保持温和牛市、信用利差继续拉大的判断。就股市而言，我们也维持结构性行情概率高于单边趋势性行情的判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上周的中美经贸谈判，经过几天的缓慢发酵，终于显出了大体的轮廓。不过，虽然轮廓有了，细节却还没有添加。这许多的“留白”，说明双方还有大量未竟事宜。

相对于北京谈判后中美代表团不咸不淡地发出各自的新闻稿，这次双方终于有了一个联合声明。这意味着多个月的过招之后，中美两国意识到贸易战会两败俱伤，现在到了互相给对方递上一个梯子、一起下来握个手然后再谈的时候了。

相对于近几个月来中美双方唇枪舌剑的语气，这份声明有了很大改变，为下一步谈判创造了条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应当会为短期内的市场带来正面推动。

总体上，这份声明也符合笔者的预想。笔者上周曾在FT中文网撰稿，在《风云奇诡的中美谈判》一文中说，“在诸多不确定性中，双方在富有象征性的‘宏大叙事’中形成一些框架性的进口意向，并考虑缓和关税方面的争端，是有可能的。”

“宏大叙事”和“框架性的进口意向”，都在联合声明中得到体现。中国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财长姆努钦在联合声明发表后，先后接受媒体采访，证实了笔者对“关税争端趋缓”的猜想。

上周六下午的这则声明说：双方同意“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减少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中方将“大量增加”自美购买商品和服务。此举被形容为双赢：既可以改善中国的生活和经济发展质量，也可以帮助美国创造就业。

此外，双方同意“有意义地增加”（meaningful increases）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出口。中美谈判代表还就扩大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贸易进行了讨论，愿意为之“创造有利条件” 。对于人们关注的市场准入问题，双方表示要“鼓励双向投资”。

粗线条的轮廓有了，万众瞩目的一些细节却还没有如期出现。这些“留白”，为我们留下了解读空间，留下了不确定性。

首先，谈判在上周五结束，直到上周六下午联合声明才得以出台。有报道说双方整晚都在如何表述上讨价还价，表明在不少问题上，尚未达到共识，未来谈判可能会出现新的问题和反复。

其次，尽管这份联合声明有对大方向的描述，却缺乏具体数字和时间表。在某些问题上甚至语焉不详。

人们已经注意到，那个“著名”的2000亿美元的数字没有出现在声明中。不仅如此，关于多大程度上增加进口和扩大贸易的问题，也缺乏注解。

上周，未具名美方官员透露给记者，说中方提出削减最高可达2000亿美元的年度顺差。在中国外交部否认中方提出了这个计划后，特朗普的经济顾问库德洛上周五却告诉记者，说中国代表确实提出了“至少削减2000亿美元”顺差的计划，并称赞这个数字“是个好数字”。

双方对外表述的不一致，显示中美两国谈判团都非常重视舆论和话语权，谁都不希望外界有任何误解，或让人以为自己在主动让步。

我们也看到，声明对中国关心的中兴通讯的命运问题只字未提。

虽然此前特朗普通过推特，指令美国商务部撤销对中兴通讯从美国企业购买销售元件和技术的禁令，但因为国会两党议员一致反对，这项禁令没有立即取消的迹象。即使最后真的撤销了该禁令，美国也可能采取其他限制条件来施加影响。库德洛表示，可能会要求中兴通讯改组公司管理层，更换董事会成员。

在声明提到的计划中，有一部分内容的表述相对明确，主要体现在中国将大量增加进口的问题上。

另一些内容则含糊其辞。比如，“扩大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贸易”这一项，表达得很不清晰。声明只是说进行了讨论，同意为此创造条件，但没有说最后达成了统一意见，也没有说明是要扩大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还是扩大美国对华的出口，抑或是双向。声明也没有谈到具体涉及哪些行业和产品，以及具体会扩大到什么程度。

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重要，涉及到上述事项中究竟有哪些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中国多年来一直呼吁美国要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最近也在敦促美国要给中金公司发放牌照，并向中国投资者开放电子支付市场。而美国则要求北京取消合资企业的股比限制，对中外资企业一视同仁，进一步开放服务行业。这条表述的具体指向不明，令人无法判断其意义，也暗示这只是一个泛泛的意向 。

另一个值得思量的问题是：为什么中美将停止关税之争的表述没有放在声明中，而是经由双方官员事后各自披露？这么重大的改变，按其重要性理应放在声明的头条，特朗普的推特也早该渲染了。

在声明发布不久，中方媒体旋即发出了贸易战就此打住的标题新闻，随之刘鹤接受采访，披露了双方同意停止加征关税的细节。而姆努钦在上周日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做出了类似的表述，不过他只是说双方将“暂停”关税之争。言外之意是，现在还没确定这是否只是权宜之计，是否哪天不高兴了又会开战。

所以，中美是否会取消所有此前宣布过的关税惩罚和反制措施，以及301调查是否会随之中止，目前还难以得出明确答案。

本周，美国财政部将提交关于在301调查下的投资限制方案（或者可能取消这个提案），届时我们的疑问或许能得到一些解答。

4月初，针对美方在301调查下提出的关税措施，中方也提出了针对美国农产品等总计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反制计划。美方发起301调查，源自对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不够充分、以及中方企业可能绕过规则获取美方核心技术的担心。而中方则批评美方调查不符合世贸组织多边贸易规则，要求美方中止301调查。

上述声明内容中的含糊之处，以及双方官员对关税问题表述的差别，显示中美经贸问题上的较量虽有缓和，但是谈判细节尚未明朗，变数仍然较多。贸易争端的硝烟并未完全消散，现在欢庆胜利为时尚早。

同时，即使美国打算暂缓运用关税这个工具来推进自己的计划，拟议中的其他工具目前并未受到影响。

比如，正在讨论之中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法案（FIRRMA），比关税对中国未来经济格局的影响更大。该法案旨在以美国的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国企业投资于美国高科技和其他敏感行业。下周二，这个法案就将结束论证。

此外，一个多星期以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还提出一项名为“与中国进行公平贸易的执行法案”，提出了包括加征关税、出口管控、对中方投资美国设置股权限制，以及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征税等在内的一揽子方案。这个提案旨在对抗中国制造2025计划，试图限制中方获取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和进行投资的能力。

同时，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在本月早些时候还强调，要重新振兴美国进出口银行，使之能与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在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融资方面展开竞争。目前美国进出口银行缺失董事会成员，无法批准任何超过1000万美元的融资交易。特朗普此前对该行董事长的提名遭到了参议院否决。

（注：作者毕业于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硕士专业，现在华盛顿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中美两国周末达成了一项内容模糊的协议，表示将继续进行磋商，并努力减少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失衡，这推迟了贸易战的爆发，并可能最终实现更广泛的和平。但也激起了两国强硬派的愤怒回应，凸显实现和平将有多难。

双方周末同意暂停实施关税举措，继续就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所说的“框架”协议进行谈判。根据这个框架，北京方面将大量增加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并承诺削减美国对华3370亿美元的年度贸易逆差。

然而，在美国国内，此举引发对华鹰派担忧，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放弃通过威胁对1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征收关税而赢得的谈判筹码，让迫使中国作出改变的努力功亏一篑。

“不够好。是时候脱掉手套了，”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贸易顾问、纽柯钢铁(Nucor Steel)前首席执行官丹•迪米科(Dan DiMicco)上周六在Twitter上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高级经济特使刘鹤周末回到北京，受到了同样持怀疑态度的欢迎。

中国的社交媒体用户转发一张照片，把刘鹤在国会山开会的照片，与清朝官员在欧美军队1901年镇压义和团运动后举行投降谈判的图片合成在一起。

对北京方面而言，部分问题是在刘鹤回国之际，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ZTE)的命运仍然悬而未决，该公司在七年内不得向美国企业采购关键零部件的禁令仍未解除。

据三位了解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在上周谈判开始前，刘鹤的首要任务是确保美方放松对中兴通讯的制裁，使其7万名员工能保住饭碗——如果美国商务部不允许该公司恢复从美国采购零部件，这些员工可能会失业。这项为期7年的禁令于上月开始实施。之前这家总部位于深圳的电信设备制造商承认，它违反了2017年与美国政府就其违反美国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而达成的12亿美元和解协议的条款。

达成交易的障碍是，特朗普在Twitter上作出的让中兴“尽快恢复业务”的承诺，在华盛顿引发两党议员的强烈不满。但是，由于特朗普和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作出的“快速”安排放过中兴的承诺未能兑现，刘鹤的回旋余地受到了制约。

此外，围绕中兴的争端只是阻碍达成协议的众多问题之一。

美国已将2000亿美元的赤字削减目标设定为一个基准。但经济学家表示，鉴于美国去年对华商品出口总额仅为1300亿美元，这将很难实现。

推动姆努钦所称的“各行业”具体目标——如能源出口增加500亿至600亿美元——与被一些人视为美国以往失败的贸易政策如出一辙。

“这让人似曾相识，”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的经济历史学家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Irwin)说。

特朗普政府力推的做法看上去很像20世纪80和90年代几位美国总统倡导的与日本开展“有管理的贸易”的政策。那些政策对改变日本对美贸易顺差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中国为解决美国关于知识产权问题的投诉所作的承诺，看起来也和北京方面过去的套路如出一辙，即承诺修订法律法规，结果在实践中无视这些承诺。

双方能够达成一个什么样的交易可能取决于特朗普自己的情绪。美国总统准备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 Un)举行峰会，这似乎在他与中国的最新贸易谈判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在6月12日的峰会后，他会不会采取不同的观点？

中方抱怨说，美国谈判团队的声音太多，除了姆努钦和罗斯外，还包括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等对华鹰派。但中方也有自己的要求。

作为减少对美贸易顺差、改革中国的外国投资和产业发展政策的交换条件，北京方面希望看到1989年起对中国实施的某些高技术出口限制被解除。中方还希望美方保证中国投资者在美国不会受到歧视。

刘心宁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美国从对华贸易战的悬崖边缘后退了一步。美国财长表示，华盛顿方面叫停了对至多15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

“我们暂停了贸易战，”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昨日表示。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贸易谈判团队的这位核心成员作出上述宣告之前，美中两国上周六发表联合声明称，北京方面承诺将“大幅增加”对美国农业和能源产品的进口，并且双方都表示，他们将在今夏继续磋商。

上周六的声明没有给出具体目标，此前中国谈判代表抵制了特朗普政府的要求，即中国需承诺每年增加2000亿美元的进口。

美国的批评人士担心，白宫的重点似乎是达到特朗普的目标，即降低每年3370亿美元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而不是解决中国经济存在的更为棘手的结构性问题，比如北京方面系统性地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

姆努钦昨日坚称，中国对解决此类问题的承诺是更广泛协议的一部分，并警告称，如果北京方面不履行承诺，特朗普将有权对其加征关税。

他说，双方已取得了“有意义的进展”，并补充称：“我们已同意在努力执行这一框架的同时暂停加征关税。”

然而，特朗普政府其他官员表示，上周六声明的含糊措辞揭示了双方的巨大分歧。“并没有就签署协议达成一致。我方从未预期会签署协议。两个大国发表了一份公报，仅此而已，”特朗普的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席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昨日说。

特朗普政府在国内面临另一场风暴，因为特朗普把贸易谈判与可能解除对中兴通讯(ZTE)的一份禁令联系起来。这家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承认自己违反了美国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也违反了其与美国政府达成的12亿美元和解协议的条款。

知情人士表示，解决中兴通讯问题此前是中国的优先考虑，但特朗普上周在Twitter上承诺帮助该公司恢复业务在华盛顿引起的反应，削弱了美方达成协议的能力，并导致中国拒绝答应每年减少2000亿美元赤字的目标。

姆努钦表示，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前往中国。但他表示，美方心里对“每个行业”已有了非常具体的目标，从而带来了这样一个可能性，即中国今年从美国增加35%至40%的农产品进口，在未来3至5年里每年增加500亿至600亿美元的的能源产品进口。

“我们将减少贸易­赤字，”姆努钦说。

译者/何黎

当地时间5月19日，从华盛顿传来了令整个世界都欢迎的一个消息。中美两国就两国经贸问题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其中透露出的两国放弃“贸易战式”争端解决方案的信息让全球都松了一口气。

显然作为当今世界上第一大、第二大经济体这轮谈判的意义不仅关乎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会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2017年，中美两国占到全球CDP总额的近40%，两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显而易见，中美两国之间经贸关系如果出现问题，世界经济也会受到巨大影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说过：“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共同发展。”

这次中美两国决策者就积极避免了最坏的双输对抗局面，而寻求出一个两国合作共赢的结果。对中美达成的这个协议，我们绝对不能从一个零和博弈的角度去看待，进而用19世纪“重商主义”的思维去做数学加减运算，于是得出谁是赢家谁是输家的粗浅的结论。显然这是中美双方经过一系列博弈得出的目前解决中美经贸困境的理性方案。当然中美两国面对国内的各种压力，会做出各种看似“矛盾”的自我表述和解读。但如果我们透过这些“胜利说辞”看到这个协议的底色，其实我们会意识到，这不仅为中美甚至世界的未来找到了新的经贸合作方向，开启了世界各大国之间合作共赢的新范例。

此次协议中，中方为满足自身人民需求和高质量经济发展、同时减少对美贸易差额，会积极增加进口，主要是围绕美国能源和农产品以及其他高质量产品和服务；讨论扩大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贸易合作；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双向投资，创造公平竞争营商环境。

基于对中美两国经贸的长期研究，我们认为，只要善加利用以上有利条件，中美之间就会释放出巨大的红利，从而造福两国以及世界人民。

满足中国经济发展需求，美国扩大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

长期以来，美国在对华出口上尤其是一些高科技技术和公司产品的出口上采取偏保守的政策，致使一些美方的产品无法在中国落地，此举让美国公司损失了中国市场的巨大利益。随着中国人民消费能力的增长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放松对华出口限制不但可以使美国的产品扩大在华销售，而且可以有利缩减中美贸易差额。

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7年4月的报告，如果美国将对华出口管制程度降至对巴西的水平，对华贸易逆差最多可缩减24%；如果降至对法国的水平，最多可缩减34%。

因此，美国如果需要缩减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就应当自己先积极寻求放松对华的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这样不但能够增加美国对华的收益，而且能够切实减少双方的贸易差额。

扩大中美服务贸易，增加中国人民对高质量服务供应

根据WTO官方发布的最新数据，2016年全球服务贸易规模达到9.4万亿美元。其中美国是第一大服务贸易国，其进出口总额为1.215万亿美元。中国的服务贸易总额为6560亿美元，其中有2000多亿美元的逆差。而对美国一家的贸易逆差就达到541亿美元，占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总额的23.1%。从2006到2016这10年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增长了33倍，尤其以旅游、留学、文化产品、技术移民四个领域为突出代表。而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供给侧改革的深入，消费升级将带来高端消费尤其是服务贸易方面的消费快速增加。可以说中美之间的服务贸易上还有快速增长的潜力。

以旅游为例，根据美国商务部2017年8月发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内地游客到访美国的人数达到近300万，增长了15%，消费支出330亿美元，上升了9%。，中国内地到访美国的游客数量已连续13年增长，其中12年都是两位数的增长，而且从2005年至今中国内地游客人数已经增长了十倍。而CCG《从出入境旅游看中国全球化发展》研究报告提出,2015年中国国际游客数量赤字(“旅游赤字”)逾3000万人次。2015年中国大陆游客境外人均消费达893美元,2016年境外消费总额达2610亿美元，同比增长12%,是美国游客境外消费的两倍多,基于中美双边核算,中国是仅次于墨西哥的美国第二大入境消费国,旅游项目占美国对华服务出口的56%。

中美双方加强在服务贸易方面的合作，不仅可以减少中美整体贸易的逆差，还能增加中美两国的交流机会，为中美两国增加新的合作共同点。

中美能源合作各取所需互利共赢

中美之间展开能源合作可以实现互利共赢。首先，中国是能源消费大国，约50%以上的能源依赖进口。而且依靠中国4倍于美国的人口基数和稳健的经济增长，势必带来人均能源消费的快速提升，进而中国超越美国成为第一能源消费大国也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2017年，中国进口超过8100万桶的美国原油，日均22万桶，占美国原油年出口总量的20%，已成为继加拿大后美国原油的第二大买家。另一方面，随着美国页岩气生产增加以及科技进步带来的能耗降低的影响，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的一份报告预计美国最早可能会在2022年成为能源净出口国。而这就需要一个庞大的国际市场来接收美国的能源出口，中国恰好是美国能源出口最佳的目的地。

2015年，美国天然气产量达到了7670亿立方米的峰值。美国能源信息局预测，到2020年，美国将拥有世界第三大天然气出口能力，仅次于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而《中国天然气发展报告2017》指出，2016年中国天然气消费量达到2058亿立方米，近15年复合增长14%，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比例由2005年2.4%上升到2016年5.9%，人均年用气量140立方米。与此同时，2016年，中国进口天然气721亿立方米，占总消费量的35.0%。中国能源结构上以煤炭为主，占比64%，天然气在一次能源使用占比不足6%，远低于俄罗斯的53%和美国的31%，不及世界平均水平24%和亚太地区的11%。

一方面中国可以进口美国能源，但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新的产油产气地比如阿拉斯加和德克萨斯要么完全出口的港口和管道无法满足其出口的需求，要么就是年久失修严重老化阻碍能源出口的能力。因此美国的能源出口基础设施需要加大投入而与中方在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上展开合作，发挥中方的优势成为可能。中方资本投资包括西海岸天然气设施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将大大有助于中美能源贸易的提升，从而平衡“对华贸易赤字”，也可带动美国传统产业的复兴和发展。

鼓励双向投资，中美基建合作前景广阔

中美在基础建设投资领域的合作有广阔的合作前景。特朗普总统对美基础设施改造，以总额1万亿美元的“美国基础设施优先”计划拟重点加强交通路网、清洁水资源、能源、电网、远程通讯、国家安全等领域基础设施投资,是美国“经济复兴”的重要抓手，未来中美能源和基建领域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中国拥有较为国际化的、经验丰富的工程建设团队和便利的融资条件,中车,中建、万科、上海绿地等企业已进入了美国市场。中国过去10年在基础设施领域累积投资达到11万亿美元，这几乎是特朗普总统1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规划的11倍。中美在基建的互补，给中美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着合作的基础。

通过中国企业、金融资本参与美国基础设施项目，中美贸易、投资不平衡的情况也有望得到改善。中美推进基础设施合作需要克服保护主义思路，通过加强接触，对各自的投资环境、企业能力和社会环境形成相对客观的认识。双方在企业交流、金融资本合作、政策沟通和政府互动、第三方合作、智库合作建言献策等领域加大力度，借鉴欧洲引进外资和外国企业建设基础设施的成功经验，优化美国国内的PPP项目操作环境，以重点项目、标志性项目为突破口，为中美未来合作提供务实的成果、打造良好的环境。

此次中美经贸谈判双方抓住了机遇，以面向未来的眼光，共同尝试打造未来中美贸易的合作和共赢局面。

中美两国的决策者应当拿出对两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负责的历史担当。我们不应当再纠结于“存量”贸易的一点得失，而把潜在的巨大的“增量贸易”放置不顾。中美两国的决策者应该以增加总量的方式，来对冲目前贸易差额，从而为中美经贸开创出一个新的未来。

注：本文由全球化智库授权发表，不代表FT中文网观点。全球化智库（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简称CCG，是中国领先的国际化智库。CCG致力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目前拥有全职智库研究和专业人员近百人。

整个五月，没有新闻比中国副总理刘鹤领衔的访美使团吸引更多目光。5月19日，中美两国《中美就经贸磋商发表联合声明》（以下简称声明）的出台，更是引发不同声音，如何看待这一事件？

首先，声明究竟说了什么？

简单来说，涉及三方面内容。

第一，提到减少贸易逆差，但是没有提出具体数字。声明指出，双方同意将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减少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为满足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和促进高质量经济发展，中方将大量增加自美购买商品和服务。这也有助于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

第二，强调加强合作，这其实意味着本次谈判之后还有后手。声明指出，双方同意有意义地增加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出口，美方将派团赴华讨论具体事项，同时双方同意继续就此保持高层沟通，积极寻求解决各自关注的经贸问题。

最后，也提到减少分歧，主要体现为营商环境改善以及知识产权。这主要体现为双方扩大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贸易创造有利条件以及争议最大的知识产权保护，“中方将推进包括《专利法》在内的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工作。双方同意鼓励双向投资，将努力创造公平竞争营商环境。”

比起明确的文字，更值得深究的是声明透露了什么信息？这次声明初读很是含混，既没有表示具体数字，也没有谈到具体政策。然而全文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信息量不少，基本点在于双方谈拢了。

所谓外交，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最大外交公约数，彼此都要面子。固然，买什么、如何买、何时买等问题没有写明，但纸面上的声明的模糊，其实为未来的操作留下空间。

回看30多年前日美贸易战之时的《广场协议》，公告写得也很简单，但背后很多实质性措施都已经谈好，称为“无纸面记录”。与抽象简单的公告不同，这一份所有参与国都同意的“无纸面记录”，对汇率目标、行动方案、干预总规模、干预货币、各国认领干预份额都做了详细规定，最终的各国行动也基本忠实地执行了该约定。

一个细节是，本次中美声明具体谈到了农产品和能源，我以前也猜测如此。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让步，如果增加采购美国农产品与能源，相应地可能不得不减少从其他国家的进口，其中涉及到俄罗斯、委内瑞拉、澳大利亚等传统上的进口大国，其实需要中国做出相应调整，也会付出一定代价。

更深一步看，本次会谈看似中美对局，其实是从经济层面而言，涉及两个国家四种路线的博弈。

双方温和派都希望谈成，但是各自国内都有强硬派的声音。从美方来看，以对中国贸易态度而言，可以为鸽派与鹰派，鸽派以美国财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为代表，更在意中国贸易中中国分走多少好处，希望通过谈判拿回好处；另一边则是主张强硬的鹰派，比如以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为代表，更在意狙击与惩罚中国。反过来，中国的情况也类似，有希望谈判的温和派，也有希望强硬对抗美国的声音。

就谈判而言，双方的温和派都希望达成共识，而对抗则符合双方强硬派利益。所以这一场贸易谈判，正对应两个国家四个路线的分歧，刘鹤身份是国家主席特使、国务院副总理，他带回的协议其实也需要四个派别一定程度的默许。

本次情况来看，温和派达成了协议，至少短期内不会有太多大冲突，中美阶段性共识初步达成。

那么，到底谁赢了？

有朋友在我在公号《徐瑾经济人》直接发问。目前声明还是留下很多未解决的问题与细节：2000亿美元不见踪迹、特朗普表态软化的中兴事件没有出现在协议中、社交媒体关于外网消息满天飞。太多的流言，在没有实际信息之前，更多应该作为背景补充以及人心所向。抛开这些细节之外，或许可以说，对于中国民众而言，这次显然是利好，无论是享受更优质价廉的商品，还是未来可以稳定发展的环境。

北大教授、经济人读书会书友苏剑老师曾经说，“美国是我国最大的顾客，是我们的生意伙伴”，也正因此，满足客户要求并不丢人，本就是商业活动的应有之意，要点在于“这就把我国改革开放的长远目标和我国顾客的诉求结合起来，既满足了顾客的要求，也加快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

这一观点见仁见智，但是在商言商其实是国人应该补上的一课，这也意味着，对于双方贸易与经济之外的谈判目标，不应该抱有太大期望。即使如此，中美双方决定不打贸易战，这一决定本身，其意义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它很可能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道路都有重大影响，其意义要在数年之后才能被真正认识。

回顾历史，国家道路的选择，如果缺乏外力，在国内各利益集团博弈之下，基本可以决定路径与格局，路径依赖制约之下，道路锁定的情况常见。这种情况之下，国际局势的变化，尤其是与主要大国的冲突，往往会带来意料不到的变化。

无论历史上的大清还是八十年代的日本，都面临海外压力带来自身改变的案例，前者是从朝贡模式进入条约模式，后者则是通过广场协议等条款进入西方政策协同的世界——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对于广场协议导致日本泡沫这一认知存在误读。

公允地说，如果贸易谈判可以促进中国国内无法推动的改革，对于中国并不算很坏的结果。面对巨大挑战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处境，如果能够积极顺应、勠力改革，那么其实对于双方民众都是福祉。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亦为经济人读书会创始人，近期出版《白银帝国》、《不迷路，不东京》，公号《徐瑾经济人》。

中国官员表示愿意购买更多美国出口产品，但并未接受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对于削减2000亿美元双边贸易逆差的要求，原因是双方未能就放松对一家中国电信公司的制裁达成一致，美方的制裁已导致这家公司陷入瘫痪。

中美在周六发布的联合声明中称，双方同意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减少”美国对华3370亿美元的年贸易逆差。

双方表示，在两天的“建设性磋商”以后，中国同意将“大量增加”从美国购买商品和服务，同意有必要“有意义地增加”美国对华农产品和能源出口。

双方表示，中国同意修订包括《专利法》在内的相关法律法规，以解决美方的知识产权投诉，这些投诉促使特朗普最近威胁对数额高达1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关税。双方还承诺继续就此保持高层沟通，寻求解决各自的关切。

另外，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中国高级特使刘鹤告诉官媒，中美双方同意停止互相加征关税。

但周六发布的那份含糊的声明并没有提及电信公司中兴通讯(ZTE)，也缺乏明确的目标，这凸显出双方的优先事项仍存在分歧。

双方未能解决分歧，与此同时，美国各界的政治反应迫使特朗普政府放弃总统的一项承诺，以解决中兴问题引起的争论。中兴在被禁止购买美国零部件后被迫停止经营活动。去年中兴承认违反美国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并同意支付12亿美元的罚款以达成和解。之后美国商务部裁定中兴违反了这项和解协议。

解决中兴的问题，是中国副总理、最高经济官员刘鹤本周访美的首要任务。在刘鹤访美之前，特朗普发推文称，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努力让中兴“尽快恢复业务”。

但特朗普的这条推文激起了美国国会中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强烈抵制，他们指向了美国情报机构长期以来在安全方面对中兴的担忧。美国整个政界的政治人士周五警告美国总统不要向中国屈服。

一名了解本周谈判内情的人士称：“由于来自（国会）的所有压力，总统的谈判空间正在缩小。他的那条（有关中兴的）推文点燃了一把火。”

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任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坚称，中兴仍将面临来自美国的严厉处罚，或将不得不改组董事会和管理层。他在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Fox Business)采访称：“我们并未在讨论让他们完全免于处罚”。

库德洛还在上周五对记者表示，中国已承诺每年多从美国进口价值2000亿美元的商品，并做出其他让步。“中国已经开始调整贸易，”库德洛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们正在满足我们的许多要求。目前还没有确定的协议，这可能将需要一段时间来处理，但他们正在行动。”

尽管如此，华盛顿的一些人士还是对中国帮助扩大美国商品出口的承诺持怀疑态度。

“为什么美国官员总是上中国的当？”共和党参议员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在Twitter上写道，“如果我们不醒悟，并开始把这当作国家安全问题，中国将再次赢得胜利。”

然而，听取过谈判情况介绍的人士表示，中国代表团没有同意美方一直在寻求的削减逆差的目标，而是只承诺降低关税以及消除其他贸易壁垒，目标是增加美国的出口。

一名听取过谈判情况介绍的人士表示，中方一直在致力于达成包括降低汽车关税在内的较小规模的一揽子承诺。这些承诺上月首次宣布，目的是给特朗普一份他可以拿出来当作胜利的协议。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中国问题专家克里斯•约翰逊(Chris Johnson)表示，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官员也曾谨慎提防达成一项“迷你交易”——用解除对中兴的制裁换取中国承诺不针对美国农产品出口——如果没有后续协议保证解决他们对于中国国内对外国投资和产业发展政策的更大担忧的话。“（美方）担心‘迷你协议’变成‘特大协议’，”他表示，“如果接受的话，你可能永远无法解决结构性问题。”

中国政府承诺进口包括半导体在内的更多美国商品，也将在华盛顿与韩国、台湾等盟友之间插入锲子。韩国和台湾的芯片公司向中国出口大量半导体产品。

“我认为中国正在赢得贸易战，”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中国问题专家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表示，“你或许最终会让中国购买更多商品，但这将扩大美国与盟友之间的裂痕。”

他还表示，特朗普早些时候准备在中兴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也将损害美国作为一个“受法治而非总统意愿支配”国家的形象。

张祺(Archie Zhang)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远比预想中快，北京时间5月20日凌晨中美发布联合声明。声明的内容简单的说就是不打贸易战。需要讨论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声明，它的根源是什么，影响是什么？这还得从中国的核心利益说起。

核心利益

1948年后，美国“连日制华”，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底子就定下了。虽然后来中苏关系破裂，在苏联是共同威胁的基础上，尼克松在文革期间访华，中美关系缓和。改革开放后，搞“和平典范”，苏联崩溃，冷战结束，但中美关系意识形态的底子仍没有变。

中美关系的底子，换一个表述，就是中美关系中，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那么中国的核心利益到底是什么？

在2010年，在一次公开论坛上，戴秉国表示，中国的核心利益就是中国的国体、政体、政治稳定、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是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第三是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2011年中国发表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也是这种说法，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是中国第一核心利益。也就是说，实际上中国要求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条是尊重中国的政治制度。

核心利益的排序，意味着交易的空间

任何一个国家，其内部利益存在巨大的结构性分层，就很难避免其他国家利用这一点不断要价。我在2017年3月份，特朗普刚刚当选，国内一片“商人总统，会对中国很宽松”、“中国的机会又来了”的论调之中，在FT中文网上发表名为《中美关系：特朗普的新要价》的文章。文中指出，特朗普以及他的团队一定会意识到，虽然美国需要中国的贸易，但是既然中国存在核心利益分层，既然中国仍然需要全球化，贸易弹性更小，那么就会提出要价。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提出的目标，虽然提到过“镜像政策”，即对等政策，但还特朗普的要价还有另一个形式：中国减少2000亿美元的顺差。这个具体的数字指标无法被含糊过去。以前，在WTO框架下，中国有各种政策的、法律的非关税壁垒，甚至心灵壁垒——比如最近对联想的指控。可以想见，卖国的指控之下，没有企业敢在招标中放弃中资企业，而选择外资企业，这就是心灵壁垒。但是，特朗普的指标是贸易顺差的金额，只有切实的进口，才能消减这一数字。所以，这一轮的承诺，落实的力度会很大。不会重现当年加入WTO前报纸上说的东西，最后都没有出现，部分的被中国人的智慧消解了的历史。

随着中美贸易联合声明的出现，虽然还有待进一步的谈判，但可以说特朗普的要价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满足。这是因为如发生贸易对抗时，“中美国”经济绑定减少，那些被中美经贸关系压制的价值观议题，就会更猛烈地以多种形式，在多个地区，多个领域冒出来。所以，首先要保证第一个利益层次，防止中美出现对抗，出现价值观的议题对抗，那么，就要满足要价。称之为妥协也好，付出也好，或者贸易平衡也好，总之，“买买买”是一个再次绑定的好办法。当然，总体来讲，这对中国并不是坏事。毕竟，多年之前，朱镕基也因为加入WTO被骂卖国，但实际上中国却飞速的发展了。当然，总体不是坏事，并不意味着短期没有冲击。

核心利益的排序，意味着交易的结构

核心利益分层，不但意味着交易的空间，通过分析核心利益的结构，我们就能发现中美之间满足要价的交易的结构，预测未来会从哪些方面减少逆差。即哪些行业将会受较大冲击，哪些行业会继续受到较大的保护。限于时间，这里仅简单举几个例子。

联合声明中提到“双方同意有意义地增加美国农产品”，这会对中国农业的某些领域，产生较大的冲击，这些领域的农民会受到较大的冲击。从利益结构上看，这属于第三层次的利益。

比如，美国的猪肉就比较便宜。美国猪肉零售价格最低低至2.3-2.7元1斤（换算人民币后），即便加之物流运输费等，在中国的零售价差不多7-8元1斤。可是国内的猪肉平均价格至少要十几块1斤。

以前，中国对生猪行业是有保护的。除了关税壁垒，还有很多非关税壁垒。在中国，养猪不允许拿瘦肉精喂猪，但美国是允许使用的，仅要求养猪者在猪出栏前两周停喂。还有一个原因是，美国人向来不吃动物内脏，所以对主要残留在猪肝脏内的瘦肉精不那么在意，但中国人要吃猪内脏。

另一个因素是美国猪肉养殖行业的饲料主要是玉米和大豆。目前这两种粮食已在美国广泛规模化种植，加之转基因品种应用和各级联邦农业补贴，饲料成本远低于中国。瘦肉精与转基因饲料，这些本来都可以做为非关税壁垒，但是，要达到承诺，减少贸易顺差，这些政策壁垒就会被削弱。当然，美国市场也会主动适应中国需求，目前，美国一些猪肉商已经不用瘦肉精了。总之，短期内，国内的生猪养殖行业会受到巨大的冲击。

联合声明中表示“双方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同意加强合作”。知识产权方面，涉及到具体的经济运行，算是第三个层次的核心利益。恐怕也属于受到较大冲击的领域，将会出现较大的变化。

这么多年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企业，用着廉价软件、免费软件的状况，恐怕会改变。法律严格了，执法严格了，外国软件公司的法务部门会在短期内膨胀，增强发现、举报、诉讼力度，工商等部门的执法力度也会加强。

这一点对普通人的影响不会太大，但也不是没有。你用一个盗版的Photoshop，一年费用是300人民币，adobe公司是不会来抓你的。但是，那些做盗版、做破解的、提供下载的受打击的力度大了，网上盗版软件就消失了，不好找了。

更严重的是对企业的影响，这甚至会影响到中国的制造业等多个行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竞争力。

比如，影视行业的软件都比较贵，Premiere的价格是一年1400元人民币，而更贵的在制造业。前段时间，由于一个项目的需要，我接触了很多机械设计、非标自动化的东西，需要用到ProE、solidword等软件，这些软件的正版价格，都在上万，甚至几十万，比如Pro-E正版售价在8-12万。

不过，中国月薪几千的设计师，他们笔记本中就有好几套这类软件。中国的很多企业，特别是中国的中小企业都没用正版。就拿中小企业来说，这些企业占中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创造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份额。所以，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些盗版软件默默地发挥着作用，承载着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那么，随着知识产权落实，起码这些企业中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将会增加一笔软件开支。

如果全部都是正版，会极大的加大这些行业的学习成本，运行成本，最终，缩小行业规模，甚至导致下游产业受损。如果没有盗版的premiere，没有盗版pro-e，那些年轻人就会交更高的学费。一方面，这会使得一些人放弃学习，降低技能，另一方面，学习技能的花费，企业办公软件的花费，都最终会推高行业价格，影响行业竞争力，减少行业规模。于是，原本放在中国做的一个劳动密集型的影视后期处理；或者，一个机械制造项目，可能就会重新回到美国。

相比之下，由于与意识形态，也就是第一层次的核心利益距离更近，服务贸易，特别是文化、娱乐方面，应该继续在某类政策的庇护下，不会受到太大的冲击。比如，一家外资占51%的公号，突然被封了，这个问题就很难处理。就在媒体报道两国联合声明之前几个小时，社交网络里面流传所谓网络部分解除阻塞，并归因于中美谈判，从这个角度去看就不难发现，这只是一厢情愿，这只会是暂时现象。

殊途同归？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就业冲击虽然属于第三层次，但最终仍然是殊途同归，会有全局性的影响。显然，受影响的农业、制造业的岗位，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全局性的。这就要求中国社会也要进一步转型，弥合国内的各层次利益。

联合声明还有很多深远的影响，比如，农业受冲击，应对这种竞争，目前小农式的生产方式就必然不行，那么，长期以来，土地制度制约了现代农业生产。那么，这会加速土地制度的变化吗？再比如，如果放开保险、银行等法治密集型产业，必然对法治与透明度提出进一步要求。还有，抵制美货，买美货是卖国之类的心灵壁垒，恐怕也会降低调门。此外，外汇储备下降，会引发对汇率的控制力下降，影响到房价。这些影响都是长远的，当然，也可以在短期内爆发式显现影响。

最后，这个局面，怪谁呢？怪去美国办孔子学院？怪到处宣扬中国模式？或许不怪谁，贸易中的政策对等，并不是一种屈辱，这本身都是应该付出的。正如刘鹤所说，这既可以推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的需要，也有利于美方削减贸易赤字，是双赢的选择。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球经济贸易的稳定繁荣。长远来说，联合声明是一件好事。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闫曼 man.yan@ftchinese.com)

中美贸易谈判可谓跌宕起伏，不逊色于任何一场惊心动魄的大片。

今天路透社援引不具名的特朗普政府官员报道，说中方向特朗普总统提出将通过增加购买美国产品等措施，把双边贸易顺差减少2000亿美元。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这个缩减的幅度相当于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去年中美货物贸易差额3750亿美元的一半以上。

而这也是广为流传的美方在5月初结束的北京谈判中漫天要价清单上的第一条。

不过，该清单要求的是中方到明年6月为止将双方的贸易差额缩减1000亿美元，到2020年的6月之前再缩减1000亿美元。当时中方拒绝了这个清单。事实上，这也是一个难以在短期内达到的数字。

路透的报道没有给出一个时间表，也没有说明是否有其它附加条件。同时，这是美方的一面之词。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中方确认或否认这一说法。也不知道最后如果能就削减贸易差额达成意向的话，规模会不会比这个要小。

这一信息的大方向和《华尔街日报》之前的独家报道相契合。该报道说，中国这周可能会提出进口更多的美国货物，以帮助缩减双方贸易的不平衡。

要预测这周的谈判究竟会走向什么结果，真的属于给自己出难题。因为不仅仅要考虑双方的实力、利益，还要考虑特朗普的心理波动。随着更多信息出现，分析的方向也随时可能发生变化。

这不，正要准备发稿时，传来消息，中国商务部宣布终止4月份发出的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高粱反倾销反补贴的调查。这表明，中美双方的谈判没有陷入僵局，在进展之中。

基于目前的情况，笔者觉得，在诸多不确定性中，双方在富有象征性的“宏大叙事”中形成一些框架性的进口意向，并考虑缓和关税方面的争端，是有可能的。

在过去一周的301调查听证会上，有很多美国企业代表反对特朗普在301调查下对中国产品征税，因为他们认为，这实际上会妨碍美国的利益，推高美国产品的成本。

美国东部时间周五，是美国财政部就301调查提出投资限制方案的截止日。

总的来说，美方不太会在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准入问题上松口（但不排除对个别企业放行），而中兴通讯的命运又因为国会的态度坚决而重新站在了悬崖上，在这种情况下，美方单是减少对中国加征关税，似乎不够充分。

之前在北京谈判中流传的中方开列的清单包括：要求美国放松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停止对中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放松对中兴通讯的限制令、开放电子支付市场给中国企业、批准中金公司的金融牌照申请、未来不再对中国发起301调查，以及在国家安全审查方面给予中国企业和其它国家企业同等待遇。

本周中美谈判的重点应是贸易，高科技之争的大趋势难以改变。从长期看，后者涉及中美在全球的经济战略地位之争，也涉及和科技发展有关的市场规则之争，这些不是一时半刻能解决的。

美国一些人士意识到，将迫使中方放弃2025战略作为努力目标，既不可能，也不现实，他们认为，要将更多精力放在督促完善市场规范和操作上。

再次走到悬崖的ZTE

中兴通讯的命运，则再一次走到悬崖。

特朗普上周放话给商务部，令其修改之前的禁令。美国商务部此前以中兴通讯违反美国的制裁令为由，要求美国企业在未来七年内不得向中兴通讯出售电子元件或技术。

特朗普的指示遭到了美国两党议员的强烈反对。有33名民主党参议员联合致信特朗普，要求将美国就业和国家安全放在对中国利益的关照前面。

今天，美国国会一致通过了一项法案，这项原本争议就不大的法案中，新增加了一条驳回特朗普指示、维持对中兴制裁的条文。这表明美国目前对华的战略忌惮意味浓厚。

中兴的命运是否就此宣判，现在还没有最后确认。

在美国政界，也有包括华盛顿州议员拉森（Rick Larsen）等在内的人士，反对特朗普把国家安全和贸易问题混淆。

拉森今天在华盛顿的一个中美贸易问题讨论会上直言：把投资政策交给五角大楼来处理，如果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的话，我要和你好好谈谈。

美国内阁裂痕加深

此外，参与该讨论会的来自化工、信息科技、谷物等行业协会的领袖纷纷表示，特朗普关税政策会损害自己国家的行业利益，动用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关税手段试图保护美国竞争力不强的行业，削弱的是美国在全球的竞争优势。他们也害怕这样的措施，会导致中国关闭来自美国的投资。

一个较为积极的信号则是，特朗普和刘鹤副总理今天下午意外地在华盛顿会晤，这个会面原来不在特朗普的日程上。

据中国央视报道，特朗普表示，希望美中重点在能源和制造业领域加强贸易投资合作，扩大农产品贸易和市场准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有意思的是，对中国抱有很深敌意的特朗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没有参加这次会晤。

昨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纳瓦罗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曾在北京的谈判场所公开大吵（当时没有中方人员在场），显示美国高层强硬鹰派和相对更务实官员之间的裂痕日益加深。

内阁成员的矛盾在处理重大问题时凸显，影响到特朗普经济政策的明确性和可预见性。这一状况的加剧和特朗普本人的独断有关，表明他缺乏弥合团队中不同意见、激励成员精诚合作的能力和意愿。

这种裂痕不仅体现在经济团队中，也体现在外交团队中。

突然转向

这两天，朝鲜突然改变之前的示好口径，表示可能取消与韩国、甚至也包括与特朗普计划中的峰会。

给了朝鲜突然改口的理由的，除了美韩军演外，也和特朗普新任命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提出的“彻底的、可以查证的、不可逆转的去核化”要求有关。

博尔顿的上台，曾引起美国朝野的普遍忧虑，因为他强硬到不忌惮燃起硝烟和战火。显然，朝鲜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相处得更好一些。

朝鲜这一转向，看似突然，但对于长年观察半岛局势的专家来说毫不稀奇，因为朝鲜各代领导人都非常喜欢用这一招。笔者也一直认为，朝鲜缺乏弃核的真诚意愿，因为这将导致它失去和美国抗衡和讨价还价的唯一砝码。

就当前形势而论，朝鲜此举应是希望给特朗普压力，试图削弱以强硬著称的博尔顿的影响力，并企图得到更多好处，包括成为实质意义上拥核国家的可能性。

博尔顿这样的人物，也必定不会受到北京的欢迎。

朝鲜的突然改口，为胶着中的中美谈判带来新的变化。此事应该会牵制特朗普，使他进一步意识到，至少在朝鲜峰会问题明朗化之前，和北京不能在贸易投资问题上搞得太僵。

（注：作者毕业于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硕士专业，现在华盛顿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在中国和美国开始旨在避免贸易战的第二轮高层会谈之际，有迹象表明特朗普(Trump)政府内部就如何应对中国发生了分歧。

中国官员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席经济顾问刘鹤在本周末离开华盛顿时，能带走一份免除对于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ZTE)的死刑宣判的协议。

但是，周四因对中兴通讯软化态度而继续面临批评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淡化了迅速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我之所以怀疑，是因为中国已被宠坏了，欧盟(EU)也被宠坏了，”特朗普对记者们说，“其他国家已被宠坏了，因为无论它们从美国获得什么东西，总是能够100%获得。但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再发生了。”

他接着说：“我们让中国占了便宜，财富被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以前任何国家都没看到过这种情形，这个国家用他们从美国带走的大量资金进行了重建，而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了解美国政府内部讨论的人士表示，周四的贸易谈判启动时，急于达成协议的高级官员——比如美国财长史蒂芬•姆努钦(Steven Mnuchin)和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等对华鹰派人物——之间的分歧仍在加剧。

周三，白宫最初表示，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和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将领导美方周四与刘鹤及其代表团的谈判。（注：本文题图从左至右分别为姆努钦、特朗普和莱特希泽。）

白宫后来又补充说，纳瓦罗和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任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也将参加谈判。

了解本月早些时候在北京举行的首轮谈判的人士表示，在会谈期间，姆努钦和纳瓦罗因计划中的姆努钦与刘鹤一对一会晤发生矛盾，纳瓦罗反对被排除在外。

一名了解北京首轮谈判情况的人士表示，纳瓦罗明确表示，他“强烈反对”一项有关姆努钦与刘鹤单独会面的建议。

但该人士补充说，目前尚不清楚，中国人是否注意到了这些口角，因为美国人在房间的另一侧围成一团。“纳瓦罗的脾气很暴躁，”另一位知情人士补充道。

这场冲突似乎并没有削弱姆努钦在与中方谈判中留下个人印记的愿望，也没有削弱中方把他视为美方主导谈判代表的想法。

据英国《金融时报》看到的中国官方周四会谈日程安排的一份副本，周三会见过国会领导人的刘鹤，将与姆努钦举行额外的一对一会谈，并与他一同参加私人晚宴。

译者/何黎

谷歌(Google)首席经济学家哈尔•瓦里安(Hal Varian)表示，从技术上说，如果统计学家能更好地捕捉在硅谷开发、在全球智能手机嵌入的软件的价值，美国的贸易逆差有望减半。

贸易经济学家们长期主张，目前收集数据的方法并不能反映现代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而iPhone的实体产品是常被引用的例子。

尽管美国的进口数据反映一部手机的零售成本全部来自中国，但实际上中国只附加了一小部分价值，因为这些手机是采用世界各地的零件在中国组装而成。大部分利润也流向了美国的苹果(Apple)公司，而非其中国供应商。

统计学家们对谷歌的安卓(Android)操作系统（全球80%的智能手机安装该系统）的处理略有不同，因为该软件是开源的，谷歌用其与那些同意在其设备上预装谷歌App的公司进行互换交易。

但结果大同小异。安卓软件不算入美国出口，但当手机成品在美国销售时，它反映于进口数据。如果手机在第三国销售，数据会有进一步扭曲。

该问题使得经合组织(OECD)的经济学家们致力于研究新的“附加值贸易”数据库，以更准确地反映现代贸易。但收集这些统计数据将需要多年时间。

瓦里安认为，对经济活动更准确的衡量方式是，把产品设计和软件的价值纳入出口数据。他在伦敦的一个会议上表示，如果全球智能手机年销售总额约为4000亿美元，其中2000亿美元左右代表软件价值，“那将把美国的贸易逆差削减一半”。

“计算进入美国的实体商品和发出美国的电子邮件附件比较容易，”他表示，“芯片被算作出口。而软件不被算作出口。但两者做的是同样的事。”

瓦里安表示，此类变化不仅会影响数字经济的测算方式，而且会影响汽车制造业、甚至服装业等制造成本仅占零售价格20%左右的行业。

在华盛顿和北京方面贸易紧张加剧的背景下，这类统计测算方法的课题越来越有争议。

2014年，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放弃了创建“无工厂产品生产商”的新分类的计划，此前该局接到小企业的数千份投诉，认为此举是掩盖美国制造业走下坡路的烟幕弹。

肖恩•唐南(Shawn Donnan)华盛顿补充报道

译者/马柯斯

以美国和欧洲为主导的当今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优势份额。按市场价格计算，发达国家占全球14%的人口贡献了全球产出的60%，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这一数字为41%。

这种局面将不会持续：近在1990年，按市场价格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发达国家在全球产出中的占比还分别为78%和64%。西方必须接受自身相对衰落，或者发动一场极不道德且可能带来毁灭的斗争来阻止这一趋势。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现实。

因此，西方人首先需要考虑崛起大国中的人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尤其是中国很可能将崛起为遥遥领先的全球最大经济体。我们需要评估和评判中国领导者的看法。两周前，我写下了在北京一场高级别会议上的所见所闻。现在，我将在相同的小标题下对我所听到的观点进行评判。

中国需要强大的中央统治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参与现场对话的人认为，中国的政治稳定是脆弱的。历史表明他们的看法没错。过去的两个世纪见证了许多人祸——从19世纪的“太平天国运动”到上世纪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因此，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精英似乎深信，共产党的革新（在习近平的控制下）是绝对必要的。我们一定还记得，中国如今正在经历的这种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巨变，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使欧洲陷入了动荡。

然而，眼下的控制收紧可能会令经济脱轨，或者在一个人民受教育、互联互通和富裕程度日益提高的国家引发政治爆炸。中国希望成为一个巨型的新加坡。能实现吗？

西方模式已名誉扫地

中国精英说的没错：唉，它们已经名誉扫地。其他人过去的主流观点是，西方信奉干涉主义，自私且虚伪，但是有能力。在金融危机和民粹主义抬头后，西方维持其经济和政治体系良好运转的能力受到了质疑。对那些笃信民主和市场经济是个人自由的表现的人而言，这些失败令人痛苦。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通过改革。遗憾的是，西方所做的只是徒劳地发出愤怒。

中国不想主宰世界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表示怀疑。中国将首次成为全球文明中的一大强国。像之前的所有强国一样，中国肯定将希望根据自己的喜好安排全球秩序和其他国家（以及私人组织）的行为。中国还有很多邻国，其中许多都已经与美国结盟。中国已在设法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南中国海。它还试图影响海外人士（尤其是中国留学生）的行为。这一切都是中国实力在海外不可避免的延伸。

中国正受到美国的攻击

中国精英说的没错，美国人越来越把中国视为对手，甚至一大威胁。反过来，美国人认为中国正在通过扩充军力和削弱其盟友（特别是日本）来攻击自己。

实际上，权力必然是一场零和游戏。无论中国的意图如何，中国实力的崛起都将被美国视为威胁。

此外，许多美国人、甚至许多西方人，并不真正接受中方在西藏和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对中国的意图持怀疑态度，嫉妒中国的成功。这种相互不信任会导致现有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相互猜疑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

美方在贸易谈判中的目标令中方费解

中国是对的：美方的目标是荒谬的。但其中包括真正重要的问题，尤其是知识产权。

中国将挺过这些攻击

这几乎是肯定的。除非美国背弃所有承诺并寻求对中国实施经济禁运，否则，目前的摩擦不会阻止中国的进步，尽管可能会使之放缓。对中国更大的威胁在于国内对更加敌对的外部环境的反应。中国可能的反应将是更加收紧政治和经济控制，而非向更以市场为导向、更以私营部门为主导和更以消费为驱动的经济进行必要的转变。

今年将是充满考验的一年

是的。实际上，整个世纪都将充满考验。对西方而言，应该采取的正确看法是，中国确实是一个重要的竞争对手。中国的崛起将给西方、尤其是美国造成许多两难。但中国也是确保世界合理合作、稳定、繁荣、和平的不可或缺的伙伴。

西方需要更加深入地思考这样一个世界该如何运转。美国政府的看法——只需美国单方面行使权力就够了——将落空。它不可能以这种方式管理全球公共事务，这也不是特朗普政府关心的。它也不会实现稳定：如果怀疑这一点，应该看看中东在经历无休止的外部干预后变成了什么样子。

西方人必须意识到，我们最大的敌人已经变成我们在管理自己国家方面的无能。与此同时，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的未来只能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多边合作的基础上。这并不意味着承认中国的每项要求都合理。远非如此。有原则的抵制是必要的。但我们正从一个西方主导的过去走向一个后西方的未来。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一过程。

译者/申凯

在中美贸易紧张升级之际，周二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在今年3月卖出了25亿美元美国国债。

中国是美国国债最大的外国持有者。美国财政部(US Treasury)数据显示，3月份中国等国卖出了期限在1年以上的长期美国国债。中国曾在今年1月和2月净买入美国国债。美国国债的第二大外国持有者日本继今年1月、2月分别卖出21亿和140亿美元美国国债后，3月份又卖出80亿美元美国国债。

3月份卖出美国国债最多的地区是众多投资基金的注册地开曼群岛。开曼群岛卖出了266亿美元美国国债。

尽管中国卖出了一些美国国债，但其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却增长了90亿美元，至1.19万亿美元。这是受到美国国债价格变动的影响。3月份，基准的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12个基点，至2.74%，贸易紧张加剧导致一些投资者转向相对安全的国债，从而推高了国债价格。因此，尽管中国卖出了美国国债，其投资组合的总值还是升高了。

全球而言，外国的官方机构，比如央行，依然是美国国债的净买入者，它们在3月份买入了184亿美元长期美国国债，而其他外国投资者卖出了231亿美元美国国债。

译者/徐行

美国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Terry Branstad)昨日表示，在围绕贸易、技术和市场准入的纠纷上，美国和中国的立场“仍然相距遥远”。在中国一名高官访问华盛顿前夕，此言意在引导外界的期望。

布兰斯塔德在东京发表讲话时表示，他的国家希望看到开放市场的“具体时间表”。此前本月访问北京的美国代表团已交给中方一份要求清单。布兰斯塔德是参加那次会谈的七名美国代表之一。

“中方曾说，‘我们希望看到具体细节’。就贸易问题而言，我方向他们提供了全部具体细节。所以他们现在不能说他们不知道我们要什么，”路透社援引他的话称。“我们仍然相距遥远。”

布兰斯塔德表示，中国并没有兑现开放金融服务和降低汽车关税的承诺。“中国在很多领域作出了承诺，但没有做到。我方希望看到一份时间表。无论早晚，我们希望看到这些事情发生，”他说。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重申，他渴望与北京方面达成协议。

“对华贸易谈判正在继续进行。多年来，他们每年从美国获得数千亿美元。请继续关注！”他在Twitter上写道。

美国已经威胁要对价值1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关税，中国则表示将进行报复，征收同等力度的关税。特朗普要求北京方面在未来两年内将美国对华337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减少2000亿美元。

据听取了谈判介绍的人士透露，双方本周将讨论一项可能的“小交易”：美国将减少对中兴通讯(ZTE)的处罚（特朗普在周日出面为这家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说情），而中国将撤销报复美国农产品出口的威胁。

但是，有关该交易的消息正面临美国商界的反对，而华盛顿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人士都担心，特朗普可能错过迫使中国推行更有意义的经济改革的机会。

“即将再一次在谈判中被中国占上风，”共和党参议员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昨日在Twitter上写道。“中国打算主宰21世纪的关键产业——不是通过在创新上胜过我国，而是通过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和利用我们的开放经济，同时保持他们的经济封闭。我们为什么要通过在中兴问题上达成糟糕的协议，来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

布兰斯塔德表示，特朗普希望看到美国对华食品出口出现“显著增加”。“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和美国一样开放。”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席经济顾问、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昨晚抵达华盛顿，将进行至少三天的会谈。

本月初在北京进行的讨论没有带来任何协议，但双方同意继续商谈。除了要求减少贸易逆差外，美国还希望中国终止对战略产业的补贴，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美国企业私下担心，特朗普准备就减少双边贸易逆差达成快速协议，而不去解决这些更广泛的问题。作为贸易谈判的一部分，特朗普承诺放宽对中兴的制裁——这件事加剧了人们的担忧。

“（我们的成员）不想要关税，”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会长托马斯•多诺霍(Thomas Donohue)在北京表示。“另一方面，他们迫切希望中国的系统性问题得到解决。”

汤姆•米切尔(Tom Mitchell)北京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在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和IBM游说数月后，美国一些资深参议员放弃了一项受到争议性的计划。依据那项计划，美国企业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投资可能要接受美国的国家安全审查。

此举似乎为一项强化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权力的法案在今年夏天获国会通过扫清了道路。目前美国两党都呼吁加强对中国投资的审查。

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US Treasury)正准备提出建立归该部所管的投资限制机制的建议，目的是保护人工智能(AI)和机器人等美国战略性行业不落入中国人之手。此举是特朗普(Trump)政府对中国涉嫌系统性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展开的更大规模调查的一部分，该调查已引发美中贸易紧张。

改革CFIUS的行动和美国财政部提出的新举措，是为了解决华盛顿方面日益加剧的、对中国努力收购重要技术的担忧。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正在展开一场创新之战。

最初提议的CFIUS对美国对外投资的规定被认为较为激进。依据那些规定，这个行事隐秘的委员会可能对美国企业的各种对外投资拥有否决权。

目前，CFIUS只能以可能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对美国的外来投资进行审查。但华盛顿的支持者主张，审查美国对外投资也是必要的，那样可以保护美国企业不会为了在一国开展业务而被该国政府强迫把关键技术交给该国的合资伙伴——这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主要抱怨之一。

通用电气和IBM等反对者主张，此举甚至会对它们最稀松平常的对外投资都构成威胁，而且会伤及它们相对那些不面临类似审查的对手的国际竞争力。此外，CFIUS每年需要审查的交易也将从几百桩增加到数千桩。

不过，上周美国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Senate Banking Committee)主席迈克•克拉波(Mike Crapo)以及副主席、民主党参议员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传阅的一份新法案草案将放弃授权CFIUS审查美国对外投资的计划。相反，新草案将要求特朗普政府更新受传统出口控制约束的产品和技术的清单，以反映对“崛起中的关键技术”的新关切。

美国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将在下周正式考虑该法案文本，这表明克拉波认为他能够征集到足够的票数，让这份法案获得通过。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John Cornyn)也对该法案表达了谨慎的欢迎，科宁是最初的提案的共同发起人之一，他支持对美国对华投资采取更严格审查。

周一科宁的一名女发言人拒绝透露科宁是否全盘支持新版提案。“我期待继续与（共同发起人民主党）参议员（戴安娜•）费恩斯坦(Dianne Feinstein)以及银行业委员会合作，我们将一同推进这项重要的立法，”这名参议员在声明中表示。

游说人士和其他关注该法案进展的人士表示，对于被纳入该法案的妥协是否能在参众两院都得到足够多的支持，他们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通用电气驻华盛顿、负责政府事务和政策的总裁卡兰•巴蒂亚(Karan Bhatia)表示，修改过的CFIUS法案将“加强国家安全，同时维系美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新的法案草案保留了其他将强化CFIUS权力的规定。CFIUS将有权审查房地产交易和那些涉及外国投资者收购初创企业和其他中小企业少数股权的交易。

该草案还将CFIUS的一般调查期限从30天延长至45天。

译者/徐行

在一名中国高级特使访美前，美国驻华大使周二控制了一下外界对美中磋商的预期，称美中在贸易、科技和市场准入争端上的“分歧依然很大”。

路透社(Reuters)援引美国驻华大使特里•布兰德斯塔德(Terry Brandstad)在东京参会时的发言报道称，布兰德斯塔德还表示，美国希望看到关于中国市场开放的“具体时间表”。本月早些时候，一个美国代表团访问了北京，向中方提出了一些要求。

布兰德斯塔德发表上述言论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对中国电信业巨头中兴通讯(ZTE)违反制裁案采取了不寻常的干预。

习近平的最高经济顾问刘鹤将于周二抵达华盛顿，进行贸易磋商。

听取了刘鹤访美之行筹备会谈情况的人士表示，中国官员已把解决中兴案视为优先事项，坚称要先取得某种进展，才能举行新的谈判。

译者/徐行

周一，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试图为自己对中国中兴通讯(ZTE)违反制裁案采取不寻常的干预辩护。此前，美国两党都对特朗普的这一举动提出批评。

“中兴通讯这家大型中国电话公司，从美国企业采购很大比例的零部件。”在遭遇越来越大的争议一天后，特朗普发推文称，“这也反映了我们正与中国磋商的更宏大贸易协定以及我与习主席的私人关系。”

预计习近平的最高经济顾问刘鹤将于周二抵达华盛顿，进行贸易磋商。中国坚持要求美国商务部解除上月对中兴实施的为期7年的、禁止中兴从美国采购零部件的命令。

听取了刘鹤访美之行筹备会谈情况的人士表示，中国官员已把解决中兴案视为优先事项，坚称要先取得某种进展，才能举行新的谈判。

据一名听取了会谈情况的人士说，干预中兴案之举似乎也是一项更大协议的一部分，在该协议下，中国将放弃对美国农产品出口征收关税的计划。中方当初宣布这些报复性关税，是为了回应特朗普威胁要就中国涉嫌系统性窃取美国企业知识产权对近500亿美元自华进口产品征收关税。

译者/徐行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贸易政策是一种相当于经济文盲的极端重商主义——肆意践踏国际法，并威胁在所到之处摧毁供应链。但至少那是可以预见的。不仅如此，他的贸易政策还几乎随机地摇摆，今天的绝妙主意完全违背上周的坚定信念。

在退出伊朗核协议后不久，美国总统释放信号，要对中兴通讯(ZTE)网开一面——这家中国公司此前被禁止从美国公司采购重要部件。颁布禁令的原因是，调查结果显示它非法向伊朗和朝鲜出售产品。

此举不只令人惊讶（考虑到特朗普对中国制造商以及他们被指窃取美国就业和生产的敌意），它还与美国情报机构和执法部门很多高级官员的强烈看法直接抵触：他们一再警告，中兴的产品可能被用来对美国用户进行间谍活动，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显然，特朗普在不到一周时间里忘记了，惩罚与伊朗做生意的公司是美国当前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贸易和安全利益相冲突很普遍。比较罕见的是看到美国总统突然逆转实行多年的美国既定政策，实施一项既损害贸易又损害安全利益的决定。

特朗普不同寻常的反转——他不仅解除了对中兴的限制，还积极希望该公司恢复元气——似乎完全是因为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沟通（在一个中国代表团赴华盛顿就贸易问题进行磋商之前）。

在该背景下，此举充分暴露了特朗普作为总统的两大弱点。首先，他沉溺于一时冲动地与其他强势领导人撮合交易，而几乎不考虑后果——对他所追求的目标的后果，以及对美国其他利益的后果。其次，他蔑视政府的正常职能，尤其是在美国复杂而多层面的行政当局内部煞费苦心地制定政策的跨部门流程。

对中兴的限制——一度使该公司濒临崩溃——并不是武断行使权力。这些限制措施是正当程序的结果，此前有证据显示，该公司违反了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时期与美国司法部达成的协议条款。当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在4月宣布该禁令时，他称该公司的行为“极其恶劣”和“不容忽视”。但这一坚定的评判显然敌不过反复无常的总统接到的未知提议。

使这一切更糟糕的是特朗普的成见的狭隘性：他念念不忘美国对华商品贸易逆差，并似乎认为这个逆差可以通过贸易政策来轻松操纵，而不会在其他地方制造失衡。如果特朗普为了习近平提出的某些短期噱头（比如命令中国国企购买更多美国出口商品）而轻易在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严重威胁上妥协，那将是他有史以来达成的最糟糕的交易之一。

特朗普完全有可能在反转之后很快再次反转，特别是如果他没能在贸易上从习近平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与此同时，这件事是更多证据（如果还需要更多证据的话），证明他的白宫极度缺乏成熟的政策制定。

译者/马柯斯

听取了相关简报的人士称，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令人意外地对中兴通讯(ZTE)网开一面，为一个中国代表团本周抵达华盛顿展开为期至少三天的会谈铺平了道路，会谈旨在避免一场贸易战。

中国外交部昨日证实，副总理刘鹤将于今日前往华盛顿，就在不到24小时前，美国总统命令美国商务部帮助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尽快恢复业务”。

总部位于深圳的中兴上周表示，其已停止主要运营活动。因为该公司被指违反早先达成的针对其与伊朗做生意的和解协议，特朗普政府对该公司实施了形同封杀的制裁。

“我们十分赞赏美方对中兴公司问题所作积极表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表示。他表示，刘鹤副总理将同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率领的美方经济团队进行磋商。据信，姆努钦比特朗普政府内部的对华鹰派人物——如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和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更愿意在贸易问题上同中国达成一致。

据彭博社(Bloomberg)报道，中国昨日似乎也向美国伸出橄榄枝，重启它对芯片制造商高通(Qualcomm)收购荷兰半导体公司恩智浦(NXP)的监管审批。

但是，特朗普的决定也在华盛顿招致疑虑，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批评总统的举动，他们指出中兴公司长期引发国家安全担忧。“中兴的问题不是就业和贸易，而是国家安全和间谍活动，”共和党参议员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在一系列推文中表示。“我希望这不是向中国退让的开端。”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表示，特朗普的举动“旨在实现一个目标：让中国再次伟大”，他补充说：“我方能够做的最严厉的事情，最能够触动中国的事情，就是对中兴这样的行为主体采取强硬行动。但是在还没有落实之前，总统就退缩了……如果说这是交易的话，那么这是一笔糟糕的交易。”

接近相关商谈的一名人士呼应了美国商界的担忧，即特朗普可能会忍不住接受一份减少中国对美3370亿美元贸易顺差、但不解决结构性问题（如市场准入和被迫向中国合资伙伴转让技术的问题）的协议。“投降已经开始，”此人表示。

这一争端始于4月，起因是华盛顿和北京方面威胁要对价值10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征收惩罚性关税。

另外两名听取了有关中美贸易谈判简报的人士称，特朗普在中兴公司问题上放软身段，将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创造做出贸易让步的空间，同时在美国总统6月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 Un)举行峰会之前避免美中纠纷。其中一人表示：“中国保住了面子。他们愿意在贸易谈判上取得进展——只要他们不必完全投降。”

特朗普在有关中兴的推文中还称“中国失去了太多就业岗位”，考虑到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本月在北京提出的严厉要求，这一点格外令人意外。尽管外界是从一份泄露的文件中得知华盛顿的立场的，但据听取了相关简报的人士介绍，还有一份并未公布的附件，从其内容看，特朗普的团队还要求北京方面允许外资进入计算机公司，并且废止网络安全法。

中国分析人士对特朗普的言论表示欢迎，他们据此认为，尽管最初的要求是北京方面永远不会同意的（比如放弃“中国制造2025”产业发展政策），但双方可以谈判达成一个妥协。

“特朗普显然知道，中国永远不会同意美国提出的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要求，”北京智库——察哈尔学会(Charhar Institute)的中美关系专家王冲表示。“这更像是特朗普的一种讨价还价和谈判战略。刘鹤将去华盛顿告诉美国，他能提供什么。”

金融服务机构光大新鸿基(Everbright Sun Hung Kai)在北京的政策研究主管乔纳斯•肖特(Jonas Short)表示：“我们认为，头脑比较冷静的人会在阻止局势失控方面占上风。”

刘心宁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今年以来，中美经贸摩擦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特朗普单边挑起贸易保护主义，直接原因是中美货物贸易不平衡，但中美在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及比较优势等方面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中美贸易失衡有其内在的客观性，外部失衡在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日趋复杂，不能简单将外部失衡归结于双边的问题。

对此，有不少评论认为，美国贸易失衡是必然的，因为美元国际地位的维持客观上要求美国贸易逆差以源源不断输出美元，否则全球经济就将面临美元荒的问题，这就是热议的“特里芬”难题的翻版。然而，如何从深层次理解美元国际地位与“特里芬”难题，这是理解美元命运的关键，也是理解当前中美贸易失衡的重要内容，特别是人民币未来也希望国际化，如果这个所谓的难题无法破解，那么人民币国际化的出路何在？本文将着力讨论上述问题，避免对相关问题出现战略误判。

伪命题一：将贸易逆差归咎于“特里芬”难题

“特里芬”难题的分析，必须追溯到理论观点提出的背景及原始阐述，而不能道听途说。“特里芬”难题的观点是1959年特里芬（Triffin）在华盛顿第87届国会经济联合委员会发表演讲时提出来的，他指出，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只有当美国向海外投放的美元数量超过其经常帐户顺差部分，才能避免国际流动性短缺。然而，美国经不起自身净储备地位无尽头的退化，如果持续发展下去，其他国家的美元外汇储备必然超过美国黄金储备，促使外国对美元的信心下降，其他国家将要求把大量美元兑换为黄金，此时美国就会面对艰难的调整。但是，美国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政策去重新调整其国际收支和抑制黄金外流，一旦成功，不可避免的是它对解决国际流动性问题的贡献从此终止。另一方面，如果失败了，那么就促使外国要求大规模地清偿它们所拥有的未兑换的美元储备资产，可能触发一场国际金融恐慌。阿尔曼（Altman）在1961年首次将上述观点称为“特里芬”难题。

特里芬提出“特里芬”难题有两个重要背景，一是美元与黄金挂钩。美元稳定性取决于美国国内黄金储备是否满足美元与黄金的兑换需求。二是美国贸易顺差而不是逆差，在此情形下美国需要资本输出才能满足全球对美元流动性的需求。这与当下讨论的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是存在巨大差异的。一方面，美国当前出现巨大的贸易逆差，有不少专家将这种现象归咎为“特里芬”难题，但“特里芬”难题并没有说美国需要贸易逆差才能支撑美元国际货币的地位，“特里芬”难题提出时美国是贸易顺差，在此背景下美国也没有出现美元荒的问题，表明贸易逆差不是支撑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必要条件，“特里芬”难题与贸易逆差是两码事。

另一方面，特里芬提出“特里芬”难题时给出了美国在贸易顺差情况下如何维持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方法，即美国当时通过资本输出来解决世界对美元的需求，由此解决美元荒的问题。结合美国二战以后的实践来看，美国确实采取了多种输出美元资本的方法来确保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首先，二战以后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输出美元是该计划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即援助欧洲解决美国产能过剩问题、构建美欧同盟及输出美元构成了“马歇尔”计划的三大目标。“马歇尔”计划总共输出美元130亿美元，这相当于美国当时国内黄金储备价值的50%以上，超过了美国1950年的出口总额，极大缓解了全球美元荒的问题。

与此同时，美国还通过战争及国际机构大量输出美元，由此满足外界对美元的需求。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美国发动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战争就需要大量的军费支出，美国借此输出大量美元，既满足战争的需求，又为世界解决美元流动性不足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主导成立了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世界银行着眼于支持欧洲战后重建，为欧洲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是为了保障美元双挂钩体系的运转，为相关成员外部失衡提供贷款。通过上述各种手段，美国有效解决了在美国顺差的情况下满足全球对美元的需求问题。

由此可见，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维持并不必然要求贸易逆差，全球美元流动性需求也可以通过资本输出的资本项目逆差来解决。当前不少评论针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持续的贸易逆差现象，简单的归咎于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问题，这是对美元国际货币的误读，也是对“特里芬”难题的误解。如果把时间拉长，在二战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贸易经历了长期的顺差，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并没有出现美元荒的问题，这些都表明美国当前贸易逆差不能简单归咎于“特里芬”难题，美元国际货币地位与贸易逆差并没有直接关系。

伪命题二：“特里芬”难题仍然存在

“特里芬”难题描述的是美元双挂钩体系下全球美元资产增长与美国黄金储备之间兑换矛盾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调节美元与黄金的关系。如何破解“特里芬”难题，成为20世纪60年代国际货币体系最重要的问题，这些方案总体上可以归为三类：一是提高黄金价格；二是创建一种新的储备资产，即某种形式的纸黄金（paper gold）；三是汇率调整以降低各国对美元储备资产的需求。然而，黄金价格的调整面临着诸多困难。各国积累了大量美元储备资产，如果美国调整黄金的美元价格，那么持有美元储备的国家就会面临储备缩水的风险，而黄金生产国与黄金储备国就会由此获得额外的收益，这样会遭受美元储备国的强烈反对，而且还会引起其他国家预期未来黄金兑换美元价格的稳定性，促使更多国家将美元兑换成黄金，这样不仅不能解决美国黄金短缺的问题，还可能加速美元的不稳定性。

与黄金价格调整相似，汇率调整也引发怀疑。一方面，美国不可能单方面对其他国家货币贬值来改善国际收支，因为其他国家货币盯住美元，美元的调整会引发其他国家对货币的同样调整，货币贬值失效。另一方面，美国也难以通过顺差国的调整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当时德国、意大利与日本都具有大量的经常项目顺差，但顺差国担忧汇率升值会弱化国内产品竞争力，造成产出下降，引起失业率上升。同时，欧洲当时正致力于实现经济一体化，通过汇率变动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做法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方向相反，这种方式遭到了一些国家的反对。更为关键的是，欧洲顺差国担心他们的调整会弱化美国的责任，他们认为美国在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危机中的责任不可忽视，成本必须由美国承担，因而，除德国担心汇率低估会导致通货膨胀而采取适当的升值政策外，欧洲其他国家在政策上显得犹豫不决。

与黄金价格重新确定、汇率调整相比，创建新的储备资产解决美元国际储备稳定性的呼声却显得相对一致 。联邦德国中央银行行长埃明格尔(Emminger)在1966年1月份提出了一个代表德国、意大利及荷兰的方案。他建议在成员国中创建新的储备单位并且由成员国使用。美国与IMF也提出提款权方案，即在各成员国IMF信用额度基础上增加5%或者适当的比例作为储备资产，已经使用了IMF信用额度的国家将这种储备资产作为潜在储备。尽管在提款权设立的具体问题上存在争执，但各国对创建新的储备的提议却没有太大疑义。1967年6月欧洲经济共同体在巴黎联合会议上提议将新的储备资产称为储备提款权（reserve drawing rights），但当时法国代表建议将储备(reserve)改成特别(special)，即特别提款权（SDR，special drawing rights），其意在于这不是资产而是一种信贷，这种建议在1967年8月伦敦G10部长级会议上得到了美国的同意，1969年G10代表达成一致协议。根据协议的要求，SDR于1969年开始创建。

然而，创建SDR储备资产能促进国际储备资产稳定性的前提在于，流动性的两种供给（黄金与SDR）控制在官方政府与IMF之间，而美元储备则可以由美国政府通过国际收支调节进行控制。然而，SDR创建后几个月证实关于美元供给的假设显然是错了，在1970年，外国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从103亿美元上升到198亿美元。到1971年又翻了一番，达到463亿美元。这种问题在1971年出现恶化，当年美国单方面宣布关闭美元兑换黄金窗口，SDR的创建并没能实现稳定国际储备的既定目标。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特里芬”难题所说的美元与黄金的兑换问题已经不存在，世界转向灵活汇率制度，美国及其他储备货币发行国通过持续发行储备货币满足其他国家的储备需求，同时面临国际收支问题的国家可以通过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手段获得储备货币，因而，国际流动性不足问题已经消失，理论上的“特里芬”难题已经不存在了。

伪命题三：“特里芬”难题决定美元命运

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国际货币体系出现重大变化，黄金不再是货币，美元双挂钩体系转向主权信用货币体系，美元已不再受黄金储备的约束，这是面对“特里芬”难题所做出的选择，理论上“特里芬”难题已经以美元和黄金脱钩而告终， “特里芬”难题不再关乎美元命运。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美元双挂钩体系运行期间，为保证各国货币与美元的挂钩，世界各国货币与美元汇率保持稳定，全球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较难通过资本借贷等手段满足世界各国对美元的需要。然而，美元与黄金脱钩后，世界主要国家货币采用灵活的汇率制度，资本跨境流动不再受到限制，当代世界各国可以通过国际资本借贷等方式获得美元流动性，在此情况下，将美国贸易逆差归咎于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观点站不住脚。

事实上，即便在美元双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特里芬”难题也并非无法规避。在美元双挂钩体系时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成员国之间保持汇率稳定，金价定在每盎司35美元。在此情况下，笔者在2012年《经济研究》发表的《破解“特里芬”难题》的论文就提出规避“特里芬”难题的条件。即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当美国经济增长率与美国黄金储备占GDP之比增长率之和不小于美元收益率时，美元国际储备具有内在稳定性；相反的，当美国经济增长率与美国黄金储备占GDP之比增长率之和小于美元收益率时，美元国际储备不具有稳定性。从这个角度看，美元与黄金即便没有脱钩，美元也未必会出现危机。

综合来看，用“特里芬”难题推测美元命运的观点值得商榷，将美国贸易赤字归咎于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说法并不科学。决定美元命运的，本质上在于支撑美元的因素。美元已经和黄金脱钩，社会对于美元的认可本质上在于民众对美元的信心，从而美国主权信用成为支撑美元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从这个角度看，美国主权信用及美国在全球的相对竞争力是决定美元命运的两大因素，美国主权信用风险上升及美国在全球相对竞争力下降都可能引发社会对美元的信心下降。在此背景下，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引发中国贸易逆差的担忧并无道理，目前应稳步推动包括金融在内的新一轮改革开放，着力提升外界对人民币的信心，同时提升中国在全球的竞争力水平，以此不断提升外界对人民币的信心，助推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挫败特朗普保护主义的三个建议

在WTO总部所在地的日内瓦，餐桌和会议桌上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用各种语言，有人说特朗普是疯子，有人说特朗普是奇才，有人说他会赢的，也有人说他已经赢了。

说特朗普已经赢了的，包括一位前WTO高级官员。我问他为什么，他给出三个原因。

一是特朗普引导了话语权。一些媒体及研究人士都不知不觉的中了特朗普的套路，重新审视公平贸易，认为对等（Reciprocity）是指完全相同的待遇，只有同样水平的关税才算公平贸易。

二是WTO很多成员不敢站出来对美国的非法行为进行坚决的批评和斗争。很多小伙伴们语焉不详，躲躲闪闪，不及美国国内知识分子和西方主流媒体对特朗普的批评。

三是一些主要成员屈服于特朗普，接受违反WTO规则的措施。澳大利亚、巴西、韩国等已经与特朗普政府达成了双边原则性协议，特朗普同意不对它们的钢铁和铝材进口征收25%和10%的关税。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也希望从美国那儿获得永久的钢铁铝材关税的豁免，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还专程飞到华盛顿争取，谈判本来到5月1日截止，没有达成协议，现在截止期延迟到6月1日。

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最终是否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尚不明朗。

从现在到6月份，也是特朗普是否决定对500亿中国商品征收25%进口关税的关键期，此政策计划是美国根据其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调查而做出的。

特朗普赢了吗？或许还为时过早。中方和WTO其他成员仍有机会挫败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拯救多边贸易体制和开放的全球贸易秩序。

首先是批驳特朗普所谓的“对等关税”，夺回话语权。

特朗普上台后，多次讲到对贸易伙伴要征收“reciprocal tax”（对等的关税），并偷换概念，解释为“matching tax”（同等的税）或者“mirror tax”（镜像的税或者同样的税），声称：如果别国对我们的特定产品征收10%的关税，美国也应当对别国同样的产品征收10%的进口关税，这才叫公平贸易。

从语言学上看，reciprocity并不是指“相同的”待遇。剑桥英语字典对Reciprocity的完整解释是，“通过相同的行为或者给予对方相似的益处来相互帮助的一种情形”。所以翻译成对等、或者互惠都是可以的。

从互惠贸易协定（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的案例看，对等（reciprocity）也不是指完全相同的待遇，而是指采取相应的措施回应对方的让步或者利益。

具体到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历史，美国发挥了主导和设计者的作用，虽然美国进一步降低工业品的进口关税，但那是为了获得了其他成员（包括发达和发展中成员）在农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相应的、甚至更大的让步。

快进到2018年，特朗普言必称“reciprocity”、“贸易逆差”，仅仅盯住美国某些工业品的低关税，却无视——刻意的忽略——美国服务业全球扩张所得的利润、高端制造业的全球市场霸主地位、以及在影像、书籍、制药和计算机软件全球市场获得的知识产权收益。

美国服务贸易成倍增长直接得益于乌拉圭回合的成果。根据美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美国服务贸易出口金额从1990年的1480亿美元，上升至2000年的2990亿美元，到2017年服务贸易出口达到7779亿美元。几十年来美国服务贸易一直是顺差，而且顺差越来越大，2017年的全球服务贸易顺差为2440亿美元。

美国所获得的知识产权使用费占全球知识产权使用费的三分之一以上。比如，根据WTO的统计数据，2016年美国以知识产权使用费形式的出口额是1222亿美元，而当年全球知识产权使用费为3140亿美元，占比39%。

这种情形下，能说美国的对外贸易关系不是对等互惠的吗？如果特朗普说货物贸易的逆差是因为其他国家的不公平贸易措施，那么美国的服务贸易顺差是不是因为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的不公平贸易措施呢？

其次，在规则上决不让步，让特朗普陷入孤立。

美国国际贸易政策的演变，就好像一场球赛。二战后，美国把小伙伴们拉到一起踢球，设立了规则，这就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并在1995年增加了比赛项目（服务、知识产权），并强化了裁判制度（WTO争端解决机制）。2001年，新队员加入赛场，踢的卖力，单项成绩还领先。2018年，特朗普闯进赛场说，裁判有问题，规则有问题，新队员有问题不许再赢球，老队员也要交保护费。

新队员是中国。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由征收钢铁和铝材关税是向新队员、老队员收保护费。特朗普阻挠WTO补选上诉机构大法官，意思是裁判老是判决美国输球，裁判停牌吧。借301调查威胁拟向中国1500亿美元进口产品征收关税是说中国钻了规则的空子，要求中国把好处给吐出来，场内不许起诉我，也不许赢球。

从规则上看，正如中国大使张向晨日前在WTO总理事会上所说，特朗普的举动是单边的违反WTO规则的行为，是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三记重拳，损害所有其他成员特别是中小成员的利益。

前美国国会议员、首任WTO上诉机构主席吉米鲍卡斯在我们上周的一个研讨会上说，美国的单边主义做法都是违反WTO规则的，最起码违反了《WTO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协议的第23.1条，该条款说，“当成员寻求纠正违反义务情形或寻求纠正其他造成适用协定项下利益丧失或减损的情形，或寻求纠正妨碍适用协定任何目标的实现的情形时，它们应当援用并遵守本谅解的规则和程序。”也就是说，包括美国在内的成员“应当”通过WTO的裁判机制解决争端，而不是单边主义的制裁。

笔者认为，中国应继续坚决地抵制特朗普欺凌别国的（bully）做法，捍卫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规则，也给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和中小规模成员一个明确的信号：只要大家携手不屈服于美国的压力，美国就必定会陷入孤立。

事实上，进入五月以来，国际舆论朝着进一步孤立特朗普的方向转变。

英国《金融时报》知名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5月9日撰文指出，上周访问北京的美国代表团向中国提出的要求绝大多数是荒诞的，包括要求中国不要对美国征收关税的做法进行报复性回击、不要在WTO起诉美国并且撤回已有的起诉等。他呼吁欧洲和日本应当支持中国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规则、促进互利共赢的努力。

墨西哥前总统、耶稣大学全球化中心主任厄尔斯特5月7日在《华盛顿邮报》发文，指出特朗普政府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要求是无理的，加拿大和墨西哥不应当向特朗普屈服。

第三，经济利益的谈判，相向而行。

一方面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另一方面，在经济利益上中美双方仍有共赢的空间。我在去年习特首次会晤前世界经济论坛的文章中已经阐明，在能源产品和能源开发技术、航空技术、航运服务、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金融和信息技术服务、农产品等领域，美国仍有很大的出口空间。

如果心平气和坐下来，共同加强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方面，减少货物贸易不平衡，增加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中国可以帮助特朗普的经济振兴计划，美国也可以从中国的产业升级中获益。

中国的产业升级是不可阻挠的。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在其新作《The Great Convergence》中所说，旧的全球化造成了全球大分化，国家之间不平等扩大了，而新的全球化将带来全球大汇合，因为新技术的涌现和运用会加速人和思想的流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升级是不可避免的，最终会接近和赶上传统的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也会从中国的产业和技术升级中获益。中国制造2025如果顺利实现，确实会在短期内挤占发达国家在高技术领域的全球市场份额，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也是有利于发达国家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的传统商品服务和高科技市场需求会继续扩大，另一方面一些在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会向低收入国家转移，会带动更多的低收入国家增加收入，创造出新的产品和服务消费市场。

“我从来不动摇，我永远不会动摇，我相信持久的和平和国家的福利与国际贸易中的友善、公平、平等和最大可行的自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国务卿、也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思想奠基人科尔德尔赫尔在反思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时的一段话。

只有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可以促进繁荣与和平。这也是我们不应当让特朗普赢的原因。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美国商界领袖日益担心，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可能会与北京方面就减少美国贸易逆差迅速达成协议，而不能化解长期以来对中国限制外资持股比例和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抱怨。

在习近平的经济“沙皇”刘鹤有望于本周赴华盛顿进行贸易谈判之际，这种担忧浮出了水面。此前，一个美国代表团已于本月访问了北京。

特朗普周日发推文称：“中国和美国在贸易方面合作得不错，但过去这么多年来的谈判一直一边倒地有利于中国，以致于他们很难达成让两国都受益的协议。但是要冷静，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

据了解双方谈判情况的人士介绍说，会谈迄今几乎完全集中在特朗普要求北京方面必须迅速减少美国对华商品与服务贸易的3370亿美元逆差上。

在北京会谈之前，由美国财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和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率领的美国代表团要求中国做出一系列让步，包括一项在接下来两年将美国对华逆差减少2000亿美元的计划。

许多美国商界领袖认为，对北京方面来说，解决特朗普对逆差的关切要比解决知识产权和投资规则等结构性问题容易得多。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人们非常担心姆努钦和罗斯会迎合特朗普最基本的本能，也就是做交易。”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高级副会长埃林•恩尼斯(Erin Ennis)表示，“在所有人都抵达北京后不久双方就举行会谈，这本身就是积极的一步”，但“接下来重要的是，走到他们真正要谈这些问题的那一步”。

美国长期指责北京方面窃取美国公司知识产权，或强迫它们把转让技术作为在华开展业务的前提。美国公司还抱怨说，他们被迫成立合资公司，并被禁止在汽车业和其他行业中持有合资公司的多数股权。

刘鹤访美的确切时间还没有确定，一些美国官员表示，访问可能会推迟到下周。

但熟悉相关谈判的知情人士表示，姆努钦的阵营正在推动迅速达成一项协议，以安抚紧张不安的金融市场，尽管白宫内部的对华鹰派正敦促达成一项更全面的协议。

以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和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为代表的一派希望利用美国关税——特朗普威胁对价值达1500亿美元的自华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带来的优势来榨取更难得到的长期让步。

特朗普尚未就选择哪个方向表态。

虽然美国商界领袖渴望避免与中国发生贸易战，但多数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希望看到他们眼中的不公正规则发生切实改变。对华出口（而非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也有同样的关切。

“我认为迅速达成协议并不实际，也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总部位于伊利诺伊的塑料树脂产品经销商At M Holland的国际业务负责人德怀特•摩根(Dwight Morgan)表示，“更可取的是通过一项长期博弈计划来完成这些谈判。”塑料树脂产品被广泛应用于汽车和医疗器械行业。

长期对华鹰派莱特希泽淡化了迅速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在作为美国代表团一员飞赴北京谈判前，莱特希泽在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的一次活动上表示：“我们的问题清单很长。”

一些美国商界领袖认为莱特希泽及其他鹰派人士将占据上风，他们正在为美国将要生效的新投资限制和关税做着准备。

中国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主席蔡瑞德(Bill Zarit)表示，近期在华盛顿与美国官员和国会议员的会晤，让他对美国政府要求的将不仅仅是削减双边逆差感到乐观。

他表示：“我认为肯定不会迅速解决。人们似乎至少已在为即将生效的关税做心理准备。”

中国官员对莱特希泽、纳瓦罗等鹰派人士也仍持谨慎态度。

“一些美国官员的想法是，他们能通过和平方式得到的东西不够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吕祥表示，“他们宁愿秀出拳头并威胁中国，以显示自己的力量。”

译者/何黎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命令美国商务部协助该部在一个月前几乎切断生路的一家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集团。此前中国国家主席亲自打了招呼。

特朗普在Twitter上宣布逆转对中兴通讯(ZTE)的惩处决定。美国商务部4月决定禁止该公司向美国企业采购重要组件，因为该公司被发现非法向伊朗和朝鲜销售设备。

此举实际上使中兴无法维持经营活动，该公司上周五宣布，美方为期七年的禁令已迫使其停止主要运营活动。

这一逆转标志着美国总统进行不寻常的干预，尽管他领导的行政当局此前将本案描绘成法律（而不是政治上的）个案。美国官员们上月在宣布禁令时坚称，它与美中整体贸易紧张无关。

“我无言以对，”当初作为奥巴马政府助理商务部长展开对中兴调查的的凯文•沃尔夫(Kevin Wolf)表示。“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从来没有一个美国总统像这样干预过一起执法事务。”

此举也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在过去一个月里第二次撤销对外国公司的近乎致命的制裁，令人质疑白宫在多大程度上与联邦机构协调制裁政策。在针对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Rusal)的制裁导致金属价格暴涨后，特朗普政府4月发出信号表示，它准备解除对该公司的制裁。

美国商务部禁止中兴在七年内购买美国组件，原因是该公司被发现违反其在去年达成的12亿美元和解协议——该公司在和解协议中承认非法向伊朗和朝鲜出售包含敏感美国部件的设备。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指责中兴的行为“极其恶劣”。

美国官员们表示，本案始于奥巴马政府期间，并不是特朗普对北京方面加大贸易压力的一部分。官员们表示，他们采取行动，只是因为中兴被发现向利用复杂安排规避美国出口管制的责任人发奖金，并在这件事上撒谎。

但在本月于北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中国官员们提到了中兴案件，作为他们就贸易问题达成全面协议而提出的要求之一。

“中国的习主席和我正在共同努力，让中国大型电话公司中兴通讯尽快恢复业务，”特朗普在Twitter上写道。“中国失去了太多就业岗位。商务部已被指示搞定这件事！”

特朗普采取此举之际，他领导的政府正试图说服外国公司在他退出伊核协议后断绝与伊朗的业务往来。

译者/何黎

据了解谈判计划的人士透露，由于特朗普(Trump)政府内部的分歧不断，以及预备谈判尚未完成，刘鹤下周前往华盛顿参加第二轮中美贸易谈判的行程也许会被推迟。

也有更多迹象表明，美国商界对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可能由此引发贸易战的前景越来越感到不安。

在已递交给美国政府、计划于周五对外公布的一份报告中，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敦促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不要兑现他的加征关税的威胁，并警告称，此举将损害美国家庭和制造商，同时会扰乱全球供应链。

“美国商会支持特朗普政府把重点放在中国的产业政策和不公平贸易做法上，但关税不是答案，”该商会官员在这份报告中写道。下周，美国将举行一场以特朗普对中国贸易方案为主题的公开听证会。

美国白宫周一宣布，最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信任的经济顾问刘鹤将于下周访问华盛顿，就本月早些时候在北京举行的第一轮谈判采取后续行动。

但美中两国官员都拒绝透露刘鹤将于何时访美。周四，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在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访问可能会推迟到下周之后。

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商务部高级官员王受文已于周四抵达华盛顿，进行预备谈判，届时可能会重点讨论北京方面能采取何种措施降低3370亿美元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整个周末，预计王受文都将在与美国官员进行讨论，以确定刘鹤是否会落实他的访美行程。

“落实的可能性比较大，”一名知情人士表示说，“但如果与王受文的谈判进展不顺利，这将引发有关刘鹤是否仍然会来的疑问。”

另一名人士接着说，刘鹤访美可能会推迟到5月21日，以免与一场有关特朗普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工业出口加征关税的公开听证会发生重叠。听证会定于下周初举行。“这将是一种乱哄哄的热闹场面，”他说，“（刘鹤）不会想在那一切没结束时到达美国。”

今年3月初，在这位副总理与美国高官会谈的同一天，美国白宫宣布对进口钢铁和铝材加征关税，令他感到难堪。

在特朗普政府内部，有关下一步如何推进的分歧也使贸易谈判变得复杂化。

据知情人士透露，以美国财政部长史蒂芬•姆努钦(Steven Mnuchin)为首的一些内阁成员，一直在敦促特朗普总统尽快达成一项聚焦于削减赤字的协议。但是，包括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和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在内的另一些高级官员，一再强烈要求中国必须实施更具实质性的长期结构性改革。

译者/何黎

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ZTE)已停止“主要经营活动”，此前该公司被禁止七年内同美国企业开展业务，使其成为中美贸易关系恶化迄今最大的伤亡者。

中兴此前是中国最大的上市电信设备制造商，在上月股票停牌前市值达到约200亿美元。

该公司在国家层面被视为如此重要，以至于上周中美贸易谈判期间中国政府谈判代表要求美国取消禁令。

中兴周三晚告诉香港交易所，“受拒绝令影响，本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不过，它表示自己现金充足，将坚守商业信用。

上月，美国商务部裁定中兴违反了向禁止出口清单上的国家（特别是伊朗和朝鲜）出口产品的和解协议，这导致该公司与美国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被斩断。

“对中兴的裁决将导致科技世界巴尔干化程度提高，并加快中美之间的科技‘军备竞赛’，”一位不愿具名的科技业律师表示。“中兴的主要出路将在外交渠道，而不是法律渠道。”

市场研究集团IDC的智能手机分析师基兰吉特•考尔(Kiranjeet Kaur)表示：“考虑到中兴严重依赖美国市场供应组件和销售其智能手机，这项禁令将不可避免地压垮中兴的业务。”

“对中兴来说，眼下的局面看起来确实非常严峻，”考尔补充道。她表示，智能手机的销售已经受到影响，该公司恢复正常经营的唯一希望是争取解除禁令。

中兴在其公告中表示：“本公司及相关方积极与美国政府相关部门沟通，推动美国政府调整或取消拒绝令，推动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

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在上周的谈判中提到了针对中兴的禁令。在北京方面起草的一份声明中，中国要求美国注意到其高度关注中兴通讯案件，认真倾听中兴通讯的申诉，并考虑该公司在合规建设方面的进展与努力，宣布调整出口禁令。

去年，中兴承认了有关其违反美国对朝鲜和伊朗制裁的刑事指控，并同意支付高达12亿美元的罚款。美国调查人员上月表示，中兴通讯在和解谈判期间就向政府当局撒谎。

美国官员还指控中兴在对涉及非法交易的员工采取纪律行动的问题上忽悠美方，一些涉案员工甚至获得奖金。

记者一时联系不上中兴通讯请其置评。

译者/何黎

亲爱的读者，

每个香港居民都会在几分钟内向初来乍到之人指出，香港最美的季节是冬季。那时气温和湿度不那么高，所有香港人最爱的消遣都变得更加惬意。比如爬山、逛公园、以及去兰桂坊纵酒畅饮。到了5月，天空就变得阴云密布，太平山顶(Victoria Peak)也时常笼罩着低垂的积雨云。气温已经接近30摄氏度，提醒着居民，去其它地方度过炎炎夏日比较好。

除了天气，某种程度的阴暗一直是香港吸引力的一部分。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和“Mr Nice”霍华德•马克斯(Howard Marks)等西方逃犯都曾在这个前英国殖民地过境或居住。有钱的中国人把钱藏在这里，希望逃脱中国共产党的触角。此外，香港的空壳公司也被用来悄悄积累海外投资。海航(HNA)入股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案例提醒我们，频繁用于收购股权的衍生结构“股权领口”只是一种廉价获取投票权的方式，同时也降低了股价损益给买家带来的影响。

正经的银行往往同样欢迎宽松的监管环境。住房抵押贷款推动新加坡星展银行(DBS)的信贷增长。这是一笔好生意，因为风险权重很低，而且新加坡才刚刚从房地产萧条中走出来。Lex专栏认为，令人遗憾的是，DBS的股票现在很贵。银行发展资产管理业务的原因也同样受到监管环境友善的驱动。稳定的手续费收入和较小的市场风险使资本费用保持在较低水平。专注基础设施基金的澳大利亚集团麦格理(Macquarie)受益于此。相比之下，汇丰(HSBC)的资产管理部门看起来规模小且缺乏新意，不像能带来可观回报的样子。

中美贸易争端中的一些举动，也沦为互相恐吓与虚张声势。总部位于深圳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ZTE Corp)，在其出口特权被取消后，已无法再从美国供应商那里购买关键部件。该公司被控违反了与早先违背伊朗制裁规定有关的和解条款。在美国的威胁下，中国监管机构承诺放宽金融业和汽车业的外资所有权限制。这两项计划都缺乏实质性内容。外资银行将难以满足控股其内地子公司所需满足的相关要求。由于长远的投入以及担心与中国监管机构的关系变得疏远（中国是全球最赚钱的市场），大众(Volkswagen)等汽车制造商不太可能与其合资伙伴分道扬镳。

平安好医生(Ping An Good Doctor)的股价迅速跌破其发行价，尽管散户对这家健康科技集团很有兴趣，而且人们普遍对科技股的热情很高。Lex专栏认为远程医疗咨询和网上药品销售是值得投资的，但要在挂牌后的这轮下探结束后再出手。该公司股价仍比向公众发售时的水平低2%。这使随后将要发行的那些技术股的前景变得不那么明朗。智能手机和家电制造商小米(Xiaomi)希望上市筹资100亿美元。该集团打算从广告销售中获利，并将手机销售的利润率维持在最低水平。印度等新兴市场的用户喜欢便宜的手机。但担心隐私问题的监管机构依然可能威胁到这种模式，广告商也许也会继续青睐现有的主流广告平台。

印度电信业正因Reliance Jio的崛起而地动山摇，为了从巴蒂电信(Bharti Airtel)等现有运营商手中抢夺市场份额，Reliance Jio现在提供非常优惠的手机套餐。最终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形成一个三足鼎立且能盈利的市场。虽然印度是最后几个预计用户量将强劲增长的大国之一，但随着用户合并他们的多个账户，印度的用户数量在近期内可能会减少。买入该板块为时过早。

雨季即将来临，我们希望大家别被淋湿。

克里斯蒂安•普夫朗

Lex专栏撰稿人

译者/何黎

中国检查人员开始延迟放行美国农产品、豪华汽车、甚至宠物食品的进口，这加剧了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中美两国计划在几天后恢复双边贸易谈判。

行业高管们表示，中国官员并未把双边贸易摩擦列为延迟进口的理由——此事是由更严格的环境检查和检疫流程造成的。受到最新影响的产品包括汽车制造商福特(Ford)从美国出口的林肯牌(Lincoln)汽车，以及猪肉、苹果、原木和宠物食品。

一个由中国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代表团将于下周抵达华盛顿，与美国官员进行第二轮贸易谈判。上月，特朗普(Trump)政府威胁要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工业品出口征收惩罚性关税，以报复所谓中国盗窃知识产权的行为。中国实施了报复，临时把价值500亿美元的美国出口作为打击对象。

一名了解情况的人士表示，由于进行额外的排放检查，上海和天津的港口当局延迟了林肯牌汽车的进口。虽然福特去年在中国售出的84万辆汽车中，大部分是在中国国内生产的，这家美国公司还是从北美向中国运送了4万辆林肯牌轿车和运动型多功能车(SUV)。

中国4月中旬出台的更严格的检疫制度也延迟了美国猪肉进口。“中国未经正式通知，就提高了公开检查比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行业高管说，“我们之前也经历过强化检查，但通常是因为出现了某些问题。但这次情况不一样。我们没有听到检查为何会增多的任何消息。”

中国的一位猪肉进口商补充道，上个月，到货的所有美国猪肉突然都要接受检查，而之前的检查比例约为30%。

在本周发布的另一份通报中，中国海关官员表示，由于担心虫害，他们将对所有进口自美国的苹果和原木进行检测。

英国《金融时报》看到的一份文件显示，上月下旬，中国跨境电商监管机构还命令在线平台加强对进口自美国的食品、保健品和化妆品的检查力度。

但到目前为止，只有美国的宠物食品公司似乎受到了影响，上周至少有三个品牌在阿里巴巴(Alibaba)的电商平台天猫(Tmall)上停止销售。“只有美国公司受到影响，这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某欧洲宠物食品公司的一名员工说。

美国白宫对上述出口延迟表达了关切，延迟事件最早是由路透社(Reuters)报道的。“总统明确表示，中国需要更公平地对待美国产品，而中国继续对美国产品施加不合理限制的报道，让我们感到不安，”一位白宫发言人说，“我们敦促中国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处置他们的不公平贸易做法，最终让美国出口完全进入他们的市场。”

中国海关总署没有立即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中国商务部、福特和美国肉类出口协会(US Meat Export Federation)均拒绝就此置评。

驻青岛的行业分析师姬光欣表示，延迟美国猪肉进口，一方面向美国发出了强烈信息，另一方面将不会对中国消费者产生什么影响。“在中国消费的猪肉中，进口部分仅占2%，而美国进口只占这2%中的一小部分，”他说，“但是，由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猪肉消费国，美国(出口商)的选择更少。”

汤姆•汉考克(Tom Hancock)上海和肖恩•唐南(Shawn Donnan)华盛顿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特朗普政府就贸易问题向中国发出了“最后通牒”。上周两国官员在北京举行了贸易谈判，美方为谈判拟定的“草案框架”实际上就是一份最后通牒。中国不会同意美方的要求。美国政府要么太蠢不明白这一点，要么太傲慢以至于对此满不在乎。对这两大强国之间的关系而言，这可能会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美方要求中方采取以下“具体而且可核查的举措”：

中国在自2018年6月1日开始的12个月内把美中贸易失衡减少1000亿美元，并在自2019年6月1日开始的12个月内再减少1000亿美元。

中国还要立即取消一切会导致产能过剩的“扭曲市场的补贴”。中国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取消针对合资企业的与技术相关的要求。

“此外，中国同意……停止通过网络行动、经济间谍活动、假冒和盗版针对（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的行为。中国还同意遵守美国出口管制法律。”

还有，中国将撤销向世贸组织(WTO)提起的就知识产权关税举措开展磋商的诉求。“另外，中国不会采取任何报复行动……来回应美国已经采取或将采取的行动，包括美国任何新采取的限制措施……中国将立即停止目前正在计划的一切报复行动。”

中国“不会反对、挑战、或……报复美国限制中国投资美国敏感技术部门或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部门”。但“美国在华投资者必须得到公平、有效和非歧视性的市场准入和待遇，其中包括取消……外资投资限制和外资所有权/持股要求”。

到2020年7月1日，中国将把“非关键部门”的关税水平降低至“不高于”美国同类关税的水平。中国还将如美国要求开放服务业和农产品行业。

相关协议将按季度进行监督核查。如果美国认定中国不符合规定，美国可能会施加关税或进口限制。中国“不会反对、挑战或采取任何形式的举措来应对”美国此类措施。中国还将撤回向WTO反映中国没有被作为市场经济国家对待的申诉。

如何理解美方提的这些要求？要求中方把双边贸易逆差减少2000亿美元（高于之前提的1000亿美元）极其荒谬。这等于要中国政府控制其经济，而这正是美国在其他方面要求中国不能做的事。

美方的要求违背了非歧视性、多边主义和市场一致性原则，而这些原则正是美国自己创建的贸易体系的根基。美国应该感到惭愧。它忽略了此举几乎完全不可能减少美国整体赤字水平，特别是考虑到美国在财政上的不负责任。它忽视了此举将不可避免地给第三方国家带来的不利影响。

要求中国的关税水平与美国完全相同，几乎同样荒谬。这样的政策没有经济依据。若是要求中国朝着与美国或欧盟平均关税水平看齐的方向迈进，就合理得多。

对于外商在华投资条件和中国在美投资问题，确实应该进行严肃讨论。同样，还必须就知识产权保护和网络间谍活动进行讨论。但中国永远不会接受美国阻止中国技术升级的想法。

美国可能坚持在华投资不受限制、同时保留限制中国在美投资的权利，这种想法必然不会被中方接受。

最后，美国将同时成为法官、陪审团和行刑者，而中国将被剥夺采取报复行动和诉诸WTO的权利，这种想法无异于痴人说梦。没有哪个主权大国能接受此般屈辱。对中国而言，这将是19世纪“不平等条约”的现代翻版。

美国人似乎断定他们可以迫使中国人求和，无论他们提的这些要求多么愚蠢而有羞辱性。若发动针锋相对的关税战，中国的确会比美国更受伤。这是因为中国对美出口远远大于美国对华出口。

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最近一项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因关税战而下滑0.3个百分点。中国承受的代价将远高于美国，但对于中国这样有活力的经济体而言，它可以存活下去。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这样的代价总好过卑躬屈膝投降的代价。（见图）

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美国都选择了错误的处理方式，不仅因为它试图羞辱中国，还因为它同时对潜在盟友发动了商业战。对所有各方来说，正确的道路是让此类讨论成为多边讨论，而不是狭隘地限制在双边范畴内。

中国应该承认，尽管它在某些方面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它也是超级大国。中国应该遵循受规则制约的开放和自由贸易的原则。围绕中国经济开放的核心，重启多边贸易谈判，这对各方可能是“双赢”局面——用中国人的话来说。中国应该起带头作用。欧洲和日本应该支持这一想法。

那些比特朗普政府更清楚国家利益所在的美国人必须明白，如果美国想惹起冲突，自己就会成了孤家寡人。当领导人是一个奉行利己主义、仗势欺人之辈时，就必然会发生这种情况。

译者/马柯斯

中国总理李克强呼吁日韩领导人团结起来维护国际贸易体系，顶住来自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压力。

日中韩三国政府领导人在东京举行了三边会议，这是2015年以来的首次。李克强在会后讲话时呼吁这三个东亚经济体达成一项贸易协议。

他的言论显示出，面对美国的关税威胁和重谈贸易协议的要求，中国正如何把自身塑造为全球贸易体系的捍卫者。

李克强说：“在当前形势下，中日韩更应坚定地站在一起，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做法。”

他是在周三上午东京的会议结束后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韩国总统文在寅(Moon Jae-in)一起亮相时发表这番言论的。

特朗普要求到2020年时中国将其3370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顺差削减2000亿美元，并威胁要对自中国进口的产品加征关税。他已对自日本和中国进口的钢铁加征了关税。

李克强说：“中日韩的发展都得益于自由贸易，也都主张自由贸易。”

他说：“要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推动早日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RCEP是一项广泛的区域贸易协定，还涵盖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ASEAN)十国。尽管自由贸易在西方的受欢迎程度日渐下降，但许多亚洲经济体仍普遍对之抱有热情。

“我们必须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进一步推动自由贸易，”安倍在中日韩工商峰会上表示。文在寅也呼吁推进RCEP和一项三边贸易协议。

此次日中韩政府领导人会议是特朗普强硬亚洲外交导致日中关系加快解冻的结果。这是自2011年以来中国总理或韩国总统首次访问日本。

“这次三方峰会本身就很具历史意义，因为它是两年半以来的首次，”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驻新加坡分析师安维塔•巴苏(Anwita Basu)说，“一段时间以来，这三国之间的关系一直冷若冰霜。”

这三位领导人同意在朝鲜问题开展合作，并呼吁平壤方面彻底放弃核武器。然而，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根本立场有任何变化——日本倾向于强硬路线，韩国渴望达成和平条约，而中国希望保持其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力。

安倍说：“（朝鲜应）全面遵守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的多次决议——这是日中韩的共同立场。”

译者/何黎

中国总理与韩国总统时隔5年多首次在日本举行会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强硬的外交路线正在重塑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

中国总理李克强、韩国总统文在寅(Moon Jae-in)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在东京举行三边峰会，主要讨论贸易和朝鲜问题。

李克强在周二抵达东京，文在寅也在周三上午抵达。

不管是对中国总理还是对韩国总统来说，这都是他们自2011年以来首次访问日本，说明特朗普在贸易和安全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正在推动这些经常发生龃龉的国家缓和关系。

这可能让美国更难以单独争取其中任何一国的让步，而且还可能促成一项亚洲贸易协议，从而弱化华盛顿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

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Taro Kono)表示：“距上次温家宝访日已过去8年。日中关系在各个方面都有所改善，现在我们正进入高层对话阶段。”

2012年，中国冻结了对日关系，原因是双方围绕一些无人居住岛屿——中国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日本称为尖阁诸岛(Senkakus)——爆发了一场领土争端。但如今，随着特朗普威胁要对中国大规模加征关税，北京方面有理由寻求至少与日本暂时达成和解。

华盛顿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亚洲政治问题专家孙云表示，在美国钢铝关税的打击下，日本或许也愿意“做两手准备”，以获得制衡华盛顿的影响力。

孙云称：“贸易方面，三国都受损于特朗普的政策。”日本、中国和韩国曾就缔结三边自贸协议进行断断续续的谈判。在覆盖范围更广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贸易谈判中，三国也是主要的参与者。河野表示，预计两项协议都将在此次峰会上取得进展。

“中日两国都是全球自由贸易的受益者，”中国人民大学(Renmin University)研究日本问题的教授黄大慧表示，“如今，美国政府客观上加快了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和日本彼此靠拢的步伐。”

一位在北京的外交官表示，中国会希望在日本和其美国盟友之间“挑起不和”。但东京的分析人士淡化了这种可能性，并指出日本在安保上严重依赖其美国盟友。

东京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Canon Institute for Global Studies)研究主管濑口清之(Kiyoyuki Seguchi)表示，中日关系升温，反映了两国经济关系向好。

濑口表示：“过去几年里，欧美公司对中国的看法变得更加负面。”他说，相比之下，日本企业再次开始大举在中国投资，比如本田(Honda)在中国兴建第三家汽车装配厂。

他说：“（中国的）第二个动机是，如果美中关系恶化，那么至少他们要保持日中关系。”

在朝鲜问题上，三国都欢迎美朝举行双边会谈，但中国和日本都存在一个担忧：朝鲜与美国和解可能以损害它们的利益为代价。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假如特朗普接受朝鲜不必完全无核化，满足于朝鲜放弃能直接威胁到美国的远程导弹计划，那就会发生上述情况。

那种安排将令日本、中国和韩国仍然处于朝鲜的核打击危险之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 Un)于周一和周二在中国东北的大连市举行了第二轮会晤。分析人士将此轮谈话视作平壤方面的一次努力，以向北京保证其对朝鲜的重要性。此次会面期间，金正恩表示他会推进无核化以换取安全保证。

但尽管这三国都担心特朗普可能会达成什么样的协议，但相互之间不同的利益和诉求可能会阻碍它们进行重要的合作。

东京方面希望让朝鲜彻底废除核计划，并急于提出被朝鲜绑架的日本公民的问题。而北京方面不希望在特朗普真能达成协议后失去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力。

孙云表示，如果特朗普决定接受朝鲜事实上的核国家地位，“中国人的意思是，中日韩三国需要重申去核化的目标”。

三位领导人还将分别举行双边峰会。周四，李克强将会见日本明仁天皇(Emperor Akihito)，然后北上北海道访问。

俱菲(Sherry Fei Ju)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在将于未来几十年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科技领域，美国和中国正朝着不同方向前进。上周美国官员提出的让中国取消对其本国高科技产业的国家支持的要求，是不会得到满足的。北京方面已明确表示，它绝不会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该计划旨在使这个中央王国在未来几年内摆脱对美国的技术依赖。

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圈护其本国的科技行业，否决了博通(Broadcom)对芯片制造商高通(Qualcomm)的收购，并对中国的中兴(ZTE)下达了为期7年的贸易禁令（华为也许是下一个遭禁的）。未来两周内，美国财政部可能会出台针对中国投资的新的限制。美国国会也收到了一项议案，要求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权限，赋予它更广泛的权力，使之不仅可以否决更多类型的外国对美投资，还可以否决美国公司的对外投资。

最重要的问题是，中美两国科技行业的融合很可能已结束。假设这两个国家分道扬镳，这就引出了一个谁更可能在这些代表未来的行业中获胜的问题。答案取决于，你认为集中的经济模式和分散的经济模式哪个更有利于创新。中国已押注于前者。尽管中国最大的几家科技公司——百度(Baidu)、阿里巴巴(Alibaba)和腾讯(Tencent)——名义上并非国有企业，但它们受到政府的极大影响，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它们的技术实施监视和收集数据。

在中国，隐私并不是一个问题，这在这场构建人工智能的竞赛中倒可能是一种优势——人工智能依赖于你能将多少数据输入到一个算法中。中国大约7亿智能手机用户每天都生成海量数据。

另一方面，中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引导使这些公司的资源用于为中共自己的产业政策目标服务，例如推动像阿里巴巴等公司在农村铺设宽带。中国政府为机器人、半导体和电动汽车等战略性行业提供支持。最近一项研究发现，中国在5G无线技术上已领先于美国。该技术支撑着工业互联网和机器对机器(M2M)通信——在未来十年里，每个行业的每个公司都将依赖这两者实现增长。

你可以说，这种集中控制将构成一个短期优势，因为它将有助于中国把数字经济的各个点连接在一起，并确保技术（通过基础设施的扩充，也通过中央政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科技对就业的冲击）惠及所有人。

你也可以质疑所有这些从长远来看是否有益。咨询公司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董事总经理葛艺豪(Arthur Kroeber)表示：“未来三到四年内，集中的模式将是有益的，但五到十年内，中央集中控制这一模式的脆弱性可能会让你遇到麻烦。”想想毛泽东时代中央计划的灾难，甚至是近期中国在主导汽车工业上的无力。

正如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其著作《The Square and the Tower》中指出，僵化、等级森严的结构往往会受到颠覆性技术的冲击。威权资本主义和互联网可能彼此不适合。

硅谷的嬉皮风格的老一代守卫者肯定就会这样说。但现在的美国科技行业看起来要远比过去那些诞生在车库里的创业型公司“头重脚轻”。

科技行业已被大型准垄断企业主导，硅谷本身也成了彼得•蒂尔(Peter Thiel)这样的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温床，后者曾说他“不再相信自由和民主是相容的”。

虽然科技行业的一些大人物现在认为越大越好，但我得指出研究表明不仅绝大多数创新都是在科技公司规模较小时发生的，集中度的提高更是让资本获得的益处不成比例地高于劳动力，造成更低的工资以及更大的不平等，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两个经济问题。

垄断力量对分散化体系的好处构成了威胁。现如今在美国，不止小公司遭到挤压，中等甚至大型公司也难以幸免。与苹果(Apple)的官司是高通(Qualcomm)成为收购目标的原因之一。科技巨头不断为专利权利等领域的变化进行游说，削弱了生物技术以及软件供应链上的中小企业。

所有这些都造成了越来越大的跨越党派的压力，要求对科技巨头的势力采取些行动。特朗普政府应该听听这些呼声。美国无法在自上而下地实现竞争力上与中国竞争。它甚至不能制定一个真正连贯的贸易计划。但它可以通过遏制所谓的“ FAANG”——Facebook、苹果、亚马逊(Amazon)、Netflix和谷歌(Google)——来重新确立一个更加分散的系统的价值。

可持续增长的要义在于让整个科技生态系统繁荣起来，而不是让少数几家企业致富。本届政府已经表现出它有意愿在反垄断上采取比往届政府更强硬的立场。对美国提升竞争力最有好处的事情也许并非是抗击中国，而是抗击FAANG。

译者/何黎

上周五，美中之间在贸易问题上暴露出了巨大的鸿沟。对于那些密切关注这一事态并寻找希望的人来说，能抓住的只有一根“稻草”。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以前就屡屡提出极端的要求，或承诺做出极端回应，然而在他近16个月的任期内，他极少兑现这些承诺。

到目前为止，在贸易问题上，最好的、也是被引用最多的例子，就是他一再承诺要撕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NAFTA），但至今并未做到。周一，来自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部长们齐聚华盛顿，（再一次）为达成一项协议做出最后的努力。值得讨论的是，特朗普对中国与对NAFTA的态度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

这种比较意味着，正如他对NAFTA所做的那样，特朗普可能会摇摆、绕弯子并最终放下身段，寻求一种“大妥协”。然而，这种对比可能并不完全具有建设性。原因有三：

1、比起他的对华立场，特朗普在NAFTA上的立场向来是更加孤立的

对于特朗普威胁要撕毁NAFTA，无论是美国商界还是他所在的共和党都无比反对。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许多修订建议同样饱受诟病。过去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走进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位于白宫对面的宏伟建筑，就像是进入了游击队总部。与共和党议员私下讨论特朗普贸易政策，感觉就像与双重间谍会面一样，大部分时候，他们在公共场合会摆出姿势拍照、不自在地微笑，私下里却关起门来策划各种政治阻挠手段。在近代史上，很难想象哪位总统提出的贸易谈判议程在国内获得的支持度如此之低。

然而，在中国问题上就不一样了。

需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手段，是华盛顿两党人士当前为数不多的几点共识之一。在这个如今极度分裂的国家的首都，人人都同意有必要迫使北京方面在从国家补贴到知识产权及创新政策等问题上进行改革。这是美国贸易政策的重大指导方针。

2、在华盛顿，几乎人人赞同特朗普想对中国做的大部分事情

若说上周华盛顿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有共同的批评的话，那只是在战术层面上。对于那些大问题，或特朗普政府上周向北京方面提出的投诉清单内容则鲜有异议。唯一真正的批评只围绕美国如何才能让中国领导层同意解决这些问题。

在华盛顿，只有很少的人——其中包括政府的一些要员——支持升级并落实对最高达1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威胁。

但那些对美中贸易关系亟需调整、当务之急是削减3370亿美元对华商品与服务赤字之类的观点心存疑虑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很快就只会剩下那些高呼“双边贸易赤字无关紧要”的知名经济学家。

3、中国是一个比加拿大或墨西哥更可怕的敌人

只看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名单，你会对它们等同视之。美国与中国的商品贸易总额在2017年间达到6360亿美元，占美国贸易总额的16%多一点。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总额超过1.1万亿美元，占美国贸易总额的近30%。

但公平地说，加拿大和墨西哥都不太可能很快成为美国在经济上的竞争对手，而中国却已经在和美国抗衡了。

这点很重要，原因只有一个。特朗普和他的贸易团队信奉杠杆艺术。威胁加征关税——或像撕毁占全球经济逾四分之一的NAFTA这样的自残性经济手段——可以迫使对方达成一项协议。

加拿大与墨西哥都正试图实现贸易关系多样化，比如通过与欧盟(EU)签订或重新谈判协议。但它们仍与美国经济息息相关，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经济，而中国则非如此。因此，在与美国的任何贸易斗争中，中国都有更大的权力按自己的选择行事。

乐观是好事。抱着希望也是可取的。但如果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未来几天达成协议，同意更新并挽救NAFTA，从中也看不到对美中贸易问题抱着乐观态度或希望的理由。

译者/何黎

零部件出售被禁止。一笔1420亿美元的芯片公司收购交易被叫停。在第二笔芯片交易中，监管部门要求收购方做出新让步。如果说这只是一场热身，那么用一位咨询顾问的话来说，美中科技战看起来可能会严重扰乱太平洋两岸的全球科技行业。

此类争端根植于美国对中国科技实力、以及中国用以积累这种实力的方法的焦虑。随着华盛顿方面对中国被指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和迫使外国投资者转让技术的做法推进301调查，这些争端将会激化。

早些时候的攻击打击了硬件公司，包括智能手机和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Huawei)及其国内竞争对手中兴通讯(ZTE)；多年来，华为是美国担心中国间谍行为和政府补贴的主要对象。华为否认其技术被用于监视。

随着美国压力的升级，本周公布的提议呼吁禁止美国机构使用华为或中兴通讯的技术，并且禁止美国军方将合同授予与这两者中任何一家合作的供应商。

在另一方面，中国长期对本国依赖半导体进口感到烦恼。中国用于进口硅芯片的支出高于进口石油的支出。硅芯片是智能手机、游戏机和其他电子产品的核心部件。尽管中国在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方面取得长足进展，但在很大一部分科技领域所依赖的硅芯片层面仍相当落后。

分析人士表示，这意味着美中科技冲突将会直击中国抱负的核心，可能会抑制收入，并扰乱外国跨国公司的供应链——许多外国跨国公司将中国视为一个关键市场。但这也在引发中国企业层面的重新思考，一些科技公司正寻求开发自己的芯片。

“这一问题的复杂程度令人头晕，因为电子产品价值链的复杂程度和全球整合程度都远远高于过去，”麦肯锡(McKinsey)北京业务合伙人唐睿思(Christopher Thomas)说。

华盛顿方面首先猛烈抨击了中兴，在指控其非法向伊朗销售受限设备后，下达了美国公司在7年内不得将零部件出售给中兴的禁令。咨询公司ABI的数据显示，中兴通讯最新的Axon M智能手机在防护玻璃以及60%的电子元器件上依赖美国供应商，包括高通(Qualcomm)、晟碟(SanDisk)和Skyworks Solutions。

中兴乃至中国的麻烦在于，日本或韩国的替代供应商将无法增加足够的产能，而受到政府补贴的国内芯片制造商，如中芯国际(SMIC)和清华紫光(Tsinghua Unigroup)，仍远远落后于竞争对手。

作为对上周美国贸易要求的回应之一，中国政府希望美国解除对中兴通讯的销售禁令，并终止对出口敏感高科技产品的限制。

中国收购海外芯片资产的努力也引起美国监管机构的警觉。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芯片测试设备公司Xcerra是最新受害者。面对监管障碍，今年2月该公司放弃了与一家政府支持的基金达成的收购协议。

去年和前年，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分别叫停了中国企业计划收购莱迪思半导体(Lattice Semiconductor)和德国芯片设备制造商爱思强(Aixtron)的交易。

面对这些障碍，中国已采取了一些先发制人的措施，降低其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度。柏林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的高级经济学家Max Zenglein提到了中国为吸引更多海外工人所做的努力，包括今年出台的吸引台湾工人的具体措施。台积电(TSMC)等大型芯片制造商的总部设在台湾。

科技公司也把更多流程转移到了公司内部，发展垂直整合的模式，以防范供应链中断。走这条路线的公司包括手机制造商小米(Xiaomi)和华为，后者的大部分产品被禁止在美国销售。

马云(Jack Ma)旗下的科技巨头阿里巴巴(Alibaba)正在研发一种神经网络芯片，该芯片能以更低功率执行人工智能功能（如面部识别和语音识别），同时还收购了本土芯片制造商中天微系统(C-Sky Microsystems)。

但杰富瑞(Jefferies)分析师李裕生(Edison Lee)表示，中国科技企业在研发自己的技术方面取得的进展——体现于专利申请或研发支出的不断增加——正是问题的一部分。

他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肯定已得出结论，即中国将在科技能力和实力方面超越美国，因为我认为他的推理是，中国在过去5到6年里做了大量研发，但他们的基础来自哪里？他们的基础正是复制西方世界的技术，然后改进它，把它作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阿里巴巴将投入150亿美元进行研发，许多大型科技集团都运行着与政府合建的创新实验室。

分析人士们强调的另一个闪点是5G，这是华为近年致力于开发的下一代移动通信标准。在新加坡注册的博通(Broadcom)以1420亿美元收购高通的拟议中交易，因华盛顿方面的担忧而告吹。美国担心，该交易也许会导致这家美国公司减少研发支出，从而使中国在5G发展中领先。

这一切都让美国担心，如果不能剪断这些集团的羽翼，将会让中国在以后一代又一代的关键移动技术领域占据领先地位。

“中国会扩大领先优势吗？”李裕生问，“如果诺基亚(Nokia)和爱立信(Ericsson)破产，只剩下华为和中兴，那么美国的电信运营商就永远无法升级。”

供应链的痛苦

美国芯片制造商高通计划中的交易被卷入美中争吵，说明了美中双方是如何都感受到痛苦的。

去年，交付给中国内地和香港——交付给在那里组装产品的跨国公司和其他公司——的产品贡献了该公司约三分之二的年销售额，但分析师们估计，其中不到一半的产品卖给了中国客户。

首先，高通是受到华盛顿方面禁止美国公司对中兴出售零部件禁令影响的美国制造商之一。高通估计，该禁令将导致其每股盈利减少3美分。分析师们认为，中兴为其智能手机购买高通芯片，并向高通支付知识产权授权费——这两者约占高通年收入的2%左右。

中国反垄断监管机构还要求高通在其以440亿美元收购荷兰同行恩智浦(NXP)的交易中做出更多让步，高通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莫伦科夫(Steve Mollenkopf)将这一要求归咎于不断升级的美中贸易战。

“很明显，地缘政治环境和贸易行动正对这个审批过程产生影响，”他说。

译者/何黎

近期美元指数强势上行。从4月16日低点至今，美元指数已经升值3.8%，补回了年初以来的所有跌幅。与此同时，欧元、英镑、日元兑美元均呈现弱势。而新兴市场货币更是受到冲击，5月3日，阿根廷货币再度暴跌8.5%，成为近两年半来的最大跌幅。为防止汇率大贬，大阿根廷8天加息3次，基准利率从27.25%一路升至40%。而同是5月3日，人民币中间价亦贬至6.3732，创1月23日以来新低。连日来香港金管局亦频频入市干預，防止港币跌破弱方保证线。美元走强是阶段性反弹还是趋势性反转？其走势将对新兴市场货币影响如何？人民币是否会遭遇新一轮贬值压力？

美元周期与全球危机

短期内美元反转之所以值得警惕，在于过去几轮美元周期往往与危机密切相关。一般而言，美元短期内大幅上涨往往面临着资金从新兴市场迅速撤离，新兴市场遭遇货币危机。而美元大跌，资金推动其他国家资产泡沫，也往往成为危机的导火索。悉数“尼克松冲击”以来的新兴市场危机，均与美元反转有关。例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拉美危机，尽管外债过高是爆发拉美危机的内在因素，但早前弱势美元导致的资金源源涌入与美元强势回归后资金的大举撤出成为了危机的加速器，从而将拉美陷入了著名的“失去的十年”。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亦与当时美元处于上涨周期、资金流出新兴市场的大背景有关。当时，由于美国互联网经济的全面爆发，1996年美元开始进入上涨周期，以美国为首的信息科技革命吸引大量资金流回美国，参与直接投资和证券买卖。大量国际资金流回美国加剧了亚洲市场资本流出，以泰国泰铢贬值作为导火索，金融风暴横扫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中国香港，导致亚洲各经济体经济与金融体系遭受重创。

令人记忆犹新的是2014-2016年期间的美元走强，当时新兴市场货币面临的贬值压力同样是巨大的。特别是在这三年间，人民币汇率一度遭遇大幅贬值与资金外流预期，外汇储备跌至3万亿美元以下，看空者质疑中国央行只能在保汇率还是保储备中选择其一。受制与此，金融危机以来，一路顺风顺水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也面临挑战，中国决策层不得不重启部分资本管制以应对做空势力。

本轮美元迅速反弹的背后

既然美元反弹值得警惕，那么短期内美元迅速升值的原因何在？是否可以持续？在笔者看来，短期美元走强，主要有如下几点因素作为支持：

第一，年初美元被过度看空。笔者曾在2015年底美联储历史性加息之后，做出美元已是强弩之末的判断，尽管在2016由于英国脱欧与特朗普胜选两大黑天鹅事件的出现，扭转了美元走弱态势，但在2017年不确定降低后，美元结束了上涨态势，全年贬值超过10%，验证了笔者对于美联储加息后美元贬值是大概率事件的判断。

然而，今年年初至4月中，美元指数快速走弱，但同期美国经济其实已经出现了积极迹象，特别是特朗普税改通过是个重大利好，不少企业表态资金回流美国与增加投资，美国年初以来的非农就业数据、工业订单数据等也都好于预期，与同期美元大幅下行的态势形成鲜明对比。即便从中期来看，美元未必已经见底，但面对上述反差，笔者认为,美元迅速走低超出预期，短期内或存在过度看空与超调的风险。

第二，今年以来美欧经济的明显反差。过去两年，欧洲经济增速曾连续两度超过美国，超出市场预期，为2017年欧元成为强势货币，对美元全年涨幅超过15%奠定了基础。然而，进入2018年以来，美国经济相对于欧洲经济增长势头更为明确，为美元反转奠定了基础。

今年一季度，美国GDP环比折年初值2.3%，高于预期率的2%。特朗普税改落地，一季度私人投资增速明显抬升，同比增速升至0.99%。耐用品订单增长强劲，3月耐用品订单初值2.6%，增长明显好于过去两年；消费者信心指数支持走高，4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98.8，3月曾创2004年1月以来最高；美国1-3月新屋开工增速均值6.6%，为一年来最高水平。

相比之下，今年以来，欧洲经济则出现了明显回落的迹象。一季度欧元区GDP仅为1.7%，远低于去年第四季度的2.7%，与美国同期2.3%的水平。PMI持续下滑，4月欧元制造业PMI为56.2，创下近13个月以来的新低；工业产出情况不佳，2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8%，连续两月负增长；欧元区经济火车头德国面临回调，4月IFO商业景气指数下滑至102.1,连续5个月恶化。

第三，美欧货币政策退出步伐呈现差异。美国方面，鉴于通胀预期的增强以及就业市场的良好表现，美联储今年加息三次是大概率事件，甚至有预期认为四次加息的可能性上升。5月FOMC议息决议也显示这一方向，如美联储对投资增长的描述从“放缓”改为“继续强劲增长”；对通胀的描述由“继续低于2%”改为“接近 2%”，显示美联储内部对通胀信心的进一步增强，预计未来货币政策常规化会快于预期。

相比之下，欧央行紧缩的表态则不及预期。4月26日欧央行议息会议如期按兵不动，欧央行行长德拉吉会后表态透露欧元区经济增速或已经阶段性见顶。但欧元区经济预计将维持稳健，经济增长前景面临的风险“大体平衡”。通胀方面，欧央行虽对中期通胀回升充满信心，但表示短期依然看不到核心通胀重拾上涨动力的迹象，预计年内通胀同比将在1.5%左右；欧央行相对鸽派的反应，使得市场对于欧央行退出非常规政策的时间有所推后，促进欧元疲软。

中期美元仍难乐观

基于上述原因，笔者对近期美元反弹并不感到意外。但是，短期内美元的迅速走强是否是新一轮美元反转？乃至新兴市场货币是否会遭遇新一轮危机？目前来看，这样的担忧似乎有些过早。因为尽管美元2018年并不悲观，但从中长期来看，本轮美元反弹并非趋势性反转，中期美元走势并不乐观。原因在于：

一是欧洲经济不宜过度看空。尽管今年来欧洲经济出现一定放缓，但欧盟委员会对欧元区经济开年的疲软表现并不在意，并称经济增幅或与2017年创下的十年来最佳类似，放缓可能是暂时的。而笔者自去年以来便在一系列欧元区复苏文章中提到欧洲经济的积极迹象。在笔者看来，尽管短期内经济数据有所回调，并不意味着欧元区反弹周期的终结。部分指标有所回落，但仍处于高位，如德国IFO指数在创历史新高的基础上有所下行，整体表现并不悲观。而经历了2016、2017年两年反弹的欧元区经济，如今仍处于危机以来最好的阶段，失业率降至危机前水平，债务重塑与改革稳步推进，欧元区整体前景仍然可期。

二是美国经济与前期刺激联系紧密。在笔者看来，前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助推了美国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而税改又从短期内利好企业资金回流，并增加劳动者的现金收入，利好消费，刺激股市和分红，并对推高通胀有好处。但在笔者看来，美国诸多积极迹象的背后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短期財政刺激，从中期来看，美国收入差距仍在拉大，政府债务水平大幅上升，困扰美国经济的症结偏低的劳动生产率以及落后的基础设施，目前看来尚没有明显改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可否实现可持续的繁荣存在不确定性。

三是中美贸易战阴霾仍在。今年以来，中美贸易战风险空前加大，从贸易战到科技战，中美之间的博弈不断升级。而上周美国贸易代表团来中国开价过高，谈判出师不利也为接下来处理两国分歧提高难度。在笔者看来，当前中美两国诉求分歧明显，如中方不认可中美贸易赤字如美方认为之巨；中方认为贸易差距在于全球分工不同，而美方认为恰恰是不同分工，使得中国掠夺了美国人的工作；中方认为剔除在华美资企业出口，中美逆差会大大缩减，而美方指责恰是贸易保护导致美资企业在中国投资过多，吸引美资企业回流反而是正途。

如此来看，考虑到中美诉求不同，双方对待同一问题，目前的讨论也都在各说各话，难有实质性的沟通，这使得谈判变得困难，为中美贸易战前景增添了变数。而如果考虑到中美贸易战逐步升级的可能性，毫无疑问，全球汇率市场也将迎来重大调整，美元与人民币或将受负面冲击，而欧元、日元则相对安全，可能重回升势。

综合上述考虑，笔者认为，鉴于前期美元超跌、欧美经济与货币政策今年来出现的反差，短期内美元反弹可以理解。而2017年美元对欧元大幅贬值有所不同，预计2018年美元或对欧元出现小幅升值的态势。当然，从中期来看，笔者仍然对美元难言乐观，美元指数很难超过100。当然，阶段性的美元走强会给新兴市场货币带来一定的贬值压力，但尚不到危机的程度，预计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6.4左右波动仍是大概率事件。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美国白宫周一宣布，习近平的最高经济顾问、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于下周访问华盛顿，继续进行美中贸易磋商。

白宫女发言人萨拉•桑德斯(Sarah Sanders)告诉记者们：“我们正在做一些我们认为将对每个人都有利的事情。”

上周北京贸易谈判的中方团队领头人刘鹤即将访美，表明双方都希望迅速采取行动。但此前，在旨在避免贸易战的第一轮谈判中，双方都采取了强硬立场。

美国要求中国在两年内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减少2000亿美元。它还希望中国政府放弃其国内经济政策的关键元素。

作为回应，中国呼吁美国不再反对在世贸组织(WTO)中把中国视为市场经济国家。中国长时间来一直坚称，在加入世贸组织满15周年的2016年，中国已有资格被视为市场经济国家。

译者/何黎

如果一个人坐下来做出坚决的努力，其很难比上周访华的美国贸易代表团向中国表明的谈判立场在经济上更有误、外交上更有毒、法律上更有破坏性。

的确，这是一套如此极端的要求，以至于人们很难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心里痒痒想打一场贸易战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祭出一份不可能的议程，目的是要刺激中国公开对抗。作为回应，中国提出了自己的诉求，其中既有相当合理的内容，也有几乎与对方一样荒谬的要求。

如果特朗普政府只是想找个借口，让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在国内更加名正言顺，那么它找到了。但中国已经展现出，报复是它的强项——而且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领导人不需要为了竞选连任操心。与特朗普有关贸易战很容易打赢的断言相反，他可能会输掉这场贸易战，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会输。

特朗普有一个解不开的心结：双边贸易逆差是经济疲弱的迹象。顺着这个思路，他把要求中国削减年度对美贸易顺差的金额翻了一番，从1000亿美元增加到2000亿美元，超过顺差总额的一半。他似乎从未想到，对美出口可能只会转移到其他国家，使美国的总体逆差没什么变化。

特朗普政府还继续对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发起攻击，要求中国放弃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对美国提起的申诉。此外，美国还要求中国停止对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征收反倾销或反补贴关税，不论这么做是否符合WTO规则。

这还不算，美国要求中国单方面将其对所有非敏感商品征收的关税削减至美国的水平，移除美方认为不公平的非关税壁垒，并向美国开放外商直接投资(FDI)市场，同时允许华盛顿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中国对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

这相当于要求中国同时投降、单方面放下武器以及赔款，要求中国采取特别行动来改变其进口模式，同时剥夺其基本的法律保护。对于中国采用扭曲贸易的干预措施，可以做出很多有理有据的申诉，但公平地说，中国在执行WTO做出的对其不利的决定方面有不错的记录。这些要求将使中国基本上被排除在基于规则的体系外，至少在对美贸易关系方面是如此。

作为回应，北京方面要求华盛顿放弃将中国列入“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这一标签使美国更容易对中国征收反倾销税。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有较好的理由证明美国违背了承诺；目前此案正在WTO诉讼。然而，中国提议的制裁——反过来将美国列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是荒谬和不成比例的。

特朗普要小心。中国已经展示出自己擅长通过精准的报复来打击美国，停止从政治上敏感的农业州购买高粱。北京方面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可以动用，可以在特朗普的政治腹地打击其痛处。

这些提议甚至不能作为谈判的明智基础。中国应该拒绝它们。如果美国正当地希望中国减少其扭曲贸易的干预措施，那么其要求必须有针对性、具体并且尊重国际法。这一系列的要求只不过是具有破坏性的挑衅。

译者/何黎

iPhone最大组件供应商之一警告称，美中贸易争端可能会打乱苹果(Apple)供应链。

“这是一个新的挑战，我从来不需要面对这样的挑战，但我的继任者将不得不面对这种风险，”为iPhone供应处理器芯片的台积电(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的创始人及董事长张忠谋(Morris Chang)表示。“他们能做什么？我不知道。”

华盛顿要求中国到2020年将目前3370亿美元的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逆差减少2000亿美元，降低关税，并削减对新兴行业的补贴，此前数周，世界两大经济体针锋相对地发出关税威胁。

台积电330亿美元的年营收有一半来自移动设备，该公司在台湾为苹果iPhone制造大部分核心芯片，张忠谋担心，如果美国提高关税，整个智能手机供应链将受到影响。

美中全面贸易战对融入全球供应链的公司意味着什么？将于下月退休的张忠谋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视角。“中国大陆组装大量最终产品，所以这场贸易争端也可能冲击我们。”

荷兰国际集团(ING)大中华区经济学家彭蔼娆(Iris Pang)表示，针对中国电子产品的新关税，将提高从中国运往美国的电子部件的成本。“供应链效应将因此变得复杂。”

台北元大证券(Yuanta Securities)的高翊庭(Sam Kao)表示，在中国以外没有大型生产基地的苹果供应商面临的风险最高。他指出，可能面临压力的电子制造商包括富士康(Foxconn)、和硕(Pegatron)和纬创(Wistron)。

穆迪(Moody’s)分析师表示，某些中国科技相关集团将受到美国新关税的直接打击，但仅仅看到这种影响将会“低估”中国经济所受到的影响。

摩根大通(JPMorgan)太平洋科技基金(Pacific Technology Fund)的投资组合经理奥利弗•考克斯(Oliver Cox)表示，尽管短期内新的关税可能给苹果带来成本压力，但他并不预期会产生长期影响。

苹果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译者/何黎

5月初的中美贸易谈判，不出意外地在各自表述中结束。中美分歧，有多少是出于误解？有多少是出于理念分歧？有多少是出于利益冲突？

首先，误解自然是重要的原因。典型如同如今热议的法律用语“Reciprocity”，西方理解一直是对等原则，中方主流理解直到最近几年还是互惠原则，其中信息误差，不仅在于表述的差距，也导致对于贸易政策的取向与应对。解决贸易争端，并不是仅仅依靠利益或者大撒金钱可以解决，否则难以理解特朗普所要求的公平贸易的含义以及美国民众对于全球化的不满何以加剧。理解一时有误，并不可怕，但是长期有意无意的误导，往往会导致悲剧。

中国惯常心理之一，总觉得外国人不理解中国，其实我们不理解国外的情况也常见。如今贸易战在前，不少人又提出日美贸易战案例，指出美国利用广场协议“阳谋”，如何导致甚至压迫日本经济崩溃，甚至以讹传讹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人罗伯特•莱特希泽主导“广场协议”（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参加谈判），这次来中国是希望复制上次日本案例。

除了莱特希泽谈不上主导广场协议的误差之外，国内对于广场协议的误读多于理解。从我在日本访学与研究来看，广场协议冲击最大教训应该日本没有解决好国内问题，而不是美国外部压力，当时提出主动升值来自日方，提议升值幅度也高于美国预期。比如曾经主导参与广场协议的日本前大藏省官员行天丰雄面对我关于广场协议的提问，就直接表示，日本发生后来的问题主要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甚至是为了掩盖上一个错误而导致错误不断重复的悲剧。

信息误导带来的悲剧有很多，日本早年甚至为此付出不菲代价。二战末期，日本已经到了失败关头。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发布《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对于这一最后通牒，日本当时首相铃木贯太郎表示“默杀”(mokusatsu)，“默杀”可以表示为“不予评论”也可以表示“不予理睬”，翻译翻译为后者，导致盟军非常不满，在长崎与广岛投下原子弹。

话说回来，历史毕竟在进步。谈判结束，我在公号《徐瑾经济人》曾经点评，以前乾隆和马戈尔尼时代，大家几乎无法沟通，完全鸡和鸭讲，现在至少有福建人和浙江人讲话的感觉，彼此至少能大体明白。对比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后，道光皇帝才想起来问臣属，英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自然，当时的英国被叫做英吉利，一般还会写作 “口英咭唎”，是对于蛮夷之邦的惯常译法。

误解之外，信息不准确带来的误导，某种意义上，折射中美之间对于贸易认知框架或者说认知地图的差距，也就是理念的分歧。近期清华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中外精英进行了一场对话，关于这场对话速记我也发布在《徐瑾经济人》，各位读者可以自行判断。有意思的是，参会的外国嘉宾多数感受到了中方代表表达出来的强烈自信，FT首席评论员沃尔夫总结为7个主张，即中国需要强大的中央统治、西方模式已名誉扫地、中国正受到美国的攻击且中国将挺过这些攻击等。

这些观点是否代表中国精英乃至中国共识？答案显然并不确定，集体性一致的姿态，对内可能有集体误判风险，对外则可能带来不如意反应，比如强硬反弹。

在误解与理念之外，我们必须认识到，中美之间确实存在实质的利益冲突，谈判双方目标显然差距很大。从美国代表团主要要求来看，一方面是中国在2020年之前使美中双边贸易逆差减少2000亿美元，另一方面是要求中国降低关税，并削减对新兴产业的补贴。

先看贸易逆差方面，中美去年逆差3370亿美元，此前特朗普3月还表示1000亿，如今目标显然令中国难以接受。更技术化的问题，正如有朋友在我的公号《徐瑾经济人》的提问，鉴于美国高科技行业很多都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中国究竟应该买美国什么商品来削减逆差？石油或者天然气？

其次，关于高科技补贴，《中国制造2025》首当其冲。这一要求不少国人觉得难以接受，其实认真想想没那么可怕。我们所看到中国腾讯、阿里巴巴、百度（BAT）等公司，有多少是政府烧钱烧出来的？更值得深思的是，美国对于中国高科技的遏制心态。去年我在美国游学时候，对于美国政策各界对于《中国制造2025》深感意外，可见这一文件显然刺激了美国各界，对于中国科技赶超的恐惧迫使美国提出这一要求。

综合看待两大方面的目标，短期之内很难达成共识；而差距如此大，并不仅仅是彼此野心问题，而是所理解的贸易以及秩序并不一致。从这个角度看，这次中美谈判更多只是一次接触，谈判还会继续谈，但是贸易战也是会打的。

对比美国有中期选举压力，中国的优势或者在于可以不为选举所影响，应该做好准备，尤其不要被国内利益集团所裹挟，这方面的研究可以看看学者马晓野分析：“如果中国能成长为有支付能力的消费市场，那么中国在塑造国际贸易体制方面就有足够的话语权；相反，如果放弃这个优势，采取步步为营，在整个贸易谈判过程中，保护某一部门，某一群体利益的话，可能最后付出的代价会比较大。”

曾经的WTO谈判，被认为是狼来了；更早美国的“门户开放”，其实本意是最惠国待遇。一百多年来中国与美国的诸多纠缠，盟友、敌人的身份总在变化，时而充满一厢情愿的温情，时而是剑拔弩张的对立。不论中美冲突有几分是源于误解与利益，有几分是源于理念，在二十一世纪，两个大国的共同目标显然是学会共处。

对中国而言，如何把握中美贸易争端机会，作为二次入世的开始，是中国当下最不应该放弃的道路，和我们每个人福祉息息相关。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亦为经济人读书会创始人，近期出版《白银帝国》、《不迷路，不东京》，公号《徐瑾经济人》。

5月初美国代表团一行七人来华，代表了贸易谈判的最高规格。这是一场没有成果的谈判，从最初的设定就是如此。以往中美的谈判都是自下而上的：商业界跟基层政府层层交流意见，而后民意反映至高层，最后高级政府官员访问，签署协议。由于双方对彼此的需求有相对准确的理解，因此通常会有某些确定的成果。而此番中美谈判是自上而下的，具有鲜明的特朗普风格：大阵势高端访问，充满悬疑的诉求，双方政府和企业都一头雾水。因为没人说得清特朗普想要什么。这和美朝谈判的思路如出一辙。特朗普和普京一样喜欢制造混乱，用对方无法接受的要求开始一段对话。他认为这会为他赢得先手，迫使对方做出更大的让步。

谁能影响特朗普？

特朗普善变，有时候一句话都前后矛盾，但是他自上任以来唯一不变的论调是反对贸易自由化。学界和大众对于贸易自由化也有价值上的争论，由于每个人工作、立场、阶层不同，态度不同很正常的。但是特朗普对于全球贸易，尤其是发达国家和低成本出口国之间的贸易一直怀有极大成见。特朗普坚信对华赤字必须减少。尽管已有专家指出这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中美的贸易赤字绝大部分是由两国的贸易结构差异导致的，而非不公平贸易。特朗普要求中国不管用何种手段也要减少千亿美元级别的贸易顺差——这也极具讽刺性，因为美国一直在强调公平贸易和市场经济，却给中国提出了一个只有计划经济强权政府才能实现的目标。

此次贸易代表团中包括了对华态度温和的现任美驻华大使、略强硬但仍属中间派的美财长、以及几位极具冷战思维的贸易官员，包括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但如果说这个代表团就能真正代表特朗普，也是缺乏依据的。目前来看纳瓦罗的思维最接近特朗普。几位官员来之前恐怕都心知肚明，此行获得开创性成果的几率很低。因为中国经济已经具有相当的抗压能力，对美国的威胁不会轻易让步。美财长姆努钦说对此行“谨慎乐观”。特朗普在各个场合经常说他想要的是“胜利”，而且是“全美国人民的胜利”。但是贸易战怎么可能有全体国民的胜利？赢了铁锈经济带产业工人的战役，农业州种大豆和玉米的就会倒霉。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子产品加税，产业链上的美国供应商就会倒霉，而且他们还通常是产业附加值最高的那部分（比如工业设计）。所以就算赢了贸易战，也只能是某些人的胜利，或者只是特朗普Twitter上炫耀的功绩。

理想和现实的距离

特朗普想寻求利益。中美双方的根本分歧集中在国家利益。两国的根本利益不同，尽管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此次谈判中国说双方“就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是需要认识到，无论双方的共识在哪里，都无法根本性改变双方的经贸关系。中美在地缘政治、社会进程和公民权力方面的存在根本性的分歧，现在的贸易争端只是从一个角度折射出这种差异。

中美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是另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美国已经是成熟发达的经济体，超越了“用污染换发展”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阶段。而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了，但几乎每一个产业都处在刚刚起飞或者赶超阶段。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上巨大的地区差异使得能够选择的发展模式不同于美国。美国最希望看到的是中国改变产业政策、放弃“中国制造2025”、不再对美国的科技和工业产生威胁，但这是不切实际的期待。和曾经美国对于俄罗斯和日本的恐惧类似，对中国的敌意也来自双方实力差距的缩小。

对中国来说，这场贸易谈判是一场路线的考验。中国改革正如高层所说“进入深水区”，各方利益集团难以平衡。中国能否安然度过这场中美贸易争端，取决于决策层是否能够在保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将贸易危机转化为改革的动力。美国对于中兴的处罚措施和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是合理的，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立法在过去几年有所进步，但改革步伐仍可加大。中国国企改革举步维艰，大量补贴挤出了有效率的私人资本，面对来自美国的贸易压力，中国政府可以顺水推舟加快改革。

麦卡锡主义归来？

特朗普上任以来，亲华派的声音日益黯淡。如今，白宫的对话基本由强硬派主导。这难免让人想起上世纪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的悲剧：民粹主义泛滥，暴力铲除异己。但今天美国亲华派的失势并不是由于政府压力，而是美国社会思潮的转变，亲华派仅仅是顺应了社会潮流。去年美国将中国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这反映了中国在美国眼里已不是一个可被争取的对象，而是竞争对手了。各种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确损害了相当部分美国人的利益，除了底层产业工人的工作被中国人“偷”了一大块，中产阶级受到的影响也在增大，包括中国汹涌的移民大潮对美国社会的冲击。美国的担心并非毫无来由。

和当年麦卡锡主义对共产党的恐惧相比，现在的美国并不怕共产主义的政治影响，而是更多出于经济和国际影响力的考虑。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与发达国家在当地的投资形成直接竞争。尤其是在基建项目上，中国国企公司通常会以低价中标。不少发展中国家并非完全认同中国发展模式，但近两年中国争取到了一些摇摆国，比如东欧的格鲁吉亚。阿纳克利亚(Anaklia)深海港是格鲁吉亚的百年大计，开始项目并没有引进中国资本，而是给了一个美国-格鲁吉亚合资企业。格鲁吉亚想借此展示自己的大西洋血统，认同的是西方价值观。但中国一流的基建能力和低息贷款的吸引力太大了。2017年中格签署了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第一个自贸协定，阿纳克利亚港口也接受了上海振华重工5000亿美元的投资。尽管中国并无特定输出的价值观，但是建设本身似乎越来越算一个价值观了。

特朗普恐怕暗自羡慕中国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但是他不可能领导美国走政府主导的发展道路，不可能大兴土木，也不可能降低福利，即使这在短期内是最有效利用资源的方式。如今美国内部政治分裂严重，两党难以有效合作，特朗普的对华强硬态度在选民中威信极高，就算共和党不认同，为了党派利益还是会站队给特朗普。中国需要准备好要面对的，并不是短短两天的贸易谈判，而是未来可能长达几十年的中美竞争。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看到的文件，美国高级别谈判代表团要求中国在2020年之前使美中双边贸易逆差减少2000亿美元，降低关税，并削减对新兴产业的补贴。

去年美中货物与服务贸易逆差为3370亿美元，在此基础上削减2000亿美元的目标，比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3月提出的1000亿美元增加了一倍。该文件显示，美国计划在从6月1日开始的一年时间里把美中贸易逆差削减1000亿美元，并在2019年6月至2020年5月之间再削减1000亿美元。

该讨论文件要求中国降低关税，直至不高于美国对同种货物征收的关税水平。

该文件还呼吁中国削减与中国产业政策计划《中国制造2025》(Made in 2025)相关的补贴，该计划旨在促进包括电动汽车和人工智能在内的尖端产业的发展。

该文件还呼吁取消影响在华运营的美国企业的投资限制，包括持股上限。

在定于周五在北京结束的双边谈判之前，这份文件就交给了中方谈判代表。

译者/马柯斯

世界最大油籽加工商的掌门人表示，中国买家已停止采购今年秋季将要收割的美国大豆，这个迹象表明贸易紧张正在改变购买模式，损害美国农户的利益。

邦吉(Bunge)首席执行官索伦•施罗德(Soren Schroder)预计，美国将向世界最大粮食进口国中国销售“极少的（如果还有任何销售的话）”大豆。“中国的生意正从美国转向巴西和加拿大，”他说。

中国警告称，如果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真的像他威胁的那样，对中国诸多输美产品征收关税，它将对美国大豆开征25%的关税。去年美国对中国出口了价值120亿美元的大豆。

白宫的一个贸易团队本周前往北京举行谈判，可能会将双方从悬崖边缘拉回来。然而施罗德表示，中国买家已经对这一现实威胁（现在购买、未来交付的农产品可能受到关税打击）作出了反应。

“在夏季，通常你会开始接到秋季收割的美国大豆出口的大额订单，但今年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施罗德表示。“在局势明朗之前，我对这些订单还会不会发生感到怀疑。”

在北美、南美和亚洲拥有油籽加工和压榨资产的邦吉，能够很好地随时了解不断变化的贸易流量。施罗德在谈到对华销售情况时表示，“当前局面与之前大不相同”。

官方数据尚未显示施罗德识别到的那种转向。美国农业部(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统计数据显示，截至4月19日，商家已承诺在9月1日开始的销售年度向中国出售95.4万吨美国大豆。一年前的可比数字为98.2万吨。

几年前，这一数字超过500万吨。美国逐年向南美让出了一部分大豆市场，尤其是巴西现在占据了更大的销售份额。

眼下是种植季的早期，销售确实倾向于疲软，因为美国农户只种下了一小部分作物。2016-17年度美国对华大豆出口总量达到3620万吨。

大豆已成为美中贸易口水战中最具争议性的领域之一，部分原因是这种作物的种植区位于美国中西部，这里的几个州在大选中投票支持了特朗普。

施罗德发表上述言论之际，邦吉报告在截至3月份的三个月里净亏损2100万美元，好于预期。该公司表示，其油籽业务有所好转，得益于阿根廷大豆歉收所造成的价格走势。

邦吉预计，其农业综合业务部门2018年的营业利润将达到8亿至10亿美元，提升了业绩指引。“农业综合业务正在大举复苏，”施罗德对分析师们表示。

施罗德表示，邦吉正在集中精力利用多年来最有利的市场条件，以及消化近期的一笔收购。这番话可能给嘉能可(Glencore)和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Archer Daniels Midland)的接洽所引发的收购传言降温。

“我们对我们的业务感到非常满意，”他补充道。“我们正忙于整合本公司自2002年以来最大的收购以及我们的重组计划。这是我们的焦点……还有就是充分利用一个好年景。”

译者/和风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坚称，欧元区经济仍将保持强劲增长——尽管近期有所放缓，但警告称，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贸易政策对该地区经济构成了威胁。

在最新发布的欧盟经济增长预测中，欧盟委员会维持了其对2018年和2019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的预测，坚称近期数据表现不佳是受“暂时性”因素影响。

但欧盟委员会指出，美国经济政策“危险组合”——财政刺激、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升息，以及贸易战前景——所产生的风险，很可能令市场和欧洲企业不安。

“若这些风险成为现实，可能会导致近年变得更加依赖投资和出口的欧洲经济扩张脱轨，”周四发布的报告称。“欧洲的实体经济无法免受突如其来的市场调整影响。顺周期财政立场和内视型贸易政策相结合，带来了一个危险组合。”

布鲁塞尔表态干预之际，欧盟与美国的关系围绕特朗普政府的钢铝关税处于紧张状态。本周，特朗普给予欧盟30天的钢铝关税豁免。美国是从上月开始加征这些关税的。

欧盟经济事务负责人皮埃尔•莫斯科维奇(Pierre Moscovici)表示，布鲁塞尔将继续进行游说，争取永久豁免。“我们认为，保护主义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它只会制造问题，”他说。

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元区经济增速有所放缓，2018年初降至18个月以来最疲弱水平。但欧盟委员会的经济学家们维持了2月作出的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GDP)预测。布鲁塞尔方面仍预计，由19个国家组成的欧元区2018年和2019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分别达到2.3%和2%。

译者/何黎

近期美国贸易代表组团七人来华谈判，市场解读为“群鹰毕至”。4月30日白宫发表声明公布了特朗普政府派往中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名单：美国财政部长斯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见文首照片）、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美国总统国际经济事务副顾问埃弗雷特•埃森斯塔特（Everett Eissenstat）、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以及美国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Terry Branstad）。

美国会派遣全是鹰派的团队吗？除非特朗普政府根本不想谈判或是计划把交易谈崩。显然无论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还是务实商人“谈生意”的角度都不大可能。所以谈判班子必定是“鹰鸽组合”或者“红白脸组合”。美方代表究竟谁鹰谁鸽？谁是全面鹰派，谁是对华鹰派？笔者认为，弄清楚这个问题不仅有利于理解本次谈判，也有利于理解特朗普内阁对华政策特点。

核心内阁姆努钦

财长斯蒂文•姆努钦，毕业于耶鲁大学，1985年进入高盛，曾任高盛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交易业务负责人。2002年从高盛离职，两年后创办对冲基金都恩资本（Dune Capital Management LP）并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是特朗普竞选团队的财务金融主席，曾经为特朗普竞选团队筹集到1.69亿美元竞选资金，是特朗普自筹资金数目的2.56倍，深得特朗普信任。姆努钦和特朗普一样是“政治小白”，进入白宫之前没有任何政治履历，姆努钦是特朗普内阁“高盛派”唯一剩下的人，之前还有前总统经济顾问加里.科恩。与科恩不同的是，姆努钦一直支持特朗普的执政主张并推进执行。姆努钦是特朗普税制改革起草班子，即“税改六君子”之一，对特朗普政府成功推进税改功不可没，是特朗普女婿库纳什之外最信任的内阁成员。

姆努钦还主推美国基建计划，是特朗普政府2018年2月公布的4.4万亿美元预算计划背后的主要推手。金融监管方面，华尔街出身的姆努钦主张修改放松“多得.弗兰克”法案——大萧条之后诞生的最全面的金融监管法案；在汇率政策上，姆努钦主张把汇率操纵定义为不公平补贴，他并不主张专门针对中国贴上汇率操纵标签。可见姆努钦的政策主要对国内，对华政策上并不是市场所认为的大鹰派，但也并非对华鸽派，更准确的是对华偏中性。

贸易沙皇罗伯特•莱特希泽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人罗伯特•莱特希泽，乔治城大学法学博士，世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特朗普身边的“狠角色”，是强硬的贸易现实主义和贸易强硬派，外号“美国贸易沙皇”。1981年-1989年，曾在里根政府内担任美国贸易副代表，参与过二十多个国际协议关于钢铁，汽车和农产品的贸易谈判。其中，中文世界传言他与1985年主导“广场协议”有关（编者注，目前这种说法并没有十足证据）。

2017年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备忘录，正式授权莱特希泽对“中国不合理或不公平贸易”做法发起调查，即对华开展“301调查”，以确保美国的知识产权和技术。需要说明的是美国“301条款”并不仅仅只针对中国，美国发布的《2017年特别301报告》把中国和印度等11个美国贸易伙伴列入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重点观察国家名单。里根政府时期，莱特希泽针对日本钢铁也动用过“301”条款。针对中国的“301”条款，主要涉及中国在《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重点发展的所有先进行业，包括电动汽车、高科技船舶和航空航天技术等领域征税。

莱特希泽曾表示要审查美国所有的贸易协定， 2017年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演讲表示“试图判断哪些符合美国的利益，哪些还有改进空间”。可见在对外贸易政策上莱特希泽锱铢较量，铁面自私。他对WTO框架极为不满，曾在国会上狠批WTO框架，指出WTO争端解决机制缺乏效率，他甚至声称中国是WTO的“威胁”，并建议美国挑战WTO多变贸易协调机制，以保护美国的经济利益。除此之外，根据媒体报道，莱特希泽在NAFTA谈判中提出很多富有争议的条款，如建议在NAFTA中设立一个5年的“日落期限”：5年期满后如果得不到所有缔约国的书面续约，条约将自动终止，这引起了墨西哥和加拿大等贸易联盟国家的强烈不满。今年5月1日赴华谈判之前莱特希泽曾向媒体表示：“我的目标是让中国更加开放，并不试图改变中国的经济制度”，“中国的制度看起来对他们很管用”。这些言论看起来更像是他的一种策略，一种尊重对方的底线和原则以减少成本换取谈判利益的博弈策略。

彼得•纳瓦罗：非主流极端经济学者

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教于加州大学尔湾分校30余年，非主流经济学家。纳瓦罗是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拥护者，自由贸易反对者，鼓吹“中国威胁论”。

其作品《反响思考战胜经济周期》、《如果巴西下雨就买星巴克股票》一度获得市场追捧。他曾在《解构中国价格》一书中称中国产品由“补贴，低估汇率，假冒和盗版”形成，还出书告诫与中国经济往来风险很高。

他自称拥护特朗普强调的“自由、公平和互惠”的贸易协定，但政策上又是自相矛盾的贸易保守主义者。他还说“自始至终坚信双边贸易逆差的重要性”，然而笔者认为他对中美逆差的深层次原因却一知半解，不得要领。

摇摆主义罗斯

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是个“中国通”。他曾于20世纪90年在中国广东投资了汽车零部件厂（与日本合资），2005年他的国际纺织集团在浙江嘉兴投资1亿美元，还曾援助过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

因为与中国生意往来密切曾经一度在对华态度上偏鸽派。他是美国钢铁贸易的受害者，曾收购了几个濒临破产的美国钢铁公司，进行债务重组之后打包卖给了印度钢铁巨头米塔尔钢铁，所得是现金与股票各一半。因其它国家（包括中国）钢铁出口价格低廉，米塔尔钢铁的股价因经营不善近年来大幅缩水，罗斯损失惨重。

因为这一经历，再加上曾经被特朗普公开批评对华政策软弱，他的对华态度逐渐走向鹰派。他最擅长的是企业破产重组，曾深度参与了很多美国衰落的行业，比如钢铁、煤炭、纺织等等，主张对美国钢铁和铝材产品进口征收高额关税或者实行配额制度，是“232”条款推行者，也是中兴通讯一案的主导者。针对中美贸易他有以下主要观点：中国对钢铁等行业高度补贴，造成了大量的过剩产能，冲击了全球市场。他认为美国贸易逆差两个根本来源：一个是中国，行业上主要是汽车。中国的贸易顺差造成中国国内货币供应量过剩，针对这一观点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曾进行过公开批判，认为罗斯这种经济学上的无知很可能会对美国造成灾难。

罗斯还认为中国不太可能因为贸易纠纷不再购买美国大豆，因为美国大豆在中国市场占有率非常高，要替代不容易，替代成本很高。认为中国不敢抛售美国国债，因为他们无法承受抛售导致的价格下跌。罗斯一直研究中国的五年规划，所以对《中国制造2025》已有关注，也是遏制《中国制造2025》的主要倡导者。

初级分析师出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影子鹰派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普林斯顿政治和经济专业，但未取得学位。曾在里根政府任职于白宫管理及预算局，帮助制定经济政策，是供给学派的拥护者。

他涉足经济是从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初级经济分析师开始的。1987年至1994年期间担任华尔街投行贝尔斯登（The Bear Stern Companies）的首席经济学家。次贷危机爆发前，他曾坚决否认美国可能陷入经济危机。他曾经所在的贝尔斯登投行在次贷危机期间倒闭。2001年以来，曾在美国CNBC电视台主持“库德洛报告”（The Kudlow Report）。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库德洛曾在税收和关税及其他问题上向特朗普提供意见，最初他是支持自由贸易的，这点与特朗普的主张有出入，不过整体上但他对特朗普的经济决议基本支持。科恩辞职之后即被特朗普任命为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对内支持税改，对中国态度偏鹰派，他认为中国“不按规矩做事已经很久了”，主张在贸易方面进行强硬回应。但4月初库德洛曾表示：“美方对中方开出的关税清单可能并不会执行，一系列的行动可能仅仅是让中国就贸易惯例进行谈判的一种策略”，由于他并非贸易方面的专家，对中国知之甚少，可以推断他对的华贸易态度只是特朗普的翻版，可称为“影子鹰派”。

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

美国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曾任美国中部农业州“艾奥瓦州”州长，该州号称“美国粮仓”。

中国与艾奥瓦州贸易联系紧密，是艾奥瓦州第二大产品出口国。作为州长的布兰斯塔德对农产品贸易非常熟悉，此次作为中美贸易谈判一大员，也是特朗普政府农业贸易战的一张牌。布兰斯塔德拥护自由贸易，但更重视增加出口，虽然与特朗普反自由贸易的主张有背，但在减少美国贸易逆差这一点上高度一致。布兰斯塔德对华人友好，与中国政商关系密切，相对鸽派。今年以来的中美贸易争端，中国的反击策略目前主要涉及到农产品如生猪，高粱等，未来也可能涉及面扩大到玉米和大豆。对美国而言，农产品区也是特朗普的“票仓”，对中期选举至关重要。

中美谈什么？

近期美国财长努钦表示将与中国进行贸易对话，讨论四方面内容：贸易不均衡、知识产权、合资技术和合资企业。就谈判内容来讲并没有超预期的地方，正如财长努钦所说“这些是特朗普总统去年一直关注的问题”。

中美贸易逆差是本次谈判放在首位的主题。特朗普今年3月曾经发推特要求中国拿出方案，令美国贸易逆差减少1000亿美元。这遭到中国反对。难以想象的是一直反对中美贸易保护的美国，又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贸易保护。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增加3752亿美元。而中国海关总署统计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为2758亿美元，双方统计相差994亿美元左右。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指出，造成这种数字上的差异主要因为转口贸易、服务贸易以及统计偏差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约为380亿美元。若以此为粗略标准算上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以及美国要求的缩减逆差幅度（约为中国对美国逆差总额的1/4），最坏的情况下，中国对美国贸易逆差谈判的规模大约在594-843亿美元之间。其次，2016中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15年以来均为负值，2016年甚至高达-9.6%，我国外贸依存度实在下降的。再次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但对日本和欧盟贸易逆差，如果按照美国的逻辑，中国似乎应该同时与日本和欧盟展开贸易逆差讨伐。

知识产权方面的谈判，关系到“301条款”。白宫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涉嫌侵犯知识产权方面的调查。该调查旨在“确认中国政府有关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的法律、政策和做法是否不合理或具有歧视性，且给美国商业造成负担或限制”，特朗普政府主要针对中国制造2025。美国贸易代表处（USTR）公布文件显示，美国将针对以下四个方面的行为进行调查：一是中国政府是否利用部分工具控制或干预美国企业在中国的运营，以便将技术和知识产权转让给中国企业；二是中国政府是否剥夺了美企和中企在进行与发放许可证及进行其他技术相关的谈判时制定具备市场基础的条款的权利，是否削弱了美企对其中国技术的控制力；三是在中企通过收购美企获得尖端技术及知识产权并进行十分重要的大规模技术转让时，中国政府是否有失公平地促进了系统性投资；四是中国政府是否进行或支持了未经授权入侵美国商业计算机网络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商业机密的行为，这一行为是否又损害了美企，或为中企提供了竞争优势。另外，其他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创新等领域的实践、政策和做法也或将包括在调查之中。美国知识产权委员会2017年报告认为美国每年因中国侵犯知识产权损失高达3000-6000亿美元。美国应该看到近年来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进步，如中国著作权、商标、专利侵权案件的平均判赔额与判赔支持率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中国去年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专利权申请国，中国专利权申请数量稳步增长。但专利数量和增速并不代表所有，中国在半导体、机器人和生物技术等高科技领域，与美国差距仍大。但不管怎么样，任何一个后发国家的进步是不可逆的。

合资技术和合资企业方面，美国认为很多关键行业中国仍然限制外国公司的市场准入，尽管中方做了承诺，但很多方面可北京并没有践行。中国政府今年承诺了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并积极付诸实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宣布了中国对外开放重大举措。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宣布了12项中国金融扩大对外开放举措，包括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等6项措施，今年内争取开通“沪伦通”等。近期中国银保监会承诺进一步放宽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等措施；中国证监会发布《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措施，都是针对外资企业的开放措施。政策颁布之后，立即有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商业银行与保险机构申请落地中国，与此同时第一家外资支付机构，英国World First获得中国的第三方支付牌照；世界征信业务巨头，总部位于爱尔兰的益博睿公司，开始在中国申请征信业务许可，这都是中国金融开放的实际行动。

中国需要什么？

中国在这次谈判中需要争取的是中国发展与转型的时间，中国更应该聚焦国内经济结构改革。距离2020年收入翻番计划的完成已经不远，中国在应付好中美贸易争端的同时，不应该打乱原有的发展计划，更不应该因贸易战耽误中国的转型与发展进程。中国与美国相比科技实力和发展质量还相差甚远，封闭就意味着落后，还需要向科技实力雄厚的欧美学习，同时也更应该深耕国内自主研发，切实深入推进国内经济改革。总体上，市场对这次贸易谈判持谨慎乐观的态度。预计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并不是一个或者两个回合的谈判就结束，一两个回合结束的贸易战代价必定是高昂的。中国应该做好贸易战谈判的持久战，预计谈判也将由政府层面向企业层面具体展开。

（本文仅代表作者看法，部分资料来自网络与媒体报道整合）

中美贸易不平衡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的产物，也应以全球视野客观解读。一旦基于误判诉诸贸易战，冲击将是巨大的，并不仅在贸易领域，也不能只看经济问题。因此，双方应围绕如何扩大中国自美进口这一关键问题，通过磋商缩小分歧，通过政策创新寻找答案。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和美国总统特使、财政部长姆努钦之间的会谈，值得期待。

全球视角：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形成和误读

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与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特征相关，从根本上是由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分工和产业链分布格局决定的。因此，全球视角对于正确认识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性质和规模至关重要。

中美货物贸易不平衡的规模很大，但程度却没有美方认为的那么严重。第一、从统计差异看，中国统计的对美顺差规模和美国统计的对华逆差规模相差约1000亿美元（2017年为994亿美元），与美方提出的减少逆差要求相当。第二、从价值链看，中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包含很多进口零部件，有的出口产品仅在中国完成组装环节，而贸易统计显示的确是商品总价。实际上，中国出口总额中本国增加值占60%多，远低于美国70%以上、日德80%以上的水平。第三、从国际分工看，中国作为很多国家和地区（如韩国、中国台湾）企业的生产和出口平台，实际上为它们背了贸易顺差的“黑锅”，而合同制造模式的盛行则意味着一些美国企业（如苹果公司）都在中国生产产品然后出口美国。统计上看，外资企业占中国出口比重虽然有所下降，但仍高达四成以上（2017年为43%）；中国最大出口商排名中，外资企业（特别是台资合同制造商）一直保持领先地位。

另外，中国在对美享有货物贸易巨额顺差的同时，对美服务贸易的逆差规模也很大。过去10年，美国服务业对华出口增长5倍，2016年对华服务贸易顺差高达557亿美元。单纯从货物贸易看，中国也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占美国出口的比重已经从2000年的2%增长到了近年的8%，且增长潜力巨大。

不可否认，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是世界经济整体不平衡的一部分，显示了再平衡的必要性，而这并不仅仅是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另外，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根植于两国经济的结构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经贸领域的“市场失灵”，其形成是一个长期过程，具体解决也须假以时日。

后果预测：贸易战的威胁并不仅仅在贸易

这次中美贸易纷争加剧，始于美国于去年8月重新拿起301这一尘封已久的贸易武器。当时笔者就预测：“中国政府通过引进技术和自主创新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战略以及一系列相关政策可能成为调查对象；中国的高科技行业和企业难免受到调查影响，特别是通信设备、集成电路等重要行业，以及那些处于创新前沿的民族企业”。

美国的301调查以国内法为依据，在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已经很少使用了。重拾301调查这一单边、保护主义工具，有几方面原因。首先，国内政治考量。在中美贸易方面采取“进攻性”举措，一方面兑现竞选承诺，另一方面可以迎合“民意”、备战中期选举。其次，回应企业诉求。中国政府推动自主创新以及集成电路等高端产业发展的政策在美国等个别发达国家引起了一些不安；另外，也有美国企业对所谓“强制技术转让”的问题表达了不满。再次，作为谈判筹码和施压手段。美方认为，“百日计划”等对话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因此指望通过施压以减少对华贸易逆差。

今年3月22日，美国依据301调查结果宣布了几项具体措施，特别重要的是计划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25%的关税。中国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回应，宣布拟对部分自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一时间 ，贸易战的阴云密布。

一旦已经提出的关税清单实施，中美贸易战爆发，双方的就业、进出口、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将遭受冲击，一些第三国也会受到负面影响，刚刚有所起色的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势必陷于停滞。随着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演变，出口和贸易顺差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已经有所降低，但其方方面面的影响仍是巨大的；对美国而言，来自中国的进口对消费者福利、物价水平乃至整体经济稳定发挥着显著作用 -- 显然，贸易战可能对双方的宏观经济带来不可预见的风险。

更重要的是，不能只看贸易问题、经济数字和静态效应，还要考虑间接冲击、政治影响和长期后果。中美两大国、两大经济体之间如果爆发贸易战，势必对全球金融市场和多边经贸体系产生严重的心理影响和间接冲击，并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和跟风效应。虽然背景完全不同，但1930年代美国挑起贸易战的严重政经后果可资殷鉴。

政策博弈：应围绕如何扩大中国自美进口做文章

鉴于贸易战后果严重，中美双方应避免误判，避免决策受非理性因素左右，应通过磋商解决分歧。美国和中国分别是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两国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仓石”。中美贸易关系稳定发展不仅对两国经济以及更广泛的利益至关重要，也影响着世界贸易和经济的复苏进程，乃至世界政经格局的长期演进。

中国主席习近平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发表主旨演讲，提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四项重要举措。另外，习主席提出的扩大进口、促进经常项目收支平衡的希望，也展现了谋求合作、寻求共赢的建设性姿态。之后，美方的一些表态也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积极的信号。美国总统特使、财长姆努钦将于5月3日至4日访华，并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就中美经贸问题交换意见，这为双方通过积极磋商消除贸易战的现实威胁提供了契机。

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正确方向应该是扩大中国自美进口，而非限制中国对美出口。为此，双方需要进行有效商谈，做出必要妥协。扩大中国自美进口（美国对华出口），应加强对客观存在的“市场失灵”的分析研究，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有力、有效的政策手段。对中国而言，扩大自美进口可以和改善环境、健康等民生诉求更好地结合起来。美国则应考虑放松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限制，和出口挂钩的任何限制性措施都与解决贸易不平衡的初衷背道而驰。现有多边贸易体系并不完美，但还是提供了有效的贸易救济措施和争端解决机制。WTO成员国应立足于在多边架构内解决问题，诉诸国内法和单边措施将对多边贸易体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的带来严重威胁。

面对关于贸易战沸沸扬扬的讨论，笔者一直强调 “中美经贸和为贵”。贸易战两败俱伤，其结果必然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面对贸易站的威胁，在战术上做好充分“应战”准备的同时，在战略则应强调“止战”。只要坚持磋商，达成妥协，双方都是赢家。

一次让步可能带来更高的要价，任何妥协也不能带来一劳永逸的结果。的确，伴随中国经济的转型、提升和进一步发展，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会持续处于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状态将在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

如何以长期稳定的制度安排取代短期不确定的政策博弈，如何在制定和实施积极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同时努力地拓展国际政策空间，如何在竞争中强调合作、在“劲敌”中寻找“好友”、在崛起中实现双赢，很多问题值得思考。从长远来看，这涉及两方面的战略问题：

其一，明确“新型大国关系”的经济内涵。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实现中美双方长期互利共赢的必然要求。在国际经济环境和两国经济实力动态演变的背景下，探索“新型大国关系”的经济内涵并争取就此建立共识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从长远目标看，涵盖货物和服务、总体稳定、渐进调整、基本平衡的双边贸易格局应该是其中一项内容。

其二，强调“和平崛起”的经济意义。应坚持“和平崛起”，并充分认识其在国际经贸关系方面的指导意义。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当代国际关系背景下，“和平”并不仅仅意味着没有战争，也要求避免严重经贸冲突的爆发。特别是在大国之间，兵戎相见的可能性很小，而经贸博弈的重要性日增。因此，“和平崛起”的经济意义不可忽视，贸易战的长期危害不容低估。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梁国勇为经济学学博士，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标普全球(S&P Global)警告说，美国企业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对华贸易战的最大输家，在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交火后，特斯拉(Tesla)、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和博地能源(Peabody Energy)等公司面临的信用风险比中国同行更大。

美国总统威胁要对价值近1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征收关税，许多人担心此举可能会导致一场针锋相对的贸易战。

尽管美国的关税威胁到了从黑胶唱片到飞机零部件的所有产品，但中国对美国输华商品（包括蔓越莓、硬粒小麦和黄豆）征收了更高的关税。

特朗普的贸易团队将于本周抵达北京，希望随着潜在影响变得愈加清晰，两个大国将退出日益加深的争端。标普警告称，其中一个潜在影响是，拟议中的关税对在美国上市的工业、能源及金融企业的影响比对中国企业更大。

标普昨天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特朗普发出关税威胁后的一周，约有65%的美国上市企业发现，它们在未来一年发生违约的几率增加了。

约有58%的中国上市公司面对同样的违约几率上升风险。美国企业违约几率的中位数变动为13%，而中国企业只有3%。

“考虑到国际供应链的复杂性，许多市场参与者担心新关税可能会带来破坏性的意外后果，”标普表示。

关税计划公布后，美国一些大型上市公司的违约风险几率在一周内大幅上升，其中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的违约风险几率飙升近200%。标普报告称，该公司约有17%的收入来源于中国。煤炭集团博地能源的违约风险几率上升了427%。

“在这类情况下，供应链总是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和中断，”澳新银行(ANZ)驻香港高级经济学家杨宇霆(Raymond Yeung)表示。

译者/何黎

看似矛盾的是，在某些情况下，在一场贸易冲突中输掉可能比取胜更好。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努力迫使中国向全球贸易开放，是在寻求达成一项短期内对美国有利的协议。但从长远来看，中国将是赢家。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贸易战对两国来说都是一场灾难，但中国国内的改革者可能会抓住这一机会，加快国内改革。这些改革事关重大，使得即使更高的关税和其他措施一开始会冲击中国的出口，但中国的实力仍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加强。

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努力应对生产过剩、消费低迷和出口依赖的恶性循环。中国经常宣称的转向消费和服务的计划更多是理想而非现实。其受阻与利益集团和地方政府试图对产生收入和就业的重工业加以保护有很大关系。因为国家对权力的掌控如此有力，并且国内市场规模很大，所以要求变革的内部压力不大。各个政府机构围绕权力争吵不休，导致重大改革受阻。

中央政府内一些沮丧的改革者，厌倦了地方对降低产能和关闭僵尸企业的抵制，他们曾私下里建议炸掉一些钢铁厂。此想法借鉴了孙子在古代战争中的策略，即渡河上岸后烧掉船只，断绝士兵的退路。

如今，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外部威胁对中国发起挑战，也许会提供中国下一轮改革所缺失的催化剂。不要忘记，中国前总理朱镕基曾利用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为国企现代化改革提供理由。可以说更自由的贸易带来的效率提升，刺激了中国多年的快速增长。

归根结底，针对美国压力采取相应措施，是符合中国利益的。中国的消费者将会双重受益。首先，降低汽车、葡萄酒和奶酪的关税，将增加他们的购物选择。其次，中国消费者也承担了补贴国内钢铁生产的成本，而补贴的受益者则是汽车制造商和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商。

更广泛地来看，目前要求海外公司与中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和转让技术的规则，从长远看对中国没有什么好处，但会招致负面报道。只有技术水平较低的二、三流公司，才乐于利用它们的专业知识，换取中国市场的准入机会。

中国早已过了需要对本国产业加以保护的阶段。中国的公司能够自主创新，对竞争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向顶级海外竞争对手开放将对整体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对高技能行业的外国投资将会流入。开放金融市场已进入日程。但中国仍必须改革其金融行业——该行业目前是资源高效配置的瓶颈，也是不负责任者的乐园。

特朗普政府应该谨慎许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它成功通过谈判改善了中国市场赋予美国的贸易准入，其结果可能对中国经济、而不是美国经济更有利。中国通信公司中兴通讯(ZTE)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过去一度过分依赖先进的美国技术，使自己任由他人摆布。现在，中国的公司有了推进自主研发的动力，并有望在可预见的未来成为其美国对手的强大竞争者。

哲学家孟子曾说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国也许会在贸易战中蒙受一定的损失，但这可能让中国因祸得福。

本文作者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副教授

译者/何黎

本周晚些时候，一个美国高级谈判团队将抵达北京，讨论美中贸易战与技术战。这次讨论的醉翁之意不在贸易。美国已保持了40年贸易逆差，这一状况远远早于中国成为一个贸易大国。正如许多专家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的贸易赤字主要是由其低储蓄率造成的，而这基本与中国没有关系。据报道，该团队会要求中国将双边赤字削减1000亿美元，这在概念上不合逻辑，也不现实。

这场经济战更主要是为了保护美国的技术优势。美国白宫的最新一轮贸易制裁利用了《1974年贸易法》(1974 Trade Act)中的301条款，指称中国侵犯了知识产权(IPR)，采取了不公平的贸易做法。盗窃知识产权不是问题。假设这种行为存在，它也应该且正在得到处置。

更严重的关切是，中国是否正通过《中国制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和其他产业计划，不公平地补贴战略性产业，违反世贸组织(WTO)的指针，特别是“强迫”外国公司将其技术转移给中国，作为进入中国国内市场的条件。

所有国家都有支持战略性产业的项目。问题更多在于强制转移知识产权。中国否认这是官方政策；记录在案的“强迫”转移例子几乎不可能找到，或者任何此类意图都不可能写入书面文件。

然后，重点转向这个过程——要求外国公司与中国合作伙伴组建合资企业，作为开展特定业务的条件，这么做是否“公平”。一般来说，企业和国家之间的技术转移被认为是可取的，因为更新的技术被分享得越广泛，各个国家就会发展越迅速。只要知识产权得到保护，国际社会就将这种转移视为一个可取的目标。

世贸组织特别指出，作为保护知识产权协议的一部分，“发达国家成员必须为其公司提供激励，以促进技术向最不发达国家的转移。”虽然协议中提到的是最贫穷的国家，但这一原则被认为适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而与这种观念有冲突的规则往往被完全忽视掉。

让这种局面看起来不公平的是，鉴于中国市场规模巨大，有些外国公司也许感觉必须进入中国市场，那么中国公司在与这些外国公司谈判时就具有一种优势。从中国角度看，这种准入被视为一种可以协商的利益，因为如果一家公司不愿意转移知识产权，那么可能会有其他公司愿意这么做。然而，有一种逻辑认为，中国的巨大规模赋予了它在与外国公司打交道时的垄断权力，这个问题需要得到解决。

在中国政府看来，提升自身在价值链中的位置是逃离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少数成功案例几乎都是能够从西方吸收技术，然后逐步过渡到发展自主技术的东亚经济体。因此，设置阻碍技术转移的障碍，就等于阻止中国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

合资企业可能是这个过程中一个强大的工具，这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近期一项研究的主题。该研究得出结论称，美中合资企业导致的技术转移给中国带去的利益，是外资独资企业技术转移给中国带去的利益的两倍。由于被选定的中国合资伙伴可能属于中国公司中生产率较高、财力较强的，美国公司也从这种安排中受益。因此，报告作者得出结论称：“抛弃合资企业模式可能会放大负面效应，削弱外国投资带来的正面效应。”

美国官员一直主张，这种做法可能适得其反。知识产权盗窃经常被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每年发布的《301报告》(Section 301 Report)把相关国家划分为不同类别的知识产权“违规者”。中国与其他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为高收入国家的阶段曾被视为违规者的成功的亚洲经济体类似。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很容易侵犯知识产权，但一旦它们达到更高的收入水平，这种情况就会消失。

一个普遍观点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制度也将会进化，从而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实际上，这一现象正在发生；在中国美国商会(Amcham-China) 2018年的调查中，96%的受访者回答称，中国的知识产权执法近年来有所改善。但仍有7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觉得中国的营商环境友好度有所降低。

中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改变营商环境，比如加强其法院对裁决的执行能力，取消在许多行业组建合资企业的要求，正如北京方面宣布在汽车行业逐渐取消外资股比限制那样。

在国际层面，世贸组织的指针需要修订，以应对有争议的投资行为。与此同时，解决美国具体关切的最佳途径，是重启已遭搁置的美中《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谈判。

本文作者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高级研究员，著有《破解中国难题:为何传统经济智慧是错的》(Cracking the China Conundrum: Why Conventional Economic Wisdom is Wrong)一书，该书2017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

译者/何黎

中国的政界精英如何看待世界？上周末，我参加了由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Institute for the Chinese Economic Practice and Thinking)组织的一场对话，与会者包括几名外国学者、记者以及中国高官、学者和商界人士。这是25年来我在中国参加过的最坦率的讨论。以下是我们的对话者向我们表明的7个主张。

中国需要强大的中央统治。这一想法基于一个观点：中国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是一个分裂的社会，一位与会者甚至指出，中国有5亿人拥护邓小平的改革，同时还有9亿人认同毛泽东的世界观。另一位与会者指出，中央政府在各级政府的总支出中占比仅为11%，而公务员只占总数的4%。其他人强调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种种巨大挑战。

与会者们得出的结论是，约有9000万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团结不可或缺。然而腐败和派系内斗威胁到了党的合法性。一位高官甚至表示，习近平“拯救了党、国家和军队”。这种观点也证明了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合理性，不过对方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永久的一人统治。

左一为本文作者马丁•沃尔夫。图片来源：清华大学网站。石加东 摄

西方模式已名誉扫地。中国人已经建立起了一个由在党控制之下的高学历技术官僚精英管理的国家体系。这是中国古老的帝国制度的现代形式。西方式民主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对这一精英阶层可能产生过的吸引力如今已减弱。他们强调了西方国家在投资于本国实物资产或人力资产上的失败，许多西方国家当选领导人素质不高，而且其经济存在不稳定性。一位与会者补充说，“苏联垮台后创造的民主国家90%现在都失败了”。不能去冒这个险。

所有这些都增加了对于中国独特模式的信心。但这并不意味着回到管制经济。相反，正如一位与会者所表示的：“我们相信市场在分配资源方面的根本角色。但政府需要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为市场创造了框架。政府应该促进创业和保护私有经济。”一位与会者甚至坚定认为，“核心领导者”的新理念可能引向强有力的政府和经济自由。

中国不想主宰世界，这一态度被一再重复。在与会者看来，中国内部问题太大，无力支撑这样的野心。无论如何，中国没有想好要怎么做。但是，正如一名高层政策制定者所坚称的，就中美关系而言，“我们必须合作应对共同的问题。”

中国正受到美国的攻击。一位与会者认为“美国已经向中国射出了四支箭，分别针对南中国海、台湾、达赖喇嘛(Dalai Lama)，现在又加上了贸易”。因此这是一波系统性的攻击。许多人预计这次攻击会变得更糟。它并不是因为中国做了什么，而是因为美国人现在认为，中国对美国的经济和军事霸权构成了威胁。

美方在贸易谈判中的目标令中方费解。曾密切参与中美贸易谈判的一些人，对美国到底想要什么感到困惑。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到底想不想达成协议，抑或他的目标就是要挑起冲突？不管怎样，这些高官们表示，他们理解并接受美方对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的正当性（及其对中国自身的价值）。他们也理解单边自由化的理由，包括放开金融服务业。一位官员提出，中国愿意让《中国制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计划成为“世界的一个共赢”。但中国的技术升级没有商量余地。此外，如果美国对战略敏感商品实施严格管制，且在发运煤炭或石油的基础设施上缺乏竞争力，又怎能期望中国减少对美贸易的不平衡？

中国将挺过这些攻击。中国与会者们似乎感到合理自信：他们的国家能够经受住即将到来的考验。有人指出中国已经是一个工业大国，其制造业规模几乎相当于美国、日本和德国制造业的总和。中国有数量庞大的高技能人员。中国经济对贸易的依赖度也低于过去。

另一位与会者进一步指出，美国企业也高度参与——并依赖于——中国经济。其他人强调，中国人很可能比美国人更能吃苦，而且他们对美国强权的威胁具有高度抵抗力。的确，中国领导层在考虑让步时不能忽视舆论。一些人坚称，不管发生什么事，中国的崛起现已不可阻挡。（见图表）

他们进一步指出，虽然中国不能挑战美国在全球的军事优势，但在西太平洋，这种格局已有所改变，中国在这里正变得日益强大。就较长期而言，中国将发展起一支“一流”军队。

今年将是充满考验的一年。中美两国的长期关系将是复杂而紧张的。但一位与会者表示：“这将是充满考验的一年。如果一切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一年就没问题；如果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它将会震撼世界。”朝鲜半岛——中美合作的领域——问题上的进展可能是前者的先兆；贸易摩擦则是后者的预示。最终方向可能会重塑我们的世界。

译者/何黎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本周派遣美国贸易政策领域的“豪勇七蛟龙”（Magnificent Seven，美国一部影片的片名，这里指美国访华贸易团的7名代表——3名内阁成员、3名高级顾问和1名大使）前往北京谈判，以避免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爆发贸易战。

但围绕这些代表与中国官员的谈判有一个令人难以回答的问题：特朗普政府想从中国那里得到什么？

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周二在准备登机时表示：“关于（在中国）令人感到不安的事项，我们的清单非常长。”

在特朗普派出的这队人马前往中国谈判之际，有四点需要记住。这四点里没有一点预示着双方将会很快缔结协议。

一、特朗普政府相信，美国正与中国打一场生死攸关的经济战

莱特希泽在周二的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会议上发表了演讲，他指出，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是对美国经济的直接挑战。他认为，北京方面当前的产业政策支柱——习近平提出的在全球10个行业占据领先地位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对美国经济的未来和“我们的孩子们”的就业前景构成威胁。

莱特希泽表示：“改变中国的体制不是我的目标，但我必须做到让美国可以应对它，不能让美国成为它的受害者。”

与前几届政府不同的是，特朗普及其助手还公开表示，允许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是一个重大错误，他们正在全力解决由此带来的后果。

特朗普在上周末的密歇根集会上表示：“（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成为一个主要大国，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场恐怖秀。”

二、真正的战斗与科技有关

最近几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华盛顿和北京互相向对方发出的关税威胁上。但真正根本的战斗还是在技术领域，以及特朗普政府所称的中国政府和企业数十年来盗窃知识产权的行为。

问题在于，北京方面能做什么来解决它否认存在的问题。

华盛顿关切的一点是中国要求外国公司与当地合作伙伴组建合资企业并要求外国公司转让技术的做法。美国拟议的一项立法，将赋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简称CFIUS）审查此类海外合资项目的权力。该委员会主要负责审查外来投资是否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美国财政部还在研究其他投资限制措施，以阻止中国企业在美投资那些美国企业被禁止在华投资的行业。

贸易专家认为，中国解决美国担忧的一个简单方法是取消对外来投资的现有限制，并彻底取消外国公司的持股上限。

三、特朗普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仍然是看贸易逆差，而中国必须解决这一问题

去年美国对华商品出口额达到创记录的1304亿美元，较2016年增长了12.8%，几乎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的7倍。但对特朗普来说，问题是2017年美国对华仍然存在3750亿美元的商品贸易逆差。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特朗普执着于逆差毫无意义。他们表示，双边逆差并不重要，它们更多是由宏观经济政策而非贸易政策导致的。从增加值的角度衡量，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也比表面上看起来的小得多——很多商品都是用来自世界各地的零件在中国工厂组装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利润落入美国企业的口袋。

但特朗普对此类观点并不买账，他已经要求中国将年度美中贸易逆差减少1000亿美元。

上周六在密歇根向支持者发表讲话时，特朗普对不久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进一步开放中国经济的说法不以为然。“他（习近平）说他将开始开放中国。当我们在贸易逆差中损失5000亿美元、在知识产权方面损失数千亿美元时，这点承诺还不够，”特朗普表示。

周二特朗普发推文补充称：“前往中国的代表团将开始就中国与我们国家之间产生的大规模贸易逆差进行谈判。这与朝鲜问题很像，多年前就该解决了，而不是现在。”

四、特朗普派7名顾问前往北京有一个缘故，而这对达成协议并非好兆头

过去10天，特朗普访华特使的阵容从财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一人——数周以来姆努钦一直寻求获准与中国谈判一项协议——扩大为一个由特朗普多位高级助手组成的、立场多样的团队。

据熟悉白宫内部讨论情况的人士表示，这7名特使代表了美国政府内部在这场贸易辩论中的大多数派别，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阵营。

姆努钦、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以及新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任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一直力促与中国达成一项协议，以安抚金融市场的紧张情绪。而莱特希泽和白宫高级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则推动与中国进行更猛烈和更长期的斗争。代表团中还有美国总统的高级国际经济顾问埃弗里特•艾森斯塔特(Everett Eissenstat)和美国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Terry Branstad)。

由于成员们观点各异，这个代表团不太可能迅速促成协议——这似乎是其意图。去年夏天罗斯与中国官员谈判了一项削减钢铁产能协议，结果被特朗普驳回，主要就是因为美国政府中其他人的批评。

本周“讨论将在北京进行”，纳瓦罗周二表示，“（但）决定将在华盛顿做出”。

译者/何黎

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仅给予盟国一个月的钢铝关税豁免后，美国和欧洲准备迎接一场激烈的贸易纷争，华盛顿方面要求欧盟做出让步，而布鲁塞尔方面誓言不会屈服于美国的胁迫。

特朗普在最后时刻决定给予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第二个30天钢铝关税豁免；钢铝关税原定周二开始生效。此举并未缓解大西洋两岸的紧张局势，双方在如何让临时豁免成为永久豁免方面分歧很大。

这场争端，以及特朗普的关税举措可能触发美中贸易战的威胁，引发金融市场恐慌，并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欧洲央行(ECB)的高级官员发出警告称，保护主义浪潮可能会破坏全球经济复苏。

在特朗普决定推迟征收关税后，法国、德国以及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加大力度呼吁白宫永久性豁免此项关税，布鲁塞尔警告称，欧盟“不会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进行谈判”。

法国表示已“准备好与美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钢铁市场产能过剩的问题，但同时警告说，“只有当我们确定永久免受单方面提高关税的威胁时，我方才能冷静地这么做”。

但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表示，特朗普政府无意向欧盟“提供长期豁免”。他对财经频道CNBC表示，允许欧洲在不作出任何让步的情况下获得关税豁免，将“违背”开征关税的“初衷”。

不过，罗斯坚称，白宫此次决定延长豁免，是因为“一些关于全面化解贸易紧张的讨论可能取得成果”。

美国曾建议与欧盟展开正式磋商，重点是让欧洲降低对美国汽车的贸易壁垒。新一轮磋商的涉及面将比奥巴马时期曾经展开、目前被搁置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范围更窄，仅聚焦于降低工业品关税。

在欧洲的汽车业强国德国，政界人士对这一要求公开表达了愤怒。来自柏林的欧盟专员冈瑟•厄廷格(Gunther Oettinger)本周对德国电视二台(ZDF)表示，“没有真正的理由把一辆美国车从美国弄到德国”。

译者/何黎

日前美国司法部对华为正式展开刑事调查，焦点是华为是否对伊朗非法出口美国科技产品。从表面上看来，这正应和了多方揣测——在中兴禁售令之后，华为将成为另一个被美国“开刀”的中国企业。但是，我们不能以单纯以“美国棍”打压“中国芯”的现象视之。

华为和美国政府掰了十年，如果中国人从中获得的教训仅仅是“中国政府应该反过来制裁苹果公司”，那也未免太亏了！

我认为中国企业应该趁这个机会领悟到：在商业运作中厘清界定与政府的关系上需要更透明，对于关联方和“一臂之遥双方独立的公允交易”的定义需要更明确，对于华为曾经面对的质疑，必须事先准备答案。

不可否认，目前在高度政治化的中国贸易战之中，华为调查案也不免变成谈判桌上的一枚棋子。但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中兴和华为事件更加凸显了这些年来在美国和西方各国对于中国的种种反弹，中国企业对美国科技的投资、孔子学院、领事馆赞助中国同学会、学术间谍等等，都基于一个危险的假设：中国来的企业（即使是民营）和个人也不过是一个“国家机器”的延伸，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变成政党的“爪牙”。

中兴事件后国内的商业、科技和舆论圈，甚至海外华人圈，为美国企图阻挠中国高科技发展的“阴谋论”而上纲上线，掀起了一股“高科技义和团”的怨怼，认为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由于害怕中国的竞争，已经转化成以政治手段阻止中国崛起的小肚鸡肠行径。这个姿态虽然在国内很有“卧薪尝胆”、“忧患意识”的凝聚力，但是也经常有倒果为因的危险。

更何况今日的中国已不再是1900年的中国，2018年的国际形势也与八国联军的时代背景有别。

同样地，美国政府和舆论也不该把今日的中国，与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对等。

但是我们仍然要问：为什么有些中国龙头企业想要走出去，但总是搞不定美国？

当中美都在揣测对方的“司马昭之心”之际，目前许多国内的叙事，把高科技的壁垒视为美国对中国掀起贸易战的主要动机，也就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行其打压中国科技之“实”。

但是这个观点忽略了从时间顺序看，其实在领悟到中国已经开始在某些科技领域超赶之前，美国早就对中国企业（如华为）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敏感领域里的动静，一直抱着高度警戒的态度，特别是中国企业与政府之间“扑朔迷离”的关系：中国企业一方面以标榜与政府关系上通下达，另一方面却又坚持不受政府控制。

把中美贸易之争的几个结点，简化为中美科技争霸战的逻辑，并不会帮助国人了解中美在竞争与合作上的痛点，也不会帮助中国真正在国际上的崛起，因为要超赶美国在高科技的领先地位，必不能忽视支撑美国优势背后的企业制度和商业架构。

同样地，中国的龙头企业想要在国际上造成持久的影响力，便不能无视企业个体独立于政府运作的必要性，以及美国在企业内部治理和信息披露等法规制度上，仍然执世界牛耳之实。

既然中国已经全面拥抱高新科技，在争取中国科技领先之际，已超越“师夷长技以制夷”或“赛先生”之辩，也没有必要把企业独立运作、避免利益冲突的最优实践制度，视之为西方以自己标准强加诸他人的意识形态之争。

其实目前中美在高科技领域的争议点，可以从2012年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对中兴和华为的调查报告》看到清晰的脉络，它简直是美国现在采取的种种防御措施的“预告片”！ 甚至胜于最近一年半之内发布的 《美国联邦信息通讯技术供应链受中国威胁的分析》报告（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2018年4月）；《基于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与技术转让相关、知识产权和创新的行为、政策和做法的调查报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018年3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7年12月发布）；《中国的技术转移战略：中国对新兴技术的投资如何使一个战略竞争者获得美国创新的皇冠珠宝》（美国国防部附属组织国防创新组实验室，2018年1月对外公开）；甚至《人工智能、自动化、与经济》（白宫报告，2016年12月）。

只可惜在美国众议院调查报告六年后，中国企业似乎仍然缺乏对于这个报告的正确解读。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报告认为，华为和中兴通讯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为它们的设备被美国公司采用后可能成为中国监视美国的工具。报告还指责华为从事贿赂和违反移民法。

我个人认为，不论目前中美的贸易冲突如何收场，这份报告暴露的美国监管和中国企业之间标准的差距，也就是说，许多国内习惯的商业规则，与美国要求的透明度有相当的距离，将会继续成为未来中国企业进军美国的路障。

华为在美国

华为曾经在2008年尝试与通信公司3Com合并，并于2010年竞标电信运营商Sprint的合同，但是受到美国议员的反对。随后由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审查过程中的“刁难”，华为于2010年撤回了对3Leaf系统的收购。华为在2011年的一封公开信中表示，对于它的系统安全问题的质疑“没有根据也没有得到证实”，并呼吁美国政府全面调查其业务。

今年1月，随着美国《保卫美国政府通信法》的提案，将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使用华为和中兴产品和设备，面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这两家中国公司进行调查，以及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美国电信运营商AT＆T撤销了由华为提供Mate 10 Pro智能手机的协议，而Verizon 也拒绝出售华为的产品。今年3月，美国最大的电子连锁店百思买宣布下架华为产品。

根据戴尔•欧若研究公司的数据，华为产品在美国手机和固定电话网络中的占比不到1％。归根究底，华为不能真正打入美国市场，还是在于美国政府担心华为会为中国政府“走后门”，对美国的电信造成“安全威胁”。

亚洲协会在2011年的研究报告指出，美国政府向来“担心中国政府可以强制私营或非关联方的中国机构放弃网络保密，这体现于美国政府对中国电信公司华为的处理。”

然而多年来有些美国媒体或科技界人士不断为华为叫屈，主张美国政府调查华为多年，国会报告只有指控，没有证据，这表示美国始终抓不出华为的小辫子。我个人认为美国众议院在2002年的报告中没有罗列证据，是因为听证报告并不是对华为提出正式诉讼，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在正式提出诉讼之前，会多方考量是否既有的证据强度足够支持其胜诉的可能性。未披露证据，是还不到揭露底牌的时候。

当然，上周传出的美国司法部调查，似乎在时间点上让人怀疑其政治意图。其实《纽约时报》去年4月报道了美国商务部已在2016年夏天对华为发出传票，而财政部的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也在2016年12月对华为发出传票。

美国商务部2016年公布了中兴的内部文件，显示了中兴关于规避伊朗制裁的违规行为，并透露了另一家仅用代码F7影射的公司如何成功回避了美国的出口管制。中兴文件并且指出F7曾经试图收购3Leaf。

十名美国国会议员在2016年致商务部的一封信中表示，他们认为中兴内部文件中F7 指的是华为。美国国会议员再度于2017年4月致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要求公开确认F7身份并对其进行充分调查。

这些事件的前后显示，正如对中兴的制裁，目前美国对于华为的调查，并不是一个纯粹由特朗普背后鹰派战略师启动的产物。

美国一向有“无罪假定”的原则，并且在刑事诉讼中，美国政府作为起诉单位，必须背负着证明“排除合理性怀疑才能定罪”的高标准负担。因此，在美国司法部尚未完成调查，甚至提出正式诉讼之前，我们不能臆测华为是否已触犯了美国的法律。

同样地，在目前的调查还未形成正式诉讼的阶段，检察官不会公开显示它到底掌握了什么把柄。华为不像中兴一样高度依赖美国芯片，不久前媒体也传出可能淡出美国市场的迹象。“受调查”并不等于正式起诉，这里面还有一段法律流程，华为、中国企业界和“高科技义和团”大可不必以“受害者”的姿态自居。

对中国科技企业施压的“蓝图”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重读2012年的众议院报告里所指出的五点建议，其中四点针对美国各部门对付中国“威胁”的应对措施，似乎是特朗普政权目前对中国科技界施压的“蓝图”：

“建议1：美国应持对中国电信公司人对美国电信市场的持续渗透保持警戒。美国情报部门必须保持警惕，专注于这种威胁；基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威胁，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必须阻止华为和中兴在美国进行收购或兼并；美国政府系统，特别是敏感的系统，包括组成部分，不应包括华为或中兴通讯的设备；政府承包商，特别是承包敏感美国项目的承包商，应该在系统中排除中兴或华为的设备。

建议2：强烈鼓励美国的私营企业，使用中兴和华为设备或服务时，考虑与业务相关的长期安全风险。强烈建议美国网络提供商和系统开发人员寻找其他供应商。根据目前取得的机密和非机密信息，不可信任华为和中兴未受到外国国家影响，从而构成对美国安全和系统构成威胁 。

建议3：美国国会负责管辖的委员会和政府行政部门内的执法机构，应该调查中国电信业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特别是关注中国（政府）对重点企业的持续财政支持。

建议5：美国国会负责管辖的管辖委员会应该考虑可能的立法，以更好地解决由此造成的风险，具有（外国）国家关系、或在构建关键基础设施上不能明确信任的电信公司。这种立法可能包括增加私营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以及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程序对于采购协议的审查。”

而第4点其实是给华为和其他想要有进军美国野心的中国企业的忠告：

“建议4：中国公司应该很快变得更加开放透明，包括（采用）在西方证券交易所上市时需要的透明度要求，由独立第三方提供更一致的审查，评估其财务信息和网络安全流程，遵守美国信息和证据制作的法律标准，并遵守所有知识产权法律和标准。特别是华为，必须变得更加透明，和对美国法律义务做出回应。”

尽管华为不但邀请美国政府对之调查，也自认对调查做了充分的回复，但在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眼里：“华为没有充分配合调查，不愿意解释其与中国政府或共产党的关系，同时有可信的证据显示华为未能遵守美国法律；华为没有提供关于公司结构和决策流程的明确和完整的信息，及（反驳）仍然依赖中国政府支持的可能性；华为未能解释其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其声称并未受到中国政府（财政）支持的主张不可信；华为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公司内部有一个党委，但没有解释党委为党做些什么？或是党委的组成人员；华为的公司历史显示与军方的关系，华为并未对与此关联的问题提供详细的答案。”

另外，委员会认为华为未能提供有关中国政府在 1999年对该公司的税务欺诈调查有关的信息，是华为拒绝透明的另一例证。“华为轻松地摆平了这项调查，显示华为并非自称的是一个在中国不受待见的电信提供商；华为未能解释其与西方咨询公司的关系，它对任何关于它的成功是基于这些关系、而不是靠中国政府的支持的说法都不可信；华为未能回答关键问题，或提供文件证明其它在经济上独立于中国政府；华为未能对其在美国的运营、融资和管理提供足够的详细信息或核实文档，未能显示它是独立与中国深圳母公司的子公司；有证据显示，华为持续表现了对美国其他实体和公司的知识产权的漠视；华为未能提供在伊朗的业务细节，尽管它否认与伊朗政府做生意，没有提供证据支持其声称它遵守所有国际制和美国出口法律；华为拒绝提供其研发计划等细节，其他文件削弱了其声称华为不为中国的军事或情报部门提供研发服务的说法。”

中兴和华为比其他中国企业更受到美国政府关注，除了身处战略敏感产业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怀疑它们具有“官方”背景。2012众议院调查报告中指出：中兴的历史和架构与政府和重要军事研究机构有相当渊源; 而华为的创始人暨总裁任正非曾在军方任职，并曾主持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电信工业分析师认为这个研究单位与中国的情报部门有关。华为与解放军签署多项项目协议。作为一个未上市公司，军队和政府是否对华为公司有控制权不清楚。

美国众议院报告指出，多年来分析师一直在努力去了解华为的所谓“员工所有制”模式如何在实践中起作用，以及所有权如何转化成企业领导和决策。华为一再声称，这是一个私人员工拥有和控制的公司，不受中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但是众议院所得到的信息与华为对此结构的描述不一致，许多分析师认为，华为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它所有的股权持有者的共同控制，而实际控制人是管理层的一小部分精英，因此委员会要求提供有关公司结构的进一步信息，列出公司的十大股东，但是当时华为拒绝回答。

在调查报告发布六年后，如果把美国政府试图从华为找到答案的几个关键问题，摆到其他中国龙头企业面前，它们是否已经有完善的应对方式？诸如：

- 公司的历史和管理结构为何？是否最初与中国政府、军队、共产党有联系？

- 中国政府或共产党如何对企业的决策、操作和策略施加控制或影响？程度为何？

- 作为国家龙头企业，是否受到优待或者特殊的待遇和财务支柱？

- 每个公司在美国市场上的占有率？母公司如何影响美国子公司在美国的业务？

- 公司是否遵守法律义务，包括保护知识产权和（遵循）国际制裁制度（例如对伊朗的制裁）？

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华为所面对的质疑，也是未来中国企业扭转形象必须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国内视“不透明”或“半透明”为常态，对于利益冲突的观念薄弱，都是与国际商业规则接轨的挑战。

就拿华为否认得力于中国政府的财政撑腰来说，《中国网》（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支持的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提供的信息网站）曾经在2005年报道：华为从国家开发银行获得了100亿美元的授信额度，用于资助海外扩张。当时华为执行副总裁胡勇表示，华为计划在与国有银行签署为期五年的信贷额度后，将其海外销售额从2004年的22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40亿美元。这则新闻还指出，获得国家资金将有助于华为与爱立信、思科、以及中兴通讯等上市公司竞争。

不少中国和美国媒体认为，针对美国对中兴和华为“用刑”，中国可能转而对苹果下手。很多人指出，美国不让华为在美国境内卖手机，而苹果公司在 2017财务年度销售额中，大约20％（450亿美元）来自它的第二大市场中国。

但是这个对比恰当吗？苹果对于中国用户者的信息，和苹果与美国政府的关系，是否与华为与美国用户的关系，以及华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一定可以对等吗？

在2015年和2016之间，苹果公司收到至少11个由美国地方法院根据1789年《书面命令法案》而颁布的命令，其中大多数试图迫使苹果“利用其现有功能，从锁定的、使用 iOS 7或更早操作系统的iPhone中，截取联系人、照片和电话等数据”，以协助进行刑事调查和起诉。苹果公司拒绝服从，因此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对簿公堂。

试想，如果今天任何一个中国企业，即使是民营企业，接到政府的指令后需要呈交数据，有哪一个敢有能力、胆量、甚至渠道对政府说“不干”？

透明度和信息披露

中美贸易战目前仍然在你来我往、彼此揭底的阶段，但是我们应该避免以“五十步笑百步”的逻辑来看待双方的立场。有人可能认为美国政府有能力以政治手腕干预了AT&T和Verizon对华为的商业行为，不就显示了美国政府也有牺牲通信产业的数据保密的可能？

根据《美国联邦信息通讯技术供应链受中国威胁的分析》，自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向美国信息通讯技术公司施压，要求交出源代码、在中国服务器上存储数据、投资中国公司、并允许中国政府对信息通讯技术产品进行安全审计。在爱德华•斯诺登2013年的指控称美国政府利用美国的一些技术公司监视外国政府之后，中国政府开始调查微软、苹果和其他美国科技公司。一些中国媒体呼吁“去思科运动”或抵制思科产品。

2013年6月，《中国经济周刊》发布了一则封面故事，点名八家美国公司（苹果，思科，谷歌，IBM，英特尔，微软，甲骨文和高通），标题是：“美国八大金刚在中国无缝渗透”，而该期的封面并列了一帧美国在二战期间警告德国间谍活动的海报，和周刊对该图的改版，显示一名士兵的头盔加盖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徽章，影射这八家美国企业可能与美国国家安全局互通声息。

这份报告指出，“八大金刚” 指射八国联军，而中国目前的言论修辞经常依附在反帝国主义、爱国民族主义的义和团运动之上……2014年德国《明镜周刊》和《纽约时报》周刊报道了更多美国国家安全局针对中国的间谍活动，不久之后中国政府开始针对美国的信息通信技术公司（包括高通和微软）开展反垄断调查，禁止在政府电脑上使用Windows 8，并对苹果iPhone安全性的提出质疑。针对这种压力，苹果已承诺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

然而不论中美政府彼此如何质疑，未来中国企业走出去，势必要面对它们与政府关系的疑问，也同时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在国内，与政府的牛关系是给企业加分，到了国外却经常变成减分。

2012年美国众议院的调查报告发布后，《华尔街日报》引用华为美国子公司发言人说：“这其中的政治心机是直戳中国的眼睛……”

换成是我，我会避免陷入同样的“中国企业=中国=中国政府”的逻辑。目前国内围绕着“中国芯片”燃烧的爱国情绪，可能不自觉地重复加深了中国高新科技必须通过“民族工业”来实现的刻板印象，这其实对于中国想要欧盟和美国承认“市场经济”地位没有帮助。

同时，从历来美国政府对于华为的观察，还有中兴最近因为对美国商务部的不实呈报而被激活禁售令，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在透明度和信息披露的功力上还有待努力。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前，应该厘清界定在商业运作中与政府的关系，并且使之更为透明，对于关联方的定义需要更明确，对于“利益冲突”的概念有深耕的规范，面对华为曾经面对的质疑必须事先准备应对方案，最重要的是不能把华为在美国受挤兑的经历，简化为一场简单的政治干预，而错失了企业可以借此成长的机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在最近两月中逐渐升级。四月初美国商务部发布“301”调查裁定中国侵犯知识产权，拟对中国出口美国的HS8位海关产品代码下1333种产品征收25%的关税。同日，中国采取“以牙还牙”的策略，宣布对大豆、汽车、飞机等234种自美进口产品征收等额关税。近日，特朗普表示，将派财政部长姆努钦、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以及贸易顾问纳瓦罗访问北京，与中国就贸易问题进行磋商。谈判在即，本文的目的是根据双方的500亿美元商品名单，用经济学进口需求价格弹性方法和2017年两国的双边贸易来估计双方的出口损失。如果说500亿进口商品名单是两国的牌面的话，我们的量化研究可以一窥双方的底牌，看看到底谁的关税政策杀伤力大。

我们的量化研究得出三点结论。第一，即使中美贸易谈判没有达成协议，但如果贸易争端不再升级，双方的总体的出口损失可能是非常有限的。贸易战也不会改善目前的中美贸易不平衡状况。第二，虽然中国比美国出口绝对值受损略微高一些，但由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是美国对中国出口额的两倍多，所以美国相对受损即对中国的出口降幅更大。第三，两国受损的行业差异非常大。美国受损相对集中，其农场主将是美中贸易战最大的受害者。虽然中国的机械、电机设备和光学照相医疗精密仪器等行业是主要受损者，但由于美国301名单覆盖的产品广，单个产品的损失并不大，而且多是工业中间品，受损的不止中国，处于产业链上下游的其他国家也会分担损失。同时由于在高端制造业里外资企业比较多，它们受损比中资企业严重。总体而言，贸易战打响的话，美国的痛感会更明显。

在具体展开讨论计算结果前，我们以美国针对中国的关税为例简单描述一下估计方法。首先，我们将美国的“301”调查的预征关税的HS8位代码下1333种产品名录与中国出口美国的数据匹配起来。因为中美双方的产品只有在HS6位代码下才能匹配，我们按照美国从中国进口的HS8位码产品的权重计算HS6位码产品的预征关税，然后将HS6位码下的美国预征关税与中国的出口数据匹配起来，并利用美国各产品（HS6位码）进口量对关税的弹性计算对应的关税上升导致的中国出口下降量。在假设中国出口离岸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得出相应产品出口额的变化。如果计算得出的产品出口额下降超过2017年的出口额，即当估计的出口下降超过100%时，我们假设高关税实施后该产品中国对美出口额为零。

假设出口离岸价格不变意味着我们主要考虑美国提高进口关税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货物量的影响。虽然中国出口离岸价格很可能会因关税提高而下降，导致我们低估关税对出口额的影响，但出口价格下降也会部分抵消高关税对出口量的负面作用，因此假设出口价格不变不仅仅方便计算，也是一种基准状况以便分析。从世界银行提供的进口弹性数据来看，中国和美国各产品的进口弹性的中位数都接近1，所以对于没有进口弹性的产品，我们使用1作为进口弹性基准来计算。这种利用弹性计算局部均衡下贸易额变化的方法也被各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广泛采用，用来量化分析当关税或贸易壁垒下降对贸易的提升作用。我们使用的弹性系数即来自于世界银行。

当我们匹配美国的“301”拟征关税名单和2017年美国自中国进口产品后，有144种产品事实上中国对美出口在2017年为零，实际涵盖的产品2017年自中国进口总值大约463亿美元，这与美国商务部宣称的是500亿美元是基于2018年估计的进口数据说法一致。当我们匹配中国的拟征关税名单和2017年中国自美进口产品时，实际涵盖的产品2017年自美国进口总值大约474亿美元，但是234种产品中的73种2017年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为零。由于中国名单上覆盖的产品远远少于美国名单上的产品，所以美国的名单虽然打击面广，但却不及中国名单打击的力度集中和具有针对性，这说明中国选择关税报复时的策略是“伤其九指不如断其一指”的办法。

我们的计算表明，中国对美出口损失绝对值略微大于美国对华出口的损失。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减少约111亿美元，而美国对中国出口减少约91亿美元。（如果允许单个产品出口额下降超过100%，即负出口相当于进口，则中美两国的出口损失分别为161亿美元和106亿美元。）但是，由于2017年中国对美出口高达4130亿美元，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只有1304亿美元，因此贸易战将导致中国对美出口下降约为3%，而美国对中国出口将下降7%。从两国双边出口下降幅度来看，贸易战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企业来说可能只是一阵冷风，但对美国出口中国的企业来说却是凛冽的寒冬了。不过，由于两国都是贸易大国，2017年中国和美国商品出口总额分别高达2.2万亿美元和1.5万亿美元，因此贸易战对中国和美国总出口的影响只有0.5%和0.6%，所以对两国的总出口影响不大。同时，根据我们的基准计算，中美贸易顺差将下降20亿美元，这说明特朗普想通过贸易战来降低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是不现实的。

中美两国贸易战对行业出口的影响非常不同。就中国而言，受损失最大的三大行业是机械机床器具、电机电气音箱电视设备、光学照相医疗精密仪器（HS两位代码分别为84、85和90），分别占对美出口总损失的43%、34%和10%。可以看出，美国301调查制裁对象并没有瞄准中国传统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如纺织和家具，反而把枪口对准了中国相对高端的制造业，也就是中国工业制造2025强调中国未来需要发展和加强的高端行业，这一点与我们之前在FT中文网的文章《“瞄准未来”的美中贸易战》中的观点是一致的。由于中国对美出口量大，这三个行业的对美出口相对于2017年的水平降幅不高于5%，所以即使是这三个行业的中国企业也应该承受得了美国的高关税。

图 1: 中国出口损失最严重的五个行业及其损失比重

对美国而言，受损失最大的五大行业是以大豆为代表的植物果实和饲料、车辆及其零件、塑料制品、铝制品和谷物（HS两位代码分别为12、87、39、76和10），分别占对美出口总损失的34%、30%、9%、5%和5%。跟中国受损的主要是工业中间品不同，美国受损的主要是农业和汽车行业。由于农产品主要是最终消费品，价值链短，因此美国农场主将被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重创。比如以大豆为代表的植物果实和饲料行业，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约为130亿美元，贸易战如果真的打响，该行业美国对中国出口将下降24%。类似的，出口到中国的谷物、棉花、肉、水果也将分别下降33%、24%、25%和15%。而美国的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几乎会完全失去中国这个市场。虽然美国农场主可以选择出口到其他地方，但中国作为美国最重要的农产品市场之一，如此大幅度的出口下降对美国农场主的打击力度将是灾难性的。

由于美国针对中国的产品大部分是制造业里的中间品，而这些产品很可能是全球生产链的一部分，从价值链的角度来讲中国的出口损失可能比面上的数字要低不少。首先，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减少约111亿美元当中，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承受的损失分别占49%和44%。而加工贸易是两头在外，原材料和上游中间品都是从国外进口，产成品销往世界各地，所以加工贸易里中国本土的增加值要显著低于一般贸易。美国对这些产品征收高关税，部分成本将由参与到加工贸易里的上游其他国家承担，中国的损失自然就小一些。其次，从企业所有权属性分类来看，外商独资企业、合资企业、（中国）私有企业、国有和集体企业分别承受的损失是43%、14%、34%和9%。外商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的损失加起来超过一半，主要原因是在高端制造业中外商比例比较高的缘故。根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5年对华直接投资主要来源地包括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日本、新加坡、美国、韩国和台湾，因此美国的高关税政策也会对在华生产的其他国家包括美资跨国企业造成损失。

中国不同企业类型出口损失比重

从区域分布来看，中国可能受损严重的省份都在东部沿海区域。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山东、福建分别承担的中国对美出口损失比例为23%、21%、13%、12% 、7%和5%。这些省份出口依赖度高，受贸易战影响会比较大。但是由于这些省份经济相对比较发达，承受能力比较高。美国受损严重的前六个州是路易斯安娜州、加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它们各自承担对中国出口损失的比例分别为19%、16%、15%、10%、8%和8%。这里面除了西部三州，路易斯安娜州、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都选择了特朗普，因此贸易战也会伤害到特朗普的选民。

以上的分析表明，如果只从出口的角度来考虑，中方的牌底赢面要高于美方的牌底。但上述是局部均衡分析，没有考虑到消费、工资、价格等一般均衡的影响。笔者（盛柳刚）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余淼杰、清华大学经济学院郭美新和陆琳合作发表在《亚洲经济论文》上的一项基于多国多行业的一般均衡分析研究表明，如果中美两国对所有商品相互征收45%的关税，将会给双边贸易造成毁灭性影响：18个可贸易部门中有一半的双边贸易会下降90%以上。但美国将是贸易战的最大受害者，最差的情况下产出和真实工资将下降1.08%和0.75%。中国最差的情况是产出下降1.36%，但真实工资下降幅度略小，约0.37%。

中美两国不仅仅是最大的经济体，也是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引擎，两国之间不断升温的贸易争端，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中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目前已经成为威胁全球贸易和经济复苏的重要风险因素。和则两利，如果中美两国能够在五月十五日美国就关税政策召开听证会前达成一致，并撤销之间的关税威胁，将非常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复苏。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法国经济部长布鲁诺•勒梅尔(Bruno Le Maire)敦促美国不要在与中国的贸易战中让欧洲遭受池鱼之灾，并称如果华盛顿方面放弃对钢铁和铝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威胁，欧盟就准备讨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改革。

勒梅尔表示，欧盟正在寻求让美国对其永久免除25%的钢铁关税和10%的铝关税。这些关税将从5月1日临时性豁免到期时开始生效。

美国总统特朗普(Trump)在今年3月宣布了钢铝关税，以对抗他认为的美国钢铁制造商受到的不公平竞争，并迫使其他国家对美国进口商品关税作出让步。

勒梅尔表示，法国“愿意致力于贸易体系的未来”，因为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多边贸易体系，但美国首先必须放弃其关税威胁。

“我们准备与我们的美国朋友就世贸组织的未来、世贸组织的改进以及整个多边贸易体系展开讨论，但首先我们必须消除关于新关税的问题。”

欧洲正在密集地展开最后一刻的游说工作，试图让美国延长下周二就到期的关税豁免期。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与特朗普在华盛顿进行了会晤，她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欧盟贸易专员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Cecilia Malmstrom)正与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保持密切联系。

勒梅尔在前往索非亚参加欧盟财长会议的路上表示，法国承认“世界钢铁市场产能过剩是个难题”，但欧盟不应受到指责。

他说：“我们坚信，我们不必因美国和中国之间可能的贸易战遭受连带损害。”

译者/裴伴

全球最大智能手机制造商之一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在定价前几分钟叫停发行一笔5亿欧元的债券，中国社交媒体上有传言称，该公司正受到美国司法部(DoJ)的调查。

了解这笔交易的银行家和固定收益投资者们表示，周三晚间，该债券的需求量还十分强劲，直到华为毫无解释地叫停了这笔交易，这导致投资者们推测，此举与华为在美国受到调查有关。

“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种情况。如果一笔交易被取消，那是因为需求过低，”一家驻香港的固定收益投资者说。

一些投资者猜测，华为叫停这笔交易是因为该公司知晓一项调查，希望保护买家免受调查对证券价格产生的任何影响。

美国政府，包括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长期怀疑华为效力于中国政府，协助其收集情报。

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周三发表的一篇报道称，美国正在调查华为是否违反了美国对伊朗制裁，华为也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之一。

华为表示：“尽管在欧元债券的询价过程中得到热烈响应，我们还是决定暂停发行欧元债券。”华为拒绝就该交易在最后一刻被叫停的原因置评。

华为在一份声明中针对媒体报道的美国调查表示：“华为无论在哪里经营都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包括适用的联合国(UN)、美国和欧盟(EU)出口管制和制裁法律法规。”

译者/何黎

美中贸易紧张预计将打击美国高粱种植户，此前北京方面对从美国进口的高粱征收高额关税。

国际谷物理事会(International Grains Council, IGC)将其对2018-19年度中国高粱进口量的预测从先前的估算下调13%，至480万吨，同时将美国的出口量下调了15%，至520万吨。

本月早些时候，中国政府对美国的高粱作物征收178%的进口关税，称其为一项反倾销措施。IGC分析师艾米•雷诺兹(Amy Reynolds)表示：“由于原本要运往中国的货物被转移到其它地方，贸易数字已被削减。”

IGC下调了受到干旱影响的阿根廷在2018-19年度的大豆产量，从早先预估的4300万吨降至3800万吨。新的预测与其它估算相符，较上年下降近30%。

然而，由于巴西和美国预期产量增长，三大出口国的总产量预计将增长5%。

虽然由于担心美国和东欧的干旱和寒冷天气，小麦价格今年一直在上涨，但IGC仍维持对其产量的预测。一旦天气转暖，“它们可以取得较好进展，”雷诺兹表示。

译者/何黎

半导体制造商股价周三走低，之前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司法部(DoJ)正在调查中国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是否违反了与伊朗有关的制裁规定。

《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的报道拖累英伟达(Nvidia)股价下跌3%，而超微半导体(AMD)下挫3.4%。Xilinx和高通(Qualcomm)均下跌约0.5%。

追踪整个板块的费城半导体指数(Philadelphia Semiconductor index)下跌0.7%。该指数已连跌五日，过去一周累计下跌逾9%。

华为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之一，与苹果(Apple)和三星(Samsung)比肩，该公司的部分零部件由美国芯片制造商供应。

这家中国公司拒绝就其是否正受到调查置评。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称：“华为遵守其开展业务的国家的所有适用法律和监管规定，包括适用的联合国、美国和欧盟关于出口管制和制裁的法律与监管规定。”

华为受到调查的报道发表一周前，美国对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ZTE)采取了行动，撤销了该公司的出口特权，因其违反美国针对朝鲜和伊朗的出口法律。撤销出口特权将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通讯提供零部件和其它产品。中兴通讯的手机和其它产品严重依赖美国的供应。

译者/何黎

知情人士表示，贝恩资本(Bain Capital)收购东芝半导体及存储产品(Toshiba Memory)的180亿美元交易可能会因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与中国的贸易纠纷而受到影响。这笔交易本来将成为美国私人股本史上最大的对外投资之一。

熟悉此事的银行家和律师们称，特朗普3月22日宣布对价值6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开征关税，对总部位于美国的私人股本公司贝恩来说“时机很糟糕”；去年贝恩牵头一个财团收购东芝旗下盈利很好的半导体部门，该部门是全球第二大NAND闪存芯片生产商。

该交易的一名顾问担心，这笔交易可能沦为美中贸易争端的“附带损害”。

除了中国商务部之外，这笔收购交易已获得所有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中方的担忧似乎集中于韩国芯片制造商SK海力士(SK Hynix)参与贝恩牵头的财团。

据参与这笔交易的人士介绍，3月中旬，贝恩和东芝曾得到强烈暗示，在3月26日开始的那一周将获得批准。

但特朗普的关税声明（他在声明中哀叹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失控”）促使中国商务部在中方考虑如何在贸易方面做出回应之际暂停审批进程。

知情人士称，贝恩最初的理解是，美中贸易战言论的升级只会短暂延误其日本收购交易获批，但自那以来这一点已被证明过于乐观。贝恩继续相信该交易即将获得批准。

但一名银行家表示，很显然，在贸易战鼓声震天之际，贝恩在日本的交易是中国全面中断对美相关决策的一部分。

贝恩的交易原定截止期限为3月30日，但现已得到延长，以待中国反垄断监管机构批准。该交易的未来现在可能要取决于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计划中的访问北京之行。

据知情人士透露，姆努钦已被请求在与中国当局会谈时提及此事。他与中方会谈的主要目标将是缓解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风险。

虽然东芝在公开场合仍然承诺要履行与贝恩达成的协议——该公司的一些大银行也施压要求它这么做——但接近交易双方的人士表示，贸易战相关干扰的威胁正在改变该集团的盘算。

这家日本公司的新任首席执行官车谷畅昭(Nobuaki Kurumatani) 4月初利用第一次媒体露面机会，确认东芝计划“维持我们的立场，等待（获得监管部门批准）——除非情况发生严重变化”。

接近东芝的人士表示，特朗普宣布对华实施关税一个月以来，这家日本公司已开始更加认真地重新考虑将其内存业务出售给贝恩的交易，并且评估了通过首次公开发行(IPO)让东芝半导体及存储产品公司上市的选项。一些股东提出，贝恩的出价比东芝半导体及存储产品的公允价值低了100亿美元。东芝在周一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补充称，它“尚未决定任何替代方案的具体政策”。

去年谈判达成之际，贝恩收购交易被视为拯救东芝免于财务崩溃的唯一途径，此前该公司被迫对美国核电业务进行巨额减记。在美国遭受的亏损延续了东芝一段时间以来的厄运，包括2015年爆发的会计丑闻，以及审计师拒绝无条件签署其账目。

但是，自从与贝恩签署协议以来，东芝已通过股票配售筹集约60亿美元，并继续出售非核心资产。接近该公司的人士表示，东芝面临“非常微妙的平衡、左右两难”：它是否仍需要贝恩交易，抑或它现在已经拥有足够稳固的资产负债表、能够坚持到自己让内存业务部门上市？

译者/何黎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将派遣由其最高经济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下周赴华讨论美中日益紧张的贸易关系。目前，双方都威胁要对对方的产品加征进一步的关税。

特朗普称，此次访问将由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和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等政策制定者领队。

特朗普在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会晤时称有“很大机会达成交易”，但他同时也发誓，若未取得进展，将继续推进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征收新关税的计划。

特朗普周二表示：“它现在不是开放的——他们与我们贸易，我们却不能与他们贸易。”他补充称，两国间存在“巨大的不平衡”。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此次计划中的访问是应中国之邀。

3月份，美国加大了贸易威胁，落实了对进口铝钢的关税，之后又威胁要对从中国进口的1300多种产品（每年贸易额达500亿美元）加征进口税。此举是为了应对华盛顿所说的中国经常性盗窃知识产权的行为。作为回应，中国威胁要对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

本月早些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暗示他将进一步向外国企业开放中国市场，这已被华盛顿方面解读为一种让步。

但美国代表团很可能会在中国谈判代表身上感受到强硬情绪。“美国愿意派人来是进步，但我认为我们需要定一些条件，即美国应按照世贸组织(WTO)规定行事，而不是按照美国国内法。‘谈’不应意味着美国单方面强加要求，”以鹰派观点闻名的中国商务部战略师梅新育表示，“如果美国想单方面行使其国内法，它应该退出WTO。”

特朗普周二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个“非常棒的人”，也是“我的朋友”，但他警告若达不成贸易协议，美国将在对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的基础上继续推进该政策。特朗普已表示，他可能对另外10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

本月早些时候，姆努钦对美中谈判表示了谨慎乐观的态度，称美国愿意与中方谈判并避免贸易战。美国决定派遣高级别代表团前往中国，将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股市围绕贸易前景产生的焦虑情绪。

在贸易问题上，姆努钦与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任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一样被视为特朗普政府内较为温和的声音。尽管如此，美国财政部一直在研究，除全面贸易打击外，还有哪些办法能限制中国对美国敏感行业的投资。另一方面，莱特希泽是个强硬的谈判代表，预计他会在谈判中持强硬立场。

中国本月公布的贸易数据显示，尽管第一季度中国整体贸易顺差缩小，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0%。中国进口商已在采取措施避免受到关税冲击，包括提前预订和调整原产国。3月份的大麦、食糖和猪肉进口量大增。

译者/马柯斯

德国运动服装制造商彪马(Puma)正为中美贸易争端升级做准备，它打算把生产从中国迁往亚洲其他市场，以防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对中国制造的鞋类和服装加征关税。

彪马首席执行官比约恩•古尔登(Bjørn Gulden)周二上午表示：“过去两个月我们采购人员一直在寻找替代（中国生产的）选择。”他补充称，彪马目前还尚未把任何生产转出中国。

古尔登强调称，整个体育用品行业都将受到影响。“关税问题让我们所有人头疼，因为美国是我们行业最大的市场。”

除了把生产转到不受美国可能加征的关税影响的国家，这些企业还可采取两种应对方式：要么上调价格，要么接受利润率下滑。古尔登表示，由于彪马在美国所占的市场份额相对较小，它将效仿规模更大的竞争对手耐克(Nike)和阿迪达斯(Adidas)的做法。

目前，彪马约三分之一的产品在中国生产，三分之一的产品在越南生产，其余产能分布在亚洲另外6个市场。

古尔登表示，彪马将用大概一年的时间把其在中国的输美鞋类和服装产能迁往其他市场。“这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只是做起来令人不快。”

他表示，在中短期内，把生产转移到美国不是切实可行的选择，因为北美的制鞋产能非常小。

译者/马柯斯

——从“广场”到“卢浮宫”

对于市场来说，眼下蔓延的中美贸易战担忧，是一个”unknown unknowns”，也就是完全的“不确定性”。

回溯历史，我们也许会有更好的答案。美国曾经在1985年要求日本和西德等国签订了一份“广场协议”，签订这份协议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国感受到了贸易的“不公平”。在各方利益的协调下，日本和西德最终同意本国货币兑美元升值的最终方案。但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在广场协议签订的两年后，日本等国又与美国签下了一份“卢浮宫协议”，这一次，美国希望大家停止让美元贬值。

我们先从“广场协议”说起，这份著名的协议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是不可忽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44年正式构建，并成为二战之后国际金融秩序的核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是固定汇率制度，所有的非美货币与美元挂钩，让美元成为了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皇冠。与此同时，马歇尔计划等援助计划也导致了欧洲和日本对于美国经济和资金的深刻依赖，而各种军事援助也导致了各国纷纷寻求美国的安全承诺。

但不幸的是，没有完美的制度。美元中心下的固定汇率制度从60-70年代起就开始面临挑战，背后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特里芬难题”。特里芬难题也被称为特里芬悖论，特里芬天才地指出：“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因此而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

根本上来说，只要经济在发展、资本在流动，希望维持固定汇率制度的设想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在70年代初土崩瓦解，但关税总协定（也就是后来的WTO）、IMF和世界银行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产，他们仍然存在，但也经常受到美国的影响。浮动汇率制度走向前台，只是美元中心制度仍然稳固地存在着，直到今天也依然如此。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在全球势力版图中的一家独大。

而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而已，美国的经济发展依赖消费、对外战争和军事保护承诺导致财政急剧恶化，因此美国很难解决自身的逆差问题。更加令人沮丧的是，如果美国实现经常项目（贸易+财政）顺差，那么世界经济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因为大量的新兴国家都需要倚赖美国的消费，才能够实现自身的脱贫和经济发展。而一旦美国出现贸易顺差，美元就会面临升值的压力，新兴市场货币一旦顺势贬值，往往伴随着巨大的危机。

因为政治经济展模式的固化，美国会天然地存在经常项目逆差，从国际收支的角度来看，因此美元会走弱。但其他国家需要累积美元的外汇储备来保障自身的经济和金融安全，所以美元会走强。在这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美元开启了浮动之旅。

浮动之初，美元缓慢贬值，这似乎也大致符合美国的想法，因此一切相安无事。但是到了80年代初期，美国在里根治下实施了供给学派的经济举措，通过“宽财政紧货币”来解决当时的滞胀问题，美元在高息下开始大幅升值。到了广场协议签订前，美元指数从80年代初的大约85的水平，快速升值到150。伴随着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美国坐不住了，要求主要的对美顺差国帮助美国解决问题。在美国面前，日本和西德自然没有抵抗的能力，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不希望看到自己的货币大幅贬值，于是，“广场协议”达成。

日元和马克在“广场协议”签订之后开始了疯狂的升值之旅，日元在两年之内升值50%，美元指数也回到了80年代初的水平，但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问题并没有得到丝毫解决。在市场预期美元会继续贬值并开始对美元产生信任危机之后，1987年美国再次召集主要发达国家在巴黎的卢浮宫会合，这一次签订的协议叫“卢浮宫协议”。这份协议的核心是美国希望大家能够协力合作来保持汇率市场的稳定，换句话说，美国觉得美元汇率已经差不多到位。根本上，美国仍然希望维持美元的中心地位，而不希望市场认为美元会一落千丈。与上次一样，非美国家仍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除了听美国的，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而最终美国成功向世界部分输出自己的危机，也保住了美元的中心地位。

从广场协议到卢浮宫协议，直到现在的中美贸易战，美国从来没有解决自身的债务问题，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上也大致相同。当然与当年的争端不同的是，中美之间的隔阂，很难用几个“协议”来填平。这场贸易战走向何方，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但这绝不会仅仅是一场贸易争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近日有关中美贸易战的消息多空参半。一方面，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新一轮对外开放措施之后，特朗普表态欢迎，美国财长有来华谈判意愿，中美贸易战似有趋缓迹象。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兴通讯七年禁售如平地惊雷，加大了中美从贸易摩擦延伸到科技战的可能性。

同时，中兴事件也让人不禁联想到上个世纪80年代，美日之间曾发生的“东芝事件”。当时美方认为，美国在半导体技术、光纤技术、智能机械技术等领域落后于日本，对向苏联出口数控机床的东芝公司下了3年禁令，禁止东芝进入美国市场。中美贸易战与日美贸易战到底有多少相似之处？中美贸易战最终能否避免？从日美贸易战中有能找到哪些经验与教训？

笔者任职的机构瑞穗金融集团是日本前三大金融集团，每年笔者都会定期与诸多日本投资者与学者进行交流。针对当前中美贸易战热点，交流中，笔者感触最深的莫过于当年日美贸易战的慘痛教訓。在笔者看来，日美贸易战对于日本经济而言是个重要转折点，不仅阻挡了其日益向好，节节攀升的势头，甚至为后来房地产泡沫的积聚奠定基础，成为日本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

悉数日美贸易战，笔者认为，有如下教训值得警惕：一是上升期心态的过度膨胀，引起了美国的警觉，并拉开了集中力量遏制日本的开端。笔者在MIT做博士后时，曾接触过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傅高义(Ezra Vogel)。而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其曾是日本问题专家，曾作《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畅销书，提出了美国第一地位受到挑战的背景；而日本学者《The Japan That Can Say No》一书，则从日本的角度反映了当时日本人过度膨胀的思潮。在笔者看来，外部的吹捧并非好事，其引发的美国对日本崛起的警觉，以及日本内部普遍出现的自信心过膨，为其后美国的全面打压埋下了伏笔。

二是拖延市场开放步伐。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国内市场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直至亚洲金融危机才被迫加快金融开放。而应对日美贸易摩擦，并没有采取开放市场，加大进口的策略应对，而是采取自愿出口限制的手段。例如，1971年签订“日美纺织品协定”，以1969年为基准设置限制对美出口增长的范围；1976年，美日签订特殊钢进口配额限制协定；最为激烈的贸易摩擦发生在汽车行业，1980年日本政府同意将对美出口汽车辆数设定上限。

三是在已有外部压力的背景下，并未选取改革作为应对手段，而是通过刺激国内房地产市场达到延续繁荣的途径。而其后众所周知，由于日本国内房地产泡沫的出现，以及强制打压泡沫的政策失误，将日本经济带入了失落的三十年。

对比之下，笔者认为，中国吸取日本当时的教训包括切勿获得成绩便沾沾自喜，认识到自身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实；加大开放以及改革，而非依赖刺激寻求捷径。当然，对比日本当时的情况，笔者对于中美贸易战前景并不悲观，一方面，笔者认为，对应上述日本的教训，本届政府已经有清晰的认识，并已就新一轮改革开放表达了决心，走在了正确的发展道路上；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战又与日美贸易战有诸多不同，让笔者坚信中美之间避免日美贸易战覆辙存在良好的基础，具体体现在：

第一，中日市场规模对美影响不同。相比于十年前，中国零售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当前中美零售市场规模相当，今年中国甚至有望超过美国市场；而日本1985年零售市场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零售业市场规模相对较小，且多为自产自销，对进口消化能力相对较弱，使得日本市场对美国的牵制较小。

第二，对美国的政治依附不同。日本是美国的盟友，但即便如此，一旦其对美国地位造成挑战，也迎来全面反制。相比之下，中国对美国的政治依附较小，发展模式不同，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明显小于日本。

第三，中日汇率政策的选择不同。广场协定后十年，美元兑日元从1：240三年内跌至1：120，之后三十年以1：120为中心波动，一度触及1:80。日元大幅升值促使日本政府采取了过度宽松货币政策，引爆了后来泡沫经济破灭。而中国政府自去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维持汇率稳定，尽力避免通过汇率波动来调整贸易。

第四，中国已经显示出“二次入世”的意愿。特别是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提到将放宽市场准入、开放部分服务业与制造业、并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等举措，以及其后易刚行长就金融改革加快落地的表述，让笔者坚信新一轮开放政策或快于预期。

此外，此次中兴事件是个很好的警示，暴露了中国在创新、企业制度建设等方面的不足，未来保持良好心态，对自身发展阶段有清晰而理性的认识，戒骄戒躁，在进一步推动供给侧改革，鼓励创新，保护产权等方面做出努力，并着力于推动创新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仍是正確的应对之道。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对贸易争端不断升级的担忧笼罩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在上周举行的春季会议。

美国总的来说与全球其他地区存在贸易逆差，其领导人希望缩小这种逆差。然而，要做到这点，美国的贸易伙伴国必须减少与美国的集体贸易顺差——在美国近期的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政策导致其国内支出和进口激增后，这个任务变得更加困难。这种僵局可能会破坏全球经济当前的增长，特别是如果有更多国家转向采取贸易限制措施的话。

一个国家总的贸易逆差当然可能过高，顺差也一样。因此当贸易平衡过度偏向哪一边时，IMF会特意指出来。但长久以来存在一种谬论，认为除非一国的总出口超过总进口，否则这个国家在贸易中就吃亏了。贸易逆差往往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作用。例如，逆差能够帮助各国获得进行长期生产性投资所需的资金，这些投资最终将增加国民收入和财富。

把一国从贸易中得到的好处等同于其总的贸易顺差是错误的，认为一国对某个贸易伙伴国存在双边逆差就代表着吃亏就更是大错特错。总的贸易平衡是所有或正或负的双边贸易平衡的加总，但从贸易中得到的好处不只来自于顺差关系。实际上，如果一国因寻求缩小总的贸易逆差而错误地架设起进口壁垒，将导致其双边的顺差和逆差都缩小。

一国总的贸易平衡是一种宏观经济现象，反映其支出少于或多于收入。相比之下，双边贸易的结构反映的是国际劳动分工——这种分工基于各国的竞争优势。

例如，美国进口铝，这增加其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但较为廉价的铝进口有利于美国规模最大也最有特色的出口项目之一：飞机出口。限制铝进口不仅会损害飞机出口，还会降低全球劳动分工的效率。这种限制不会改变一个事实，即美国的支出超过收入，而这是造成美国总体贸易逆差的根源。

美国政策制定者正试图通过谈判缩小与特定贸易伙伴国的逆差，例如墨西哥、韩国和中国。他们表示，他们正试图修复双边贸易关系中的政策扭曲并扩大美国总体贸易顺差。在存在扭曲的地方，第一个目标可能会有助于纠正不公正做法并提高全球生产效率。

但美国不太可能改善其总的贸易平衡，即便它成功缩小了与某些国家的双边逆差。假设韩国同意限制其对美国的钢铁出口，同时降低针对美国汽车进口的壁垒。美国减少从韩国进口钢铁和增加对韩国出口汽车的同时，很可能会伴随着从其他国家如加拿大进口的钢铁增加、出口到澳大利亚的汽车减少。

或者，如果美国最终选择扩大国内钢铁和汽车产量，那可能导致其他出口商品的产量下降——在像美国这样的处于充分就业状态的国家，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美国对韩国贸易逆差一旦有所减少，取而代之的将是它对其他贸易伙伴国的逆差扩大或者顺差减少，这就像“打地鼠”游戏一样。

双边贸易的变化未必会改变一国支出与收入的失衡。纠正这种失衡需要采取政策使支出水平更加贴合收入水平。而过分侧重于双边贸易可能会严重扭曲国际劳动分工——从而减少各国从贸易中获得的好处。即便双边行动反映出合理的抱怨，也可能会招致报复。

坚持基于规则的现行争端解决机制采取多边策略更为可取。这是互利共赢的做法，并可避免谁都没好果子吃的贸易战。

本文作者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顾问兼研究部主任

译者/梁艳裳

中兴事件，掀起中美贸易战以来民间最为剧烈一次争论。

四月中旬，美国商务部颁布禁令，禁止美国企业与中兴开展业务。这一拒绝令，令中兴公司疾呼“极不公平”，无法接受。这一新闻随即公共空间与社交媒体讨论被引爆。

是什么使得中兴事件超越一家公司得失，扰动官方民间的情绪与神经，成为中国创新路途的大讨论？要点在于，中兴事件不仅突然揭开了一些之前不为大众了解的中美实力对比真相，把潜在的危险突然暴露在大家面前，而且联结起中国产业发展的长期争论，并将问题以难以回避的尖锐方式展示出来。

“绕过”规则结果是双输

先看中兴本身，被罚有其原因。

2017年中兴就违反美国对朝鲜和伊朗制裁的刑事指控认罪，并同意支付12亿美元罚款。如今美国商务部认定中兴在缓期执行观察期“欺骗、虚假陈述和一再违法美国法律”，导致激活此前即谈过的为期7年的拒绝令。

这一激活决定符合美国贸易部此前据以与中兴谈判的美国国内法律，因此也在预期之中。至于不少国人纠结的美国惩罚如何蛮横，中兴应对如何笨拙，其实并不是关键。

从这个案例来看，中兴应该接受的教训首先不在于掌握（全部）自主技术或者将惩罚政治化，更在于最简单平实的教训，那就是遵守规则。中兴在2017年在合规方面投入超5千万美元，计划组织超过6.5万名员工合规培训，这本是题中之意，只是开始。对比曾经被美国给予重惩的东芝、波音、高盛等公司，中兴并不是孤例。

联系中美贸易战诸多纠结，一大分歧点正在于规则遵守。如果双方有约在先，双方理论上都应该遵守，如果一方“绕过”规则，短期内或许被视为聪明或者自以为聪明，但多次博弈中不应该假设对手是傻瓜，“绕过”规则的后果有可能是契约崩溃，其实结果是双输。

聪明人从吃亏中接受正确教训，耍小聪明的人则接受错误教训。

中国“芯”的过去与未来

中兴事件之后，“在核心技术上中国不能受制于人”似乎成为官方民间共识，这是正确的吗？

其实，不论中兴是否被罚，中国企业发展核心技术的决心与行动从来不可小觑。最近几年，中国专利的跃升被视为全球现象，这被视为中国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智造的关键。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2017排名，中国申请的专利数量超越日本，排名排在美国之后，成为世界第二，中国2003年以来，每年专利申请数量都保持10%增长。

以企业排名来看，其中中兴贡献不少。其排名第二，低于华为的4024件，高于排名第三的是英特尔2637件。这只是中兴专利的一角，中兴通讯在2017年末公布拥有6.9万余件全球专利资产，其中不少是IC芯片、5G等领域。

即使如此，在芯片领域，中国芯片依旧高度依赖进口，花费甚至超过进口原油两倍。根据官方数据，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量高达3770亿块，进口额为2601亿美元，占据中国进口总额的接近15%。

目睹如此高昂的代价，让不少国人呼吁中国自主研发芯片。中国“芯”是否必要？诸多评论中，推荐刘远举与梁宁的文章，前者以评论角度审视了中国渴望获得完整科技树的迷思，后者则以亲身经历分享了国产芯片开发得失，涉及不少历史细节。两篇文章我都转载在我的公号《徐瑾经济人》，有意思的是，前者超过十万加阅读之后，不到24小时就被删除，这似乎暗示关于芯片讨论仍旧非常敏感。

梁宁文章回忆了国产芯片筚路蓝缕的过程，情怀令人感慨，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承认搞定了总理，没有搞定用户体验，结果是溃败如山。

解决方案是什么？一种观点是政府需要烧钱烧出一个生态，容忍失败。这种观点并不是出格，在多数产业变革中，我们可以已经看到太多烧钱。与烧钱数量相比，烧谁的钱其实才决定了烧钱最终的结果。如果政府主导，必然是官员来选择他们中意的企业，此时讨好官员的能力而非创新的能力更加重要，不难想象无数“汉芯”必将应运而生：面对这样的机会，造假动力可想而知。

掌握核心技术的过程，最大的力量一定不是由政府主导的所谓的各种攻关，而是由自由企业自己进行的海量试错。核心技术层面的革新与进步，本质上很难按照一个公式推导出来，它只能是在海量试错中间被试出来的：在核心技术演绎、诞生的过程中，无数细节并不清晰、每一条进路都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在其最终成型之前，没有任何人有穿透未知的智慧，穿越未来，预言正确的选择。这个过程一定是由企业作为主要的攻城大军，而不是由一个充满着官僚气息的政府部门的意志与公文能够决定的。

如果美国没有比尔•盖茨，或者他早几年公开文档格式，方舟或者中国系统就会成功么？答案几乎否定的。除了浮在表面的“用户体验”之外，更加本质性的，是梁宁自己也提到的“数量级的应用移植，还有更为庞大丰盛的生态”：每一家公司都是生存于这个生态中，只能做好生态中的一环，而不可能创造出一个完整的新生态。

技术战下的路线之争

最后，更大图景来看，中国对待芯片事件背后的与美国贸易冲突的选择，将会决定中国未来的经济和政治的走向，不是没有正确的道路，但看看我们能不能走向正确的选择。

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取代日本成成为世界第二，中国作为大国的论调再次兴起。在这次的芯片争论中，一个突出论点就是，因为中国规模大，所以做什么都有规模优势，因为中国大，所以必须掌握自主技术。

中国作为超大规模体是不少学者热衷的话题，这可以用来解释中国过去历史的集权必要，也可以为当下中国科技自主创新张目，比起北京共识之类更为方便。然而，简单想一想，即使体量再大，拥有再多庞大产业，每个产业的相对优势仍旧有高有低，仍旧不改变中国应该着力发展自己最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不可能也不应该拥有所有产业链。换言之，中国规模是否庞大，不能决定中国是否应该发展、能否发展芯片行业，这一问题的答案只取决于中国在芯片行业上是否有比较优势。更进一步地，甚至这一问题本身也不是可以书面回答的，而只能是无数企业试错试出来的。

中国规模再大，也没有超越普世规律，其实也引发我的最后一点观察，即中美贸易战不仅是贸易战，更是路线之争。中美贸易战看起来关于贸易，其实是关于技术，是美国对于中国技术赶超的不安；更进一步地，是关于国际秩序，是美国与中国是否能继续在既有国际秩序下有序相处。

中国是世界秩序中的大国

从大历史角度审视中国经济增长，三大核心要素在于体制改革带来的改革活力、劳动力转移带来的人口红利以及开放带来的技术转移。三者共同导致了中国经济过去的发展，没有前两者，就不会有开放，但是没有开放，前两者的成就也无意义。

真实的经济活动，是一个经济体无限制地去寻找生产要素组合的改进与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非常密集的各环节与流程的分工协作；而在现代经济体里面，这种分工协作，大致来说是跨国、跨经济体的分工和协作。这就一定需要合作机构之间的信任，所谓的信任是按照自由市场的规则来玩这个分工和协作的游戏。

这个信任的前提并不是基于熟人关系，或者私下里的各种利益交往，而是对于双方自愿达成的契约将会被诚信地去执行的这种规则的信任，也就是经济学里面讲得非常多的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是怎么建立的规律：在多次可重复博弈中间所塑造的规则，对大家的行为规范的塑造与约束。这种行为规则在表面上是由西方来主导和来主宰的，但它内核里面仍然有其自发性、天然性或者说合理性。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时间，大体上来说是遵循着这一套规则。正是遵循这一套规则，中国不断顺畅地实现者技术转移，可以说是这一套规则之下最大的受益人。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之前占世界经济体微不足道的份额，到现在上升到全球第二。更进一步，也可以比较容易地去判断，如果继续遵循规则，并且在这套规则之下发挥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去创新去发展，中国仍然仍将是最大的受益者。

而现在对于核心技术呼吁，潜台词在于似乎有了核心技术之后，就无需再受制于人，所谓规则或者知识产权之类约束就不复存在。这是虚假的幻想。掌握核心技术意味着更大程度的分工合作，而不是相反；也只有选择更大程度的合作，才可能掌握核心技术。道理并不复杂，所谓的核心技术是说比别人给你的技术更好的技术，这只能是采取全球最好的组件、最好的加工设备等等要素的结果。因此，掌握核心技术要求我们做的不是不合作，而是更多的合作，也不是不受制于人，而是更深的相互制约、彼此合作。

回溯中国过去发展的动力，为了廓清中国未来的道路，中国当下仍旧处于追赶阶段，这个时候拒绝甚至对抗世界秩序，得不偿失。中国是大国，也是世界之中的中国，这是我们应该从无数次历史经验中总结的教训，也是未来必须厘清的常识。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亦为经济人读书会创始人，近期出版《白银帝国》，公号《徐瑾经济人》，知识星球《经济人读书会》。

2017年底至2018年4月20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升值了3.7%，人民币兑欧元与日元的中间价则分别升值了0.5%与贬值了1.1%，人民币兑CFETS货币篮指数升值了2.2%。不过如图1所示，无论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还是人民币兑CFETS货币篮指数，今年以来的升值均主要发生在1月与2月初。从2月中旬至今，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约在6.25-6.35的区间内窄幅波动，而人民币兑CFETS货币篮指数约在96-97的区间内窄幅波动。

图1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与人民币兑CFETS指数

为什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以及人民币兑CFETS指数从今年2月中旬至今均呈现出双向波动状态呢？

原因之一，在于美元指数在同期内也大致维持了双向波动。如图2所示，美元指数在1月初至2月初经历了显著的下跌过程，由92.5左右一度下跌至88.5左右，跌幅达到4.3%。而美元指数下跌的主要原因，则是同期内美元兑欧元与日元汇率的双双下跌。美元兑欧元汇率由1.19跌至1.25左右，跌幅达到5.0%。美元兑日元汇率由113跌至105左右，跌幅达到7.1%。然而，从2018年2月中旬至今，随着美元兑欧元以及兑日元汇率的双双企稳，美元指数大致在89.5-90.5的区间内呈现双向波动。

图2 美元指数

资料来源：Wind。

原因之二，在于中美长期利差在同期内大致保持稳定。如图3所示，由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018年1月至2月初一度上升了50个基点（由2.45%上升至2.95%左右），导致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一度由150个基点下降至100个基点左右。在这段时间内，中美利差的收窄伴随着人民币兑美元的快速升值，原因主要是因为美元兑欧元、日元大跌导致美元指数显著下行。然而，在2018年2月初至4月初，中美利差大致保持稳定，大致保持在90个基点上下。换言之，在这段时期内，一方面美元指数呈现双向波动态势，另一方面中美长期利差也大致保持稳定，两者共同决定了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图3 中美长期利差

资料来源：Wind。

原因之三，在于两国经济增速与通胀状况均基本保持稳定。2017年下半年，美国GDP同比增速大致稳定在2.5%左右。2017年下半年至2018年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大致稳定在6.8%左右。更有趣的是，目前中美核心通胀率大致保持一致，均在2%上下。一方面，经济增速与核心通胀率的稳定意味着投资回报率的大致稳定，有助于稳定跨境资本流动。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美联储依然将会保持较为稳定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节奏，加息步伐加快的可能性不大。与此同时，中国央行也没有太大必要改变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基调。

展望未来一段时间的人民币汇率运动，尽管可能由于以下两方面原因而导致人民币兑美元面临一定的贬值压力，但笔者认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以及人民币兑CFETS指数均会继续保持大致稳定的态势，最多也仅会出现温和贬值：

不确定性之一，是中美贸易摩擦可能深化并升级。今年3月以来，随着美国政府宣布以232条款以及301条款为由将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尽管目前贸易摩擦的演进方向存在不确定性，但我们不能排除贸易战深化并升级的可能性。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可能显著下降，这将降低中国对美国的整体经常账户顺差。从国际收支与汇率的相互关系来看，这种情景可能导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面临一定的贬值压力。不过，笔者认为，一方面，贸易顺差收缩对人民币汇率造成的贬值压力是相当温和的，毕竟2018年中国依然可能面临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目前将人民币贬值作为贸易战工具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中国央行好不容易才把单边人民币贬值预期转变为双向波动的汇率预期。基于这两方面考虑，贸易战对人民币汇率的负面影响将是相对较小的。

不确定性之二，是最近中国央行的降准行为是否意味着货币政策方向的调整。4月中旬，中国央行宣布实施定向降准。这引发了市场的相关猜测，也即这究竟是为了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呢？还是为了对冲新一轮金融监管可能造成的流动性冲击？如果是前者，这意味着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可能从中性偏紧转为中性略松。在这种情境下，中美货币政策的差异性加剧，可能造成中美长期利差进一步收缩，从而带来新的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压力。如果是后者，这意味着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姿态并未发生调整，中美长期利差仍将保持稳定，进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也将大致保持稳定。笔者认为，我们可以把近期资管新规是否落地，作为判断中国央行本次降准真实目的的试金石。如果资管新规近期如期落地，那么降准的目的将主要是对冲金融监管的流动性冲击。而如果资管新规如同市场谣言那样推迟落地，那么降准的目的就可能是前瞻性地稳定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2018年全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望在6.3-6.5的区间内波动，年底的汇率水平可能落在6.4-6.5的区间内，人民币兑CFETS汇率指数有望在95-97的区间内大致保持稳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为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

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春季会议未能针对不断升温的全球贸易紧张找到解决办法，美国告诉该机构：它必须“拿出担当”履行自己的职责，减少中国和德国等国的巨大顺差。

上周六此轮会议落下帷幕之际，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纷纷表示担忧，称越来越多的贸易纠纷会搅乱眼下依然强劲的全球经济。

南非储备银行(South African Reserve Bank)行长、IMF管理委员会新主席莱塞杰•康亚戈(Lesetja Kganyago)表示，各国必须坚守约定的贸易规则，遏止当前一报还一报设立贸易壁垒的不良趋势。

“贸易冲突永远不会有赢家。大家都只会沦为输家，”他表示。此言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观点相抵触，后者夸口称，贸易战争是件好事，而且容易打赢。

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将贸易紧张归咎于持续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同时，身为IMF最大股东美国的代表，他告诉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和基金组织管理层：他们需要采取更加坚定的行动。

姆努钦告诉基金组织的管理委员会，IMF应该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告诉其世界各地的成员国减少贸易壁垒，保护知识产权。他抱怨称，顺差迄今没有减少，似乎表明全球调整机制不起作用；他坚称，IMF必须做得更多。 “IMF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拿出担当，发出一个更强有力的声音，并在成员国维持促进不公平竞争优势或导致失衡增长的宏观经济、外汇和贸易政策的情况下，持之以恒地指出问题，”他说。

IMF上次试图采取行动减少经常账户失衡是在2006年，当时它发起“多边磋商”，试图平衡贸易流动，但没有成功。

“我们敦促IMF在外部失衡问题上更有力地发表意见，包括为那些有巨大顺差的国家提供明确的政策建议，以支持更均衡的全球增长，”姆努钦表示。

IMF相当敏感，不愿公开批评其最大股东，但认为美国的减税措施将吸引更多进口，提高其贸易赤字。IMF管理委员会在公报中称成员国的财政政策需要“避免顺周期性……并确保公共债务与GDP之比在可持续路径上”——这几乎是不加掩饰地点名美国。

拉加德试图走一条中间道路，她提到有关各方对于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充分保护知识产权的关切。“我们都需要认识到这些问题，我的主要关切……是推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不让它们升级到阻碍增长和稳定的地步。”

译者/和风

中国商务部对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将会访华举行贸易会谈的可能性表示欢迎。这一迹象表明两大经济体在相互发出关税威胁后进入磋商阶段。

据路透社(Reuters)报道，姆努钦上周六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会议间歇表示，“正考虑进行一次访问”。他还补充说，他对与北京方面达成一项协议的可能性持“谨慎乐观”态度。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周日表示，中国已“收到”与美国就贸易和经济问题进行会谈的“信息”，中国对此“表示欢迎”。

姆努钦还表示，他曾在IMF会议期间与中国央行行长易纲会晤，并表示美国“赞赏”易纲在本月早些时候宣布的放开中国证券和保险行业的措施。姆努钦称，中国在支持对朝鲜实施制裁方面“非常有帮助”。

发表这番积极言论的前一天，朝鲜宣布将停止导弹试射并关闭一核试验场，此举赢得了中国和美国的赞扬。

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都威胁称，将对价值15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征收关税，但许多观察人士认为双方都不愿意落实这些举措。

中国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给人以屈从于美国要求的印象。但中国上周承诺，将进一步向美国企业开放其国内汽车市场，这是华盛顿方面的一个长期愿望。美方对此大加赞赏。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还赞扬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在有“中国的达沃斯”之称的博鳌亚洲论坛上的讲话。习近平承诺将增加进口，并表示两国将“共同进步”。

不过，两国在某些问题上的紧张不断加剧，可能会妨碍贸易磋商取得成功，这些问题包括上周美国政府禁止该国企业与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ZTE)间的业务往来，以及美国即将公布的针对中国在美投资的新限制。

尽管最近出现回暖的迹象，但多数分析人士认为，贸易紧张将是美中关系的一个长期特征。

“在美国经济复苏的背景下，美国贸易逆差扩大是当前国际分工格局的必然结果，”北京宏观经济研究机构莫尼塔(CEBM)的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写道。

“这不是一个通过中美政治磋商就能很快达成的短期解决方案。”

译者/何黎

美国商务部在4月16日宣布对中兴通讯的全面封杀禁令，规定直到2025年3月13日止，美国公司不准向中兴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一些国内的评论者很快地把这个制裁归因于美国企图借此扼制“2025中国制造”计划，从国产芯片不足以弥补中兴需求的“断片”，到中国自主的高科技基础研究的投资短缺，到美国对于中国科技竞赛的打压，各方的声讨似乎煽动了全民对于中国企业和技术过度仰赖外力的焦虑。

其实从2012年中兴开始受到美国监管部门的调查，到2016正式起诉，到2017年的认罪和解，这个过程显示了最新禁令的时效性，并非针对中国的2025 愿景里程碑。

“七年之禁”原来出现在2017年3月7日中兴与美国政府签订的认罪和解协议中的条款，原本有三年缓刑期。如果当时立即生效，禁令有效期便会到2024年。现在由于美国商务部指称中兴违反协议条款而被激活。

我参阅了有关中兴事件的法律文件，包括美国商务部签署的禁售令、中兴与美国司法部在2017年3月签订的和解协议、中兴内部关于规避美国对出口监察的绝密文件，以及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和安全局对于案情的分析，我认为中兴与美国政府的“过节”，不能以“政治迫害”视之。相反地，它暴露了中国企业在进军国际时的短板：缺乏法治精神和内部监管机制。

与其说中兴受美国霸凌，不如说中国企业文化需要改变

中兴禁购令正值中美贸易战和中美科技竞争日益白热化，彼此牵扯和纠结自然不可避免，但是我们应该把它们看成平行的现象。对中兴 5G野心的可能打击不应该是整个事件的“因”，而应该是“果”。

试想，如果一个美国企业在中国触犯了国家安全的法规，会有怎么样的下场？

正如中兴事件提醒了国内科技产业：芯片不能自给自足，国产芯片方案仍待突破，我认为它也可以作为带动中国企业告别“野蛮成长”思维的祭礼，甩弃抄捷径、急功近利的心态，好好学习迈入国际舞台的游戏规则。因为徒在技术和利润上拼死弯路超前，而没有法律体系和商业规范在背后支撑，很难想象如何创造长久的企业价值。

中兴事件引发科技界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讨论。有产业界人士认为，过去几年以国家大基金为首的产业基金和地方政府基金高举高打，支持集成电路代工、存储等需要巨额资金投入的制造项目，但对芯片设计等基础研究领域投入不足。

有人甚至认为中兴事件再度引起了所谓“李约瑟之问”，也就是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的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未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其实同样地，多年以来法学界一直有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为什么中国人还没有办法建立一个法治的社会？为什么中国没有法治的文化？

美国政府对中兴的调查自奥巴马时代即已经开始，早在2012年中兴便出现在美国政府的警戒名单，2016年美国政府正式提出起诉。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早就有所警惕。但是根据美国政府的调查，中兴仍然继续不断地违反美国经济制裁出口法规的条款。

中国企业对于地主国的法律规范和应用缺乏了解，特别是对于美国法规执行的程度感到惊讶，这呼应了传统上对于中国企业的印象——来自缺乏法治的社会。在企业权力的配置上，领导比法律规章重要，也就是由上到下的指令，比客观地遵守法律，更为重要。中兴内部文件充分显示其领导带头触犯法网。

读中兴事件的种种纪录和判决时，我经常想起中国企业“不守规矩”的刻板印象。也就是骆家辉曾经说过很不中听的对中国人的评价：“能通过关系办成的事，绝不通过正当途径解决”和“不愿为执行规则所累，宁愿为适应潜规则受罪”。

我最近在纽约的一个高峰会议，听到鼓吹中国崛起的华尔街人士强调：“未来的十年，世界市值最高的前十名将会有很多中国的企业。”然而我想问的是：中国的产业能够创造这么多市值，并且有足够的进军世界的打算，但为什么在对于法律监管的态度上和企业文化上，却跟我们心目中世界级顶尖的企业有这么大的距离？

明明有规则可循，却偏偏要投机？

这种投机的心态在中兴案里到处可见。美国政府对于中兴调查文件指出了多达380条的违规事项，中兴的内部文件变成对外公开的控诉证据，而案情审理通过美国正当的司法程序，实在让人无法认为中兴被栽赃或冤枉。

不少在国内网络上的评论指责中兴领导的“蠢”，因为他们在暴露自己行迹上犯了“低级错误”，仿佛他们的最大罪过便是缺乏“反侦查能力”。其实这是把事情看反了。

美国调查始末

自从2012年以来，中兴向伊朗运送2000多万件美国产品。中兴避开美国制裁和出口管制条例的多种途径，包括建立空壳公司，伪造海关文件，然后在阴谋细节被揭露时主动误导调查人员。当时中兴的领导层不但知情，更在策划规避监察的方法和掩盖企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6年3月7日美国商务部官方网站披露了调查员获取的中兴内部文件，显示中兴当时在伊朗、苏丹、朝鲜、叙利亚、古巴五大禁运国都有正在执行的项目，这些项目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美国供应链。美国商务部以中兴《违反美国出口限制法规》为由，对中兴采取限制出口措施。但是中兴公告称，“获知美国商务部拟对中兴实施出口限制措施，公司正在全面评估此事件对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与各方面积极沟通。”

中兴在面对美国政府指控时，在美国法律享有接受大陪审团的起诉、不认罪、陪审团审判、排除合理性怀疑才能定罪、面对和盘问证人、以及传呼证人进行辩护等权利，但是选择了认罪和解。

中兴在2017年3月与美国司法部、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局和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与安全局达成了一项合并协议，罚款11.9亿美元，成为美国制裁案史上最大的刑事罚款，其中暂缓执行的3亿美元罚款，于3年暂缓期内履行满足协议要求的事项后，将被豁免支付。

在宣布与美国商务部的和解同时，中兴也宣告对于企业内部的变革，包括新CEO和公司管理层团队、新的合规管理委员会、重组法律及合规管理部、任命美国律师为首席出口合规官、完善《出口管制合规手册》并要求所有员工每年签署《合规承诺书》等等。

根据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所签署的禁售激活令，在2017年3月的和解协议之前，中兴曾在2016年11月30日的信函中对美国政府表示它对涉事员工已经或将要执行的惩罚。2017年7月20日中兴致函美国商务部确认完成内部纪律处分，并递交了39人的处罚名单，但直到今年2月2日安全局去函中兴，要求后者呈报员工整顿的情况为止，中兴虽然已经解雇了四名高级员工，但并未对其他35名涉事员工进行纪律处分或减免奖金，原本认定的受罚员工中，除一人以外都被发现从公司那里领到了其不应得的 2016 年全年奖金。

目前的争议点是美国商务部认为中兴一再谎报了对事件相关人员的处罚情况，显示其并未确实执行缓刑期内所要纠正的运营行为，包括不对监管单位说谎；而中兴认为自己已经于3月7日向美国政府汇报公司对某些员工奖金并未及时扣减的情况，仅仅为此而激活禁售令“极不公平”。

2017年的判决书里只有中兴必须开除4名高管的条款，并没有提到扣除35涉事员工奖金之事。尽管如此，中兴内部对于对美国政府做不实呈报的严重性似乎仍然不够警惕（和解协议明确规定中兴有据实披露信息的责任），在呈报前的内部尽职调查显然不够到位，况且禁售令原属于和解协议的条款，缓刑的概念应该意味着监管单位对于违反和解协议的情况判断具有相当的自主裁量权（discretion），事实上美国商务部的禁售令中恰恰用了“自主裁量权”这个关键字。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商务部一位高级官员在美国时间4月20日夜间表示，商务部已经批准中兴提交更多信息。中兴对禁售令没有行政上诉权，但商务部同意中兴通过非正式程序提交证据。这位官员并表示，目前禁售制裁不会暂停。

从中兴内部的绝密文件看来，其实至少早在2011年内部已经对于美国的出口管制法规有所认识，并且当时高层对于公司违法的事情非常了解。有两个文件成为美国商务部发布的诉讼证据里的“铁证”：

2011年8月中兴法务部呈报了《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公司出口管制相关业务的报告》，这份以“尊敬的公司领导”开始的报告，甚至在首页列出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文件报批阅表，显示：“归口管理部门意见：同意；公司主管领导意见（邱总）: 同意; 公司主管领导意见(田总)：同意；总裁批准：同意。”

报告第一页第一项的标题为美国出口管制制度简介：

“（1）违法及处罚

根据美国出口管制法规，我司向伊朗、苏丹、朝鲜、叙利亚、古巴五大禁运国出口管制厂产品必须申请转出口许可证。如果违反美国管制法规，将会受到：

（1）公司受到高额民事罚款；

（2）高管受到刑事监禁；

（3）公司被列入黑名单，一定时期内将不能直接或间接购买美国的产品。”

这份报告除了说明中兴以往的犯规、当时正在执行中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风险，最重要的是提出中兴面对美国出口管制所出现的内部治理问题：

1. “公司内部未明确规定出口管制事项的主管部门及各部门的责任划分，无统一的管理规范，各部门之间互相不了解情况，各自为政。

2. 公司产品线及采购部门未对现有设备涉及到美国产品的进行梳理，没有积极寻求相关产品替代方案。

3. 海外营销事业部门在项目启动时未提前做好准备，销售项目在决策时也没有对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的后果予以充分的重视，缺乏统一的审批流程。

4. 目前仍是针对单个项目采取规避措施，未从公司整体层面上制定应对方案，无专门的危机应对团队，导致项目执行中出现的困难处理较慢。”

另外，中兴内部标明“绝密”的《进出口管制风险规避方案—以YL为例》文件中明白指出：“美国商务部将进口目的地国家除加拿大外，分成七个组别，分别配以‘Q’、‘S’、‘T’、‘V’、‘W’、‘Y’和‘Z’字母代码，从而施以不同的控制措施。YL和GB等‘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属于管制最严格的Z组，美国要求向Z组国家出口或转出口任何商品和技术都必须获得核准许可证，而商务部出口管理局的基本政策是通常拒绝向这些国家出口的许可证申请。”

在中兴的内部文件中，YL和GB分别是伊朗和古巴的代码：

“目前我司在YL、GB等‘Z’组国家有大量的业务，但我司向美国政府申请办理向此类国家的转出口许可证几乎不可能。我司如果直接出口还有美国技术和产品的货物至‘Z’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违反美国政府有关进出口管制的政策和法律，从而面临着极大的法律风险。”

除了产品替代方案之外，《规避方案》很露骨地提出对付法律的 “妙招”，包括所谓“隔断模式”：

“我司可以避免与Z组国家存在直接的业务关系从而规避进出口管制风险，其具体的操作方式是：我司在‘Z’组国家开展业务时，避免以我司的名义直接与‘Z’组国家客户签约，避免我司直接向客户出口产品和提供服务，增加货物在我国境内和境外的流转次数。此操作方式称为‘隔断模式’。

隔断模式根据出口商与进口商表面上是否存在直接交易关系可以分为全隔断和半隔断两种模式。全隔断是指出口商与进口商之间表面上完全不存在交易关系的交易模式。半隔断是指出口商与进口商之间表面上存在涉及非管制产品交易关系的交易模式。

我司已与YL客户（YL为‘Z’组国家之一）签署了多个合作协议，目前这些协议均已进入项目执行阶段。该协议的合作模式为YL客户、ZTE、ZTE YL、8S四方签约的半隔断模式，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我司并未严格按照半隔断模式的要求来操作，而是由ZTE直接承担8S的权利与义务，由ZTE直接出口管制产品至YL。这样的操作模式直接让我司暴露在进出口管制风险中，容易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和调查，不利于我司的初步抗辩。”

中兴内部文件对于这些障眼法的架构描述详尽，仿佛给予执法者一个按图索骥的图示。当中兴在“Z”组别国家开展业务时，中兴避免使用公司的名字与来自“Z”组别国家的客户直接签订合同，并避免直接向这些客户出口产品和提供服务，而透过繁复的架构进行交易，从而掩饰交易方的真实身份。

比方说，7S将通过康讯或自己购买美国零部件，然后将零部件转售至8S; 8S将把所有项目设备从中国出口到迪拜和交付给10S，然后10S再将设备从迪拜出口到YL并交付给YL客户。9S可以从美国以外的国家购买零部件并将零部件出口到迪拜并交付给10S，然后将零件转移到YL ……

这是用形式主义来扭曲法令的实质。根据美国政府作为和解协议发布的文件，中兴与伊朗的业务及其与隐瞒有关的活动一直持续到2016年3月。总计中兴向伊朗出口了2121.9万件、价值超过2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

中兴的内部文件不但讨论了上述的掩护手法，还阐述了公司面对的“其他风险：

1. 我司高管同时在美国子公司兼任董事（美国子公司受美国法律地域管辖，管制更严格），且经常赴美国出差，有潜在的被调查危险。

2. 我司在管制国的项目不仅影响我司在美国的市场突破（2010年我司投标美国Sprint项目时客户咨询问我司是否在管制国有项目），还可能影响现有美国市场份额。另外欧洲市场也可能受影响（欧盟在管制问题上配合美国政策）。

3. 美国研究所的研发员工经常往返中美两国且携带研发数据，已严重违法，需立刻采取规避措施，否则随时面临调查危机。

4. 我司的转出口行为，特别是针对伊朗项目，有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潜在可能，如被列入黑名单，我司将面临美国产品供应链断掉的风险。

5. 美国政府出口管制的黑名单（名单随时变化）上有几百家中国企业……”

中兴的障眼法利用了很多通道公司，通过层层转运的方式，将美国的产品出口运送给伊朗企业，虽然明知道美国视此举为转送有科技含量的知识产权商品到政治运作不相为谋的政权，违反美国国家安全。

中兴的“五个教训”

美国工业和安全局在2017年10月举行的一年一度出口管制政策会议中，以中兴为例，做了一场 “教科书范例”的演示。这个年度会议的主题是“保护美国技术，发展美国工业”。

在安全局准备的PPT里，描述这些“宝贵的教训”的手法是如此简单，像是教牙牙学语的孩童，仿佛它们针对的读者就是中兴的高层和员工，而他们的失误简直低级得可笑：

第一个教训：不要说谎

在2014到2016年之间，中兴屡屡向安全局官员声明它自2012年3月起停止向伊朗出口货物，并且不再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中兴的外部顾问并不知道中兴向美国政府沟通的陈述为虚假和误导。此外，在律师与美国政府会晤之前，中兴的高层或管理人员已经审查了辩护律师代表公司做出的陈述，并且知道这些陈述的虚假和误导。

切勿制作错误/误导性的记录：

中兴还采取了其他规避措施，包括在有关伊朗交易的文件中使用“卡塔尔”作为“伊朗”的代码，故意省略销售系统中的伊朗客户名称，并避免在发送给伊朗的物品、盒子或文件上使用中兴的标识。

第二个教训：不要摧毁证据

中兴制定了详细的计划，通过删除和隐藏中兴保留的有关调查的外部律师和法务会计师事务所的文件和信息，防止披露并误导美国政府。该计划包括在2016年1月至3月期间在中兴内组建和管理一个由13名成员组成的“合同数据删除小组”，销毁清除或清理与伊朗业务有关的任何交易或其他活动的所有材料，并且每晚删除团队的所有电子邮件，以隐藏团队的活动。（裘蒂按：美国法律规定，一旦调查或法律程序开启，删除文件将以摧毁证据的罪名处置。）

第三个教训：不要依赖保密协议来掩盖犯罪行为

中兴要求合同数据删除小组中的每个小组成员签署一份保密协议，禁止披露该小组任务所要隐藏的中兴交易和活动有关的任何信息。如果确定违约披露，犯规者需支付给中兴100万人民币的罚金。

第四个教训：调查期间不要重新开始犯罪活动

2013年11月，在中兴的首席执行官主持的高层管理人员会议之后，中兴不顾律师的反对，计划恢复向伊朗转运。中兴员工组成了委员会，寻找愿意参与交易架构的第三方。目的是使中兴在交易中保持低调状态，同时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律。没有这些美国原产商品，中兴卖给伊朗的设备便不能满足其伊朗国家要求的功能。

第五个教训：不要制定领导批准的书面战略来系统地违反法律

中兴法律部起草的中兴内部文件《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公司出口管制相关业务的报告》，由中兴的四名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裁）于2011年9月2日左右批准并签署。批准的报告描述了在将美国产品出口到禁运目的地时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律的风险，包括因为中兴拥有“来自美国供应商的许多技术和组件，因此，当我们的出口或再出口涉及美国的技术和产品，它们都受到美国政府的监督和限制”。

报告随后制定了中兴的“应对计划”，进一步规范伊朗项目的运作并管理潜在风险，包括在其禁运项目方面设立若干跨部门项目小组或委员会。还设立了40万人民币奖励机制，以鼓励团队成员完成项目任务。

中国式企业文化

历年来中国的投资人经常对我解释，他们到美国主要是奔着大市场的吸引力、增加国际的公信度、技术的挑战、以及美国的法律制度对于企业权利和商业交易的保障。

但是从实际的经验来看，中国企业到美国的时候，却又不愿意为法治监管所要付出的代价买单。

当中国的企业跃上国际的舞台，甚至攻占了全球企业市值排行榜的位置，我有了新的疑问：以前公认的中国企业乱象，以裙带关系为基础的所谓“权贵资本主义”，难道会由于中国市场的重要性，而使西方的企业法规制度变得无关紧要？甚至可以以“中国模式”的方式直接外销？

但是中兴事件提醒了我们：尽管在短时间内可以用速成的方式来攻获市场占有率，但是企业文化和公司治理是维系一个企业长期命脉、获得国际认同的重中之重。

公司治理是消耗品，在企业爆发增长期容易受到冷落，因此惯性下形成的企业文化，最容易造成系统性风险。现在中国经济已经超过了井喷期，要想进一步持续地增长，特别是进军国际市场，必须要靠制度性的规范，透过企业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甩掉“缺乏透明性”、“偷鸡摸狗”、“鬼鬼祟祟”等刻板印象。

抱着“运营照旧”的心态，中兴屡抓屡犯，由顶层领导批准的系统式失误，毕竟不是网球里所说的“脚步犯规”，显示中兴对于法规和判决的执行力度，抱着高度侥幸的态度。

日前中兴对美国商务部最新的七年禁令表示不满，认为过于严苛。使我想起了中兴在2011年内部文件里写的：

“一旦我司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的相关规定，其有可能对美国供应商进行民事和刑事制裁，导致我司后续获取美国相关技术和元器件难度加大。此外，美国政府还有可能将我司列入黑名单并禁止美国公司与我司继续合作。”

中兴其实早在2011年就为自己写下了判决！

日前根据澎湃新闻报道，中兴基于美国激活禁售令后，试图亡羊补牢强化合规管理，要求每个员工重新学习欧美法律、法规、反贿赂等知识，合规考试100分（满分）才算过关。

借由考试来表达“守法重纪”的精神，显然又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其实中国本身的法律法规并不少，问题是在一个“人治”的文化氛围上，在一个司法独立性相对欠缺的社会里，法律的执行度受到质疑。

企业与个人除了对于法令的执行力和可预测性感到怀疑，也普遍缺乏“最优实践”的概念。从法律的角度，“最优实践”是一种企业自许的高标准，指养成内部治理的好习惯，让它变成团队日常的一部分。

中兴的内部文件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虽然中国人到外国可能对于当地法令与国情缺乏认识，但是即使有书面的研究，如果没有实践性的企业文化，没有对法规的尊重，缺乏对于追逐利润的风险控制，那么还是领导说的算。

企业的领导不应该是法律的诠释者，而应该负责带动一个“法治”胜于“人治”的企业文化。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美国财政部一名高级官员证实，特朗普(Trump)政府正在考虑宣布进入国家经济紧急状态以对中国投资实施新的限制，作为对北京方面实行贸易打压行动的一部分。

据报道，周四，负责国际市场和投资政策的美国助理财长希思•塔博特(Heath Tarbert)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表示，政府正在寻求启动《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案》(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以此作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上个月下令的投资打压措施的一部分。

该法案通常用于对流氓政权（rogue regime）和恐怖组织实施制裁。这将赋予特朗普全面限制中国在半导体、机器人等敏感领域投资的权力——特朗普政府担心北京方面正在有意图地投资于这些领域，以此作为收购美国技术的战略计划的一部分。

目前有迹象显示，美国政府收紧对中国对美投资的审查力度，已经抑制了资本流动。

不断加剧的贸易紧张以及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加大对中国交易的审查力度，已经冲击了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外国直接投资(FDI)。CFIUS负责审查相关交易是否存在威胁国家安全的可能。

据跟踪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投资数据的咨询机构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表示，去年，中国对美FDI降至290亿美元，而2016年该数据创下了460亿美元的记录。

之前已经有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启动《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案》，但塔博特被认为是首位公开承认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此举的美国官员。

此举可能成为美国对中国涉嫌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并强迫外国投资者进行技术转让的做法进行“301条款”(Section 301)调查的一部分。

该调查已经导致特朗普威胁要对高达1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关税，这促使北京方面誓言采取报复措施，外界担心两国可能会展开贸易战。

美国财政部正在起草新的投资限制计划，而新限制将超出CFIUS实施国家安全限制的范畴。美国国会还在考虑通过立法扩大CFIUS的职权范围，以覆盖中国和其他国家合资企业的在美直接投资。

塔博特在参加本周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Monetary Fund)春季会议期间在国际金融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会议上表示，“我们在财政部设有单独的办事处，财政部目前正在明确考虑这两个问题。”

美国财政部将在5月底向特朗普提交新投资限制计划。

但通过立法改革CFIUS的提议也遭到了包括IBM和通用电气(GE)等大型企业集团的反对，它们担心这项针对海外投资的拟议措施过于宽泛。

这项法案的主要发起人得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John Cornyn)在周四猛烈抨击该法案的反对者。这些反对者一直试图严格限制CFIUS的职权范围。

“CFIUS流程并不是最初设计的，现在已不足以解决当今快速发展的技术问题，以及我们的技术优势受到的威胁，”科宁周四表示，“我认为，刚刚和我交谈过的那些反对者不是要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恰恰相反，他们是想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持现状，从而支撑他们的盈利。”

译者/马柯斯

美国封杀中兴，中国舆论场中，“芯片元帅”升帐。

美国人封杀中兴，但并未封杀华为、小米、OPPO等，可以看到这并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封锁。然而，这仍引发了一种虚幻的屈辱感，于是事情变为：美国封锁中国。这几天，中国各层面舆论都群情激奋的大谈芯片。很多人甚至迁怒与其他行业，说国与国的竞争靠共享单车、外卖是不行的。言下之意，国人浮躁，只看重短期赚钱，忽略了技术积累。

国家竞争？

这种国家竞争的说法在一定角度上是成立的。但同时也暗藏前提，有偏颇之处。瑞士、丹麦、冰岛、新西兰、加拿大，当下的国际分工中，都没有自己的手机芯片。然而，这些国家，人民安康幸福，二战后的世界秩序，也保证了他们不会受到外界威胁。他们不是国家竞争中的失败者，而是优胜者。在现今的国际贸易体系中，他们并不需要完整的拥有这一切，依靠国际贸易即可，他们并不感到屈辱与失败。

实际上，中国远胜这些国家。战斗机、武器、导弹、汽车、高铁、光伏，乃至互联网的商业创新模式，已经可以说占据了国际产业的高端。所以，很大程度上，当下舆论迷恋的所谓往产业链高端走，与其说指的是高端，不如说指的是高端、且全面。这是一个宏伟的目标，毕竟，英法德这些发达工业国家，也没有完整的技术树，即便是美国，其芯片也依赖于国际分工。

渴望获得完整的科技树，这是国人特有的迷思。

改革开放前，中国与西方对抗，用道义向中国人解释世界关系，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非正义与正义区分国家。改革开放后，这一套不用了，改用丛林法则向中国人解释世界。在这套理论中，国与国之间不存在任何道义，只有弱肉强食。实际上，当下国际关系，虽仍然有丛林法则的色彩，但也并不是野蛮的谁拳头硬谁说了算的时代。所以，两种对世界的阐释都不真实，但潜在的，都指向中国与世界的对抗，渲染一种并不真实的屈辱感。这正是国家竞争这种说法暗藏的危险前提。

所以，说到底，意识形态对抗导致了技术封锁，从而使得完整获取技术树成为必要。另一方面它渲染出屈辱感，由此生产自力更生的产业链迷思，而芯片迷思则是最新的一个例子。

赶超！赶超！

自力更生，本质上是产业赶超。

赶超有多种途径。最市场化的比较优势战略，一般都是从产业链低端开始慢慢爬升，速度慢，更重要的是，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上并不通向全面、完整的工业体系，不能满足全面抗衡的目标。所以，市场化的赶超，并不能满足中国短期、全面的大国崛起的赶超目标。

另一种是弯道超车，即在新技术出现的时候，利用对技术同样的不确定性，或仅是成熟技术的组合，或商业模式，一举超过。在这一点上，不管是电动车、太阳能板，还是各种互联网的商业模式，中国做得很好。

还有一种就是，以补贴等产业政策，去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甚至以计划制度替代市场机制，提高国家动员资源的能力，把资源廉价的、密集的投向某个行业，实行进口替代政策。形象地说，是直道强行超车。某种程度上当下舆论呼吁的，似乎能满足芯片迷思、似乎能成就短期大国崛起的，就是这一种。

太阳之下无新事，直道超车，早已有之。

上世纪20年代的苏联工业化比重很小。苏联政府采取了不允许市场机制，利用国家垄断地位，扭曲工资、能源、原材料等要素价格，进行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用低利率政策、低汇率政策、通货膨胀、牺牲当前消费、进行强制性的工业化积累，发展重工业。苏联的赶超取得了成功。但却同时造成工业体系比例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曾有这样一个苏联政治笑话：苏联可以造出最好的客机，西伯利亚的人就可以赶到莫斯科去排队买面包，然后当天返回。在不断的赶超战略之下，苏联误判，被美国诱导进入军备竞赛的赶超之中，终于崩溃。

中国的赶超历史更加沉重。

1949年之后，原本既定的长期的新民主主义时期被快速结束，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农业集体化，扭曲要素价格，压制消费，使产品与要素流向重工业部门。在“百花齐放”，继而反右扩大化的“阳谋”压制了不同言论之后，1958年底，中国的赶超战略开始了令人惊惧的一跳。

在1958年，周恩来和陈云指示报纸社论提出反冒进，这激怒了毛泽东，在严厉批评“反冒进”并勒令周恩来写检讨，周恩来泪洒检讨书之后，毛泽东发动了旨在使经济超常规发展的“大跃进”。在“赶美超英”的口号中，钢铁元帅升帐，以钢为纲，把“钢”作为工业化的赶超基准，用工农群众运动的狂热，去推动“大跃进”赶超战略，实现工业化的神圣目标。几乎就在同时，“大饥荒”出现，大跃进失败。这不但导致了彭德怀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决裂，也导致了刘少奇与毛泽东矛盾，文革接踵而来。文革中，中国工业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教导，狠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爬行主义”、“洋奴哲学”、“造不如仿，仿不如买”等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坚持“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作为这个路线的成果，国产万吨风庆轮成功远航欧洲返回后，被大肆宣传，20多万人上船参观，更被用来批判“洋买办”、“崇洋媚外”、“洋奴哲学”、“卖国主义”，影射攻击周恩来与邓小平提出的买船政策。不过，邓小平则说，我去法国的时候，就是坐的万吨轮船。

某种程度上，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就是一部充满血与泪的赶超史。直到改革开放，中国才从赶超战略中走出来。

放弃赶超战略之后，中国用市场化机制理顺要素价格，更强调民生、老百姓的经济自由多了，消费也多了起来，随后，中国加入WTO，融入国际体系。此后，仅仅20年不到，中国钢铁产量在90年代末达到世界第一，并从此一直保持，其产量比2-8位的国家的总量还要多，产能过剩反而成为头等难题。2012年，中国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这3大世界造船指标，达到世界第一。

历史与中国人开了一个极其沉重却充满反讽意味的玩笑。

在计划经济时期，赶超战略之下，即便砸掉铁锅，饿殍倒地，也未能获得如此产量。而放弃赶超之后，中国却快速发展。实际上，如果不是这种赶超战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其实可以更快一些。历史并不远，可人们已经在迫不及待地忘记。

补贴是有效的吗？

企业是以利润导向，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没有企业愿意搞芯片，从业者工资低，不是因为没情怀，中国人太浮躁，而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全球自由贸易分工，科研体系，乃至长期产权安排，都不倾向于自己搞芯片。

经济自有规律，当中国技术、经济，制造到了那一步，自然就会做。实际上，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内半导体生态逐渐建成，设计制造封测三业发展日趋均衡。当然，市场机制下的产业升级，是相对缓慢的，远不如倡议产业政策那么激动人心，那么能扩大部门权力与预算。所以，林毅夫提倡政府识别产业优势、因势利导的新结构主义，成为政府的座上宾，而张维迎的市场理论总有着微妙的危险。

补贴、产业政策当然是有用的，但效率始终存疑。当然，以中国当下的经济体量，有限度的向芯片行业输血，不会伤筋动骨，但如真要在CPU、GPU、模拟芯片等领域全面直道赶超，并不见得毫不吃力。芯片不是空间站，火箭，导弹，这样的国家工程，而是讲性价比、良品率、利润的市场行为，在这些目标之下，美国的芯片也是全球分工的结果。中国完全独立的芯片体系大概率的会遇到性能低，良品率低，成本高等问题，需要政府补贴，且需要长期持续，而研究上也需要大量基础研究作为依托、也需花钱。那么，挤占其他领域的民生预算，也必然难免。

更重要的是，扭曲本该按市场化原则配置的要素效率到底如何呢？可以肯定的是，一批人要发财了。用砂纸抹掉外国公司logo的汉芯丑闻不远，新能源汽车大规模造假骗取国家财政补贴，已不了了之。显然，没有补贴，私人资本投资的企业断不会这样自己骗自己。

芯片行业仅仅跟随性发展，就涉及巨大的投资。若要站在世界领先水平，更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这些研发投入大、见效慢、周期长、且充满风险。显然，这需要给企业家以长远而稳定的预期；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透明、公开的科研体系，远非一蹴而就之事。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涉及更加基础的制度。所以，某种程度上，如果说芯片如果是工业的皇冠上的明珠，那么，它同样是一系列制度的结晶。

产业政策、补贴必然陷入另一个恶性循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思，必然包含着“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用非市场方式，试图快速的掌握完整的科技树，往小处说，是小农意识在国际关系、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往大了说，体现出的是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不信任，必然会引发外界的进一步反弹。

国与民

饥荒结束之后两年，也就是1963年，一个男孩出生了。他的整个少年时期，都处于赶超战略阶段，物质贫乏、充斥着各种票证；他成年后，则经历了快速丰裕起来的生活。或许正是这两种对比，使他在自己风靡世界，描述人类与外星人抗争的小说《三体》中，这样描述人类的技术赶超：在技术赶超带来的大萧条之后，人类放弃了赶超，转而专注眼下的生活，但技术进步却飞快的出现了。是的，即便刘慈欣可以看做是“工业党”，有“征途是星辰大海”的情怀，但他仍然写出了著名的“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毕竟，经历过物质贫乏才能明白，人的岁月静好，才是一切的根本目的。

外卖、共享单车、网约车、街边的小餐馆，这些东西，在一定角度，并不比芯片等而下之。它们是市场经济模式导向下的典型例子。市场经济带来了人民的安康幸福，提供了长治久安的绩效合法性。中国这40年的快速发展，在于以市场配置资源，也就是说，是放弃重工业赶超的结果。实际上，抛掉宏大目标，关注日常生活，寻求个人幸福、自我实现的动机，才是经济发展，技术经济的真正动力。美国60年代半导体初起之时，是如此；美国芯片产业的鼻祖仙童公司的八个叛逆者，也是如此；中国的快速发展，也是如此。

所以，芯片迷思、赶超战略背后的本质问题是：如何认识国家与人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在并不真实的屈辱教育之下，中国舆论已经丧失了从个人、老百姓、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世界的能力，取而代之的是动辄的大国视角，家国情怀。

爱因斯坦永久放弃德国国籍72年后，德国这个当初被爱因斯坦抛弃的国家，决定将2005年命名为“爱因斯坦年”，并决定将爱因斯坦的政治信条刻在政府大楼上：“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

所以，此次中兴被封杀，如果激发芯片迷思，并不是国之幸事。产业政策，财政补贴，不可或缺，但是，过犹不及，中国未来的各产业赶超战略，仍需尊重市场机制，不能以狂热推动，不能牺牲民生福利。国家竞争，终究应该为国民服务，“给人民以芯片，而不是给芯片以人民”。把国家奉献给中国人的勤劳与智慧，而不是把中国人的勤劳与智慧奉献给国家，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国家竞争中真正胜出。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闫曼 man.yan@ftchinese.com)

中国各大本土汽车制造商的股价昨日剧烈波动。此前政府决定分阶段取消外资在该行业的股比限制。

中国最大汽车企业之一广州汽车集团(GAC)早盘下跌10%。

总部位于上海的上海汽车集团(SAIC Motor Corp)、总部位于深圳的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BYD)以及总部位于沈阳的华晨(Brilliance)，早盘也都大幅下滑。

上汽和比亚迪的股价后来收复失地，而在香港上市的广汽收盘下跌10%，华晨跌9%。投资者的焦虑集中于放开股比限制给中国本土汽车制造商带来的不确定未来。

新规将允许外资企业从明年起兴建其全资拥有的电动车制造厂，到2022年将能够兴建其全资拥有的内燃发动机乘用车制造厂。

这将削弱一位分析师所称的中国汽车业“铁饭碗”。

几十年来，中国汽车企业一直受到两方面的保护：一是25%的进口汽车关税，二是在华建厂的外资企业必须有一家对半持股的中国伙伴，外资要与其分享利润和技术。

鉴于本周宣布的决定将淘汰所谓的50:50股比合资制度，许多中国汽车制造商面临不确定的未来。不过，据分析师们介绍，政府显然已得出结论，是时候让本土汽车企业自立了。

“政府觉得，通过合资企业提供这种保护，已经使得本土产业变得懒惰，”上海汽车咨询公司Autoforesight的张豫(Yale Zhang)表示。

他说，国产品牌在中国占据的市场份额近年稳步增长，在去年2500万辆乘用车的销量中占到44%。

他补充说：“中国的汽车产业政策一直是让国产品牌达到40%至50%的市场份额——这是目标。一旦它们证明自己已具备发展势头，政府希望推他们一把。”

几乎没人相信中国企业面临的局面将在一夜间发生变化；外国公司已学会在中国赚取可观利润（尽管要与合资伙伴分享这些利润），它们出售许可证、收取特许权使用费，以及销售部件。

麦格理(Macquarie)的珍妮特•刘易斯(Janet Lewis)表示，它们还会发现买断中国合资伙伴股权的代价很高。“短期而言，这很可能不会带来很大变化，因为汽车行业非常成熟，为进入制造了障碍。

“外国汽车制造商不太可能会寻求买断其合资伙伴的股权，因为收购现有投资的成本会高得无法承受。”

例如，考虑到针对电动车的投资壁垒将最先取消，特斯拉(Tesla)可能看到打入中国市场的机遇。但多数专家预计变化将逐渐出现（而不是立马到位）。

但投资者仍感到悲观——就连中国最强大的汽车公司之一、并未与外国公司组建合资企业的吉利(Geely)，昨日股价也下跌3%。该公司在2010年收购沃尔沃汽车(Volvo Cars)。

“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张豫表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准备好了。这个行业将不得不消化这些变化。”

译者/何黎

过去的几星期来，双方“以牙还牙”的中美贸易战不断升温和转折，目前虽然还未从“口水战”转到“嘶吼竞赛”的阶段，但是双方的矩阵也越来越针锋相对。我在中国旅行期间，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美国人究竟如何看待特朗普的中国关税政策？

中国有的媒体和网民一惊一乍，但凡有从美国出来的对于贸易战的反对之声，便借此抨击特朗普的关税主张。中国人对于美国媒体和民众反应的好奇心，源于一种希望：希望美国民意趋向能对特朗普有所制约，特别是特朗普“票仓州”的民意趋向。

其实，美国各界对于特朗普的中国关税政策也有不同的声音。在反对声浪中，即使中国的反击直指特朗普票仓州的“粮票”，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特朗普的死忠粉还未到“倒戈”的地步。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声音后面，却有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模式采取行动的“共识”。

众所周知，特朗普掀开中美贸易战背后的隐性主题是今年国会中期改选，以及为2020年竞选连任铺路。但是只从表面上看民意调查和他的受欢迎程度，并不能反映他的政治考量和“驱动力”，必须要阅读分析数字背后的含义。

根据较具公信度的益普索民意调查在4月8日到12日做的民意调查结果，特朗普就职449天后，他的民调支持率是40.8%。这个数字是二战以来美国12位总统中，在就职449天后获得的最低支持率。

那么特朗普为什么还敢为所欲为？当然从个性上解释，就是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本性。但是政治现实是，即使他受欢迎的程度很低，但由于美国三权分立、彼此制衡的政治结构，在目前参议院和众议院都由共和党控制的情况下，对总统行政权力的制衡很弱。

导致特朗普入主白宫的政治现实，并没有改变：民主党没有标杆性的人物在政见上可以与他抗衡，而特朗普在核心的共和党群众基础中，仍然保持了他的铁杆粉丝。这些“死忠粉”，比起民意调查中的民主党员、摇摆选民和独立人士，对于投票意向的忠诚度和投票参与度更高。因此特朗普的算盘便是必须要紧紧抓住这些选民。

我们现在就从媒体、企业与民意调查三个方面，来看看美国人目前如何看待还正在发酵的中美贸易战。

媒体和专家

对于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说，除非自己的行业直接受到贸易战的影响，他们对于贸易战影响的了解和反应有一部分必须靠媒体引导。

继非“鹰派”经济专家陆续从特朗普的团队撤退之后，有冷静头脑的经济学家似乎不能靠公信度来对特朗普政策直接产生积极的影响。他们的声音，基本上是通过在媒体的发言而产生舆论影响。

美国媒体传递了两种可能的观点，一种是媒体本身报道或是社论的角度，另一种是媒体接受第三方投书的意见。综观而言，除了像被默多克控制的传统共和党核心媒体《福克斯新闻》和《纽约邮报》，大多数媒体对贸易战本身不表赞同。

在一片反关税和贸易战的媒体声浪中，这些标题让中国网民振奋:

“在美中贸易战中，特朗普选民可能受伤最严重”（《华盛顿邮报》，3月22日）。

“特朗普认为在与中国的贸易战中他没有任何损失，他错了” （《嗓音新闻》，4月5日)。

“美国企业对特朗普说：不要通过中国关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4月4日）。

“为什么特朗普的贸易战争可能让共和党人失去掌控众议院？”（《时代杂志》，4月6日）。

“特朗普能帮助美国工人，他的贸易战不能”（《彭博新闻》，4月11日）。

“即将来临的中国贸易制裁分裂行业和动荡市场”（《纽约时报》，4月2日）。

相对于反关税的声音，也有为关税政策摇旗呐喊的媒体：

“特朗普的中国关税得到了两党的支持，反映了美国对北京的普遍幻灭”（《洛杉矶时报》，3月22日）。

《福克斯新闻》甚至认为，短期的牺牲是值得的：

“特朗普政府投入了宝贵的政治资本，确保中国不仅了解我们的意图，而且明白我们将捍卫我们的利益，即使这需要美国经济受到打击。美国必须确保任何协议保护美国的工人、我们的技术基础和其他重要的国家优先事项。这样的谈判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经济上的痛苦，但会保护我们的长期经济利益。”（《福克斯新闻》社论，4曰6日）

同一名作者在4月4日写道：“中国不是美国的朋友——特朗普是正确的。”他的结论是：“事实很明显：美国和中国现在是敌人。而且没有回头路。”

对于全面贸易战的可能性，反对和支持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媒体，也表达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根据中国施加报复性关税的消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了几位经济学家，他们担心两国之间日益加剧的经济敌对氛围可能很快陷入全面的贸易战。其中会计和咨询公司RSM美国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布鲁苏埃拉斯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失败主张，没有人会赢。”

但是《福克斯新闻》和《福克斯商业新闻》却淡化对贸易战的担忧。诸如：

“特朗普总统（提醒）我们并不处于贸易战之中，因为中国已经赢得了贸易战。”

“我确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战争之前’。迄今为止，这是炒作。这并不意味着实际上将会有一场 HBO《演出时间》频道的主赛事。”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质疑关税和贸易战的媒体文章，里边通常都有一个“但是”。正如《纽约时报》所写：“美国企业在解决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想法上主张一致，但总统计划的细节引发了激烈的反对。” 在表面不同的观点背后，媒体都强调了美国各界的“共识”：中国的知识产权做法、强迫性质的技术转移以及不对称的市场壁垒，都是长期以来对于美国企业“不公平”的待遇。

也就是说，即使反对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略”的美国人，也同意他的“宗旨”。因此，寻求与中国更“公平”的贸易关系，还有对于所谓“公平”是否必须“对称”的辩论，仍然将是未来中美贸易关系的症结点。

企业和商业联盟

4月12日于纽约哈佛校友会馆举行的华美协进社“中美企业领袖高峰会议”中，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企业领袖对于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反弹不够强烈，主要来自两个原因：

其一，在中国加入国际世贸组织的15年多来，中国的商业环境已经改变很多，在劳工和环保方面的费用成本增加不少，因此在中国制造的商品所卖出的利润，已经大不如往昔，也因此他们的算盘会有不同的打算。

其二，企业领袖不愿意挺身而出和特朗普说事，恐怕陷入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同样的困境，贝佐斯最近频频被特朗普推特点名，公开“批斗”，造成股价大跌。

据我观察，退而求其次，美国企业领袖可能选择沉默，而由企业所属的工会作为代表，以组织性的方式发表意见。而且，特朗普说的关税提案在5月底之前有两个月的公开评论和咨询期，许多企业还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发出声音。

反过来说，很多美国企业对于中国的商业壁垒，还有知识产权问题，应该也会很谨慎发言，因为怕在中国市场受到“整治”。

随着贸易战的升温，100多家商业团体“前所未见”地在4月12日联手致函国会，呼吁立法者确保美国消费者不会成为打击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牺牲品。全国零售联合会和信息技术产业委员会集结了代表零售商、农民、制造商和技术团体的107个协会，集体表示如果特朗普决定实施他的中国关税政策，美国将遭受劳动失业和经济损失。

“虽然政府已经表明拟议的关税旨在给中国造成最大的痛苦，而对美国消费者造成最小的伤害，但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 这些组织虽然赞同中国对知识产权缺乏保护会伤害美国企业，但他们担心美国政府提出的关税清单，和不断升级的贸易威胁，将无法有效地推进改变这些中国行为的共同目标。

这些商业团体的共同立场是：关税、投资限制的可能性、中国誓言进行报复、以及贸易战的威胁等因素，结合造成了“美国商业和农业的不可预测性，以及对美国公司、农民、消费者和市场的伤害。”

美国国家零售联盟自称是全球最大的零售业协会，首席执行官马修•谢毅在特朗普提出增加1000亿美元关税后发表声明；“这看起来是贸易战的征兆，我们从一开始就警告过，我们正处于一个危险的恶性循环，美国家庭将会是损失的一方。”

谢毅认为：“更确切地说，我们同意是时候处理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了，但是额外的1000亿美元关税，等于是向美国人民征税1000亿美元。税制改革给工薪家庭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也将被关税拿走。”

对于特朗普来说，关税是一个谈判策略，贸易战是一个谈判姿态。但是谢毅并不认为中国会迅速退让：

“这些针锋相对的贸易行为可能会给美国经济带来灾难，并使全美国的美国人难以负担日常用品和基本生活必需品。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采取更多的报复行动，进一步伤害美国农民、企业和消费者。我们敦促政府改变方向，停止用国家经济来进行死掐的斗鸡博弈。”

在此同时，美国国家零售联盟仍然强调，它所代表的企业并不反对特朗普政府对抗中国贸易行为的宗旨，而只是反对关税可能造成的负面效应 。

在这之前，由JP摩根、3M和苹果等龙头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组成的“商业圆桌会议”组织公开表示：“单方面地施加500亿美元的新关税，而没有导致中国经济改革的长期战略，只会伤害美国的企业、工人和家庭。”

美国商会执行副总裁兼国际事务总管迈伦布•里奇则表示：“行政部门正确地致力于恢复与中国贸易关系的公平与公正……但是，对美国消费者和就业创造者每天使用的产品征税，并不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

当然，美国企业最怕的恐怕不是中国以关税回报。对他们而言，中国最有杀伤力的报复武器可能不是关税，而是动员煽动民族情绪而使中国消费者对于美国的品牌和产品进行杯葛抵制。

民调与国会

目前关于特朗普关税政策的三个民调显示，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在这个观点上呈现极尖锐的分歧。在阅读每则美国民调数据的时候，也必须注意研调者抽样的方式，是否反映了背后的某种政治偏见。因此我在评估一个民调数据之前，先会考量这个民调机构及发布媒体的公信度和政治立场。

《华盛顿审查者报》在4月9日发布了伦茨国际伙伴所做的研调，显示接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支持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同时虽然美国民众支持特朗普对中国的打压，他们对于这个方式是否奏效并没有信心。

这份报告指出，62％的美国人同意关税是为获得更好贸易安排值得冒的风险。其中 88%的共和党人（相对于34％的民主党人）支持这个想法。

这项调查的结果，可能反映了《华盛顿审查者报》略微偏向共和党人的立场，但是它也说明了支持特朗普关税政策的群众基础，正是2016年总统大选中挺特朗普的同一群体。这些选民不仅不怕关税可能威胁工作的“恐惧因素”，反而同意特朗普的关税是“必要”的，甚至是 “迟到”的。

这项调查也指出：56%的美国人认为关税会有负面的影响，其中34%预测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而22%认为关税将提高美国部分商品的价格，只有43%认为中美对峙会对美国的工业和工人带来更好的贸易。

党派分歧在对关税的看法上特别强烈。虽然有27％的美国选民担心贸易战，但共和党人中的比例仅仅为12％，而民主党人为59％。大约三分之二（65%）的共和党人相信特朗普的行动最终会获得回报，而所有民主党人中只有23％认为强加关税是值得的。

相对中立的奎尼匹克大学民意调查（4月11日发布）则发现，美国选民在提高从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方面存在势均力敌的分歧：44％支持关税，45％反对。其中74%的共和党人支持关税，15%反对；民主党人中72%反对关税，19%支持。

但是用另一个方式问美国人对贸易战的看法，68%受访的美国人认为中美贸易战是件坏事，22%认为是好事。共和党人中43%认为是坏事，38%认为是好事。90%的民主党人认为中美贸易战是坏事，8%认为是好事。

当询问选民如果这些关税增加商品价格，是否仍支持关税时，44％表示支持，47％反对。其中75%的共和党人支持，18%反对；而76%的民主党人反对，18%支持。

如果这些关税导致中国提高美国产品进口到中国的关税，51%受访者表示反对，40%支持。其中66%的共和党人支持关税，23%反对；而民主党人中79%反对，15%支持。

以教育水准来区分，有大学文凭的白人中48%反对，41%支持关税。而54%没有大学文凭的白人支持关税，37%反对。这和特朗普政策向来诉诸蓝领白人心理诉求的倾向一致。

从年龄来说，似乎越年轻的阶段越反对对中国加以关税：接近退休的50到64岁族群中，有46%支持关税，47%反对，可以说是势均力敌。35岁到49岁的族群中，38%支持，53%反对。18岁到34岁之间的千禧一代：34%支持，但却有61%反对关税。

这些数据似乎也显示，美国民众普遍对于贸易战的认可度比关税本身要低，这可能显示支持关税的受访者，并没有意识到对中国进口商品增加关税本身已经是贸易战的一种形式。另外，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在关税的态度上形成对称性的对比。

《经济学人》和YouGov的民调（3月25-27日）结果显示：74％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可能会对美国施加关税进行报复。特朗普中国关税政策得到三分之一美国人的支持，而大约相同的百分比反对这些关税。多数共和党人支持关税（62％赞成；18％反对），而民主党人以几乎完全相同的对比反对关税（62％反对；17％赞成）。

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将会报复，或者两国之间会发生贸易战。大多数人认为贸易战没有价值：认为这将是一件坏事的人，是认为这是好事的人的三倍。尽管绝大多数共和党人支持关税，对于贸易战的好坏也存在分歧。

共和党人更可能认为贸易战会伤害中国，而不是美国，但这不是主流的立场。总的来说，美国人认为美国会遭受更多损失。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在对关税问题的看法差异上，基本和他们对于中国的看法相对应。但是关税问题上的观点分布，似乎比对中国整体印象的好恶又更为极端。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在2017年2月“美国人对中国看法在过去十年更趋负面”一文中发布的数据，传统共和党人一直比民主党人对中国有更多负面的看法。

例如，在2016年的调查中，共有63％的共和党人对中国持负面观点，而民主党人则为54％。但过去十年来，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负面看法都增加了20多个百分点。这个负面的趋势虽然曾在去年四月的“习特会”后得到少许纾解，但基本上仍是中美之间看法的基调。

根据美国布鲁金斯智库在4月9日发布的“中国关税可能对美国劳动和工业的影响”研究报告，中国针对特朗普政策而发出的“礼尚往来”关税清单，似乎旨在确保其影响遍及几乎美国全国所有地区。

一方面，210万个可能受关税影响的就业岗位几乎均匀地分布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支持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的县郡，大约52%面临危险的就业岗位在红（共和党）州，而48%在蓝（民主党）州。这意味着无论是红色州还是蓝色州的国会议员都会为此动员。

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关税清单似乎特别针对支持特朗普总统的红色共和党州。毕竟，在目前受中国关税影响的行业所在的2742个县市中，2016年有2247个（82％）投票支持特朗普，439个（18％）支持希拉里。这个数据对于采取选举人团（而非全民普选）的美国总统选举制度，具有特别的意义。

而作为民意代表的美国国会，将在美国国内的关税辩论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国会最关心贸易战对于今年中期选举的影响。共和党议员在国会中普遍反对特朗普正式提高钢铁和铝进口关税。为什么美国总统可以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征收关税？

美国宪法明文规定国会有权力“征集税收、关税、进口税和出口税，偿还债务，为美国提供国防和一般福利”，并规范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但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美国国会已经将许多权力转移到行政部门，因此总统有多重渠道可以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征收关税。

1917年通过的《对敌贸易法》允许美国总统在战争期间征收关税。这个法规的条款非常宽松，并不需要美国与某个特定的国家发生战争而对这个国家施加关税；相反，只要美国在世界任何地方有战事，总统便可以用这个“战时”条款对任何国家施加关税。比方说美国在叙利亚动用特种部队，便足以给美国总统足够理由对中国、墨西哥或任何其他国加关税。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以当时已结束近20年之久的朝鲜战争、美国仍处于紧急状态为由，对几乎所有进口美国的商品征收10％关税。

根据1974年的《贸易法》，如果“进口对国家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美国总统可以在150天限期内实施15％的关税。150天后，贸易政策需要国会批准。

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允许美国总统在国家紧急情况期间实施关税。这个条款曾经被引用来对付尼加拉瓜、巴拿马、塞拉利昂和索马里。

特朗普政府则引用了1962年《贸易扩张法案》第232条，赋予商务部长调查和确定任何进口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并授权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在涉及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领域对中国启动“301调查”。

美国国会能够真正停止关税的唯一方法，是通过一项否决特朗普的关税行政权力的法案，或取消关税实施的措施。然而在一个富有争议的中期选举年，这个举动会对两党都带来巨大的政治风险。

我认为，中国政府的关税“一来一往”策略正中共和党选区的要害，但根据以往特朗普的行迹和个性，他在其他重要议题上，如移民和墨西哥筑墙等，不惜与共和党的主流立场决裂，加上他能够以逆风翻盘的方式入主白宫，更使得他潜意识里相信政治便是一场豪赌，“不按牌理出牌”仍然将是他以后最可能过招的方式，不能完全以理性的逻辑来分析他的行动。

而他的票仓选民，目前不会用经济学观点来分析贸易战的整体得失，可能多少还有点“只要受损的不是我”心态。

特朗普的政治后备组织目前也还未公开承认关税议案对于今年国会年中选举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在4月6日接受美国CNBC电视网的访谈时，特朗普候援组织“美国第一政策”及其姊妹政治行动委员会“美国第一行动”的负责人布瑞恩•沃尔什表态说，选情数据尚未显示贸易战会伤害共和党今年的选情：

“我还不担心。我所看到的关于贸易和关税的数据，在全国各地都很复杂。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件大事，对另一些人来说则不是这样，我们还没有真正就这个问题进行调查。”

我认为，综合美国媒体、企业和民调到目前的反应看来，反对特朗普施加中国关税的声浪和噪音虽然很强，至少在表面上特朗普仍然保持着“稳坐票仓”的姿态，至于这个姿态背后有多少底气，会不会随着中美姿态的跌宕互动而改变，只有时间才能知道。

除非中方做出重要让步，目前期待特朗普就此在贸易战上“收兵”，尚言之过早。更重要的是，从民意、媒体和企业导向看来，支持和反对特朗普的美国人在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竞争模式采取行动的“宗旨”上，已经建立了“共识”，这表明不管美国年中选举结果如何，未来的中美贸易关系将持续面对重大压力。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中国已向美国政策制定者作出让步，宣布将取消限制外资在中国汽车制造企业持股比例的规则。

中国宣布到今年底取消电动车、船舶和飞机产业外资股比限制的消息，很可能会受到白宫的欢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曾批评美国汽车出口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并威胁要对北京方面征收关税和出台新的贸易限制。

目前中国要求外国公司与中国伙伴建立对半持股的合资企业，才能在中国境内制造汽车。到2020年，中国将取消商用车的外资股比限制；到2022年，中国将取消其余所有乘用车的外资股比限制。

作出这项让步的同时，中国宣布对美国高粱征收178%的进口关税，这标志着中国在与华盛顿方面的贸易争端中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办法。根据海关数据，去年中国进口了近10亿美元的美国高粱。

“这一战略涉及给特朗普送上一些象征性的胜利，同时采取影响美国企业和农业利益的措施，指望他们施压白宫听取另一面的意见，”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经济学家、曾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中国问题专家的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表示。

普拉萨德表示，北京方面正试图把特朗普拉向谈判桌，同时表明它准备进行报复。白宫没有立即回应记者提出的置评请求。

由中国国家计划部门宣布的放开所有权限制五年时间表，符合习近平上周所作的承诺。目前美国和中国正威胁要对价值15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征收关税。

IMF周二警告称，一场全面爆发的贸易争端将危及金融危机后的复苏。“潜在贸易战的第一枪已经被打响，”IMF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Maurice Obstfeld)表示。

特朗普的关税威胁使华盛顿产生意见分歧，很大一部分美国商界人士和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推动白宫降低言论调门，担心这些言论损害全球两大经济体。还有迹象表明，特朗普政府内部正在展开辩论：一方是那些赞成与北京方面迅速达成协议的人，另一方是那些想要一场更加持久的冲突、以遏制中国野心的人。

市场研究公司Sino Auto Insights的Tu Le表示，新规对于特斯拉(Tesla)等尚未进入中国的电动汽车制造商可能相当重要。但他补充说，尽管有限制，大多数外国汽车制造商已经学会了如何在中国实现可观利润。

在华经营的最大美国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表示：“通用汽车在中国实现的增长是与我们信赖的合资伙伴合作的结果。”《美国车，中国路》(American Wheels, Chinese Roads)一书的作者邓凯(Michael Dunne)说：“我纳闷的是为什么要到四年后才生效。中国会不会在技术方面出炉新的市场准入规则？”

北京方面针对美国农业的关税举措，将给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投票给特朗普的一些农业州带来最沉重打击。

北京东方艾格农业咨询公司(Beijing Orient Agribusiness Consultants)的分析师马文峰表示，高粱关税不会带来什么痛苦。中国从2014年开始购买大量美国高粱，因为北京方面设定的谷物高价让从美国进口变得相对便宜。

肖恩•唐南(Shawn Donnan)和克里斯•贾尔斯(Chris Giles)华盛顿，杨蓓蓓(Patti Waldmeir)芝加哥和彼得•坎贝尔(Peter Campbell)伦敦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2月份，尽管中美贸易紧张出现升级，中国还是增持了美国国债。这条消息有助于缓解人们对中国可能出售美国资产以回击特朗普(Trump)政府的担忧。

中国是美国国债最大的外国持有者。美国财政部(US Treasury)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2月份中国增持了85亿美元美国国债，持有规模升至1.18万亿美元.

尽管投资者最初担心美国可能要打贸易战是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3月1日丢出进口铝钢关税之后，但贸易战的首个迹象其实出现在2月中旬，当时美国商务部建议白宫对相关商品施加进口限制或加征关税。

在此之前，特朗普政府已经对进口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加征关税。中国一名高级官员在美国商务部提出上述建议后不久向国内新闻机构表示，将“采取必要的行动维护中方企业的合法权益”。

一些分析师担心，中国可能会在对峙中利用其美国最大外国债权人的地位作为筹码。

抛售美国国债会对美国利率构成上行压力，而且还可能因中国随后向市场出售美元而压低美元汇率。中国持有的大多数美国国债都是到期时间在一年以上的“长期证券”。

不过，Raymond James固定收益部门主管凯文•吉迪斯(Kevin Giddis)表示，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是受其对美贸易顺差驱动，即用对美出售商品所获得的美元来购买美国国债，任何出售——甚至是暂停购买——之举都会冲击到中国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的价值。

“在保有如此之大仓位的情况下通过抛售来威胁对方，其实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那样做会伤及他们自身，”吉迪斯表示，“对中国人来说，作为一种纯粹的投资，美国国债仍是最好的建立美元敞口的地方。虽然事态恶化或升级的话他们可能会采取抛售行动，但眼下他们恐怕还不会这么做。”

数据显示，2月份中国净买入150亿美元长期美国国债，但受标的证券价格波动等其他因素影响，中国最终的增持规模只是这个数字的一半多一点。2月份，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上涨了16个基点，至2.86%。

译者/马柯斯

美国总统特朗普层层加码贸易保护力度，宣布拟对价值高达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在美投资。此前，美国已批准对进口钢铝以及进口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征收关税。

在此同时，中国也宣布对具有政治敏感度的美国进口商品予以反击，包括大豆等农产品、汽车、化工品、飞机等进口商品。特朗普向中国亮剑后，对全面爆发贸易战的忧虑笼罩全球市场，在截至3月23日的一周内标普500指数下跌近6%。

在关税和报复措施的唇枪舌战下，市场反应可能有些过度。

首先，3月22日的关税声明并不如最初担心的那么负面。中国的反应也相对克制，仅对价值3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实际上，双方重归谈判桌的预期已助推市场扳回部分跌幅。最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提出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的承诺以及特朗普表示期待中美两国间能有良好的进展，被市场视为是贸易战威胁趋缓的正面发展。

鉴于中国经济再平衡且美国愈发依赖外资来填补预算赤字，北京和华盛顿都不乐见贸易战长久持续。不过，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风险依然存在。美国贸易措施的一项关键意图是遏制《中国制造2025》计划，北京旨在通过国家扶持和补贴来助力制造业创新并主导未来尖端科技，包括健康产业、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此时此刻，投资布局需要有针对性的稳扎稳打，多元化也至关重要。不过，投资者也无需过于惧怕市场波澜，仍然有方法能够保护投资组合不受波动影响并从中受益。

亚洲多数国家与美国有直接贸易往来，并/或通过亚洲内部供应链对美国经济有间接敞口。美国依然是亚洲商品的主要消费国，因此对该地区具有庞大的贸易逆差。尽管关税的影响程度仍取决于最终细节，但如果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措施持续，则可能严重冲击亚洲经济和资产，而不仅仅是损及中国。

基准情景：温和升级，冲击有限

既然特朗普已宣布美国将采取更为强硬的贸易立场，他必须在“温和升级”或“严厉打击”之间做出抉择。“温和方式”仅对部分商品征收关税并对投资进行轻度惩罚，以期加速贸易谈判、为美国争取更优惠的贸易条件。“严厉打击”则是对IT等行业征收高额关税并对投资施以重罚，从而减少贸易失衡。

处罚力度越大，各国的反制可能就越大，因此特朗普可能会以更为温和的策略来缩窄美国贸易逆差。近期美国对钢铝产品施加的限制性措施便是如此，关税颁布之后随即对部分战略伙伴国予以豁免。因此，通过类似的威胁、反制和豁免流程，拟定的对华贸易限制也有望缓和至温和水平。

在我们的基准情景下，贸易限制的净效应可能会使今年亚洲出口年增速（以美元计）从目前的10-15%放缓至5-10%，实际GDP增速至多降低0.25个百分点。该地区政府也可以通过调整财政和货币政策来缓解任何负面影响。

如果美国对特定产品祭出关税，韩国、越南、台湾、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较小型的开放型经济体最容易受到冲击。与其他亚洲地区相比，这些市场的出口占GDP比率以及出口中转运的比重都相对较高，因此这种关税对其GDP的冲击将大于其他亚洲经济体。

不过，最终措施可能会有所缓和，对亚洲资产的影响微乎其微。股市可能在短期内下跌，但将在强劲的区域和全球经济带动下反弹。

不过，如果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祭出严厉措施，情况可能会更加糟糕。我们认为贸易摩擦严重扩大但不会升级至全面贸易战的概率在20%。在这种风险情景下，亚洲出口增长将停滞，企业盈利增速将从两位数下降至中低位数。亚洲总体GDP年增速可能最多下降1个百分点，中国可能减少0.5个百分点，而小型开放型经济体受到的冲击更高，可能达1–2个百分点。东盟和印度的IT行业在美国进口额中的比重要小得多，且两者对美国赤字的贡献较少，因此受到的直接影响较小；不过，影响程度仍取决于哪类产品被加征关税。如果全球爆发全面贸易战（概率为10%），长时间的贸易受扰可能导致亚洲经济体和资产市场陷入衰退。

亚洲市场中IT出口占比最高的为台湾和菲律宾，超过40%；中国和越南也占了约23%；其他为：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10–15%）和韩国（略低于10%）。亚洲各国IT行业供应链纵横交织，意味着韩国、台湾和日本也将遭池鱼之殃，这些市场占中国对美国出口的25%左右。此外，该区域的风险溢价将会扩大并令亚洲资产承压。股票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下跌10–30%），其次是外汇（下跌2–5%）和债券（信用利差扩大30–50个基点）。

保持投资、确保多元化并对冲波动性

我们的基准情景是中美将通过谈判达成共识，亚洲风险资产依然受到该区域基本面稳健和全球经济强劲的支持。随着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以及美国增加能源和农业等领域的出口以缩小双边贸易赤字，市场终将迎来双赢格局。我们依然加码全球和亚洲（日本除外）股票。在经济扩张之际，金融市场可以抵御当前的小幅贸易摩擦。去年朝鲜紧张局势升温就是一个很好的先例—市场最初受到负面消息的冲击，之后风险消退，市场随即出现反弹。

担心贸易摩擦急剧升级的投资者可考虑通过以下头寸，为投资组合提供对冲：加码中国、减码台湾地区股票，因后者对IT和美国贸易的依赖度较高；加码印尼和泰国等东盟市场，因其对美国的敞口相对较少；加码日元、减码纽元，前者将受益于避险需求，而后者则面临国内利空；加码黄金，因其与股票的相关性很低且具有良好的避险特质。

（作者系瑞银财富管理亚太区首席投资总监及投资总监办公室主管。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

近日中美贸易报复威胁轮番升级，触发贸易战争的可能性不断上升。如何在贸易战中打击对手，减少自身损失，逐渐成为关注的重点。一时之间，大豆成为热词。加征关税将美国大豆赶出中国市场，被一些人视为打击特朗普票仓的“精准制导武器”。然而，如何避免高度依赖进口中国大豆市场因此遭受大的冲击呢？许多人想到了拉美。

的确，面对中美贸易冲突短期内无法消除的现实，无论对于进口还是出口，拉美市场对于中国经济都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全球经济秩序变革重构的大时代里，要妥善解决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也要重视发展与拉美地区的经贸合作。更要清醒看到，发展中拉合作同样面临结构性障碍。信任问题也许是其中最大也最难以克服的难题。

信任是深入持久合作的基础

或许有人认为，经贸合作、商业活动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谈信任是用情感冲击理性计算，算不得是理性的选择行为。这样的看法有失偏颇。信任是合作的基础，合作的达成意味着信任的存在。现实中，一项经贸合作，一桩商业买卖，极少只有一个潜在交易对象的情况。既然有多个潜在的合作伙伴，就存在合作伙伴选择问题。譬如，如果甲想要出售自己公司的股权，而乙、丙都既有购买意愿又有购买能力，甲该如何从中取舍合适的交易对象？又如，世间有那么多国家和地区，拉美国家为什么要选择与地球另一边的中国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呢？

选择合作对象，首先需要考虑合作或者交易条件，比较风险和预期收益。此外，情感上信任与否也会影响当事者的选择结果。在许多时候，信任甚至是更为重要的考量因素。中国中车失利纽约地铁车辆竞标就是典型例证。尽管各方报价细节未被披露，但按过往经验，几乎可以肯定中国中车报价不会高于日本川崎。川崎最终中标，在于他们是纽约地铁长达三十年的合作者，有着其他投标方难以企及的信任关系。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关系也与此类似。去年5月，智利总统巴切莱特、阿根廷总统马克里联袂来华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对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拉丁美洲政策前景缺乏信心，试图寻求建立替代性经贸合作关系。

理论上，经济学家早已证明，合作博弈更富效率。在现实世界，难以做到市场信息完全对称，无法实现交易合约完备。如果合作或者交易双方之间存在信任，就可以极大降低道德风险与交易成本，有利于促进经贸合作、促成商业交易。换言之，只有当商业交易和经贸合作包含了感情信任的成分，才能提高成功的概率，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才是交易方最理性的选择。

拉美对中国将信将疑

中拉是否已经建立起互信？答案似乎是确定的。近年来，中国与拉美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领域的往来日益密切。从媒体报道和研究报告中，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切的高层友好往来，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的经贸合作案例，迅速而持续攀升的双边贸易和投资数据。这些都说明互信不仅在中拉之间广泛存在，而且还呈现出不断加深的势头。

高层往来方面，中国国家主席2012年以来三次出访拉美，而拉美方面仅去年就有阿根廷、智利、巴西、墨西哥四个大国元首先后来华访问，高层互动频度之高为历史所罕见。

文化交流方面，截止2017年，中国汉办已在拉美20个国家合作成立了39个孔子学院，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拉美地区留学生选择来华学习，在潜移默化中，中拉之间的互信基础在逐步加强。

但是，我们可以乐观地认为妨碍中拉合作的根本性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剩下的只是些小摩擦、小分歧了吗？当我最近一次重返拉美大陆，我发现，现实并非如此简单。虽然与多年前初次踏上这块土地时相比，中拉经贸合作已经变得更为便利和容易，但问题的核心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当我坐在圣地亚哥的咖啡馆里，与智利朋友就某个商业项目进行探讨时，面对朋友诚挚的疑问“他们提出的方案是很好的，我们也很想达成交易，只是你觉得我可以信他们吗？”我深刻感受到那些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

拉美并没有从心底接纳中国。随着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美国对外经济政策逐渐转向重商主义，的确越来越多的拉美人相信，中国是拉美发展的新机遇。但是，其间也还广泛弥漫着怀疑防备的情绪。一些拉美学者和媒体质疑中拉经贸合作只是单方面对中国有利。在他们眼里，拉美对华贸易仍旧以出口初级产品进口制成品为主，只不过贸易伙伴由过去的美国、欧洲换成了如今的中国，与过去百年来拉美对外贸易模式并无两样。他们不断抱怨中国对拉美投资过多流向资源能源采掘业，产业链条很短，不仅对促进当地产业多样化作用不大，而且强化了当地初级产品基地的角色。甚至有激进者宣称，中拉经贸合作加重了拉美国家资源依赖症状，“使得拉美进一步滑向价值链下游，却帮助中国不断攀往价值链上游”。

拉美对中国的怀疑情绪，特别表现在对中国企业和商人的不信任上。翻开拉美主流媒体，关于中国企业和商人的正面报道寥寥。不注重保护环境和劳工，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拉美公众对于中国企业和商人最常见的指责。以中拉合作历史久、规模大的能源行业为例，中国企业进入拉美的二十年也是饱受投诉和抗议的二十年。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五个项目曾遭遇过大规模的游行抗议，包括秘鲁1AB/8区块石油项目、厄瓜多尔奥雷亚纳省（Orellana）石油项目、委内瑞拉阿纳科（Anaco）天然气项目、巴西里贝拉（Libra）深海油田项目。不遵纪守法、不诚实守信，是拉美人对中国企业和商人另一常见指责。过去几年，类似“中国商城被查抄”的新闻在拉美屡见不鲜，其中大部分涉及走私和偷税漏税。

此外，拉美人对于中国商品与服务的质量也存疑虑。在一些拉美人眼里，中国产品甚至成了低质低价的代名词。由于历史原因，拉美国家标准主要参考欧美体系制定，与中国标准有较大差异。近年来，随着对外推广力度不断加大，中国标准虽逐渐为拉美国家所接受，但仍有许多高质量中国商品因标准不合而被拒之门外。2017年，智利政府曾因为找不到相应的美国标准，而拒绝一家中国公司提供微生物灭火产品，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

深化中拉互信面临结构性障碍

中拉地理上相隔遥远，历史上往来不多，没有地缘利益冲突，也没有历史包袱，存在较好发展双边互信的基础。那么，拉美的疑华情绪因何而来呢？对此问题的回答，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理解。

有不少人相信，中拉之间的隔阂源于西方势力在拉美进行的反华宣传。的确，有很多相关证据，能证明西方国家在中拉之间扮演了不光彩角色。西方的反华宣传加剧了拉美疑华的情绪，并使这种情绪显性化、扩大化。如，美国国务卿蒂勒森2月初访问拉美5国途中，就赤裸裸地警告拉美国家审慎发展对华经贸合作。他指责中国的贸易“伤害了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引发失业问题并压低了劳工薪资”，公然宣称“拉美地区不需要只顾本国人民利益的新帝国主义列强。”另有消息称，特朗普将在本月美洲峰会上呼吁拉美国家不要与中国做生意。这些是西方破坏中拉互信最新的也是最直接的证据。

即便如此，也不能将问题简单归咎于西方的挑拨。究其根源，还在于中拉之间存在很难在短期内得到化解、影响互信的结构性障碍。

影响中拉互信的结构性障碍首先表现为文明的差异性。拉美地区是欧洲国家殖民地，虽经过数百年独立发展，形成了自身的独特文化，但本质上还属于西方文明谱系。西方文化对异质文明的怀疑是根深蒂固的，正如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的冲突”。不经过上百年的密切交往融合，拉美民众从感情上是很难无保留拥抱中国的。“我们的地区必须勤于防范那些未体现本地区共同基本价值的远方列强。”显然，蒂勒森的讲话强调拉美与北美、欧洲共同的西方文明属性，更容易得到拉美的情感呼应。这就可以在中拉之间打进楔子，对中拉建立双边互信的努力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

影响中拉互信的结构性障碍还表现为经济的竞争性。据拉加经济委员会报告，目前拉美对华出口90%以上为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从中国进口的则大部分是附加值高的制成品，来自中国的投资资金半数以上流向了能源资源行业。在中拉经贸合作中，拉美客观上成为了中国的原材料供应基地和产品销售市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表明中拉经济高度互补，中拉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合作。但是，拉美国家对此并不认同。他们认为，拉美的发展愿望没有在中拉经贸合作中受到重视。

其实，拉美和中国一样，同属发展中地区，都存在巨大的经济发展压力，都力图避免沦为简单的原材料供应基地，都在努力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特别是，在中国经验的映照下，拉美国家通过发展制造业改善经济结构的愿望更加强烈，对在国际资金、技术和市场竞争上取得成功也更加迫切。中国于无意之中成为拉美的竞争对手，而且这一竞争关系短期内很难改变，中拉互信也由此受到共同发展阶段的竞争考验。

扩大往来是改善互信的唯一途径

建立更深入广泛的互信已成为推进中拉合作深化的需要，这符合中拉人民共同利益的方向，双方必须共同努力，坚持相向而行。如果只有一方主动行为，另一方徘徊不前，各种干扰会使得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当然，中国作为从发展中拉关系中收获更多、顾忌更少的一方，有必要更积极主动作为。

在政府和民间两个层面进一步加强公共外交，有助于反驳西方对中国充满偏见和敌意的抹黑。但仅做到此，还远远不够。赢得拉美人民的信任，还需要我们更多的春风化雨。

一方面，要以更尊重的态度去认识拉美，努力消除因文化差异造成的隔阂与误解。认识拉美，需要时间。几千年来，中国人安土重迁，背井离乡多属被动选择。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国人的足迹遍布全球，主动寻求在异域学习和生活的人也越来越多。我们应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更好地学习拉美的语言、文化、传统，更好地认识理解拉美。

在经济繁荣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一代，在对世界心生向往的同时，必须对世界有比前辈更为深刻的认知，才有可能妥为应对和适应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对于拉美各国政治经济的多样、民族历史的苦难、宗教价值的取向等等，都要保持相当的了解和尊重。非如此，不能赢得拉美的信任。

另一方面，要与拉美共同分享经贸合作发展红利，尽量避免出现赢家通吃的现象。历史上，海外华人有着许多创业成功的经验，甚至曾垄断一些小国的经济命脉；但由于缺乏分享精神，不能抛弃客居心态，无法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因而受到嫉恨，最终难以为继。今天，海外中国企业要作出根本改变，摒弃把东道国当做赚钱客地的思维，不可把伙伴的信任视为理所当然，不可在合作中盛气凌人，更不可自以为是、自行其是，避免重蹈前人覆辙。

同时，在国家层面，要适当调整对拉经贸政策，更多尊重拉方发展经济的关切，主动提出一些单向经贸优惠安排，平衡好双边合作与竞争。只有更多分享了经贸合作的红利，拉美对发展中拉经贸合作的疑虑才会随之减轻。

当然，也要正确引导拉美国家对中拉经贸合作收益的合理预期。在中国具备相应的经济实力之前，恐怕没有能力满足不切实际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也要坦诚相见。

结语

面对中美贸易冲突不断升温，作为旁观者，其他国家心态复杂，表现各异，有人担忧，更有人窃喜。这一现象让人不安。世界对于中国的发展，不再单纯视之为机遇，不再只有乐观其成，不信任情绪日渐增多。在充满猜忌的环境中，中国未来的发展势必将举步维艰。理解世界、融入世界、取信世界是中国发展非如此不可的选择，而赢得拉美信任是其中重要的部分。

知易行难。本质上，信任是对于他者的信心，是建立在自身知识和经验基础上的判断。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博弈与合作的实践，就无法更新和改进这一判断。中国人务必清醒认知，即使饱受误解与怀疑，也要坚持开放、合作与分享。如果能找到赢得拉美信任的路径，就能找到与美国、西方乃至世界和解的方向。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根据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和英国《金融时报》编制的追踪指数，全球经济势头已经见顶，各种风险（通胀上扬、贸易争端和债务等）似乎很可能给2018年的前景蒙上阴影。

最新指数显示，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依然强劲，但已低于去年的高点，同时金融市场暗示下一阶段将更具挑战性。

得出这些研究发现之前，世界各地发布一连串令人失望的商业调查和疲弱的工业数据，降低了经济学家们对于2018年将是本十年迄今最成功年份的信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上周警告称，如果贸易紧张破坏世界经济，那将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集体的政策失败”。她暗示，IMF明日发布其最新经济展望时，将不会下调其3.9%的全球增长预测。

较新的“布鲁金斯学会-英国《金融时报》全球经济复苏追踪指标”（Tracking Indexes for the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简称TIGER）显示，最新数据似乎表明势头正在减弱。

布鲁金斯学会的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表示：“世界经济的增长势头依然强劲，但正在趋缓，原因是贸易战的号角声、地缘政治风险、国内政治断层以及与债务相关的风险已经显现，金融市场已经在反映愈演愈烈的脆弱性。”

TIGER将全球经济以及个别国家的众多反映实体经济活动、金融市场和投资者信心的指标与它们的历史平均值进行比较。

发达经济体的这一综合指数在进入2018年后微跌，原因是产出和就业方面的“硬数据”略微走弱，而金融市场行情大幅下滑。

2017年的投资和生产率数据相当强劲，尤其是在欧元区，但多数经济体的工资增长依然较弱。在特朗普政府减税措施的提振下，美国看起来依然很强劲，但这已开始推高通胀，从而让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的加息步伐面临极大挑战。

“美国正在进行一场危险的宏观经济实验：注入可观的财政刺激措施——即使经济看起来正在达到乃至超出潜力的水平运行，”普拉萨德教授表示。

由于第一季度工业产出增长非常疲软，欧洲经济已经降温，英国仍似乎受到英国退欧公投结果对购买力和信心的影响。自2017年底以来，全球商业调查反映了一种下降趋势，由研究咨询机构Markit编制的全球服务和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在3月份跌至16个月以来的低点。

许多新兴市场仍然保持着去年的势头，但随着较富裕国家的利率逐渐攀升，人们越来越担心债务上升和资本外逃的影响。近期刚摆脱经济衰退的俄罗斯和巴西等国，似乎难以恢复元气。

据普拉萨德教授介绍，中国和印度就短期前景而言需要担忧的问题较少，但两国仍需要改革各自的经济体，才能推动在生活水平上追赶发达经济体。

普拉萨德教授说：“中国面临的关键挑战是落实已经提出的改革，不仅是对金融体系，还有对其他经济部门，特别是国有企业。”

在世界各地，2008-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回旋余地仍然很小，因此各国政府将难以回应一场同步发生的经济低迷。

译者/和风

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的学者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中国政府实施25%的关税，美国对华大豆出口可能暴跌近三分之二。

美国农场主和贸易商一直对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贸易争端忧心忡忡，而来自以农业经济研究著称的普渡大学的数据分析显示，关税的影响可能比一些分析师预期的更大。

论文联合作者、普渡大学教授华莱士•泰纳(Wallace Tyner)表示，该研究基于中国这项进口关税的中期影响，假设关税将至少延续4至5年。论文的另一作者是该校的研究副教授法尔扎德•塔河博(Farzad Taheripour)。

研究显示，中国关税将使美国大豆总出口下降37%，每年给美国（主要是乡村地区）造成约3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美国的经济收益每年将减少31亿美元。巧合的是，中国的损失也会一样大，”泰纳表示，并指出巴西将获得27亿美元的经济收益。“如果中国征收这些关税，那巴西将成为真正的赢家。”

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农业贸易伙伴国，仅次于加拿大，每年购买2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被碾碎并用作牲畜饲料的大豆占美国农产品出口的三分之二，排在之后的是棉花和牛皮。

这项由美国大豆出口委员会(Soybean Export Council)于1月份委托和资助的研究上月发布了报告。学者们正在根据中国政府最新的农产品征税建议清单更新他们的分析。

本月，随着美中两国威胁对双边贸易高达10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两国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外国投资者和外交官员本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本周发表的演讲中宣布可避免贸易战爆发的措施和改革，但令他们失望的是，中方并未提出任何让步。

农业贸易商和分析师对大豆关税影响的严重程度看法不一。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需要从领先的大豆生产国美国进口大豆以满足需求。

但普渡大学的研究显示，随着巴西等拉美国家扩大大豆种植面积和产量，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将大幅下降。

中国加征关税对美国大豆贸易的影响

	10%关税	25%关税	30%关税
美国对华大豆出口	-33%	-65%	-71.2%
美国大豆总出口	-18.4%	-37%	-40.3%
美国大豆产量	-7.7%	-15%	-16.9%
美国大豆生产者价格	-2.6%	-5%	-5.2%
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17亿美元	-31亿美元	-33亿美元
来源：普渡大学

一些分析师认为，大豆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将有限，因为少量的成本上升可以由供应链上的各环节（包括大豆压榨企业、饲料生产商和牲畜养殖户）消化。

但普渡大学的研究显示，中期经济影响可能比一些分析师预期的要大。

中国宣布加征关税后便立即有中国贸易商开始收购巴西大豆，推高了价格，欧洲买家则因价格上涨而转向购买美国大豆。一些评论人士认为，这一趋势将在中长期内持续，美国的市场份额几乎不会减少。

泰纳教授表示：“随着其他供应国扩大生产，美国在全球的大豆出口将下降。”

需求下降将使美国大豆价格承压，使市场价格下跌约5%。随着更多农场主扩大玉米种植面积，玉米产量增加也将影响大豆价格。

译者/何黎

世界贸易组织(WTO)周四警告，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推动对来自中国和欧盟等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口征收关税所导致的贸易紧张升温，可能已经在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

世贸组织在最新预测中表示，预计2018年全球贸易额将增长4.4%。去年的增幅达到4.7%，为六年来最佳表现。

但世贸组织也表示，种种迹象表明，贸易紧张升温可能已经在影响商业信心和投资决策。该组织警告称，美国和中国在近几周威胁要开打针锋相对的关税战，倘若局势升级，将会破坏全球复苏。

“一轮相互报复的循环是世界经济最不需要的事情，”世贸组织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Roberto Azevêdo)表示。

世贸组织发出警告之际，各方担忧美国和中国之间正在酝酿的贸易战，可能破坏自2008年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所处的最健康的增长期。

1月曾预测全球经济今年增长3.9%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将于下周在华盛顿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同时举行的春季会议上发布其最新估计。但官员们已经开始警告：贸易战将危及经济增长，危及在过去70年大部分时间里保持和平的全球贸易规则体系。预计这些担忧将主导下周的会议。

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周三警告称，全球经济正被“更阴暗的乌云”笼罩。“各国政府需要摒弃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她在香港发表演讲时表示。“历史表明，进口限制会损害各方的利益。”

世贸组织表示，保护主义抬头的结果是，今年全球经济和全球贸易面临的风险“偏向下行”。它还警告，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等各大央行加速收紧货币政策，“可能引发汇率和资本流动波动，进而可能对贸易产生同等的破坏影响”。

尽管航运指数显示今年头几个月贸易持续保持强劲，但世贸组织指出，3月份全球出口订单下降，称这似乎是反贸易言论越来越响亮的结果。

尤其是美国在3月份出台钢铝进口关税，加大其贸易威胁。它还威胁要对价值约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以年度贸易额计算，涉及1300多种不同产品）征收进口税，以回应华盛顿所称的中国常态化窃取知识产权。对此，中国威胁要对美国输华产品征收关税。

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针锋相对的威胁，已经让金融市场感到不安，尽管在特朗普政府某些成员含糊承诺试图通过谈判达成和解的背景下，目前市场已恢复平静。

“如果谈判能够化解紧张，那么仍有可能避免一轮不断升级的报复循环，”世贸组织的经济学家们写道。“但这一点并不能保证。”

今年贸易扩张速度将再度快于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标志着，2008年危机爆发前全球贸易迅速扩大的趋势恢复了。

世贸组织表示，预计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将在2018年实现更强劲增长，出口增长5.4%，进口增长4.8%。但该组织也表示，预计发达经济体将实现“相当强劲的增长”，预计出口增长3.8%，进口增长4.1%。

译者/和风

墙

关于墙，近来是颇有些进展的。

2月21日，加利福尼亚州加利西哥市，联邦政府拨款1800万美元，特朗普心心念念的首份建墙合同正式破土动工。彼时总统正在忙着会见佛州枪击案的学生代表，而后是轰轰烈烈的对华贸易战。3月14日，特朗普好不容易抽出身来，火急火燎地赶往加州，目的地直指加利西哥市。

边境线上，上世纪90年代用回收的金属废料和减震垫拼凑而成的旧墙正在被拆除，新建的墙面高30英尺、纯水泥材质、标准的柱式风格，整体风貌十分接近总统“高大、美观”的指导要求。特朗普对自己的作品比较满意，不过也指出墙壁上必须要有镂空设计，要能够“看见另一侧的动静”。说这话的时候，另一侧刚好聚集着一小拨墨西哥示威人群，夹杂着英语和西班牙语的咒骂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总统回来之后备受鼓舞。尽管早在去年7月，国会已经就16亿美元的建墙预算达成妥协，但特朗普总是心存侥幸地利用每一次政府关门之机在两党之间寻找交易空间。2月的预算谈判，特朗普只身前往民主党阵营，要求将80万“梦想生”延期计划与边境墙绑定在一起，共和党保守派一把将他拽了回来。3月的预算谈判，特朗普又想故伎重施，民主党索性干脆没有把这一事项列入重点议程，总统的计划再次告吹。

最终，预算顺利通过。民主党重视的应对鸦片类药物、加强枪支审查等内容统统写进协议，共和党拿到了695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为几个地方重点项目预留了资金空间。两党主席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于妥协合作的满意，连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也得到了增加儿童福利项目的拨款，没有人回应总统提出的增加建墙费用的想法。

预算在3月22日早上通过了众议院，参议院随即快速完成投票表决，而后是为期两周的国会春季休会期，议员们纷纷离开华盛顿开启了度假模式。3月23日上午，协议送到总统面前的时候，距离当晚政府关门只有不到几个小时的时间。当天清晨5点55分，特朗普在推特上愤怒地咆哮，表示自己有可能不签署这项带有屈辱性质的协议。随后在国防部长马蒂斯和白宫幕僚长凯利的劝诱下，下午1点左右，特朗普躲在房间里默默地签署了文件，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在摄像机面前洋洋洒洒地炫耀一番。

故事的最后，总统感觉自己被欺骗了。不仅担上了签署史上第二大财年预算的恶名，而且几乎成为整个交易过程中唯一的输家。他在签字当天表达了自己的强烈不满，“这一直是我们国家存在的一个大问题……2232页的文件，你告诉我谁能读那么快？”四天过去了，总统仍在纠结这件事，他对白宫办公人员反复说起这是个失败，当时应该坚持自己的直觉的。3月27日晚间，他突然想到了这次预算的最大赢家应该是国防部，在推特上隔空向马蒂斯施加了压力，“我们的军队现在很富有，应该向M（军队）要建墙的钱！”民主党主席舒默回应了总统的无理要求，“（建墙费用承担方）先是墨西哥、再是美国广大纳税人、现在又变成了军队……马蒂斯部长拿了钱是要来武装军队的，而不是为了满足总统的政治幻觉！”

最终，两党背着总统又一次完成了一笔政治交易。所有人都明白中期改选即将临近，没有人承担得起再一次让政府关门的骂名。故事的最后大家各取所需、皆大欢喜，特朗普阿Q般地拿起了分给自己的16亿美元——“16亿美元是仅仅是一个开始……这些钱可以干很多事情”。众议院少数派领袖佩洛西在一旁冷冷地嘲笑，“如果你觉得这点儿钱能把墙建起来，那就这样觉得吧，然后再把字签了”。

贸易战

在有关于墙的问题上，总统一向是被孤立的。然而总会有另外一些时候，我们看到总统阔步甩开两党，独自一人站到台前。比如当下正酣的贸易战。

很长时间以来，这场战争的爆发对于中国而言看似必然、又来得实则突然。我们习惯于将之视为一种特朗普源生的恣肆和驽钝的个人意志。然而从美国内政的角度来看，两党特别是共和党对于特朗普主义的放纵和绥靖是战事毫无阻力、延展至今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从一开始，两党就在贸易战的议题上尽可能地躲在后面。民主党一面基本全程噤声，贸易保护主义符合党内自由派一翼的政策主张，即便战争失败了还有总统本人连同着共和党来背黑锅，何乐而不为。党主席舒默近日的表态几乎是特朗普执政以来最为亲善的一次：“相较于布什总统、共和党人、奥巴马总统、民主党人，我在中国问题上的态度和特朗普总统更近一些，那些人让中国太随便了，我们确实需要强硬一些！”

共和党方面，党主席麦康奈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对特朗普的恣肆行为进行表态，只有众议院议长瑞恩作为党内保守派的代表一直尝试着说服总统减缓战争步伐。在发现特朗普贸易战的决心不可动摇之后，瑞恩很快调整了策略，放弃了阻止贸易战本身，而是将战争引向更具针对性的目标，同时最大限度地为盟友国家提供豁免。这符合共和党的党铭，主流保守派所重视的是美国与盟友国家的关系，是借助国际体系维系美国的霸权。这也与国防部的观点不谋而合，一直以来马蒂斯都希望总统能够区分出贸易的经济效益和政治效应，通过一场看似无法避免的战争达到凝聚盟友体系的作用。最终，麦康奈尔加入了这一阵营，在欧盟做出一副即将与美国对战的姿态，并将反制措施深入这名党主席所在选区的产业之后，他公开表态希望战争更“具目标性和针对性，并且是受限的”。

正如《做交易的艺术》所言，“要把目标定的非常高，不断压迫压迫再压迫”。当特朗普做出一副六亲不认、大杀四方的姿态时，他成功地俘获了共和党的妥协；不仅如此，通过恐吓和讹诈，某种程度上，美国甚至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盟友国家的实际感受是，先莫名被凿了一记将要增税的闷棍，而后又通过施舍豁免被赐予了一张登上诺亚方舟的船票，一时间，从温哥华、首尔到布鲁塞尔，弥漫着一片感恩戴德之声。欧洲和日本以第三方身份加入了美国在WTO对中国知识产权问题提起的诉讼，沉闷不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正在变得活泛起来。不久，与韩国的双边谈判率先完成，文在寅政府主动作出多项出口限制，特朗普非常满意，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很多左派媒体纷纷给予肯定。

在战争最开始酝酿的时候，为避免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走向极端，共和党内部曾经考虑通过立法限制总统的贸易决策权，或是阻止即将到期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案的续约。然而事实很快证明，这一切似乎并不需要，尽管近来接连有各式各样的联名上书，但两党都明白，贸易战并无法引起足够的关注并成为美国内政的头号议题，两党也无法如去年8月对俄制裁一般，在国会以几乎全票联手压迫特朗普限制自身权力。当下尽管硝烟正在逐日弥漫，但由于距离政策的真正落地还尚有时日，两党都在轻松观望，等待特朗普做出成绩或是将一切砸在手里。这以后，大家再纷纷走上台前，将成果捡拾到自己口袋里，或是将责任抛得一干二净。

共和党的绥靖

无论无端的建墙，还是无端的贸易战。都是两党同总统之间的一场博弈游戏。有的时候麦康奈尔们冷冷地站到了台前，有的时候他们躲在角落里默不作声。美国三权分立的结构性意义就在于此，在华盛顿，总统是总统，国会是国会。

然而特朗普的与众不同就在于，他绝非一般意义上简单服从于党内秩序的总统。事实上，从竞选胜利的那天起，他就已经深刻地改写了两党政治的游戏规则。在首年的执政里，总统就移民改革、医疗改革、税法改革、不断推延的预算、“通俄门”等多项事务与两党进行了持续、顽强、耗泄的斗争，三方互有胜负，各种利益以复杂而扭曲的方式紧密交织在一起，每个人都在深刻地影响每个人。

进入2018年以来，一个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伴随着国会中期改选的日益临近，两党都变得更加小心谨慎，更具备妥协意识和合作精神，谁都不想过度言及原则问题，避免因一些可有可无的琐事乱了选举的盘面。然而总统还是总统，在历经了一年的政治洗礼，特别是税改带来的巨大精神鼓舞之后，2018年的特朗普正在变得更加自信、笃定、恣肆，或者说，更加的特朗普。在这一正一反、一张一缩的反作用下，共和党明显感觉到自己有些控制不住总统，整个党派在努力纠正特朗普行为的同时正在有意无意间向之靠近，共和党的党铭正在出现明显的嬗变。

传统的共和党理念是小政府、大市场，是有限赤字、自由贸易，是美国政治立场中相对审慎、保守的一派。然而在建墙议题的背后，我们看到共和党随随便便就通过了1.3万亿的财政预算；在贸易战的背后，我们看到共和党转而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庇护者。在中期改选的压力和特朗普搅起的重重乱局下，共和党比过去显得更加粗暴、任性、急功近利。正如肯塔基州参议员兰德•保罗在2月份阻拦临时预算时所作的那场演讲，“当民主党当政时，共和党是国家的保守党；然而现在共和党当政了，美国却仿佛已经没有了保守党。那份虚伪就飘散在空中，敲打着每一个看似正直而充满智识的灵魂！”

对于共和党而言，这样的镜像其实并不陌生。联邦政府财政赤字突破一万亿美元的时候，刚好是里根执政时期；突破两万和三万亿美元的时候，恰好是在小布什政府的任上；现在是四万亿，来到了特朗普这里。贸易保护也是一样，里根与日本、西欧的贸易战打得不亦乐乎，而上一次美国的钢铁产业增税也是出现在2002年的小布什任上。共和党可以在过去的三十年时间里，反复打造出近似风格的强硬政府，这说明这种执政方式一直就深藏于共和党的党铭。然而陌生的地方在于，里根、小布什似乎从未像特朗普这般自恋而恣肆，美国的政治文化似乎从未像今天这般分裂，共和党似乎从未像今天这般为自己选出来的总统所遮掩、诱拐、牵引。

选民基础的变化是共和党嬗变的根本原因。按照去年9月CNN的统计，特朗普的党内支持率长期稳定在85%左右，超过了副总统彭斯的82%、众议员议长瑞恩的66%，党主席麦康奈尔只有可怜的31%。这样的选民支持度可以赋予总统极大的政策自由度，还是以贸易政策为例，昆尼皮亚克大学近日的一项统计就表明，58%的共和党选民支持增加关税，这给特朗普大打贸易战带来了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共和党内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几乎是特朗普一个人塑造出来的。皮尤中心2016年的调查显示，受特朗普的影响，共和党及偏共和党的中间选民对于自由贸易的认同度在大选期间出现了一个大跌，从2015年的56%跌至选举投票前的29%。选举结束后，高达85% 的共和党选民坚定地认为是自由贸易毁掉了美国的工作岗位，同期，这一数据在民主党选民中只占54%。

在长期对总统拨乱扶正的过程中，共和党高层逐步感受到愈来愈大的党内阻力。现实状况是，班农及其所带领的极右翼分子已经完全为白宫驱逐，库什纳夫妇的权力也远没有一家人刚刚进入白宫时那么如日中天。事实上，特朗普曾经高度信任的竞选团队和旧友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仍在身边，白宫团队已经彻底从1.0变为了2.0。理论上总统应该更听话才是。然而最终，共和党惊讶地发现，总统每天在手机推特端与4900万选民达成了紧密的心灵联结，这项根植于共和党基本盘的民众伟力是不可撼动的。一项NBC的统计数据表明，59%的共和党选民认为自己支持的其实是特朗普本人，而非共和党。用白宫发言人拉吉•沙赫的话说，“当总统的移民政策和安全政策无法在华盛顿寻求支持时，他得到了广大美国人民的支持……这是一个属于特朗普的共和党”。田纳西州参议员鲍勃•科克持同样的看法，“现在人们已经不再关心政治事务本身了，他们只想知道你是不是与特朗普总统保持一致”。这名即将退休的老参议员对于共和党的现状极为不满——“共和党已经丢掉了他的灵魂”。

今年，即将同科克一样离开国会的老派共和党人还将包括约翰•麦凯恩、埃德•罗伊斯等人，《新共和》在一篇名为《美国丢失的外交政策》的评论文章里不无担忧地指出，他们是共和党保守派中为数不多的全球主义者，更为尊重维系了美国霸权的国际体系，更强调于通过盟友和多边机构构建美国的实力基础。相比之下，新近加入白宫的博尔顿、蓬皮奥之辈普遍带有较重的民族主义情绪，不仅喜欢在国际事务中采取单边行为，而且懒于顾及政策的执行后果，这些后辈们更喜欢四处开花、打完就撤，留下一个个地缘政治的权势烂坑。《大西洋月刊》3月的一篇名为《抵制共和党》的评论以极不情愿地口吻写到：“我们原本以为自己永远也不会写下这样的文字，然而最后，我们将不得已呼吁大家抵制共和党。这个政党已经成为宪法和民主制的威胁，问题不仅仅是特朗普，更在于共和党选择了为自己选出的总统提供庇护”。

特朗普在2018

这种庇护令总统愉悦，也令一切变得更加放纵起来。在以税改法案完成执政元年的成绩单后，特朗普的行动更加自如，几乎是在肆意享受中期选举年共和党赐予他的无原则绥靖。最近的几个月内，朝鲜半岛的剧情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大起大落，特朗普在前一场个人秀里把剧情带向了火与怒的高潮，转而又在下一季的预告片里把正反两大角色安置到了一张谈判桌前；白宫每天为人事更迭的Breaking News所充斥，《纽约时报》的嘲笑是，仿佛一个任性的宝宝把自己的小屋摆满了喜爱的卡通玩偶，共和党就在不远处静静地眺望着一切发生，未置一词。不仅如此，在最近的地方选举中，特朗普受到了各地共和党议员的广泛邀请，共和党高层经过了深入而反复的考量，决定忘记阿拉巴马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失利，继续把自己的选举命运押宝在总统难以捉摸的支持率里。

最后仍是贸易战，特朗普在这场战争中是绝对不会退缩的。“这场战争已经塑造了总统光辉无比的强硬形象，这是一场他所最为擅长的伟大交易，否定了这个交易就等于否定了特朗普人生的合法性，包括担任总统之前商人时代的全部意义。”对于特朗普而言，这场战争并不发生在2018年或者2017年，也不发生在稍早一些的竞选时期，事实上，早在其商人时代的顶峰1987年，他的这套战争理念就已经非常成型了——“人们对于其他国家的蹂躏已经逆来顺受了，他们在背后嘲笑我们，他们因为我们的愚蠢而嘲笑我们。”

1990年，当特朗普寻求作为老布什的副手参加总统竞选之时，他就已经将贸易问题作为自己的核心标签。他在那一年将自己的炮火对准了日本，在《花花公子》杂志的访谈中侃侃而谈：“我们为日本提供庇护，可是看看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给自己的汽车企业提供补贴，从我们的消费者手里大把大把地赚钱，然后把它们全部投在纽约，买下了整个曼哈顿。无论按照那种意义，我们都输了。”他在《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花重金买下大幅版面，呼吁让日本为美国的庇护买单，“我们保护了不属于我们的船只，运载了很多我们不需要的原油，为我们的盟友担负了一切，然而他们从不会帮助我们，他们为自己打造了生机勃勃的经济，是时候付些账单了！”

2000年，特朗普再一次作为改革党的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他在演讲中承诺如果自己赢了，会亲自兼任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好好和“抢劫大联盟”日本聊聊天，好好怼怼想要在经济上占有这个世界的德国，好好教训教训法国人如何学会尊重别人。在这一问题上，特朗普的意志极其坚定，他告诉《华盛顿邮报》，“我每天都和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最难对付的人打交道，如果他们觉得特朗普能够被随意碾压，如果他们觉得特朗普是个小角色，像普通人那样的小角色，我们的诉讼案就会翻上十倍。要永远呈现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非常重要，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无法坐在这把椅子上”。

在这种意志的驱使下，特朗普的贸易战已经明显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的状态，这与他在挑战司法系统、威慑朝鲜半岛时所呈现出来的不计后果的战略升级一模一样。从300亿、500亿到1000亿美元，特朗普对中国的战争砝码一升再升，如果说这场战争在最开始还有一些模糊的目的性，无论是缩减经济赤字还是遏制中国的产业升级什么的都好，然而到了现在，这场战争已经彻底沦为一场尽管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但是必须要赢下来的任性的战争。

对于特朗普而言，这是一场成就其合法性的伟大的个人秀，尽管比预计来得稍晚了一些，然而这是必须的一步。这一步就如同他在战胜希拉里、废黜奥巴马主义、逼下金正恩、罢免科米、班农、蒂勒森、麦克马斯特们的每一次经历一样，这些经历带给了他一种步步紧逼、不断成功的快感，他发觉自己总能够以对手的失败、妥协和绥靖一次次地证明自己是对的。他不惧怕任何成本，共和党的建制派们现在心甘情愿为其偏执的行为和荒唐的要求背书。他也从不担心混乱，当多位要员排着队离开白宫时，特朗普大大方方地对着媒体坦言：“这其实让人神清气爽。我喜欢混乱，混乱其实挺好。”这份混乱带给其贯以终生的个人秀必要的起哄声，总统在混乱之下愉悦地享受着来自不同方向的镁光灯，不安宁的白宫是一个完美的舞台，混乱本身最终成为美德。

然而，无论是失败的希拉里、被炒掉的官员、蓄势待发的贸易战，这些事情终归都要过去。尽管当下中美双方看起来激战正酣，但这很可能并不会成为2018年特朗普个人秀场的主线。上半年过去后，总统还是会继续寻找新的热点，上一季已经播过的节目下一季不会再重复出现，今年我们没有再看到总统再去过多提及横亘于整个2017年的奥巴马医改，明年也便不会再去为一场已经销烟散去的贸易战有太多兴趣。美国总会有些更为宏大的国家命题等待铺叙，特朗普也总能找到更具挑战性的矛盾填充自己跌宕起伏的剧情——罢黜穆勒、挑衅台湾、击溃金正恩或是与普京的终极之战，只要总统在位一天，我们只需要搬好小板凳，永远不缺乏好戏观看。

对于特朗普而言，2018年注定是干事创业的一年，那些与国会、法院、媒体、民主党人耗泄的烦躁正在每日的政治生活中变得游刃有余。这一年刚刚开始的时候，特朗普已经提前启动了自己下一任期的竞选，在一种强烈的时不我待意识的催促下，总统在这一年里的行为将会更加恣肆而扑朔迷离，充溢着难以抑制的表现欲望和极富攻击力的不确定性。中国、盟友、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可能成为这一映像的牺牲品，既然总统注定要成就其个人的伟大叙事，既然紊乱注定要在这一年蔓延，那么前行不如守望，认真不若虚无，及至某个时刻，历史终会将这一场闹剧清算。

（注：作者王一鸣是盘古智库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中国是一个冉冉升起的超级大国。美国是老牌超级大国。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爆发破坏性冲突的可能性似乎无穷。但两国同时也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如果无法维持合理的合作关系，它们有能力不仅对彼此、而且对整个世界造成严重破坏。

中国是美国的对手，体现在两大方面：实力和意识形态。这个属性组合可能会让人联想到二战期间与轴心国的冲突，或是对抗苏联的冷战。中国当然是大为不同。但它潜在的威力还要巨大得多。

中国不断崛起的经济和政治实力显而易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中国2017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市场价格计算为美国水平的14%，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美国的28%，而2000年分别为美国的3%和8%。

然而，由于人口规模是美国的4倍多，中国2017年GDP按市场价格计算是美国水平的62%，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美国的119%。

假设到2040年，中国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34%，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美国的50%。这意味着中国的追赶速度将大幅放缓（从2023年开始，将比2000年以来水平下降约70%）。届时，中国的经济规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将接近美国的2倍，而按市场价格计算将高出美国近30%。（见图表）

我选择的34%的基准是如今葡萄牙的水平。很难想象，拥有庞大储蓄、干劲十足的人口、巨大市场和坚定决心的中国会无法实现葡萄牙相对于美国的繁荣水平。但与过去增长快速的东亚经济体日本和韩国相对于美国的水平相比，中国仍将贫穷得多。

规模很重要。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最终不远超美国是不可能的，即便平均而言美国个人仍远比中国个人富裕。对许多重要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而言，中国早已成为一个比美国更重要的出口市场。

此外，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几乎与领先的高收入国家相当。这是中国创新的推动力，我最近在阿里巴巴(Alibaba)的杭州总部参观时见证了这一点。此外，经济规模与技术不断进步相结合，正在令中国成为一个越来越可怕的军事强国。美国可能会对此有所抱怨。但它没有道义上的权利这么做。自卫是普遍接受的国家权利。

发展权也是如此。美国可以对中国窃取知识产权怒气冲冲。但是，每个后起的赶超国（当然也包括19世纪的美国）都吸收了其他国家的思想，并加以发展。

知识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创新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知识产权对这一努力既有利又有弊。必须在太严和太松的权利之间取得平衡。美国可以努力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但任何认为美国有权（或真能做到）阻止中国通过创新走向繁荣的想法，都是疯狂的。

中国也在意识形态上对美国构成挑战，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中国的经济也许可以称为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中国还有一套不民主的政治体系。遗憾的是，近来自由市场高收入经济体的种种失败，增加了前者的吸引力。而专制统治的崇拜者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当选，加强了后者的吸引力。

有人会说，强大而坚定的盟友也是美国的优势。遗憾的是，特朗普正在向它们发动经济战争。如果袭击朝鲜的决定导致对首尔和东京的破坏，美国的军事同盟将会结束。联盟关系不能同时是自杀协议。

驾驭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将是困难的。哈佛大学(Harvard)的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在《注定一战》(Destined for War)中提出了宿命观点：老牌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相比起来，核大国之间爆发一场热战似乎不太可能。

但大规模的摩擦，以及因此在经济关系上终止必要合作，似乎是可能的。当前的贸易冲突将如何解决，目前尚未可知。鉴于特朗普政府拒绝接受气候变化的观念，全球公域管理方面的合作已然崩溃。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中国。但是，西方与中国的关系取决于中国的未来。美国坚称中国应信守承诺，这是正确的。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必须如此。当任何一个蔑视公认规则的国家来施压时，中国是不会感到有必要遵守这些规则的。无论如何，中国并不是真正的威胁。这种关系当然是可以管理的。

威胁在于西方（当然包括美国）的衰落——抽租作为一种经济生活方式的盛行，对许多公民命运的漠不关心，金钱对政治的腐蚀作用，对真相的漠然，以及，对于私人与公共消费的长期投资被牺牲。

我们能够找到的摆脱金融危机的最好办法，就是可能会催生新泡沫的货币政策，这的确是一种悲剧。我们本来可以做得更好。

西方能够、也必须与崛起的中国共处。但是，西方应该忠实于自己本性中的善良天使，如此才能与中国共处。要想驾驭好历史车轮当前的转向，西方必须向内审视自己。

译者/何黎

近期中美贸易战风险骤然上升，但同时，相关背景更需要追溯。一直以来，美国希望中国通过市场开放成为自由社会的一员，并将中国纳入到美国制定的亚洲政治秩序框架以及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网络之内。但是，这些目标无一例外地未能成功。相反，中国正在通过自身的制度性优势向美国占据垄断地位的高端产业进军，并通过一系列战略将影响力扩展到全球，美国认为中国已经对自己的霸权构成了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攻击性政策，包括贸易战，加强与台湾关系，让更多对华鹰派进入白宫等。人们无法判断这是特朗普的战术性恫吓还是战略性调整，更多人担心这是美国打算与中国“摊牌”。这种政策的暧昧性也让两国的“猜忌”加深，稍有不慎，可能会彻底花光两国长期储备的信任储蓄，这将会是噩梦的开始，特朗普打开的是一个潘多拉魔盒。

一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具有悠久的历史。在1930年代大萧条期间制定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导致世界各国纷纷效仿，以邻为壑，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祸根。现在特朗普在全球化方面的倒行逆施，有导致历史重演的风险。二战之后，美国大力建设包括WTO在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推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美国在现行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大获其利。1970-2000年间，美国对在经济与科技方面的挑战者日本进行了持续的贸易打击。

进入21世纪后，全球低端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使得中美经贸关系具有了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美国企业与消费者在这种关系中受益匪浅：中国向美国提供大量物美价廉的消费品，而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赚取巨额利润。在这期间，在中美经贸关系中起到巨大影响力的美国三大主体，即跨国公司、依赖进口中间品进行生产的企业、经营进口商品的商贸企业（代表消费者），都受益于中美贸易，华尔街也在中国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得到很多。

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在全球化过程中，那些因为制造业受损而失去工作的低技能工人，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成为一股必须正视的政治力量，特朗普就是得到这些人的支持步入白宫的。一般而言，消费者或受到冲击的工人无法组织成一个可以游说并施加强大政治影响力的集团，但是，当这些低技能工人的规模越来越多，并表现为贫富分化加剧，成为严重社会问题后，他们就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不得不被统治者所重视。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被中国所剥夺，尽管这并非事实，但这的确是政治。

与此同时，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精英对中国的发展也开始忧虑，因为这一切与他们最初设想并不相符，中国被视为美国的巨大威胁。在这种情绪主导下，奥巴马时期美国精英开始就中美关系展开大辩论大反思，遏制中国的观点占据上风，但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并未被这种思潮完全主导。2016年10月，奥巴马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表示，比起一个成功崛起的中国，美国更惧怕一个被削弱、受到威胁的中国。他对中国使用了软制约的手段。

特朗普迎合了美国人对于恐怖主义、移民、经济问题以及中国的焦虑而上台。他也将美国受到全球化冲击的底层与一些美国精英的反华情绪带到了白宫，再加上他周围充斥着太多的鹰派官员，所以，这一次是由白宫吹响集结号，“修理”中国成为美国的政治主流，国会里面也几乎找不到支持中国的朋友。

其次，在中国有巨大利益的跨国公司曾经是中美经贸关系的“护航者”，他们在华盛顿能够发挥很强的政治影响力，维持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与发展。但是，从过去几年看，这些公司对中国的态度因为经营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一方面，是中国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包含了政策无序的变化以及改革方向的迷失，使得经营预期不稳定；另一方面，是本土企业的激烈竞争，中国企业开始具有技术和价格等竞争力，跨国企业的优势地位逐步瓦解。

其三，中美正在形成难以调和的冲突：一直以来，美国想借助占据优势的跨国公司与白宫的外交、贸易政策配合，把中国纳入到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分工网络中，但是，中国现在并不满足于在这一分工网络中的中低端地位，而是通过制定《中国制造2025》等规划，鼓励创新，向美国公司占据优势的领域发起挑战。特朗普政府感受到竞争压力与生存环境的变化，不得不对中国的产业升级进程进行阻碍，以延缓中国的产业升级计划，或者使其失败。

现在，特朗普对华发动贸易战并不意外。实际上，早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就发动了对华“经济冷战”，提出竞争中立原则，要求消除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特权，通过签订国际性的气候变化公约，对中国传统发展模式进行制约。奥巴马也长期将网络安全作为中美间重大议题之一，旨在打击中国通过黑客盗取美国企业的商业机密与核心技术，等等。美国的这些诉求最终通过TPP成为新的国际经贸规则，对中国形成了压力。

奥巴马时期没有对中国发动经济“热战”（但对华反倾销频率大幅提高），主要因为当时西方处于经济危机之中，需要全球各国团结起来联手应对危机，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支持。 此外，奥巴马致力于维护全球化秩序，对气候、核不扩散以及自由贸易等极为重视，不会贸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

但是，特朗普认为美国的问题是由全球化造成的，因此，必须以“美国优先”为原则，让美国再次伟大，用单边主义取代自由贸易政策，并退出了TPP。其次，美国经济出现了具有坚实基础的复苏，失业率降低到历史最低水平，美国有底气发动贸易保护主义，试图通过“再平衡”转嫁经济调整的责任，让中国等顺差国为美国买单，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美国的再工业化。

在美国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即使是希拉里2016年战胜特朗普入主白宫，也会在经贸领域直接向中国发难，中美贸易战无法避免，不发生才是奇怪的事情。

二

在奥巴马发起TPP的同时，中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一个新常态，需要摆脱传统发展模式，由注重增长速度转向重视增长质量。通过加大对外开放，引入国际化的市场规则与更高水平的竞争，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可以形成第二次“入世”的“红利效应”。

2017年7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重点提出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并就此做出全面部署。“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

但是，这些设想并没有及时实现。或许因为中国想与美国达成关于开放的一揽子方案，比如在奥巴马时期就着力推动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但美国对此要价太高，同时中国还未做好准备。因此，中国设立诸多自贸试验区，做好开放前的准备工作。

在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特朗普上台后，中国想继续推动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但被拒绝。现在，新一届中国政府已经准备好了就贸易与美国谈判，避免可能爆发的贸易战，并在今年“两会”前通知了美方。但是，美国却趁机发动了贸易制裁，其目的是为即将启动的谈判增加筹码，试图勒索更多好处。

应当说，中美双方在中国加大开放力度、降低关税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原则上是一致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引入竞争、鼓励创新所必须的制度建设。而且，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在今年初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也向世界宣布，中国会推出“可能会超出国际社会预期”的举措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主要在金融业、制造业与服务业、保护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扩大进口四个方面。

但是，美国采取了先发制人的威胁手段逼迫中国屈服，这为两国的谈判增添了变数。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时机看上去是精心挑选的。首先，特朗普政府在中国准备与之谈判并且双方决定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时出手；其次，对特朗普与共和党而言，艰难的中期选举即将在11月开始，特朗普似乎有意将中国主动的“开放政策”通过贸易战的方式“诠释”为对自己的“让步”，从而取悦选民。从这个角度判断，特朗普可能更倾向于最终与中国达成妥协，否则，一旦陷入相互报复的贸易战，也会影响共和党选情。

但是，特朗普的鹰派团队可能希望以更强硬的姿态迫使中国屈服，形成塑造新时代中美关系的一个规矩和先例，从而在战略上降服中国，也让世界感受到美国的余威犹在。但中国不可能接受这种“霸凌”。首先，美国漫天要价让谈判丧失基础，中国不可能接受屈辱性的要求；其次，如果中国向“霸凌”低头，美国不仅会对中国得寸进尺，也会继续破坏国际规则，并威迫其他国家顺从。因此，在美国没有收回各种无理要求之前，中国不可能与之谈判，并会报复美国任何挑衅的行动。

特朗普把国家当作公司来治理的方式，导致对华贸易战是由情绪主导的一次缺乏经济与外交常识的“暴走”。由于中国迅速进行了对等回击，这让人们开始担忧局势可能失控，因为，特朗普并未预料到冲突带来的挑战，也不知道如何熟练地控制局面。相反，他可能在民意支持率上升的背景下，像一头疯狂的公牛一样与中国斗争到底，他可能继续打出台湾牌。美国的鹰派可能会选择大胆的冒险，甚至包括军事冒险。

从技术角度看，对于美方撰写对华“301调查报告”，中国缺乏针锋相对的集中反击。事实上中国也应该制定中美经贸报告，通过数据、政策和案例向世界表明：首先，中国在双边贸易中虽然存在巨额顺差但被夸大，如果按照附加值算，中国顺差会大幅缩水，考虑到通用、苹果等大量在华子公司盈利情况，美国在双边经贸中获利更多；其次，美国对中国商品与投资限制更多，安全审查部门和程序过多，设置了太多非市场壁垒，美国没有资格指责中国；其三，中方做到了对外资不以技术转让作为市场准入门槛，大部分技术转让是市场行为，不应该将市场行为归结于政府干预，等等。

美国在中国并未违背WTO规则的前提下，利用本国法律，通过一系列故意模糊的指责，向中国施压，这是不讲理的行为。美国要求“对等”原则，却使用威胁手段大搞地位不平等；特朗普指责中国政府干预市场，却要求中国政府帮助减少对美1000亿美元顺差。这些行为混乱、矛盾且不严肃，事实上，即使要求与中国谈判，美国也缺乏一个具有唯一性与权威性的代表团队以及统一的立场。

而美国经济调整将对中国产生长期甚至是战略性的影响，这是麻烦的开始。

除了两国在科技领域竞争之外，特朗普的政策存在一个极大的风险：一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减税，另一方面，大幅增加军费支出，债务规模也在加速上升。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债务水平3月15日首次触及21万亿美元，自特朗普2017年1月就职以来债务增长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从2018年1月1日到2018年3月28日，联邦债务增加了惊人的6210亿美元，而同期实际GDP增长为1100亿美元。

可以想象，特朗普面临着刺激经济增长的巨大压力，他想扩大美国出口，增加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吸引更多制造业工厂，而如果他的政策不能让经济实现繁荣并扩大税基，美国财政赤字会加速放大，美国面临持续衰败的危险。

假如美国成功实现了繁荣，资本大规模向美国流动，会对高杠杆率、高资产价格的中国经济产生冲击，产业转移也将给中国制造业带来挑战。但是，如果特朗普的政策不能像里根“供给侧革命”那样成功，迎来新经济时代，而是惨遭失败，一个衰弱而更加敏感的美国可能会陷入更激进的民粹主义，并将矛头对准中国，这会极其危险。

因此，中国有必要持续有效地推进去杠杆工作，以更多手段巩固实体经济，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与分配正义，扩大消费，继续夯实国家政治、经济与军事基础，迎接新时代外部环境巨变的挑战。与此同时，中国应巩固与提高与周边国家的全面联系，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一个稳定的区域环境有助于减轻地缘政治风险。

三

早在2015年，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就发表过《修改美国对华战略》报告，认为中国已成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对手，对中国应从支持与合作转变为施压与竞争。特朗普上台后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直接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与“修正主义国家”，并断定一个大国竞争的新时代来临。

在过去几年，美国人不断反思自己国家衰落的原因，形成了三个共识：其一，地缘战略失败，在中东投入数万亿美元后收获了更多的恐怖主义与难民；其次，经济失败，不仅爆发了金融危机，经济结构也问题重重；其三，中国迅速崛起并在全方位挑战美国的影响力。

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将前两种失败归因于领导人的无能以及体制的腐败。因此，他曾根据自己的直觉想要“联俄制中”，并大刀阔斧地重振美国经济。但是，由于在竞选期间有“通俄”嫌疑，特朗普接近俄罗斯的努力面临困难。

于是特朗普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重振美国经济方面，退出TPP。在亚太地区，他用尚显模糊的“印太战略”取代“亚太再平衡”。事实上，奥巴马时代与中国“下围棋”，特朗普现在更像是与中国“下象棋”，他是现实主义者，喜欢直接看到结果而不是一项宏大而长期的战略。但他与奥巴马都面临同样的困难，即美国缺乏足够的财政资金支撑其对华地缘战略。如果奥巴马时代还能以价值观凝聚盟友，坚持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则只相信美国的军事实力，他大幅增加军事投入，这看上去是对中国示威。

特朗普喜欢用“恐吓”来换取别人让步，甚至盟友也不放过，试图将过去单方面由美国提供安全与经济稳定秩序的盟友变成对等的伙伴，不允许继续“占美国的便宜”。这些政策直接或间接伤害几乎所有国家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想法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的他并不可靠。因此，他想要发起针对中国的“冷战”似乎缺乏足够的盟友。他现在与欧洲联合起来孤立俄罗斯，但也可能借机接近俄罗斯。他也在游说欧洲一起强化隔离中国的技术壁垒，并共同指责中国“非市场经济”的行为。中国应该在朝着市场化方向加速改革，与欧洲一起维护现有的多边全球化体制。

作为商人的特朗普更在意“公平、对等”的原则，其过于狭隘的理念是“不让别国继续占美国的便宜”，以及通过经济结构调整让美国再次伟大，而不是推崇意识形态。尽管他对“冷战”可能兴趣不大，但他周围充满了一些极端鹰派，希望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与中国进行全面斗争。未来两国面临的一个主要风险，就是这些人在特朗普决策中扮演的角色。

“冷战”是一种敌对双方处于霸权竞争的状态，但中国并不敌视美国，更没有想与美国争夺霸权，美国也仅仅猜忌和防范中国。因此，认定中美进入“新冷战”是一种懒惰的思维，在一个似乎全民喜欢谈论国际政治阴谋的国家，中国应该防止这种声音摆上台面。

事实上，特朗普时代的对华政策依然是猜忌和防范中国，在本质上与奥巴马时期和小布什时代初期一样，只是表现形式有所差别。就像布热津斯基所说，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的兴起，造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缘战略问题，美国应对此给予高度关注，但是，“美国既不能采取遏制政策，也不能迁就”。

在传统的遏制与接触、竞争与合作的对华战略中，两极之间存在巨大的空白地带，并不会一下子跳跃出去直接发动“冷战”。面对中国的兴起，特朗普的政策依然在框架之内，尽管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内的战略失败了，但是，面对一个与美国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独特大国，美国暂时也没有遏制与接触之外的选择。

通过对华进行“301调查”，特朗普试图用“规制”的方法主动、直接塑造中国，这与奥巴马通过TPP另起锅灶是不同的“施压”方式。首先，特朗普政府在相关规则上的施压，实际上与中国的改革目标大体一致，有利于国内加速推动改革；其次，中国与特朗普政府有谈判机会，而奥巴马政府直接用TPP屏蔽掉中国；其三，此次贸易争端并未超过中美历史上几次类似事件的激烈程度，尤其是考虑到这是一次姗姗来迟且在中国拥有巨大顺差的背景下、由一名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总统发起的贸易争端。

在美国“规制”中国以及双方博弈的适应性过程中，两国将共同塑造新“中美关系”。这是新时代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也为中国迈向现代化提供了适当的外部压力。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可能会“骚扰”中国，使得中美关系处于碎片化状态，但整体上依然会保持一定稳定性。新型大国关系绝不是通过一次领导人会晤、一个文件的签署就能形成，需要长期探索和塑造，双方正处于这一进程之中，没有必要视之为“冷战”，但是如果两国出现重大误判，的确有滑向对抗的可能。

这也表明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沟通很重要。而且，借助于朝鲜问题会谈、贸易谈判等，两国应该逐渐建立起新的战略对话机制，或者说重启战略对话机制 。在以结果为导向的原则下，中美合作有助于两国在探索形成新型大国关系时不会发生误判，将竞争控制在框架之内。

经过不断冲撞，特朗普应该清楚，不管是重塑地缘政治秩序，还是经济结构调整，都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通过恐吓一蹴而就，美国如果想要成功，必须与中国合作，对华采取单边主义会冒“双输”的风险。目前，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历史性机遇就是中美双方合作的产物，这在过去几十年是无法想象的。中国也准备好了“全面开放”，美国企业完全可以在中国的市场开放中受益匪浅。但是，如果特朗普不能在对等的基础上合作，他将后悔莫及。

“老道的美国领导力是世界秩序稳定的必要条件。然而，我们缺乏前者，而后者正变得越来越差。”这是布热津斯基去年5月离世前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最后一段话。特朗普应该在对华合作中认识到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全球秩序稳定的重要性，增强自身领导力。美国对全球秩序承担如此重要的责任，使得美国抽离也会让自身深受其害。

对于中国而言，首先要认识到以前只走上层精英路线的“对美外交”应该改变，应该扩大两国民间之间的正常交流（中国留学生炫富、中国人在美购买大量住宅一定程度上传递了一个不真实的负面形象），推动不同地区和城市之间的不同层面的经贸与文化合作，避免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继续恶化。其次，中国不应急于与美国经济脱钩，目前双方的确存在贸易摩擦，但合作共赢应该是一个需要坚持的原则，斗争是为了更公平的合作。其三，中国对外文化交流要大幅增加透明度与公开性，否则会被怀疑中国进行价值观渗透，这也要求中国必须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其四，中国糟糕的媒体政策导致客观理性的传统媒体失去读者，为了流量通过渲染制造噱头的自媒体大行其道；这些媒体总是将中国的成功视为对美国的成功，将中国的失败视为美国的破坏，将两国正常的关系搞成“两国演义”；美国人看到中国“小报文化”主流化，尤其很多学者或者“网红”为了名气也加入其中，也难免会对中国的动机产生怀疑。

最重要的是，要将目前的贸易纠纷作为深化改革开放的一次契机。去年7月举行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提出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习近平在会上表示，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开放促进中国自身加快制度建设、法规建设，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制定新的外资基础性法律，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如果中国依然是一个落后国家，缺乏规则与信用并不会造成太大国际影响，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国，能力越大，责任越大，需要以更文明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中心，何况中国本身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现代化。

四

最终决定中美竞争结果的是科技创新能力，而这又需要以制度比拼为基础，“制度高于技术”。在这方面，美国成功的历史已经表明它的制度与环境在全球最适合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正在效仿美国，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建立一个法治的基于规则的自由竞争市场，保护知识产权，鼓励企业家精神，等等。

但是，美国看不到中国正在推动的这种趋势，而是担心继续以往的一种模式：在这种模式里，政府作为一股主导力量，通过举国体制突破科技瓶颈，并且试图通过盗取别人的技术来发展自己。这些印象是美国企业与美国人对中国好感恶化的主要原因，也是最担心的地方，因为双方不是公平竞争。

当然，美国在其垄断的高科技领域突然缺乏信心，主要是基于自身的处境。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人开始思考自己的经济出现了什么问题，反思全面而且深入，这是美国强大的原因之所在，也是中国所不具有的能力。

美国认为自己经历科学革命摘取“低垂的果实”后，进入了“科技高原”，遭遇创新瓶颈，从而面临一场长期的“大停滞”。但在这个时期，中国政府拥有雄厚的资金支持科学攻坚，而美国企业越来越难以承担高昂的研发成本，这意味着当美国科技创新步履维艰的时候，具有后发优势的中国在跑步前进，两国之间的差距会很快缩短。

美国也关注到自身经济结构中制造业不断下降的趋势，对去工业化进行了反思。尽管美国在高科技研发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制造业的衰落将会在长期内侵蚀美国的创新能力，导致美国竞争下下降。这是因为制造已经成为一项知识型工作。在创新链上，制造与创新已经密不可分，当美国将电子制造业外包给亚洲（尤其是中国）时，可能导致创新链的迁移。“产业公地”（基础设施、专业知识、工程制造能力等能够支撑行业发展关键能力的集合）理论认为制造业衰落将导致产业公地的衰败，从而让美国的创新失去基础，陷入恶性循环。

几年前，美国、中国、德国、日本等工业国家纷纷推出新工业革命计划，中国制定《中国制造2025》只是诸多国家中的一份。或许因为中国在所有工业国中处于最低端位置，因此，进步空间相对比较大，从而让处于高端的发达国家感到威胁。他们担心，中国一旦掌握了先进技术，会以规模和价格优势削弱所有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地位。

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有观点认为，在一个自由贸易的环境中，一国在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意外地提升了生产率，只会对自己有利，但会损害他国的利益。也就是说，中国的技术进步，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会损害美国的利益。而这种现象，往往发生在具有后发优势的国家，中国正在扮演这样的角色。

现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机遇出现，加速了美国对中国出手。随着5G技术的成熟，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特征就是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与网络化，也就是万物互联，相关的基础共性技术逐渐成为新的技术高地。在这方面中国具有优势，中国是信息电子产业制造业中心，将享受这一轮技术变革硬件需求的红利，并促进中国本土企业在产业链上越来越多的占有重要位置。其次，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制造业工厂，工业互联网的普及将产生更多的数据，中国将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强化自身工业的创新与效率。更重要的是，如果中国在制造业变革当中占据了主导权，也相当于掌握了新兴产业规则与标准的制定权。

美国正在与中国争夺5G时代的主导权。笔者不久前在《中美竞争中的中国劣势（上）》就指出，贸易战可能迫使中国设计代工企业（ODM）向境外，尤其是向美国转移。以富士康为代表的ODM企业是中国发展电子制造业完整产业链的关键，ODM企业具有很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并培养完整的产业链以及熟练的技术工人。一旦此类企业搬走，将冲击中国的产业链优势，如果转移到美国，将会在美国形成新的产业链与制造中心，让美国在万物互联时代实现软件与硬件的结合。

电子制造业在中国出口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大部分是由台资企业完成生产。中国证监会已经通过了富士康在A股上市的申请，而在中美贸易战的当下，美国商务部掌管制造业的副助理部长史宜恩（Ian Steff）赴台积电总部会晤董事长张忠谋，或许动员他去美国投资。在美国与盟友封堵中国半导体业发展的游戏当中，台湾是比较薄弱的一环，美国似乎想通过游说台湾企业动摇中国大陆在信息电子产业制造中的统治地位。此外，美国还以安全为由，将在5G领域具有领先优势的华为公司完全阻挡在美国市场之外。

可以看出，美国在这个方面对付中国有一个清晰的线路。首先，认清了自身不足：科技创新遭遇瓶颈，制造业外包给中国，新一轮产业变革依托于制造业的智能化，中国占据优势地位。其次，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延缓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势头，鼓励企业投资美国制造业。其三，通过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垄断联盟扼杀中国企业在市场上通过合法手段获取技术的通道。其四，对中国政府利用财政资金支持技术研究的做法进行阻拦。

中国首先要认识到，美国在经济低迷期容易低估自身技术竞争力，实际上美国在高科技领域依然拥有全球霸主地位。1980年代日本丰田、索尼、东芝等大量日本企业在技术上挑战美国企业，并涌入美国市场，现在，中国根本没有什么自己品牌的高科技产品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出现。中国的创新基本聚集于商业领域并具有高度本土化的特征，无法走出国门，参与世界竞争。

其次，中国一定要集中精力发展实体经济，为制造业提供稳定的环境，关注中小制造业企业的发展。一个工业国的竞争优势主要靠中小技术企业（尤其是隐形冠军）完成。中国企业在中低端领域具有产业链与生产效率的优势，但技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成本也越来越高。在过去几年，中国执迷于金融、地产，现在又热炒主要集中于服务业领域的“独角兽”。这些公司很大一部分是以技术公司面目从事最传统的产业，甚至某些公司在政策溺爱之下，滥用市场垄断地位。如果他们回归A股制造的暴富效应，将继续在从金融环境到价值观等各方面干扰实体经济发展，而真正需要融资支持的中小企业反而没人关注。

其三，中国巨大的市场为企业投资于技术创新提供了有足够吸引力的保障。在过去十几年，中国在装备行业的技术进步就有赖于市场需求的旺盛，现在中国成为汽车、电子产品等全球最大的市场，可以摊薄研发成本，降低创新风险，再加上中国已经具备全球最齐全的工业门类以及完整的产业链，为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动力与机遇。

其四，中国应该加快改革速度，让政府（尤其是拥有自由裁量权的地方政府）减少干预市场，实现市场独立地位，推动法治建设，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开放和自由、公平的竞争，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与改革，为创新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尤其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要有系统性的政策、机制与执行效率，既是为促进中国科技创新创造良好的激励环境，同时也避免授人以柄，让整个西方不停地对中国指指点点，并拖累中国企业在国际投资中遭受不公平的审查与障碍。

特朗普政府通过“301调查”威胁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征税的做法，让中国人看清了美国阻碍中国产业升级的意图，这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凝聚了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与前进动力，进一步强化中国几十年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美国对中国的技术遏制代表着国家间的长期竞争，只要继续发挥拼搏精神，中国一定会在科技领域创造更多奇迹。

（注：作者是资深财经媒体人。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承诺进一步向外资开放中国经济后，北京方面加快了中国银行、证券、期货、资产管理和保险行业所有权改革步伐，将落实时间表从数年缩短到区区数月。

中国央行行长易纲周三在博鳌亚洲论坛表示，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允许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

易纲表示，改革措施还包括在未来几个月内将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后不再设限。

澳新银行(ANZ)经济学家表示，易纲在世界舞台上首次发表的这一讲话标志着“自去年10月十九大以来，中国首次给出了金融市场开放计划的清晰时间表”。

这份新的时间表将最初于去年11月宣布的改革计划提前了，那项计划呼吁将证券、基金管理和期货公司的外资投资比例上限放宽至51%。去年11月的声明并未给出确定的时间表，只是表示将在新的外资持股限制生效三年后彻底取消该限制。

去年11月的声明还呼吁，取消中资商业银行或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外资持股不超过25%的持股比例限制。但直到周三宣布新的时间表前，中国还只是针对放宽和彻底取消人寿保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给出了确切的时间表（分别为三年后和五年后）。

译者/徐行

新国际经济关系与迟到的贸易战

在国际经济史上，新世纪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危机期间没引发贸易战，经济复苏时贸易战风险却剧增。市场将这种特例归因于美国领导人的特立独行，对此笔者并不敢苟同，实际上这种迟来的贸易战是当前新型国际经济关系下的产物，迟到的贸易战威胁并非逆势而来！

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经济危机常带来“以邻为壑”——为转嫁国内危机，各国通常千方百计提高国内市场门槛、同时加大对外开拓力度，汇率竞争、关税和非关税谈判、甚至战争手段，无所用之不及。就大部分人有记忆的最近2次危机来说，危机期间国际竞争的方式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引发了传统的汇率贬值战，所幸中国坚持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才使汇率战没扩展；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国际货币战却由贬值变成了升值，开拓市场的贸易战让位于吸引资本内流的金融战。可以说，本次金融危机期间国际经济与国际金融领域与以往不同的反应方式，标志着世界经济版图中新型竞争秩序的建立。

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改变了国际间经济和金融的交往方式。具体来说就是，国际经济中国家之间的分工主导模式，由行业间分工转变为产业链内分工；跨国公司的发展和投资的全球布局，使得国际贸易及其带来的资金流动，日益和价值的国际分配脱节。一个常见的例子是，一种说法是中国出口一部iphone手机，价值约180美元，中国仅得其中的约3%，即6美元，但却收录了接近整机价值的贸易顺差。

显然，国际贸易战已不再是国家间经济竞争的主流方式，全球化发展已使贸易战在国际经济领域中逐渐消退。这不仅是国家间政策协调增强，而且更是各国间经济融合高度发展的结果，这意味着贸易战中无赢家，贸易战的最好结局也就是“杀敌一千、自折八百”！这种结果带来了国际竞争秩序的新变化，金融竞争超越了商品竞争，对资本的吸引力取代商品竞争力，成为国家经济实力的最重要标杆。

中国为何强硬回击

危机期间国际政策间的协调难度通常增大，“以牙还牙”式的针锋相对策略实际上是一种理性应对方式：危机期间市场竞争加剧，市场通常处于买方市场状态，汇率变动和关税冲击等不利变动通常只能由出口国（卖方）消化，或者绝大部分要由出口国承担。在当前资本全球布局、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阶段，产业链内的国际分工体系下，各国都有向产业链“微笑曲线”两端竞争性发展的动力和主观愿望，原先占据产业链“微笑曲线”两端的经济体在面临“挤出”压力时，必然会有强烈反应，这个反应不是传统的周期性危机应对反应，即不为转化危机，只为维持分工优势。这种压制后发国家分工进化的反应，必然是深思熟虑后地针对性举措。

贸易战不论采取何种形式（竞争性贬值、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实质都是对出口国市场的供求均衡关系构成了供给冲击，使得出口国商品的供给曲线向上移动。由经济学上的分析可知，供给向上冲击的结果是需求下降，但当出口国是发展中国家时，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常使得发展中国家忍气吞声，发展中国通常只能出让部分利益以换取发展机会和保留部分市场；贸易战引发的激烈对抗通常只发生在实力近似的发达国家之间。

笔者认为，此番中国对美国发起贸易战的强烈对抗，与过去产业类别和商品品种之间的国际分工不同，当前的产业链分工国际格局下，不应战的隐忍之举，不仅无助于保留发展机会，而且意味着放弃产业升级努力。

贸易战可退，金融战难消

可见，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并非逆势之举。特兰普的商人特性，决定了他与传统政治家不同的行事风格，他更直接、更少掩饰。为保持美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条中的领先优势，在国际分工中提升最快、发展势头最猛的中国，自然成为美国的头号压制对象。在这种格局下，即使没有公开的贸易战，有意识的大幅度提升贸易摩擦，也是必然之趋势，对此中国应早有预见。实际上，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在奥巴马时期就已呈现了增加之势。且贸易摩擦领域主要集中在中国产业升级最快的领域，如太阳能电池、通讯设备等，对于传统的纺织、钢铁、轮胎等产业，这类摩擦更像是有意创造的掩盖主要目的的陪衬花边，笔者认为因而实际中大都能很快得到有效化解，中方也大概率能胜诉。

全球化下各国间经济和金融虽然日益融合，但并非因此消弭了竞争，实际上基于追求分工优势，以及在价值分配中的有利地位，国家间的经济和金融竞争更趋深入，更趋全方位，只不过是竞争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商品的竞争变成了资本的竞争，金融竞争取代了市场竞争。美国政府官员也公开承认，贸易战只是幌子，科技战才是目的。各国只有吸引资本、吸引高科技投资，才能在国际分工中逐渐向产业价值链的两端爬升。整体而言，无论什么行业，在诸生产要素中，资本都处于经营的核心，都处于控制地位；即使是高科技的行业，人力资本也只有和金融资本有效结合，才能最终发展出高科技。2008年危机后，美国通过数轮超级量化宽松（QE），保持了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对国际资本的竞争中成功胜出。相对于贸易战的“双输”结局，金融战的输赢更具单方面性和隐蔽性。在新国际经济竞争中，以贸易摩擦掩护金融战，实际上成为了某些国家的常用手段。贸易战的棒子可以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但金融战却注定一直会在暗中较劲，不会有丝毫放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发表的讲话——中国将加快开放步伐、进一步融入世界，既表达了中国顺应全球化趋势将一如既往保持开放的态度，实际上也是对美国贸易战威胁的回应，凸显了中国在对外开放上的“定力”。在习近平博鳌讲话发表后，中美贸易战真正爆发的风险实际上已大大降低，但是，明里的贸易战会停歇，暗里的金融战不会停歇，中国实际上在金融对外开放上，已做出了很大让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周三警告称，支撑全球贸易的规则“可能会被（保护主义力量）撕裂”。拉加德表示，这将是“不可原谅的集体政策失败”。

在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发表演讲时，拉加德就日益增长的贸易战威胁和全球各地公共和私人债务的迅速增加发出警告。但她强调全球经济继续强劲增长，并对2018年剩余时间和2019年保持乐观。

美国和中国宣布的针锋相对的关税措施使得人们担忧，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可能爆发破坏性的贸易战。

拉加德警告称：“多边贸易体系在过去的一代人时间里改变了我们的世界。但是，现在这套基于规则和共担责任的体系有被撕裂的危险。这将是不可原谅的集体政策失败。”

一周后，来自世界各地的财政部长们将汇聚华盛顿，讨论这位IMF总裁所说的地平线上“更浓重的压顶乌云”。

拉加德批评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的想法，同时还抨击了德国的贸易不平衡以及中国缺乏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推行低效的政府补贴。

拉加德说，关税“不仅导致产品更加昂贵、选择更加有限，而且还阻止贸易在提高生产率和推广新技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她呼吁各国“避免一切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

她抨击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逆差的执念，并称这是全球供应链复杂化的结果——中国对那些进口零部件的来源国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

她表示，要改善美国整体贸易赤字，特朗普政府应该更多地从国内想办法。“例如，美国可以通过逐步遏制公共支出的增长势头以及增加财政收入——这将有助于减少未来的财政赤字——来帮助解决过度的全球失衡。”

与此同时，德国应该利用其过剩的储蓄——这些储蓄导致贸易顺差——“来提高其增长潜力，包括通过投资实体和数字基础设施”。

她针对中国表示，一个重要的贸易政策改革方案“包括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并减少导致扭曲的优待国有企业的政策”。

拉加德敦促道：“让我们再次加倍努力来削减贸易壁垒，并在不采取异常措施的情况下解决分歧。”

拉加德还试图强调对公共和私人债务持续增长的担忧——IMF将在下周公布的研究报告中称，全球公共和私人债务已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达到164万亿美元。

拉加德说：“这一债务现在比2007年的水平高出40%，仅中国就占了增长部分的40%以上。”

没有采取行动来减少债务增加的国家过去面对冲击时更加脆弱，现在那些经历了债务迅速增长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中的银行和企业部门同样如此。

译者/裴伴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开放中国经济的承诺表示欢迎，尽管后者在发表一次备受期待的讲话时并未作出实质性让步。

周二习近平再次承诺，中国政府将对外资金融服务机构“放宽市场准入”，减少汽车、船舶和飞机行业的外资限制，降低汽车进口关税。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的讲话中提到的大多数举措之前都曾对外宣布过，而且这位中国国家主席此次并未给出关于这些举措将何时实施和以何种方式实施的新细节。

但特朗普仍对习近平的讲话表示了热烈欢迎。特朗普近来多次强调他与习近平良好的私人关系，即使在他威胁要对多达1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关税时也是如此。

特朗普发表推文称：“非常感谢中国习主席关于关税和汽车业壁垒的友好讲话……还有他在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问题上的开明态度。我们将一同取得重大进展！”

白宫发出上述讯号的同时，投资者也把习近平的讲话解读为一种和解的姿态，这提振了上周因投资者担心贸易战即将爆发而陷入动荡的美国金融市场。

译者/何黎

一份新报告称，对美中爆发贸易战的担忧已经阻碍了两国间的商业投资，即便特朗普政府还在考虑对中资收购美国企业实施严格限制。

追踪投资流动的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在周二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随着贸易紧张开始升温，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双向外商直接投资(FDI)去年下降三分之一，至430亿美元。

报告作者之一韩其洛(Thilo Hanemann)表示，2018年这个数字可能再次下滑。他表示，今年头两个月，中国对美投资仅达12亿美元，相比近年水平出现大幅下降，而“筹备”中的潜在交易也是多年来最少的。

“企业正在搁置它们的交易，转而采取观望态度……当前政策环境的风险太高了，”韩其洛表示。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上月要求财政部官员起草一份计划，以限制中资进入美国的关键战略行业。美国指责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特朗普此举正是针对这种行为作出的整体回应的一部分，目前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已相互发出关税威胁，令全球金融市场不安。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正在审议的立法将拓宽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职责范围，目前该委员会负责从潜在国家安全威胁的角度出发，审查交易。

这两个同步推进的举措很可能导致中国对美投资进一步下滑，而此前中国对美投资是两国间FDI的主要增长领域。

去年双向FDI的下降主要是由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下降（从2016年创纪录的460亿美元降至2017年的290亿美元）。2017年美国对中国内地的直接投资几乎没有变化，为140亿美元。

中国对外投资下降的原因之一是北京实施了资本管制。但是，据荣鼎咨询介绍，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中资交易加大审查力度，也导致2017年有估计8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投资被放弃。

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国会正在采取的举动意味着，今年这种审查只会增加。

华盛顿正在形成的共识是，美国需要阻止中国获得重要的美国技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白宫在3月阻止了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移动通信技术公司博通(Broadcom)收购美国竞争对手高通(Qualcomm)的交易，尽管博通同意把公司注册地址迁至美国。

特朗普政府担心这笔交易将导致高通的研发投入减少，使得中国企业在开发至关重要的5G技术的竞赛中超越美国——这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的目的是在关键的高科技行业占据主导地位。

“去年有80%的政治风险在中国，因为中国对资金外流实施了限制。今年风险平衡可能会反转，”韩其洛表示。

限制中资进入关键行业的尝试也有可能产生更广泛的后果，甚至影响对非敏感行业的投资。

“如果只是一个狭义的国家安全问题，那么美国可以加强筛查风险的努力，仍然能获益于中国投资大幅扩大，”该报告的作者们写道。他们指出，相对于两个经济体的规模，美中相互之间的投资仍然较低。“但是，旨在抑制中国在美经济足迹的严厉举措，将会葬送这些机遇。”

荣鼎咨询表示，美中之间的投资关系，也将为其他经济体应对他们本身对中资的担忧奠定基调。

报告称，尽管美国的许多盟友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威胁以及打压中国的其他尝试“令人讨厌”，但他们也在考虑类似的投资限制。然而韩其洛称，也有迹象表明，其他一些国家可能受益于美国对中资筑起的越来越高的壁垒。

“迄今中国对美投资似乎将经历又一个下降的年份，这与我们在欧洲看到的情况相反，”他说。“中国对欧盟投资保持良好势头。”

译者/和风

中国威胁对美国大豆征收惩罚性关税，对于巴西的大豆种植者来说可能是好消息。

据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的分析师表示，全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游荡的贸易战幽灵，使得巴西大豆的溢价飙升至21个月高点。

分析师表示，如果中美真的开战，从长期来看，巴西的大豆种植者可能成为赢家。分析师称，事实上，通过威胁与中国展开贸易战，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可能不经意间为巴西实现主宰全球农业出口市场的野心以及中国实现与拉美加强联系的目标助一臂之力。

中国已经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正成为其重要的投资者——去年中国对巴西投资近210亿美元。邻近的阿根廷——世界第三大大豆生产国——也会受益。

“在当前的环境下，中国在巴西投资的兴趣及其对巴西大宗商品的依赖将继续加强，”TS Lombard分析师伊丽莎白•约翰逊(Elizabeth Johnson)和拉里•布雷纳德(Larry Brainard)在一份研究简报中表示。

根据巴西大豆种植者协会Aprosoja Brasil提供的数据显示，在2016/17年度，巴西生产了1.141亿吨大豆，其中约47%出口至中国。与此同时，美国生产了1.169亿吨大豆，其中约31%出口至中国。再加上同期生产了5780万吨大豆的阿根廷，这三个国家出产了全世界大部分的大豆。

分析师表示，如果中国想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阿根廷可能是另一个选项。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咨询公司Agritrend的负责人古斯塔沃•洛佩斯(Gustavo López)认为，短期内，如果美国停止对华出口大豆，巴西和阿根廷都可能会受益于价格上涨——特别是巴西，因为该国出口的大豆相对于大豆制品更多。

但洛佩斯认为，在中长期时间内，如果美国转而加工豆油和大豆粉等大豆制品，作为大豆制品全世界最大供应国的阿根廷可能受到市场竞争加剧的冲击。

无论怎样，洛佩斯对中国是否会在近期就关税采取实质行动表示怀疑，因为中国对这三个大豆生产国都存在依赖。

他表示：“中国承担不起掀翻桌子的后果，它不能只依靠阿根廷和巴西。”

Aprosoja Brasil主席马科斯•达罗萨(Marcos da Rosa)同样认为，这并非一夜间从一个国家转向另一个国家那么简单。

但他表示，取决于市场价格，巴西有能力通过改造该国庞大的退化牧地把大豆产量提高一倍。他表示：“巴西有实现这一目标的产能、技术和土地。”

TS Lombard在报告中称，中国可能对美国进口猪肉征收的关税，也会有利于巴西猪肉商——尽管巴西只是相对较小的猪肉生产国，且其猪肉出口受到了该国国内一起食品卫生检查丑闻的冲击。巴西牛肉产业也可能受益。

中国一直期望通过扩大对巴西破旧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来与这个拉美国家的农业供应商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

TS Lombard表示，在一笔最受瞩目的交易中，中国招商局港口(China Merchants Port)以29亿巴西雷亚尔收购了巴西（以吞吐量计算）第二繁忙的港口巴拉那瓜集装箱码头(Paranaguá Container Terminal)，同时中国其他企业已经开始建设和竞标其他港口和铁路项目。

但也有人警告称，尽管巴西可能在某些领域得到好处，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多边贸易体系的破坏在长期内可能对拉丁美洲不利。

贸易和农业咨询机构Agroicone的总经理罗德里戈•利马(Rodrigo Lima)表示，特朗普的策略是迫使贸易伙伴进行双边谈判，之后试着挟制他们做出让步。

分析师表示，例如，美国似乎打算豁免对巴西钢铁的关税，但华盛顿方面会希望得到一些回报——比如把巴西的行业之星、商用机制造商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er)交给波音(Boeing)。

“（特朗普）先确定一个极端立场，然后以此为起点进行谈判，”利马表示。

译者/马柯斯

中国主席习近平近期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演讲备受瞩目，除了博鳌论坛本身因素，也源自年初刘鹤在达沃斯年会上发言“为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将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措施，有些措施甚至超出国际社会的预期”，这极大地激起了全球各国对中国到底会如何扩大改革开放的好奇心。而本次博鳌亚洲论坛，也被视为是中国向全球重申中国将坚定推进改革开放的最好窗口和舞台。

此外，最近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也让全球对中国领导人将如何阐述中国的改革开放前景和推动全球化进程等方面的问题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今天演讲中关于扩大改革开放的部分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主动扩大进口。有部分市场人士认为这些扩大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对日前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强硬立场的妥协，但笔者认为这种看法过于表面，并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虽然未来中美之间虽然爆发全面贸易战的概率不大，但如果从美国经济周期和政策层面来分析，我们可以清晰的认识到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主义立场的必然性和长期性，因此未来贸易摩擦将成为常态，问题不是一时的妥协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得。

目前来看，本轮长达10年的美国经济复苏已经进入后期。鉴于历史上美国经济复苏“后期”持续时间跨度一般为3年左右，因此在2020年之后美国经济有可能再次陷入衰退的概率将大幅上升，而届时金融市场也可能随之发生较大的波动。目前一些迹象显示，除了企业和消费信贷的违约率开始上升、就业增长开始放缓、货币政策开始收缩，更为重要的是产出缺口已经转正。根据测算，今年美国产出缺口为+1.2%，但这个数据在明年和后年末会分别上升到+1.8%和+2.1%。观察美国过去几十年内发生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前的产出缺口水平的话，一般都是2%-3%左右。同时伴随着正向的产出缺口逐步拉大，美国失业率也将在2019年下降至3.8%左右。当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之后，工资会加速上涨，并带动实际通胀水平和通胀预期上升，结果是推动美联储加快收紧货币政策。虽然货币政策收紧会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但过低的联邦基金利率和庞大的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意味着一旦危机再次降临，美联储将陷入无政策工具可用的境地。因此无论是困扰于“低通胀之谜”前任美联储主席耶伦还是被打上特朗普亲密战友烙印的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都会继续加息并推进美联储缩表，目的主要是为应对下次危机预留政策空间。

在以美联储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央行在开始收紧货币政策的同时，他们也在担心早已习惯于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实体经济可能会出现衰退，因此在积极考虑扩大财政刺激来接棒货币宽松。特朗普政府的减税和基建投资计划就是典型的财政刺激政策。但相对于货币政策的决定权在央行而言，财政刺激方案需要议会讨论和通过，过程繁复冗长。特朗普去年底税改法案的通过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地位，但今年的中期选举存在的不确定性为共和党是否能继续控制参众两院打上一个问号。如果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那特朗普政府未来任何关于财政刺激的政策在议会通过的概率几乎为零。即便共和党如愿继续维持参众两院多数党的地位，考虑到目前居高不下的美国财政赤字率，特朗普政府财政刺激的空间十分有限，而且就政策本身是否有效也存在很大的疑问。市场担忧特朗普政府财政刺激很有可能在经济增长方面收效甚微，但通胀压力却显著提升，有可能会把美国经济拖入“滞胀”的困境。

在货币政策收紧势在必行，但财政政策空间及效果有限的背景下，不难理解为何贸易保护主义不仅当下会成为特朗普政府考虑的可选项。而且，从特朗普政府公布的关税清单与中国“2025中国制造”重点发展行业高度重合来看，美国已经感受到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升级和高速发展对美国制造业的威胁。伴随着未来中国制造业升级以及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不断的提升，中美在中高端制造业层面差距的缩小会导致竞争会更加激烈。从包括日美贸易战在内的历史经验来看，美国动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抑制对手的概率很大，而且往往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因此中国需要做好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长期内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笔者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国再次推出扩大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一方面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坚定不移地继续走下去的决心，有助于在目前和未来贸易摩擦和争端中增进双方沟通和谅解为开展平等互利的协商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是供给侧改革深入推进的需要。在过去的两年中，供给侧改革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方面成绩显著，为中国经济在未来深化改革中轻装上阵提供基础，未来供给侧改革的焦点会逐步转向“补短板”。在此过程中，除了通过中国企业自主研发来推动产业升级之外，引入更多的国际先进企业来参与市场竞争也是增强国内企业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看到一大批中国企业在对外开放中逐步成长并走向世界，这充分说明扩大开放是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上周中美威胁要对涉及10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流征收惩罚性关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之后的首次高调公开亮相中并未做出新的重大让步。

在中国政府于海南岛举办的年度会议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在演讲中概述了开放中国外商投资环境和贸易制度的四项计划。

习近平提出的大多数举措都是之前曾经宣布过的，他也没有透露有关这些举措实施时间和方式的新细节，这加大了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最早在6月卷入一场贸易战的可能性。

习近平表示，中国政府将为外资金融服务公司“放宽市场准入”，放宽汽车、船舶和飞机行业的外资限制，改善外资经营环境和降低进口关税。

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结束其首次访华之旅后不久，中国政府官员在去年11月首次提出要进一步扩大金融行业开放，并取消汽车行业外资持股不超过50%的限制。特朗普政府官员一直批评中方的这些提议“太少，太晚”。

“中国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习近平还承诺，将“相当幅度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在他发表演讲前数小时，特朗普在一篇推文中抱怨，中国对进口汽车收取25%的关税，是美国对进口车关税的10倍。

“这听上去像是自由或者公平的贸易吗，”特朗普发推文说，“不，这听起来像是愚蠢的贸易。”

外国投资者和外交官希望，习近平将利用这次博鳌论坛演讲阐述大胆的新改革，并提供具体细节和实施时间表。然而，他的这次讲话基本上是他在2017年1月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EF)上讲话的翻版。习近平在达沃斯的那次演讲中寻求把中国定位成全球贸易和经济开放的捍卫者，尽管中国的国内投资环境高度受限。

“这次演讲是习近平做出的又一次努力，目的是披上全球化和市场导向经济改革积极倡导者的外衣。”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中国专家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表示，“关键问题是，他实际上是否会推动广泛的经济和金融改革，还是只实施在他看来必不可少，并且足以维持体面增长的微小改革。”

译者/徐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上午发布演讲时表示，中国将“相当幅度降低”汽车进口关税。

习近平是在博鳌亚洲论坛(Bo’ao Forum for Asia)上发表演讲的，仅数小时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一篇推文中抱怨，中国对进口汽车收取25%的关税，是美国对进口车关税的10倍。

“这听上去像是自由或者公平的贸易吗，”特朗普发推文说，“不，这听起来像是愚蠢的贸易。”

然而，对于拟议中的降低关税，习近平并未给出任何细节，此前中国的政府官员一直在宣传该计划。习近平还概述了四项计划，主要是之前宣布过的一些举措，比如开放部分金融行业，放宽中国汽车行业外资限制等。

译者/徐行

中国商界领袖和政府学者周一力求降低贸易战紧张气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日发表讲话，预计他将宣布新的市场开放措施以应对美国的担忧。

针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关税措施以及出台更严厉制裁的威胁，中国寻求扮演负责任的全球贸易体系守护人。

在度假胜地海南岛举行的被称为“中国达沃斯”的年度博鳌亚洲论坛(Bo’ao Forum for Asia)上，中国发言者淡化了中国正在为冲突升级做好准备的传言。

对中国而言，比较极端的选项之一是抛售美国国债；截至去年底，中国至少持有1.2万亿美元这类资产。

“尽管市场上有人担心，如果中国大量的出售美国的资产，可能会使美国的利率上升，对整个世界都会产生影响。我个人认为，这个可能性很小。”政府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下属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周一在博鳌论坛上表示。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上周升至自2015年8月人民币突然贬值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彭博社(Bloomberg)周一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北京方面正在分析人民币贬值的潜在影响，设想将其当作一件工具，以抵制一项将导致中国出口减少的贸易协定。

在被问及这篇报道时，曾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和中国人民银行(PBoC)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的李扬表示：“贸易战争不太可能蔓延成为一场汇率战争。”

在定于周二上午发表的讲话中，习近平预计将宣布新的经济改革和市场准入措施，以微妙方式回应美国及其他贸易伙伴的怨言，同时不表现出屈从于外国压力。

此前中国已讨论过面向证券和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支付运营商的更大市场准入，但习近平可能在周二拿出更多“胡萝卜”。

上周五，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重申了北京方面的立场：“我们不想打，但不怕打贸易战。”

商界领袖周一在博鳌呼应了这一立场。格力电器(Gree Electric Appliances)董事长董明珠对贸易关系恶化表示惋惜。

“应该打开大门，谁的技术最好、最先进，就用谁的，”她说。“不能卡别人的脖子，因为我们的技术也会为别人带来成长。”

译者/何黎

随着中美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日益上升，双方你威胁我、我反制你，市场动荡，经济逻辑和真相似乎首先牺牲。有一些事实应该是没有分歧的。

首先，全球化和贸易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大干扰，但这与上一代的贸易协定没有多大关系。现在清楚的是，进口（尤其是来自中国的进口）增加给制造业工人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特别是在美国中北部地区。太多传统分析出现错误的地方在于将此归咎于贸易协定，并且未能认识到出口带来的起到补偿作用的就业收益。

现实情况是，美国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基本上是开放的，而且每一个主要贸易协定削减的别国的贸易壁垒，都远远超过它削减的美国的贸易壁垒。就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而言，情况尤其如此：美国只承诺按照最惠国条款继续保持市场的开放（最惠国条款已连续十多年每年获得批准），但却赢得了中国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

经济遭到扰乱的真正原因不是贸易协议，而是新兴市场崛起为全球经济主要参与者。这件事不是美国可以阻止的，鉴于全球合作符合美国出口利益和更广泛的利益，美国可以说也不可能渴望遏制这件事。

其次，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Trump)说与中国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就在几年前，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在重要国家中是最大的，而且为保持出口需求，中国让人民币保持低位，此外，中国的个人电脑上使用的大多数软件和主要城市销售的视频都是盗版的。

如今，中国对全球的贸易顺差远远低于几年前美国的谈判目标，中国还花费了大约1万亿美元支撑人民币汇率，而且中国对美国主要软件和视频制作商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远比几年前大。当然，重大问题仍然存在，但从经验来看，没有恫吓的多边压力无效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通过合资企业要求来获取知识产权很大程度上是将生产从美国外包出去的企业的问题，对美国工人来说不是问题。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经常不忿地抱怨说，如果它们想进入中国市场，就必须与要求它们转让知识产权的中国同行组建合资企业，然后独自经营。

这些投诉通常是准确的。但请注意，这里通常说的是相关公司在中国为中国生产的案例，因此对美国就业影响不大。在许多情况下，公司的许多股东都是外国的，并向许多政府缴纳税款。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个谴责外包的政府，把为那些将生产转移到中国的企业说话变成一个如此核心的优先议题。

第四，双边贸易恫吓对美国来说不是一个有效的策略。尽管大多数国家都受到中国贸易和经商做法的威胁，但近几个月来，由于我们无视世贸组织和全球体系，美国贸易政策遗憾地让世界大部分国家站到中国一边。

其他许多国家站在中国一边不仅让中国更容易抵制美国，而且还削弱了我们制裁的效力。中国仍然可以出口到其他市场，而使用中国产品的美国生产商丧失竞争力，因为只有它们要被迫支付关税。历史清楚地表明，像上世纪90年代初针对日本的那种贸易斗争时期没有取得多大成果，而且造成了巨大成本。

第五，威胁必须是可信的才会有效。在最近几周里，美国每次推动其策略时，市场都出现小幅崩溃，而每次表现得退让时，市场都会反弹。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如何能够真正将其威胁付诸实际呢？没有可信度，人们为什么要预计中国做出强烈反应？ 我从最近与中国高级官员的会面中明显感到，他们认为美国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对此感到困惑，而不是惊慌。

美国如果换个办法，对其自身和全球经济会好得多，但这要在后续的专栏中才能细说了。

本文作者为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查尔斯•W•艾略特大学教授(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 professor)，曾担任美国财政部长

译者/裴伴

华盛顿方面发誓要对从中国进口的平板电视征收25%的关税，这给全球第三大电视制造商中国TCL集团(TCL Corporation)在美国快速增长的销售额带来了新的压力。

此前，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了TCL以5000万美元收购美国网络硬件制造商Inseego拥有的一项业务。

TCL创始人李东生称华盛顿方面对中国企业有偏见。“当交易被否决时，他们的解释往往不清晰，”李东生说，“他们没有明确表示不批准中国企业的交易。但实际上，他们对中国企业执行的标准更加严苛。”

群智咨询(Sigmaintell)的数据显示，中国去年向美国出口了2300万台电视机，约占中国电视机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中国品牌TCL和海信(Hisense)最容易受到关税的影响，因为出口美国的电视机在它们的销售额中占有较大比重；群智咨询表示，这些企业可以通过扩大在墨西哥的生产规模来避开关税。

20世纪80年代，TCL以仿制日本TDK公司的磁带起家，随后由为外国品牌代工转为营销自己品牌的商品。TCL在深圳证交所上市，目前估值接近75亿美元。

市场调研机构欧睿(Euromonitor)的数据显示，TCL专注于电视机制造，目前其在美国液晶屏电视机市场的份额已从2013年的1%左右提高到5%。TCL称，去年其在北美的销量增长了31%。

中国向美国出口的电子产品中，很大一部分是亚洲公司为苹果(Apple)等美国品牌制造的电子产品。但随着中国国内增长的放缓、以及有时通过海外收购等机缘获得了先进的技术，中国企业自主品牌产品的海外销量也在增加。

例如，欧睿的数据显示，以销量计算，2015年以54亿美元收购了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家电业务的中国家电商海尔(Haier)，在美国洗衣机市场的份额已从2012年的0.2%增长至2017年的14.7%。

同期，海尔在美国冰箱市场的份额也从1%增长到了20%。

海尔的一位高管告诉英国《金融时报》，海尔来自海外市场的收入今年将首次超过一半，这部分得益于与通用电气的那笔交易。

“我们要在海外增加我们中高端产品的比例，”上月李东生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间歇对记者们说。

在美国遭遇的麻烦并没有阻止TCL继续寻找收购机会。该公司上月表示正在海外寻找至少7500万美元的收购机会，但没有透露具体的潜在收购目标。

李东生表示，中国企业可通过在海外制造来缓解贸易紧张。

“企业需要为当地经济做出贡献，而不仅仅是出口，”李东生说。TCL至少在6个国家设有工厂，其中包括越南和巴西，其在波兰的一家工厂“可以降低TCL在欧盟销售时的关税”，李东生补充道。

Wang Xueqiao上海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产品开征惩罚性关税备忘录时，笔者正在北京出差。在北京目睹本世纪第一场双峰对决贸易战序幕开启，的确是一个值得纪念的特殊时刻。

一场即将到来的中美贸易战，瞬间改变了中国的舆论生态。无论是市井小民还是各路专家，纷纷以贸易专家的姿态，指点江山为国把脉。在国内出差期间，笔者不仅有幸亲耳聆听了许多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关于中美贸易冲突原因的解读和应对策略，也在酒店房间里目睹了电视，报纸和网络媒体上，要求反击美国经济霸权的呼声。一时之间，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最令笔者啼笑皆非的是，在北京坐出租车时，开车司机给笔者就中美贸易战进行了科普，并毫无掩饰的表达了支持中国政府以牙还牙的坚定立场。几天前商务部发言人在宣布对美国输往中国128类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时声称，对美贸易制裁进行反击是有群众基础的，我对此深信不疑。

冷静下来，仔细梳理经济学家和官员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解释，以及对美国贸易制裁的反驳，笔者觉得这是中美双方隔着太平洋，进行鸡同鸭讲的大辩论。

国内许多经济学家基本上是从经济学原理上，解读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源，进而得出美国贸易赤字必然论，以及中国很无辜美国很无理的论断。像言必称孔子一样，众所周知的特里芬悖论，是国内专家反驳美国，苦口婆心给“不懂”经济学的特朗普进行启蒙教育的主要论据。特里芬是美国人，他认为由于美元是世界各国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因此，随着美元的流出和在海外的沉淀，必然导致美国出现持续的贸易赤字。

认为美国应该为其贸易赤字负责，中国很无辜的另一个理论，是美国消费和储蓄的不平衡。简单来讲，就是美国人寅吃卯粮消费太多，储蓄太少，贸易赤字是这种不平衡的必然结果。这个理论基于GDP核算公式，并不高深。学过宏观经济学入门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

笔者在2010年以苹果手机为例，证明了传统贸易统计夸大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并首创了利用附加值核算双边贸易平衡的新方法。这一方法和理论也被许多经济学家用来解释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大部分和中国无关，是替日本，韩国，台湾等经济体背黑锅。

这些解释虽然具有义正词严的理论基础，却无法说服锱铢必较的商人总统特朗普。特朗普追求的是“公平贸易“，他关心和强调的是中美贸易游戏规则的公平性，并非中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热衷的理论原因和贸易统计方法。因此，中美双方辩论的出发点是南辕北辙。

去年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时，在中方举办的欢迎宴会上，他公开表示对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现状，他不怪罪中国，他怪罪过去的美国政府；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府府为本国人民谋福利是正确的选择。中国的许多分析家和媒体，听完特朗普的讲话如负释重，纷纷点赞，情不自禁感谢特朗普总统给面子没有让主人难堪的雅量。殊不知特朗普是一个非常自负的经商高手，他的潜台词是：在我领导下的美国政府也要为美国人民的利益而战，不会再下让子棋了。

特朗普总统带着与中国签订的2500亿美元购买意向协议回国后，就提出了对等关税(reciprocaltax)的概念。根据特朗普总统的解释，对等关税就是：如果一个国家对美国产品征税，美国就对该国同样产品征收同等关税.对等关税实际上是特朗普总统对于何为公平贸易规则的具体定义。中国的翻译家们最初把reciprocaltax翻译为“互惠关税”，完全曲解了特朗普政府要求与中国进行公平贸易的诉求。在3月9号签署对进口钢铁和铝征收关税的法令时，特朗普总统可能担心一些分析家再次误解他追求公平贸易的决心，就使用了形象的词语“镜像关税”（mirrortax)对其提倡的对等关税，进行了更为直白的解释。

以“对等关税”为基础的贸易公平吗？这就涉及到更为深层次的主权问题。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多次表示中国是主权国家，有权制定自己的贸易政策；美国也是主权国家，也有权制定外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规则。

全球经济一体化在过去40年有了飞跃的发展，但是，我们离世界大同的那一天依然遥远。每个国家无论大小，依然以拥有主权为由，对进入本国市场的外国货物，资本，和劳动力采取各种各样的限制。目前主权依然是货物，资本和人员跨国自由流动的一个主要障碍。英国由于不满欧盟剥夺了其管理外来移民的主权，决定退出欧盟。而在WTO的框架下，每个成员国实际上丧失了单独制定贸易政策的主权。这就是为何美国不愿意在WTO框架下来解决贸易纠纷，而诉诸于双边贸易谈判从而实现以对等关税为基础的公平贸易。

中美两国关于贸易赤字争端的鸡同鸭讲的现状，也许是一种规避自身责任指责对方的策略。但是，如果这种各说各话的状况持续下去，贸易战将无可避免。谁将胜出？那就看谁的气长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我望着我的大豆田，我知道三分之一的大豆将运往中国，”比尔•威克斯(Bill Wykes)表示，他那一小片大豆田位于伊利诺伊州大豆种植带，距离芝加哥这座由大豆成就的城市只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过去十年，威克斯和肯德尔县(Kendall County)周围很多家庭农场都大举押注于中国及其肉类消费的日益增长——这推动了中国对由大豆制作的动物饲料的购买。

“15年前，我们几乎不向中国出口大豆，”63岁的威克斯称，为了满足需求，他把大豆种植面积增加了一倍。

这些大豆田如今正处于全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一触即发的贸易战的中心，此前美国和中国威胁向对方价值数百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

美国指责中国盗窃知识产权来证明其征收关税的合理性，北京方面则试图离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与其乡村地区支持者之间的关系。他需要这些选民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以及2020年的连任竞选中支持他。

美国和中国目前仍然在打空拳；未来两个月内预计不会采取实质性的关税举措。但是，过去一周两国争端迅速升级。在特朗普政府于上周二公布了对约1300种中国输美商品征收关税的计划后，北京方面在数小时内作出回应，将对从美国进口的大豆等商品征收25%的关税。

从那时起，美国不断传递出混合信号。上周四，白宫新任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表示，政府对谈判持开放态度。“关税不是立即开征。我们会慎重讨论该问题，”他向记者表示。然而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威胁再对价值1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征收关税。

在两国政府热衷于不断升级口头威胁之际，这场对峙正逐渐成为对政治意志的考验。理论上讲，北京方面更容易受到贸易战的冲击，因为相对于美国经济对于对华出口的依赖，中国对于对美出口的依赖程度更高。特朗普可能还希望通过对华采取强硬路线，在政治上受益。

然而，北京方面认为，特朗普政府将承受来自农民和其他游说团体要求避免贸易战的强大压力——特别是在选举年。中国是美国大豆绝对领先的最大海外市场，去年美国大豆出口总计220亿美元，其中对华出口占据了约56%。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意味着很多美国制造商依赖于中国生产的零部件。

“北京方面认为自己的承受能力超过美国，”曾担任白宫亚洲事务最高顾问、如今就职于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的麦艾文(Evan Medeiros)表示，并补充称中国的关税清单“相当于精准打击特朗普某些关键选区”。

肯德尔县（位于伊利诺伊州第14国会选区）正是未来几周政客们将密切关注的那类地区。两年前，共和党轻松拿下该区的选票，但该区在11月选举中出现偏向民主党的迹象，无党派的《库克政治报告》(Cook Political Report)已经将该区划入今年可能出现激烈竞争的一栏。

美国大豆种植带纵贯整个中西部，从伊利诺伊州、到明尼苏达和内布拉斯加、再到密西西比河流域至阿肯色州。这片区域覆盖了曾在2016年大举投票支持特朗普的选区、以及爱荷华等关键摇摆州。据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称，大豆出口受到严重干扰可能导致密苏里州密西西比县的失业率超过20%，而密苏里州正是今年参议院选举竞争最为激烈的选区之一。

“（特朗普）威胁把美国农业付诸一炬，”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本•萨斯(Ben Sasse)表示，“我们绝对要和中国的不良行径相较量，但要以惩罚他们而不是惩罚我们自己的方式。”

威克斯称，上周三当中国宣布对美国大豆等商品征收关税的计划后，每蒲式耳大豆价格下跌了40美分。他表示：“对于一位拥有500英亩大豆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10分钟内损失了1.2万美元，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

然而，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豆农因此反对特朗普。“我觉得还没人明白到这一点，”威克斯表示。肯德尔县共和党主席詹姆斯•马尔特(James Marter)称关税威胁只是一种伎俩：“我认为特朗普是用大棒政策作为谈判工具。”

伊利诺伊州农民鲍勃•斯图尔特(Bob Stewart)把上周的关税计划纳入了考虑。“我家从1860年代就定居在这里，”他称，“这不会令我们破产。”尽管上周三他家的农场因为关税计划“大概遭受了20万美元的损失”，但是，由于需求强劲，他仍然计划在今年照常应该轮种玉米的农田上种植大豆——“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前所未闻的”。

他不认为关税计划会有损特朗普的大选前景。豆农有强大的游说团体，“但在投票权方面，我们不是很强大：现在的农民非常少”。

阿克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kron)中西部政治专家约翰•格林(John Green)表示，该地区很多选民都很矛盾：他们支持与外国达成“更公平的”贸易条款这一象征性的目标，即使他们可能因此遭受经济损失。但一段时间后他们可能才会感受到这带来的痛苦。

他称：“目前为止都是口头上的威胁，这些事情需要时间来落实。在2018年选举之前，我们完全有可能看不到任何经济影响。”

《库克政治报告》主编查理•库克(Charlie Cook)称，许多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不是真的受到可能遭此次贸易纠纷影响的经济利益的驱动。他说：“我认为，其中很多都是由对精英的敌意、对城市地区以及生活在东、西海岸的人们的敌意推动的。”

如果爆发贸易战，考虑到大豆在中国经济中的独特作用，中国政府也或将遭遇政治压力。大豆贸易爆炸式增长的这20年见证了中国中产阶层的壮大。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30年收入不断增长使中国人的年人均肉类消费量从20公斤增加到了50公斤。猪肉是在中国最受欢迎的肉类，同期中国每年屠宰的生猪数量从不到4亿头增长至7亿头。

87岁的赵桂芳（音）在四川农村长大，她回忆说，40年前肉是稀罕物。“我们一年吃一两次猪肉。喂猪用的是草，所以得花一年时间才能喂大。”

曾经主导生猪市场的家庭养猪模式无法满足如此大幅的需求增长。因此，中国推动了大型养猪场的崛起，由利用富含蛋白质的大豆生产饲料的农业企业集团提供最适合给畜禽增肥的饲料。

中国国内大豆产量占全球供应量的4%，只够满足本国6周的消耗量。因此，中国的大豆进口量从20年前的50万吨暴增至去年的9600万吨（全球供应量的三分之一）。

至于从何处进口大豆，北京方面也没有多少选择。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生产了全球约90%的大豆，而阿根廷的主要出口大豆种类不受北京欢迎。国泰君安证券(Guotai Junan Securities)分析师在最近一份报告中称：“中国基本上只能在巴西和美国之间进行选择。”

目前的时机对北京方面有利。南半球的秋季和初冬是中国从巴西进口大豆的季节：在开始依赖美国进口大豆之前，中国有6个月的窗口期。

此外，中国规划者正在研究能否从巴西进口更多大豆。温氏股份(Wens Foodstuffs)创始人之一温鹏程本月早些时候表示：“没有美国大豆，那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应该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温氏股份是中国最大畜禽饲料集团之一。

北京面临的最大风险是贸易战推高通胀——考虑到可能带来社会不稳定，中国共产党一直对通胀非常敏感。虽然将500万至1000万吨大豆供应从美国转至巴西将给美国农场主造成痛苦，但此举将给予巴西更大的定价权。

国泰君安还表示：“大豆价格飙升将传导至下游肉类和食用油价格，这将加剧国内通胀。”虽然一些中国博主出于爱国原因建议选择以蔬菜为主的饮食，但喜欢炸鸡的城市居民不大可能改变吃肉的习惯。

然而，咨询公司TS Lombard估计，大豆价格上涨10%将导致通胀率上升不到0.2%，这表明中国仍有回旋的余地。

北京方面还将面临来自新形成的大豆产业的压力。数以百计的进口商、大豆研磨企业、饲料企业和肉类生产商雇用了成千上万的员工。这一行业正受到产能过剩的困扰，意味着企业将面临成本上升的困境。猪肉行业分析师冯永辉表示：“企业肯定会跟政府讨论这个问题。”

中国完全摆脱美国大豆的唯一办法是将资金大量投入新的地区，以提振这些地区的大豆产量。例如，有官员谈到了乌克兰等黑海周边国家。

这样做，中国将效仿日本曾经的做法。上世纪70年代，日本大举投资巴西的大豆生产。这一努力最终帮助巴西成为主要的大豆生产国。

美国农业部分析师弗雷德•盖尔(Fred Gale)写道：“中国政府和农业企业负责人肯定将忙着设法在世界某个地方打造下一个巴西。”但在当前与特朗普的对峙中，这样的计划对北京方面不会有什么帮助。

译者/何黎

华盛顿与北京的全面贸易战可能导致股市跌幅高达50%、美国国债市场动荡以及中国银行业体系受损。

在法国巴黎资产管理公司(BNP Paribas Asset Management)发出上述警告之际，恰逢紧张局势升级——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周四表示，美国将考虑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额外征收1000亿美元的关税，加剧了这场本已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纠纷。

此前，华盛顿披露计划对进口的1333种中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而北京方面很快威胁要对500亿美元进口的美国产品征收关税。

法国巴黎资产管理公司表示，如果特朗普政府决定对中国进行激进的贸易战，将会使得人们怀疑北京可能减持其持有的1.2万亿美元的巨额美国国债，并将其外汇储备分散到其他币种上。

这种转变将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并对美元构成压力，进而可能对中国的银行构成风险——中资银行一直将欧洲美元(eurodollar)市场作为资金来源来激进地扩大它们的资产负债表。

法国巴黎资产管理公司表示，美中全面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很低”，所以目前没有必要将投资组合调整为采取完全防御性策略，但交易环境风险加大，投资者应该购买保护措施以防范波动加剧和更广泛抛售的威胁。

专业的新兴市场基金公司安石(Ashmore)的研究主管简•德恩(Jan Dehn)表示，特朗普单方面征收关税再现了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之后贸易关系崩溃的开始。

德恩说：“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似乎决意放弃一直是西方繁荣关键支柱的自由贸易。”他补充称，欧洲经济也可能因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而受到损害。

他表示：“没有比现在更糟糕的时机了。欧盟才刚刚脱离欧元区债务危机的边缘。英国面对美国保护主义同样脆弱。”

上周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加剧——即使政策制定者试图化解投资者的担忧。

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上周三表示，世界认识到中国的贸易行为“失控”，但紧张局势升级“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罗斯表示：“即便是真的战争也能以谈判结束。”

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BlackRock)敦促其客户保持冷静。

贝莱德全球首席投资策略师理查德•特尼尔(Richard Turnill)表示，美国针对中国进口产品的行动“是谈判的开局策略”，而不是全面贸易战的开始。

“我们预计北京将尝试通过中期开放中国市场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

特尼尔补充称，如果美国施行影响更为严重的措施、导致中国采取报复措施或者导致人民币大幅贬值，贝莱德可能会改变其立场。

中国上周五对美国的威胁做出回击，警告称，这场争端在政治上将给美国带来更大潜在损失。

中国商务部表示，中方已准备好在与美国的争端中拿出“综合应对措施”，并补充道：“我们不想打，但不怕打贸易战。”

瑞银财富管理(UBS Wealth Management)全球首席投资官马克•黑费尔(Mark Haefele)表示：“严重破坏的风险仍切实存在，唇枪舌战可能会加大市场波动性。”

瑞银已告知客户保持投资，因全球增长和公司盈利仍支持股市继续上涨。但该银行还在持有更具防御性的头寸，包括增持美国10年期国债以及投资日元，瑞银预测，如果股市出现更广泛低迷，这些投资将表现良好。

根据数据供应商EPFR的数据，在3月最后一周，美国短期政府债券基金吸引了自2016年初以来最大规模的资金流入，这表明，一些投资者已在采取更具防御性的立场。

瑞士基金机构GAM投资组合经理汉斯•乌尔里希•约斯特(Hans Ulrich Jost)表示，贸易战可能会带来投资机会，但并非特朗普预想的那种。

约斯特表示，不管是否加征进口关税，40年的投资不足已导致美国钢铁生产厂“低效、陈旧且无力”与海外竞争对手“竞争”。

这可能会为欧洲钢铁制造商提供机会，但美国的航空、汽车和其他重工业不得不付出更高的原材料成本。

约斯特表示：“有一点应谨记，中国采取的任何报复性措施都可能会大大提高美国极度依赖的中国产电子零配件的价格。”

荷兰国际集团(ING)国际贸易分析主管拉乌尔•利灵(Raoul Leering)表示，中国尚未确定新关税的生效日期，这表明，中国政策制定者仍认为存在继续当前谈判的空间。

利灵表示：“鉴于中国经济对美国需求的巨大依赖，中国最终可能会止损、愿意对特朗普做出一些让步。”

他补充称，特朗普正在“玩一场危险游戏”，但仍可能会在此次几十年来最为喧闹的贸易争端中成为赢家。

利灵表示：“这将让他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之前取得选民的好感。”

译者/何黎

标准经济学告诉我们，贸易战只能是两败俱伤，怎么会双赢呢？这显然是一个教科书式的问题。现实世界比教科书复杂多了。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战就不是典型的贸易战。自由是美国人珍视的价值，美国政府不会公然地违反自由贸易原则。特朗普说要减少1000亿美元与中国的贸易逆差，那是说给美国选民听的，因为这是他“当选的主要原因”；若说因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太大了，所以要提高对中国产品的关税率，显然是“政治不正确”的。这是说不出口的，也不会为世界其它国家所赞同。他的理由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不公平”。显然，自由贸易是公平的自由贸易。如果不公平，就不在“捍卫”之列。

那么，哪点儿不公平了？一曰中国公司偷窃美国公司专利技术，或利用市场进入利益强迫美国公司转让专利技术；二曰中国政府对中国企业进行了大量补贴，致使产能过剩，向国外倾销，导致世界市场价格过低；三曰中国政府阻止或限制互联网数据的自由流动，致使美国公司不能在中国境内正常开展业务，导致约4000亿美元的损失；四曰中国限制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如在通讯、信用卡和电影等领域受到阻碍。

从纯理论角度看，这些对“不公平”的指责都是有道理的。教科书假定的自由贸易是在公平的市场竞争下的自由贸易。一个公平和有效的市场，是要保护知识产权，不能区别对待不同企业，不能限制市场的自由进入，不能通过限制数据流动而限制对市场的自由进入。对这些原则，近年来高举自由贸易大旗的中国政府也不会有异议。问题只是在于，这些指责是否属实；或者确有其事，但被夸张了，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后一种情形更有可能。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但还不完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说明中国政府还是要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革除掉那些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陋规和行为，其中就包括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区别对待不同企业，限制市场的自由进入，和限制数据的自由流动。如此看来，美国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的指责，恰恰是中国改革的对象，并没有冲突。假如美国真的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那么中国纠正这些错误，不仅消除了美国的“不公平”的指责，而且对中国自身也是有好处的。因为一个更完善的市场经济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在知识产权领域，中国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虽然申请专利的质量尚需改进，但数量已然是世界第一。中国的主要产业已经发展到了在规模和技术水平方面都居世界主导地位的程度，大多依赖于自主研发的知识产权。我们不能排除有个别中国企业“偷窃”别国企业的技术，或与外国企业合资中有技术转让的要求，但这不能构成战略性技术领先。因而，不可能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从中国国家利益来看，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而不削弱它，是有利于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如果不仅要在国内、而且在世界范围保护中国的知识产权，就要保护所有企业的知识产权，就要维护保护知识产权的世界体系，中国的知识产权也才能在境外获得尊重。所以，制止偷窃技术，不要求外国企业以技术换市场，不仅对中国无害，反而有利。

关于中国政府对企业的补贴，主要是指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在美国针对的中国钢铁业和制铝业，存在着两种企业，国企和民企。它们之间是竞争的。民企不可能获得政府补贴。国企之所以获得政府补贴，是因为国企效率低下，不补贴就无法生存；同时又有政府资源。例如在制铝业，中国铝业公司是一家被称为“亏损王”的国有企业，连续八年亏损达450亿元以上；仅2014年就亏损162亿元，获得政府补贴8.23亿元。其实国企获得的全部补贴不只是账面那一点儿。几乎全部国企都享有免费使用国有土地的补贴，和低息获得贷款的补贴。据天则所的研究估计，2001~201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账面净资产收益率为9.08%，但扣除应缴未交地租、优惠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差额、应付未付的自然资源租金以及政府补贴，实际净资产收益率为－3.67%，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补贴，它们是亏损的。

这就成为了中国钢铁业和制铝业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在这两个产业中，民企不可能产能过剩，一旦持续过剩，它们就会亏损并倒闭。但国有企业即使亏损，却可以因免费土地、低息贷款以及政府补贴维持过剩的产能。因此，钢铁业和制铝业产能过剩不仅是国际贸易问题，首先是中国的国内市场问题。因而，2016年开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去产能”，其中也包含着减少国企产能的含义。然而，由于国企有着更深厚的政府资源，由政府主导的去产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一些国企产能，但在不少地方，政府把去产能的指标分派给缺少政治背景的民营企业，使得去产能走向了反面，压缩了效率高的民企产能。

这样看来，根本解决过剩产能问题，就要进行国企改革，最终目标就是国企退出所有营利性领域。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去除国企的垄断特权和政府补贴。如果把免费使用国有土地和低息获得贷款等看作是买方的低价垄断，这正是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打破”的“行政性垄断”。如此一来，来自美国的要求，正与中国经济的内在需要和中国政府想要进行的改革相一致。中国钢铁业和制铝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只有在公平的没有政府补贴的竞争环境下，让那些效率低下的亏损企业退出市场，才能最后解决。如果全面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取消政府补贴，就不仅是解决钢铁业和制铝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而且会带来宏观层次的显著的经济加速。我曾估计过，如果国有企业的实际亏损降为零，按2013年国有企业（金融类和非金融类）净资产52万亿元估计，也会增加3.3个百分点的GDP增长速度。

同样，保证数据的自由流动，对中国也是有好处的。中国政府关注网络安全，强调国家的网络主权无疑是对的。然而，由于《网络安全法》缺少对网络管理部门的有效约束，它们扩张自己的权力，实际上削弱和侵犯了《宪法》第三十五条，并大大压缩了正常生活和工作中的数据空间。如在与政治完全无关的学术、商业和生活领域，如果不用VPN，学者不能接通境外的学术网站，如谷歌学术；旅游者不能正常使用谷歌地图，不能正常使用境外的商业网站，如amazon, airbnb；甚至不能登录外国驻中国使馆的网站。更不用说，不受约束的网络管制，实际上压制了对政府部门的批评和对腐败的揭露，显然也对中国社会造成深刻的伤害。这也会影响到在中国境内的外国居民或企业，使他们不能正常地生活和开展工作。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要“依宪治国”，包含着保证公民的宪法权利。这首先要保证宪法第三十五条的权利。中国的《网络安全法》也规定，“国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使用网络的权利，……，保障网络信息依法有序自由流动。”实际上，近来中国政府也在这一方面做了调整。据我的经验，不少过去不太好使用的境外网站变得好用了。包括谷歌地图，谷歌翻译，amazon, airbnb，一些学术网站，CNN等西方国家的电视网站，等等。这表明中国政府越来越清楚，用防火墙限制数据的流动除了给中国带来巨大损害外，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也不能达到他们预想的目的。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以及中国政府近来的调整，与美国要求的数据自由流动没有太大差距。总体而言，数据的自由流动甚至比贸易自由还要重要，观念不受阻碍的交换会使中国更充分地激发技术和制度的创新。

关于市场自由进入的问题，情况稍微复杂一些。电信和银行本来就是行政性垄断的产业，所以首先的任务是打破行政性垄断，向民营企业开放市场。这也是中国政府近年来的改革目标。中共“十九大”除了提出要“打破行政性垄断”以外，还提出“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2018年，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已全面实施。在负面清单中，没有对商业银行和电信基础业务的进入限制，因而是所有市场主体，包括中国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都可以进入的。刘鹤先生也在达沃斯论坛强调，中国政府今年会很快落实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但负面清单中确实有对电影业进入的限制，这主要是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正是这种考虑，妨碍了中国电影作为一种艺术门类的发展，缺乏国际竞争力。如果放开管制，中国电影业显然会在中国市场中占有优势，也不会害怕来自好莱坞的竞争。

近来对所谓“中美贸易战”的评论，多关注“战”的方面。回顾一下中国加入WTO之前，以及WTO谈判，更好的作法是“化战为谈”。国家间贸易利益的冲突通过谈判，其实会导致一个更好的制度均衡，达到双赢结果。WTO规则要求中国降低关税、开放国内市场，当初中国人普遍以为狼来了，中国企业竞争不过外国企业。结果却是，由于中国借助于加入WTO推进了国内的市场化改革，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被焕发出来，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大获全胜，又在国际贸易中持续高额顺差。外国企业也因中国巨大市场的扩展而获益。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持续40年的中国奇迹，也使中国更为自信。面对美国的压力，中国政府做出的对称回应是谨慎的。借此机会进一步推动国内的市场化改革，放开国内市场，则更为重要，也同时消除了美国发起贸易战的“借口”。而这一举措，显然比当初加入WTO的风险小得多。

如果中国革除掉那些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陋规和作法，如取消补贴和打破垄断，结果将会怎样呢？中国经济将有一个更快的发展，并且更具有国际竞争力。那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会减少吗？不会，只会增加。这是因为，国有企业虽然获得了政府补贴和低价资源，但它们的效率更低，平均成本仍然高于没有政府补贴的民营企业。例如2016年在中国铝业公司亏损的情况下，同为制铝企业的中国宏桥集团股东净利润约为51亿元。在钢铁业，2016年前三季度，民营企业销售利润率为3%，明显高于1.73%的行业平均水平。而若打破行政性垄断，如打破银行垄断，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差还会放窄0.5~1个百分点；打破石油垄断，税前汽油零售价格会降低21%（据2015年数据）；这都会降低整个经济的资源成本。因而，如果中国政府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从此逐渐从产业中退出，取而代之的是更有效率的中国民营企业，加之享有更低的资源成本，它们会在国际贸易中更有竞争优势，从而有可能扩大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这样一来，不就与特朗普减少1000亿美元贸易逆差的目标相悖了吗？其实，我们要牢记，特朗普就是一个商人，叫高价是他的习惯策略。前面也说过，他是说给选民听的，他并不真的要达到这个目标。而且，实际上，保持一定水平的贸易逆差对美国是有好处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更广义地看，如果把美元也看作是一种商品的话，美国没有逆差。实际上，美元还是一种利润率最高的商品。据说印制一张一百元的美元钞票的成本是四美分，剩下的就是所谓“铸币税”。更何况，在更多的情况下，大量贸易不需要现金，只是表现在账户上的数字，其铸币税的比率更高。虽然为了保证整个货币体系的运转，美国还需要其它配套设施，如安全和信用的保障，成本最高也不过20%吧。没有一种商品能够赚到80%的利润率的。这难道不是一笔划得来的生意吗？

当然，这种收入只是美国政府的收入，并不是民间企业的收入。不过，要想把这笔铸币税收入向民间转移并不难，只要降低税率即可。其效果，可不只是减少了企业的税负所对应的美元数量，而会带来刺激民间投资、甚至国外企业投资的宏观结果。特朗普政府前些日子的减税改革获得显然效果，就已经说明问题。不少美国企业，如苹果，以及外国企业，如丰田，已经表示要在美国进行大的投资。有投资，就有就业，这不就是“将工作带回美国”的更好方法吗？

只是将大量铸币税的收益直接向民间转让，会与特朗普的另一个目标有些冲突，这就是加强美国的军备。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国防开支主要依赖于铸币税收入。2016年，美国的人均国防开支1892美元，远远高于其它国家的平均水平151美元。美国军费开支超过世界其它国家人均水平的部分，约5623亿美元，我称之为“帝国成本”。根据多年的数据，这部分基本上是由美国通过贸易逆差“出售”美元的铸币税。然而出售的美元就是外国人对美国的债权，虽然他们可以用于与非美国人的交易，但还是有一定限度，所以正常的循环是外国人再用贸易赚取的美元购买美国的资产。因而我们看到，美国的贸易逆差与资本顺差几乎就是以X轴为中心线的对称图形。见下图。也就是说，通过资本流入，美国又把通过贸易逆差流出的美元收回来，以保持美元在世界分布的均衡。

自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后，美国金融资产的信誉大降，资本流入明显减少，贸易逆差也同趋势地减少。贸易逆差与资本顺差的对称原因，也许需要一篇博士论文来解释，这里按下不表。贸易逆差减少，美国铸币税收入也相应减少，就不能充分满足军费预算之所需。如下图。在2008年以前，资本项目顺差多于美国的军费预算，而在这之后，则低于军费预算。这就给美国的财政带来压力。这就是奥巴马总统时期，美国在全球战略收缩的财政原因。

简单地说，既然美国的国家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铸币税，而贸易逆差就是在出售美元，则贸易逆差较大时，美国的财政情况就较好；贸易逆差较小时，财政情况就较差。见下图。美国的财政赤字几乎与贸易逆差对称地反向而动。在下图中，2006年贸易逆差最大时，财政盈余也是最大的；2009年贸易逆差最小时，财政赤字也是最大。因而从美国财政角度看，一定规模的贸易逆差是件好事。

而在美国的财政支出中，最大的一部分就是军费开支。在美国的税收和铸币税受到经济环境和国际贸易约束而减少的情况下，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军费预算。因而，特朗普的压缩贸易逆差的目标与扩张美国军备的目标是矛盾的。保持适当大的贸易逆差有助于保留美国的强大军备，但如果将贸易逆差带来的铸币税收入通过减税转移到民间，也会限制美国军备的扩充。不过要注意的是，扩充军备或军备竞赛并不见得有利于美国。而如果把贸易逆差带来的铸币税收入用于减税，也许是一件真正有利于美国的事情。这是因为，国防预算有一个恰当的规模，其目的应该是保卫本国的领土和利益。如果过多，就会扭曲该国的行为。

如果军队过于强大，就会轻易诉诸战争解决问题。美国政治制度的缺陷，就是不能约束对外的国家行为，大多数情况下，往往只以当下成本收益为标准，更经常出现误判。所以二战以后，美国在国际问题上，尤其是在战争问题上屡犯错误。据说在出兵越南时，全美国只有三个人懂得越南。伊拉克战争，则以数十万伊拉克人的生命和4500美国军人的生命代价，却没有发现借口出师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的中东战略就是一个不断地解决它所创造的问题的战略，几十年来中东不得安宁，并且还扰动了欧洲。为了对抗伊朗，美国扶持了萨达姆；为了对抗苏联，美国扶持了本•拉登；为了对抗阿萨德，美国又扶持了“伊斯兰国”。所有这些美国扶持的力量，后来又都成了美国的敌人。也许正是因为有过多的军费，才使错误得以实施。因而，美国的国际安全问题不是军费太少了，而是军费太多了。

军费太多，是军工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结构中的作用所致；而这个集团，也是依赖于过多军费才生存和发展。正是五角大楼－军工集团－军工地区铁三角的存在，才使美国政治结构偏向于制造紧张局势和运用武力的国际决策。本来冷战结束后美国军费开支在逐渐减少，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和持续，又在常规军费之上增加了每年数百亿多则1800亿美元的“海外应急军事行动”费用。因而削减军费，就是在削弱一个以美国整体利益为代价的坐收战争之利的利益集团，也就是在削减进一步的军费需求。美国真正的利益，是回归到平衡的国际战略上来，减少在国际战略上的错误；同时与世界各大国联手进行裁军，创建一个世界永久和平的前景。将减少的军费用于减税，提高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则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因此，如果中国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与美国进行更为公平的贸易，中国的贸易顺差将会更大；如果美国能在与中国的公平贸易中保持相当规模的贸易逆差，并将铸币税收入用于减税，而不是军费，美国的投资将会增长，就业将会增加；如果中国的资本受到低税率的吸引投资于美国，如果美国的资本进入更为开放的中国市场，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将会更为紧密，她们之间就更不会成为军事对手。从长远看，美国的产业将会受益于低税率而保持更强的竞争力，从而使国际贸易的逆差减少，而那时，中国的国内市场将成为明显大于美国的市场，成为美国企业的主要海外市场。而中国，金融、电信等服务业在经历竞争的磨练后将更为成熟，人民币将更有信用，也会使中国逐渐平稳地向低贸易顺差以致贸易平衡的经济模式转变。将这就是一个双赢的前景。

这有政治可行性吗？有那么一点儿。应该明白，特朗普威胁要进一步对1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提高关税，以及中国对等的回应，都是叫价。叫高价只是实现心中底价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特朗普的目的是要中国开放更大的市场。而如前所述，中国政府早已确定了保护知识产权、打破行政性垄断、维护公平竞争和继续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并就公平市场准入出台了具体的规则和政策。中国政府只需加快这一步伐、或抓紧落实若干具体案例，就能让特朗普脸上有光，而又可表明这些举措并非迫于美国压力，而是早有考虑和动作。如果这一判断为真，则特朗普在发起贸易战之初就胜券在握，一个更大的中国市场将会展现在美国企业面前。特朗普也知道，军费预算与减税与间的替代关系，但他明确地推动了减税，而想方设法地减少军费，如要求日本承担更多驻日美军的军费，要求很快从阿富汗撤军，说明他认为减税优于强军。如果双方都清楚这些经济和政治利益，谈判就不太难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当你已经亏了5000亿美元的时候，你不会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本周早些时候的推文是对他贸易原则的一次简洁总结：这一原则把经济常识的缺乏与赌徒谬误混合在一起。在制定对总计10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的计划后，美国和中国现在似乎在进行一场要么翻倍、要么扯平的赌博：特朗普命令官员列出加征关税的1000亿美元产品清单，北京方面则宣布将要反击。

然而，如果两国都把各自的威胁付诸行动，历史表明，双方都会成为输家——其后果不可预料，可能远远超出经济层面。

最臭名昭著的自我毁灭型保护主义的例子是1930年的《司莫特-郝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该法案提高了美国对2万多种商品的关税。在加拿大和其他贸易伙伴实施报复之后，美国出口下降了逾60%。经济学家对损害的严重程度意见不一，但毫无疑问，那些措施加剧了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不仅对贸易、对外交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促使那些原本回避苏联的国家去构建联系。

与当前这场美中贸易冲突更类似的可能是1960年代初的所谓“鸡肉战争”。那场战争始于欧洲国家对新的工厂化饲养方法带来的竞争感到惊恐，于是对进口自美国的鸡肉征收关税。美国实施关税报复，把目标对准了土豆种植者、大众(VW)露营车和法国干邑白兰地。

几十年后，针对轻型卡车的“鸡肉税”仍然存在，现在主要由亚洲制造商支付，而且造成了持续的扭曲。外国制造商最终找到了规避关税的办法——将生产线转移到北美自贸协定(Nafta)成员国或美国本身。受这种关税引导，美国汽车制造商发展出了生产耗油量大的皮卡车的专长——它们在那个领域受到保护。这对它们或许不是好事，因为它们对在体型更小、更节能的汽车这个增长型市场展开竞争的准备不足。

特朗普本人更喜欢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1980年代对日本采取的措施进行比较，后者包括从汽车进口配额到对电子产品征收的惩罚性关税。但那些措施未必好：美国消费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美国汽车行业裁员，因为生产商选择通过限产来提高价格。

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也许会发现，他在里根政府中曾使用的策略，即使在表面意义上也不再管用。利用美国的经济实力要求贸易伙伴实施“自愿克制”，这个办法对韩国也许有效——不过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这个办法绝不理想。这个办法对中国不可能奏效。它也不会有帮助：供应链是全球性的，美国制造商需要进口零部件。

考虑到这一切，有人也许在奇怪，为什么本周的言论升级没有对市场造成更大的冲击。投资者的相对平静似乎基于两种考量。首先，现在仍有时间进行谈判和让步——而且中国将倾向于做出让步，因为它的潜在损失更大。其次，即使计划中的关税确实生效，它们也不会严重到让本来生机勃勃的全球经济脱轨的地步。

第一条假设——这是特朗普的经济团队非常渴望说服人们相信的——可能会被证明是个严重误判。中国在经济方面的潜在损失可能确实更大，但特朗普在政治方面的潜在损失更大——到目前为止，北京方面已证明自己善于利用这一点，把对美加征关税的目标瞄准特朗普的支持者。第二条论点的真实性更高。当然，这是在假定双方不再次翻倍赌注的情况下。

译者/何黎

美国股市周五下挫，此前中国拒绝了与美国谈判以缓解贸易紧张升级的构想，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财政部长承认“眼下有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

标普500指数(S&P 500)当日下跌2.2% ，使其自1月高点以来的累计跌幅接近10%的大关，后者标志着进入调整区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和纳斯达克指数(Nasdaq)均下跌2.3%。

人们担心华盛顿和北京之间针锋相对的关税威胁可能促使全球两大经济体开打全面贸易战，这引发投资者竞相涌入被视为安全资产的美国国债，10年期美国债收益率被压低6个基点，至2.77%。

导致市场情绪恶化的导火线是，中国表示，如果特朗普真敢兑现他在周四晚发出的威胁，把另外1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列入关税目标清单，中国将准备好升级自己的回应。中国表示，它有自己的1000亿美元计划来回应任何这类举动，并对举行任何谈判的可能性不屑一顾。

“一段时间以来，双方的财经官员并没有就经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中国商务部一名发言人表示。

中国商务部指责白宫误导金融市场，暗示美中谈判正在进行中，宣告“这不符合实际情况”。

特朗普新近任命的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席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承认，双方在围绕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争端上没有举行过任何实质性谈判，但坚称这类谈判仍然有可能。

他表示，尽管他希望通过谈判达成一个解决方案，但特朗普威胁要征收的关税并不只是一种谈判策略。

“中国才是问题，”库德洛在白宫告诉记者。“要怪就怪中国。别怪特朗普。”

美国财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在接受财经频道CNBC采访时承认，承认“眼下有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

Capital Innovations首席投资官迈克尔•昂德希尔(Michael Underhill)表示，姆努钦的言论加大了周五的抛售压力。他表示，“正是华盛顿不断发出的高调”在驱动市场下跌。

本周贸易紧张升温，美国在周二公布了1300多种中国产品的清单，这些产品将被征收关税，以施压中国停止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在中国公布其500亿美元美国产品清单作为回应后，特朗普周四加码，威胁要对另外1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关税。

特朗普政府本周之所以对中国采取最初的行动，是因为它声称，北京方面强迫美国企业将知识产权转让给中国公司，作为在华开展业务的一个条件；中国不承认这种说法。

“美方再次提出增加1000亿美元征税商品，中方进行了更加坚定的回应；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更不可能就此问题进行任何的谈判，”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

特朗普周五还发出信号表示，他将按计划征收关税。他在接受电台采访时对市场动荡轻描淡写，称“我们早就输掉了贸易战”。

“市场已经上涨了40%，42%，所以我们可能回吐一部分涨幅。但是，当我们收手的时候，我们将有一个强大得多的国家，”他表示。“我们可能会受到打击，但你知道吗？最终我们会因此而变得强大得多。”

特朗普后来在Twitter上写道，中国继续受益于不公平的全球贸易体系。“身为经济大国的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内部被视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他们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和优势，特别是对美国。有任何人认为这是公平的吗？”

这场争端的迅速升级，展示了许多人所称的贸易战风险日益增加，尽管一些分析人士仍然相信，通过谈判达成和解是有可能的。

穆迪(Moody’s)在发给投资者的一份简报中警告，尽管关税对美国和中国产生的直接影响都是可控的，但任何持续的紧张升级都会导致金融市场动荡，并拖累商业和投资决策。

“我们仍然认为，美国和中国将会避免贸易限制的戏剧性增加——考虑到这种增加会给两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穆迪表示。“话虽如此，近几个月来升级的风险已经上升。”

Emily Feng三亚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北京方面谴责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再对1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征收关税的威胁，一些中国专家警告称，这场已经导致全球市场惊慌的针锋相对的贸易争端愈演愈烈，将在政治上给美国带来更大的损失。

周五，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已准备好在与美国的争端中拿出“综合应对措施”，并补充道：“我们不想打，但不怕打贸易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呼应了商务部的声明，并补充称：“中方将奉陪到底……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一段时间以来，双方的财经官员并没有就经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中国商务部一名发言人周五晚些时候表示。“美方公布301调查报告以及产品建议清单以后，中方予以坚决回应；美方再次提出增加1000亿美元征税商品，中方进行了更加坚定的回应；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更不可能就此问题进行任何的谈判。”

本周早些时候，美国和中国相互威胁要对从对方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周四晚，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考虑……追加1000亿美元关税是否适当，如果适当，则确定要对哪些产品征收这类关税。”

如果美国政府落实特朗普的额外惩罚提议，北京方面很可能针锋相对，升级自己的关税威胁。“当有人使用大棒时，回应就是动用你的大棒作为回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关系学教授时殷弘表示。

曾经是中国商务部官员、现在是北京“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高级研究员的何伟文警告，如果更多关税真的出炉，中国几乎肯定会被迫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作为报复。

周二，特朗普曾猛烈抨击中国对其政府提议的关税所作出的回应。周三，中国宣布拟对大豆、汽车和化学品等106种美国输华产品征收25%关税，具体日期取决于美方何时执行其关税。

清华大学国际战略教授楚树龙表示：“中国将跟随美国的做法：如果美国想要威胁，中国也会威胁；如果美国要谈，中国也会谈。”

但楚树龙告诫称：“这是一种战略，而不是贸易战的开端。就像以往的中美争端一样，最初的威胁非常严重，但在双方开始商谈后会降温。”

中国的分析人士表示，由于两国在治理结构上的差异，相比中国共产党，在关税上升级对抗可能会给特朗普带来更大的政治麻烦。

“美国产业集团对特朗普提高关税的计划有不同看法，而这些集团很可能会影响最终政策，”投行光大新鸿基(Everbright SHK)金融分析师张颖超（音）在北京表示。“但中国在支持政府决策方面是口径一致的。”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CAAM)负责人本周早些时候告诉国内媒体，中国的汽车制造商不用害怕贸易战。而美国大豆产业团体警告，贸易冲突会造成“毁灭性”影响。

“华尔街不乐意，这对特朗普在国内的地位是有破坏力的，”中国人民大学的时殷弘补充说。“贸易战会伤害两国，但在美国，这可能会在11月中期选举中伤害共和党。中国没有这个问题。”

北京方面周四还表示，它将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挑战美方拟议中的关税，此举将升级与特朗普的对抗。

Nicolle Liu香港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周四表示，他已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考虑对自中国进口的商品追加1000亿美元关税。此前他已提出针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特朗普表示，他还指示美国农业部长执行一项保护美国农场主和农业利益的计划。

白宫周四晚间发表的这份声明，使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角力再次升级。此次角力已对全球市场造成重压，加剧了人们对爆发一场可能损害全球经济增长的贸易战的担忧。

不过特朗普也表示，美国准备与中国进行谈判，以消除贸易壁垒，并纠正他口中一再批评的不公平贸易做法。

消息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应声下挫，道琼斯指数e-mini期货下跌1.5%，标普500指数(S&P 500)和纳斯达克(Nasdaq)期货也下跌约1%。

以下为声明全文：

美国贸易代表根据《1974年贸易法》(Trade Act of 1974)第301条进行彻底调查后，认定中国一再从事不公平地获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调查中详细说明的这些做法引起了全世界关注。中国的非法贸易行为——多年来被华盛顿忽视——毁掉了数千家美国工厂和数百万美国人的工作岗位。2018年4月3日，美国贸易代表宣布拟对自中国进口的商品建议征收约500亿美元关税（原文如此——编者注），作为消除调查中确定的政策和做法的初步手段。

中国非但未纠正其不当行为，反而选择伤害我们的农场主和制造商。鉴于中国的不公平报复，我已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考虑根据第301条追加1000亿美元关税（原文如此——编者注）是否适当，如果适当，则应确定征收这些关税的产品。我还指示农业部长在其他内阁成员的支持下，利用其广泛权力，执行一项保护我国农场主和农业利益的计划。

尽管采取了这些行动，美国仍准备进行谈判，以进一步支持我们致力于实现自由、公平和互惠的贸易，并保护美国公司和美国人民的技术和知识产权。必须消除贸易壁垒，以促进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经济增长。我致力于使美国公司和工人能够在全球公平竞争的环境中竞争，我绝不会允许不公平的贸易做法损害美国的利益。

译者/何黎

根据中国国家电视台周三发布的一项声明，中国已表示将对原产于美国的106项商品加征关税，以此回应美方数小时前公布的对华关税清单。

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称：“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实施日期将视美国政府对我商品加征关税实施情况，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另行公布。”

中国财政部在一份网络声明中称，“美方（加征关税的）这一措施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严重侵犯我国合法权益”。

该部表示，中国是“根据我方在世界贸易组织项下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本国对外贸易法决定的这一新关税。

特朗普(Trump)政府宣布计划对包括工业机器人、铁路机车在内的1333种中国商品征收25%关税，这份清单涵盖了去年价值约5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

译者/何黎

对迄今为止的中美贸易战，许多机构和学者从技术角度进行了分析。一个似乎得到众多认同和响应的看法是，鉴于中美贸易结构的不平衡，中国出口美国的数额远大于美国出口中国的数额，因此，中国的损失将显著多于美国。故建立在此看法之上的对策建议是：中国应该满足美国对中国市场开放的要求，减少政府对国企的补贴和经济干预，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笔者不是经济专家，但赞同上述建议。对中美贸易战，一个被忽视的视角的是，如果我们不从贸易战本身，而从有利于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角度看，我认为，如果中美贸易战真正开打（现在还处于互相叫板阶段，或者小试牛刀阶段），短期对中国不利，然从中长期看，只要中国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中国民众和当局都将从中受益。因为过往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只有在外部压力足够大、环境足够糟糕的时候，中国才会向外部开放市场，由开放进而倒逼国内改革。除非像在改革初期那样的特殊形势下，否则，单有中国国内压力，在已经形成强大利益集团阻力的情况下，是不足以推进改革和开放的。

另外，如果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中普遍衰败，中国经济成为西方资本的附庸，肯定也不行，改革开放一定要促进中国企业的发展壮大和中国经济的健康成长。而过往40年的历史同样证明，无论国企和民企，中国企业并没有在开放中被打趴下。相反，中国企业，特别是一批有竞争力的民企，发展起来了。

不妨回顾历史。中国改革开放大概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改革发起阶段，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改革深化阶段， 2001年以中国加入WTO为标志的全面改革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改革，是被普遍的贫困和温饱问题所逼，所以改革是从农村起步。那时外部环境也对改革有利，中美建交正处于蜜月期，中日和解，中欧关系也得到改善。尽管如此，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对外开放却显得小心翼翼。这是因为中国刚从文革走出来，对外界非常不了解，怕开放程度过大颠覆自己的制度。

第一阶段的改革到1989年结束。此后经历了三年治理整顿，改革陷于停顿，有限的开放也重新关上。这当然是受西方对中国的全面制裁影响。此种情况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经济增长急剧下降，人民有可能重陷贫困。初步尝到富起来甜头的民众自然不会满意这种状况，但保守的利益集团利用西方对中国的制裁和封锁想把中国再次引向锁国状态，两者势必会产生矛盾，时间久了，矛盾会扩大。看到这种危险，邓小平用传统的南巡方式，打开改革缺口。第二阶段的改革，向外部开放市场的力度明显比第一阶段要大，各地纷纷向外招商引资，国外企业蜂拥进入这个世界最大的市场。可以说，此一阶段的改革即便不是由开放倒逼，至少其力度和改革一样大。

1992年的改革释放了中国的市场活力。但它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以前处于封闭状态下的国有企业，面对内部初长起来的民企以及外企的竞争压力，显得老态龙钟，毫无招架之功。彼时国企仍然是中国经济的支柱，支柱如倒下，中国制度就有可能坍塌，很多人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国企的。然而，重新保护国企也不可能，国家的财力无力承受。鉴此，只有谋变。这就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对国企实行壮士断腕式的“抓大放小”改革的深层背景。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也使得外国资本要求中国市场进一步开放。而中国经济出口导向的结构，也需要世界市场。所以，谋求加入WTO，就成为中国的现实选择。

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经济改革进入第三阶段。对加入WTO，中国当时争论很激烈。以国企为代表，要求中国不要加入WTO，理由是国企没有竞争力，如贸然加入，国企将会被打败，故即使从政治角度考虑要加入WTO，开放的领域也不能太多，要设立一个缓冲期。这种观点当时很流行。西方国家则担忧中国的非市场经济体系，所以也要求对中国单独设立15年过渡期，15年后，看中国的市场改革进展如何，再考虑承认市场经济地位。

对中国企业能否适应WTO的开放市场及其竞争要求，客观地说，不仅企业，中国政府在当时心里也是没底的。最终，当局决定加入WTO，可能是出于以下考虑：虽然国企在加入WTO后可能在市场中会被打得一败涂地，但如果还像过去一样在各种政府补贴和关税保护下，不经受市场竞争的洗礼，国企就永远也不可能强盛。在这个意义上，加入WTO算是当局的背水一战，当然，在具体的谈判中，对国企集中的一些行业，尤其是金融和服务行业，都程度不等地设立了保护期，从而使市场竞争对企业带来的冲击得以减缓。

十几年过去了，今天看来，当初预期的加入WTO后中国企业将大面积倒逼的现象并未出现，相反，国企尤其是民企在经受最初的冲击后，大部分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得到发展，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企业。中国经济也在加入WTO的前十年里，出现了一个高速发展期。今天的中国经济底子，很大程度上是在那时打下的。这说明，加入WTO对中国总体利大于弊。

随着中国的家底变得厚实，在这一过程中，利益集团也快速发展壮大。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利益集团开始出现，但尚不明显，在加入WTO后，利益集团同国家权力和国际资本结合，利用国企改制的机会，大肆攫取改革成果，成为中国经济和政治中的毒瘤，从而使得中国失去了继续改革和进一步开放的动力。尽管当局这些年来一直在高喊改革，但至少从2004年出现“郞顾之争”后，中国改革事实上已经停止。

目前的状况又到了一个何处何从的历史十字路口。从中国与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的关系来看，有一种观点认为，正处于改革以来最糟时期，甚至比1989年还坏。西方特别是美国近年来一直在抱怨中国的不公平竞争，但在特朗普上台前，美国还没有改变同中国接触的政策，临界点发生于特朗普执政后，美国不再容忍中国从巨大的贸易不公平中获取好处。问题是，随着中美贸易战的爆发，欧洲和日本也有可能紧随美国，和中国打贸易战，因为它们对中国的市场壁垒和强制性的技术转让政策同样多有不满。

中国如果不想同美欧日全面开打贸易战，就必须开放国内市场，减少国内管制，推进经济改革，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否则，它们对中国投资设限，不让中国企业进入其市场，中国将被迫回到一定程度的封闭状态。我们所说的开放，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向西方的开放，从经济而言，非西方市场对中国意义不大，因为中国的产品严重依赖西方市场，同时技术和管理的进步也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如果西方向中国关闭这一切，虽然中国还可同非西方进行经济往来，但很可能会陷入严重的衰退状态。相信这种情况是当局不愿见到的，从而不得不在贸易战的威胁下打开一些原来对西方关闭的大门。

有人会说，国内利益集团既然那么强大，中国当局会选择推进改革，扩大开放吗？应该这样来看待：尽管利益集团是同现行权力高度结合在一起的，但毕竟不等同政权本身。在面对贸易战可能导致锁闭状态这一后果时，当局中的一些势力就是想保护利益集团，也不可能，这里有一个权衡两害谁大谁小的问题，所以必定会削弱利益集团的力量。从这个角度看，外部的压力越大，当局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也就越强。而只要中国真正实施改革开放，无论对当局还是民众，都有利。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年初，当局就放出风声，要举行隆重纪念，并实施力度更大的可能超出外界预期的改革开放举措。如果说放在过去，这会被认为说说而已，但在贸易战的真实压力下，我认为会启动改革的。即将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外长王毅已经吹风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对外界关注的改革开放问题做出最权威的阐释，大家将听到一系列新的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对此，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注：作者是独立学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公布了对包括工业机器人、铁路机车在内的1333种中国商品征收25%关税的计划，以报复其所称的中方数十年来由政府支持的知识产权盗窃行为。

周二公布的这份清单涵盖了去年价值约5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是自上世纪70年代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开启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对中方行动采取的最具攻击性的贸易回应。

尽管这些关税不大可能在几周内就付诸实施，但美国的这一公告很快就招致了中方的报复威胁，这让人们担心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会爆发贸易战。

中国商务部迅速作出回应，誓言要采取对等措施报复美国拟议中的征税。

该部在一份声明中称：“中方强烈谴责，坚决反对（美方的征税建议）。我们……准备对美产品采取同等力度、同等规模的对等措施。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应对美方任何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表示，中方将立即将“美方这一错误做法”诉诸世贸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

周三上午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一征税建议）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做法。”

此前，美国公布了特朗普总统去年下令对中方知识产权做法进行调查的结果。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已开始同中方展开谈判，以降低美国对华高达3752亿美元的商品贸易逆差。

“我们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好，我们打算保持这种态势，”特朗普周二对记者们表示，“但我们不得不做点什么来切实缩减这一贸易逆差。”

特朗普还提到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称价值“可能在2000亿至3000亿美元之间”。

“我们的国家非常、非常强大，”特朗普称，“但我们不得不就与某些国家的贸易做点什么。显然，中国是给美国造成逆差的首要国家。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某一国家给另一国家造成如此大的逆差。”

目标商品清单涵盖了疫苗及其他药品、吹雪机、高尔夫球车、电动汽车、喷气发动机、核反应堆部件、枪支及其他军用武器。清单还包括许多农机工具以及美国公司可能用作零部件的LED灯和视频显示器等部件。服装、鞋类等消费品不在清单上。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中谴责了特朗普政府的清单，并誓言进行报复。

中国驻美大使馆称：“美方做法严重违反了世贸组织基本原则和精神，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不利于中国国家利益，不利于美国国家利益，也不利于全球经济利益。

“来而不往非礼也。中方将立即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同时，将根据中国有关法律，对美国产品采取同等力度、同等规模的对等措施。”

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商品清单旨在瞄准中国的产业政策，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的打造中国在机器人、高铁等领域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制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规划。但莱特希泽称，该清单已进行了精简，移除了征税后可能会对美国经济造成破坏或伤及美国消费者的商品。

虽然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誓言将施行这些关税措施，但莱特希泽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征求30天公众意见，并于5月15日举行公开听证会。这意味着，在5月底或6月初之前，任何关税都不大可能付诸实施。

中国已经誓言对美国的贸易行动作出针锋相对的回应。中国自周一起对包括猪肉、水果、坚果、葡萄酒在内的进口美国食品征收最高25%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特朗普政府对进口钢铁和铝征收新关税。

如果中国针对美国的新一轮关税采取同等规模的对等措施，那么美国去年对华创纪录的1300亿美元出口中几乎半数可能遭受报复性关税。这令美国农场主忧心忡忡，尤其是大豆等大宗商品种植者。2017年，美国对华出口了价值126亿美元的大豆。

曾担任蒙大纳州参议员和美国驻华大使、现任游说组织“农场主支持自由贸易”(Farmers for Free Trade)联席主席的马克斯•鲍卡斯(Max Baucus)表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打击使农场主“腹背受敌”。

“首先，美国今天宣布的关税将使他们依赖的（农机）设备和投入品更加昂贵。然后，当中国进行报复时，他们的出口将面临新的关税，”鲍卡斯说，“美国农场主正密切关注这场不断升级的贸易战，他们很担心。”

美国多个商业团体已经呼吁特朗普政府重新考虑其关税计划，称虽然他们同样对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感到担忧，但白宫的计划相当于对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加征新税。

美国商会(US Chambers of Commerce)负责国际事务的薄迈伦(Myron Brilliant)说：“美国政府致力于恢复美中贸易关系中的公平和公正没有错。然而，对美国消费者和就业创造者日常使用的产品征税并非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级研究员爱德华•奥尔登(Edward Alden)表示，周二公布的清单并未侧重消费品，但很可能会引发一些依赖中国输美产品的美国制造商的愤怒。

他说，“这将不会对逛沃尔玛(Walmart)的普通消费者造成很大打击”，但“清单大部分看起来是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品，这部分将导致非常强烈的反应，并将严重妨碍特朗普政府的重振美国制造业的核心目标。”

此次计划征收的25%关税也与里根(Reagan)及其他几届政府上世纪80和90年代对日本商品征收100%或更高关税形成鲜明对比。奥尔登表示，其结果可能是美国企业的成本价格提高，而非完全阻挡住中国商品的进口。

艾德•克鲁克斯(Ed Crooks)纽约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进入第二季度后，政策制定者和金融市场参与者在回顾2018年头3个月时，最好不要把这段时期看成是暂时的、可逆的异常状况，而是看成持续的、向更正常情况的过渡。资产价格幅度更大的双向波动姗姗来迟，但它不可避免，尤其是在2017年的异常平静之后。

此轮波动发生的背景是：全球经济增长相对强劲，美国货币政策的有序正常化继续推进，而人们对政治风险的敏感性被再次唤起。只要计入某些风险，这些波动最终可能成为市场健康洗牌的一部分，使其以更坚实的步伐迈向中期未来。

在评估年初市场行情的不同方法中，我发现一个有用方法是考虑那些本来预计去年会出现、但到今年第一季度才出现的动态。这些动态出现后，重新定价了波动性和无风险利率——这些是许多市场的重大影响因素。

利率升高、一些通胀担忧和加征贸易关税，是在市场更准备接受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年内加息三次的背景下发生的，而在201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尽管美联储发出了始终如一的信号，市场却迟迟不愿做出相应的定价。它们去年没有这么做，是对波动性和债券收益率的强烈抑制，让投资者相信每次下跌都是买入良机。

波动性的回归与其说是短暂异常现象，不如说是与不那么异常的市场状况相吻合。波动性很可能会在第二季度持续下去。根据前述分析，在此过程中，市场估值很可能是以下主要因子的函数。

延续全球增长的同步加快

世界经济近来受益于4个推动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的可喜的同步作用：欧洲的自然恢复过程：巴西（由政治不确定性引起）、印度（废钞行动）和俄罗斯（大宗商品）在冲击导致的放缓之后发生反弹；中国的软着陆；以及美国的促增长政策。要保持这一良性的增长周期，政策推动因素必须占据更为主导的地位，从欧洲开始。

在全球贸易中建立一种“合作游戏”的格局

未能应对不受约束的全球化的分配失败，以及贸易自由化的互惠性不足，削弱了全球贸易体系的完整性和可信度。然而，国与国之间供需模式的交织程度太深了，以至于不可能轻易重启更高的贸易壁垒。近期的贸易紧张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至少希望如此）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目的是实现更加公平的自由贸易：各国在承认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特性后，更愿意保护知识产权，推动贸易安排现代化，并减少非关税壁垒。

继续推进“美丽的正常化”

尽管对于刚刚再度加息的美联储来说前景不错，但对欧洲央行(ECB)和日本央行(BoJ)来说，前景更为棘手。高技巧的国内政策设计和及时的市场指导，将需要伴随对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发生的多家系统重要性央行同步（而不是缓慢、陆续地）退出非常规措施的累计跨境影响所作出的灵敏评估。

避免地缘政治冲击

虽然朝鲜现在可能已从许多雷达屏幕上消失，但形势仍不稳定。再加上中东发生波及面更广的代理人战争的威胁，这些构成了市场无法以渐进方式定价的风险，加大了市场巨变的可能性。

躲开市场意外事件

2017年异乎寻常的平静和有利可图的条件，鼓励一部分非银行机构投入过度冒险行为。今年第一季度，在市场相对运转良好的环境中，有些交易（如加杠杆做空波动交易）得到平仓。但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领域，尤其是对于内在流动性差的资产类别。

市场的问题并不在于第一季度的波动是否会持续（它很可能会），而是在于，此轮波动最终会成为健康洗牌的一部分，使市场以更坚实的步伐迈向中期未来，抑或引向更大的经济与金融动荡。我目前的评估似乎显示，两者概率分别为65%和35%，前者较大，这让人放心，但还不至于绝对放心，因此有必要对上述因素进行密切监测。

本文作者为安联集团(Allianz)首席经济顾问，著有《唯一的选择》(The Only Game in Town)一书

译者/何黎

西洋参如果被装在带有美国国旗星条旗的盒子里，就能在中国卖出更高的价钱。这使这种珍贵的药用植物成为一场贸易前哨战的合适标志，这场贸易摩擦可能会格外沉重地打击美国心脏地带的农业社区。

中国对华盛顿方面钢铝关税发起的针锋相对的报复，将影响大约30亿美元的美国输华产品。中方的关税出炉之际，双方都在为特朗普政府威胁要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征收关税做准备。

美国贸易促进人士警告称，中国的报复可能会打击美国的大宗出口，尤其是大豆，其种植区域是美国心脏地带各州，这些州的选民恰恰在大选时投票支持身为纽约房地产开发商的特朗普。北京方面更有针对性的关税很可能产生类似效果，而对中国造成的伤害要小得多。

在中国关税名单上的128种产品中，近90种是高档农产品，如干果、坚果和花旗参。另外32种产品涉及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和运输所用的特种钢材制品——这也是近年中国国有钢厂大举投资的领域。其他关税目标是猪肉和废铝。

“每一种产品的规模都很小，贸易量不大，但它表明了中国的态度。如果美国要这样搞下去，中国有能力回敬，”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高级研究员张茉楠表示。她指出，周日宣布的关税针对每年30亿美元的美国对华出口，与美国每年向中国出口的140亿美元大豆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凭借这样的针对性回应，中国似乎正试图防止美国对电子和其他制成品（中国工业经济的支柱）采取打击面更大的行动。中国的特使刘鹤正与白宫官员们保持常态化接触，以阻止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威胁要采取的行动——他不动手的前提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减少1000亿美元。

对大豆（中国食用油和猪饲料的主要成分）征收关税，最终将推高中国的通胀。相比之下，本轮关税所针对的“特色产品”对较贫穷的中国人影响甚微，但可能打击美国某些群体。

以花旗参为例。几个世纪前，过度采挖使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的亚洲参近乎绝迹。在眼光敏锐的耶稣会士注意到美国的林地有类似植物后，皮草贸易商，包括具有传奇色彩的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向清代中国销售花旗参，并由此发财。如今，野生参在美国的山林已很少见到，但人工栽培花旗参是威斯康星州马拉松县140户家庭的经济支柱。

“西洋参”现在也在中国东北种植，得益于威斯康星州种植者转让的种子和技术（该州是美国95%种植花旗参的产地）。事实上，中国目前是世界最大的人参生产国。但美国出口的花旗参相比中国种植的“西洋参”仍有30%的溢价，主要原因是品质更高。

“这是一件好事。我代表人参产业，欢迎对花旗参征收关税，”吉林省人参商会（该省是中国70%人参的产地）秘书长丁立起表示。“这对本地人参生产商绝对是一个大好机会。”

无论是碰巧还是精心设计的结果，对农业特色产品加征关税，在当年投票给特朗普的农村群体产生了同针对大豆一样强烈的冲击波。在整个威斯康星州，特朗普的得票率比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高出不到1个百分点，但在马拉松县，他以56%的得票率胜出，相比2012年共和党候选人的得票率提高了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民主党的得票率大跌。

对美国猪肉出口征收关税，有助于中国养猪户，目前中国的猪肉价处于周期性低位。但此举会对爱荷华州造成沉重打击，该州占美国猪肉产量的三分之一，美国驻华大使泰里•布兰斯塔德(Terry Branstad)是该州的前州长。与2012年大选结果相比，2016年大选时共和党在爱荷华州每个县的得票率都大幅攀升。

与此同时，受中国关税影响的杏仁和其他干果和坚果是加利福尼亚肥沃但经常遭遇干旱的中央谷地的主要农产品。尽管加州在整体上倾向于支持民主党，但中央谷地的农场主踊跃投票支持特朗普。

译者/和风

自3月22日美国签署301备忘录触发“中美贸易战”迫近的担忧以来，中国国内舆论对于贸易战的讨论不断深入，讨论范围由起初最集中的“如何反击贸易战”到如今的“怎样避免贸易战”，经历了一阵喧嚣后的贸易战激辩，似乎越来越趋于理性。与此同时，中美官方在“和”与“战”之间各留一半的口风，也让人越来越预期，这场高调的中美贸易战最终全面开打的可能性有所降低，谈判桌上缓释矛盾是大概率事件。

更进一步，当前越来越多的关注转向了探求中美贸易战出现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更多的讨论绕不开一个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修昔底德陷阱”。那么，导致中美贸易冲突的背后逻辑究竟是什么？修昔底德陷阱背景下的大国博弈，中国应如何应对？

贸易冲突折射中美关系的变局

在笔者看来，中美贸易战折射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中美博弈可能均有不同。从短期来看，去年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再创新高，年底美国议会中期选举，特朗普为赢得选民支持，兑现选举承诺，以贸易战要价，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是合理的解释。

从中期来看，全球化使得美国制造业主寻求更廉价的劳动力，制造业的工厂逐渐迁出美国本土，向东亚转移，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二战以来持续降低，美国制造就业人数连续50年下降。让更多制造业企业回流美国以带动就业，是特朗普让美国重振的希望所在。

而从长期来看，还有另外一种担忧，就是中美贸易战是美国对中国全面反制的开始，不仅在贸易领域，美国大打台湾牌、朝鲜牌，对华鹰派人士全面上位，《2018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均说明其对华将展开全方位的强势抑制。美国对华态度的重大转变，一种更为深刻的认识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必然体现，即中美摩擦背后的实质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传统冲”，无关乎特朗普，甚至未来无论谁出任美国总统，紧张关系都将延续。

实际上，中美关系的微妙变化，并非始于特朗普上任后的中美贸易争端。可以观察到，近年来中美双方在讨论双边关系之际，常常从批评对方开始：美方抱怨人民币汇率受到干预，政府对于企业在能源、土地等方面实施不公平的补贴，以及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而中方则不满于美方的管制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准入实施限制等问题。

基于此，笔者在2015年FT中文网专栏文章中《中国经济“新常态”和外交“非常态”》便提到中美外交已进入“非常态”的观点。即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中美未来不仅仅在传统的安全领域，就连一向被视作中美利益交汇点的经济领域，两国摩擦也将持续上升。笔者在2016年FT中文网专栏《中美非常态下的合作之难》中已经预期当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和被寄予期待的中美BIT谈判很难有进展。因此，从本质上看，今年中美贸易冲突亦是大国博弈下两国摩擦升级的体现。

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以应对

当然，非常态下，考虑到中美两国已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安全等诸多领域有着很大分歧，当前美国越来越多的对华强硬人士上位，贸易战黑云压境背景下，能否避开修昔底德陷阱越加值得警惕。在笔者看来，对待矛盾升级，中国目前采取的最佳应对方式仍不是直接对抗，而是管控分歧。

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虽然近年来中国发展迅速，在诸多领域实现弯道超车，但从人均和绝对GDP、创新机制、科研与教育能力以及军事力量方面，中美仍有不小差距。且中国国内仍面临防范金融风险与加快供给侧改革的重大挑战，一旦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经贸压舱石动摇，则很可能将中美关系带入冷战模式。外部冲击可能改变改革开放以及加入WTO的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对中国而言绝非上策。

从这个角度来讲，应对贸易战与中美经贸冲突，仍要强调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器和压舱石。短期内，采取软硬结合，审慎选择回击标的，并有礼有节的以同等程度的回击为宜，争取最大可能的谈判空间。在WTO框架下寻求解决途径，并在全球范围内，争取越来越多的支持自由贸易国家的盟友。中长期而言，中国的上升势头很明显，应加速改革开放，促进市场环境更加公平，加强环境、知识产权、劳工保护，完善法律与监管等，不仅可以换来一定的缓和，既是外部诉求，也是走向国际舞台中央的必经之路。

实际上，在笔者看来，上述改革目标符合新时期中国的发展方向，原因在于：

第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一定下行压力，创新驱动发展是解决之道。近年来，外资企业对中国强制转让技术的抱怨加大；中国新四大发明备受追捧的同时，中国假货和盗版产品也备受诟病。在笔者看来，以往以市场换技术虽然获得巨大成功，但终究面临瓶颈，如今高铁、移动支付等诸多领域已经处于世界前列，未来中国终究要实现从跟随到引领，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加强自主研发投入与提高自我创新能力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增强全球影响力与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亦需要提升对外开放程度。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将致力于更多的承担国际责任，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但近年来，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环境的抱怨有所增加，并表示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不如从前。在笔者看来，当前中国金融、服务业开放仍然有限，外资参与度不高，玻璃门、旋转门普遍存在等，一定程度阻碍了中国市场开放的全球认可度，亦不利于引入竞争机制，导致国内企业坐享其成的情况在开放程度不高的领域存在，仍有改进空间。

第三，补贴企业推升宏观杠杆率，不利于守住金融安全底线。近年来，外资企业抱怨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甚至民营企业的补贴政策打破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造成了产能过剩。其实，在笔者看来，减少补贴确有必要，毕竟僵尸企业大量存在对于中国而言也造成了资金运用低效率，推高企业杠杆率等问题。未来推动国企改革，实现微观主体地位一致，不仅是外资企业在华发展的要求，也是打破中国资金软约束，降低金融杠杆与金融风险的必要举措。

与此同时，不光海外对补贴颇有微词，国内近年来也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产业政策大讨论，笔者亦在专栏文章《从“巨大中华”看产业政策之争》中提到，在行业发展初期，国际竞争力较弱的阶段，适当的产业政策能够帮助国内企业快速积累技术、资金、人才以实现赶超。但在赶超甚至引领创新阶段，产业政策的意义则非常有限。此外，尊重市场，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提供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则是产业政策成功的必要条件。

总之，在笔者看来，中美贸易冲突升级只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中美两国进入大国博弈的一隅。考虑到当前中国发展实力、综合国力与人均生活水平与美国仍有不小差距，在美国对华态度越加强硬的背景下，避免短期内对抗升级，对于巩固改革开放成果仍十分关键。

同时，针对当前外资企业对华质疑比较多的领域，如知识产权保护不足、政策法規透明化及市场公平性欠缺以及对外开放有壁垒等方面做出理性分析，并将之与中国新时代创新发展战略，增强全球领导力目标，以及防范重大金融风险任务等结合起来，找到契合点，进行相应的改革，既有利于缓释外部压力，避免陷入或过早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也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实力上升，增加大国博弈的胜算。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4月2日一早，关于“中美经贸史诗大战”的新闻刷爆了中国国关界的朋友圈。不同的是，这次不是关于特朗普对中国加税，而是由人民日报公众号所转发的“深夜重磅”——财政部有关《2018年4月2日起我国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中止关税减让义务》的决定。

决定明确提出“为维护我国利益，平衡因美国232措施给我国利益造成的损失，我自2018年4月2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7类128项进口商品中止关税减让义务，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关税15%或25%不等”。同时文件特别强调：“我国倡导并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对美中止关税减让义务是我国运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维护我国利益而采取的正当举措。” 坊间戏称，恐怕是为了避免被特朗普误以为是“愚人节”玩笑，北京才将如此重大的消息搁在4月2日凌晨放出。

对此，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们或许会感到欢欣鼓舞，因为“中国终于对美国出手了”。而自由（贸易）主义者则显得忧心忡忡。他们担心中国陷入到与美国旷日持久的经贸对攻中，不仅中止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和平发展局面，同时对世界经济产生灾难性影响。

而在笔者看来，两者其实都大可不必。如果不是孤立静止而是辩证动态地看待此次“深夜突袭”，或许观察者们将会认同：这本质上很可能是一次“以战止战”的行动，旨在以低烈度“斗争”求“团结”，避免中美关系出现更大危机和嫌隙。它虽然带着一股“狠劲儿”，但本质上是一个自我克制且积极善意的信号——北京期待着与特朗普最终达成“不打不相识”的“正反合”式双赢结果。

用中共的思维理解北京的行为：“前三十年”毛主义的外交遗产

外界要想准确理解北京的行为意图和深层动机，就必须熟悉中共的思维模式和认知基础。中共立党近百年，在漫长岁月中其意识形态几经演化更迭，逐渐形成当下“三统归一”的大势。

其中最根本、最核心的“道统”自然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亦所谓“前三十年的传统”。对当下的中国对美外交而言，毛主义最重要的遗产莫过于提供了一整套关于斗争的哲学理念与行动指南。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观察者们不带偏见地审视毛泽东，那么他们应该能够看到，这位曾被赫鲁晓夫斥作“好斗的公鸡”的东方领袖，其斗争哲学内部其实蕴含着大量的自我克制的有机组分，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等。和古人的名言一样，毛泽东的话很多也都是前后两句，看似矛盾、相互否定，实则辩证统一。因此理解时需要“扣其两端而执其中，方可竭焉”；偏执一端则恐误读。

最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崛起、美国对华戒心的提升，一个舶来概念“修昔底德陷阱”在中国政界、学界成为热词。它借古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悲剧暗喻并警示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不可避免的“命定”之战。从中国近年来对美外交的总体态势来看，北京的决策者对该概念显然有深入研究并内化于行动。譬如，中共“十八大”以后，对美外交在继续积极主动的同时，也加强了危机管控与善意释放。在美“商人总统”特朗普上任后，针对极有可能“擦枪走火”的经贸领域，无论是让美方谈判代表“吃惊”的中方主动提出“本国顺差太多也并不好”的新观点，还是双方共同拟定、执行的“百日计划”，抑或是特朗普访华后兴高采烈带走的2535亿美元大单与中国金融加速开放的承诺，甚至在安全领域，中国也在朝核等问题以付出巨大的代价坚决执行联合国协议……中美蜜月大抵在两国领袖聚首紫禁城的那一刻迈上了巅峰。

上述这些在中国政府和民众看来，已经是对特朗普“仁至义尽”。然而，随着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的出台及其对中国为“战略对手”（rival）的明确指认，试图在朝核问题上边缘化中国的明显企图，尤其是触犯中国红线的《台湾旅行法》的签署，以及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3月23日发起的对华“贸易战”，形势急转直下，让中国从高层到民间沉浸在一种被利用而后出卖、被欺骗而又羞辱的失望氛围中。

譬如，在美《台湾旅行法》签署后，一位在中国顶尖高校执教、极有影响力的资深学者曾在半公开场合不无感慨地谈到：“（我们）以前判断有误，需要检讨。之前知道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态度正在出现根本转变，也感觉到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正趋于强硬，但没估计到对台政策的态度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下一步看特朗普政府如何处理高官互访问题，如果真的放开高官互访，中美将有一番激烈的较量。”而对该评论的大量点赞、转发，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策精英群体对中美关系的最新认知与动向。

特朗普一连串强硬的动作让他们认为，中国做了很多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的工作，可该陷阱的规避归根到底需要中美两国相向而行；如果只有中国一方一味忍让、妥协，则恐陷入“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的陷阱”。而上述考量与舆情，既是此次朝鲜领导人“突然/意外”访华之“外交反击战”的深层背景，同时也是此次“深夜突袭”之“经贸反击战”的根本肇因。

无独有偶，中国国关学者们在美国也不乏“共鸣”与“知音”。一篇由美前高官撰写、发表于顶级政策刊物《外交事务》的文章《清算中国：北京是怎样让华盛顿一厢情愿落空的》（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同样成为华盛顿政策圈热议的焦点。对此，难道我们真的就要得出“中美渐行渐远，大战恐难避免”的结论吗？且慢，且看中共的另外两个传统。

“后三十年”邓小平的发展实践与对美认知

在共和国的“第二个三十年”里，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在继承毛泽东革命主义传统的同时，又续接上了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士人“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师夷长技”的传统。所谓“开放”，主要就是对西方开放，而“西方”的核心自然是美国。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共、中国政府策划了一系列活动以纪念改革开放，并为未来的发展道路坚定方向。这一点中国不会动摇，世界也无需担忧。因为但凡今天活着的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少、贫富、左右，客观上都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而主观上，“改革开放好”也是绝对的主流认知。在这个让中国翻天覆地“富起来”的历史进程中，美国所扮演的角色，总体来讲也是正面的，对中国的益处是主流，危害是支流。不仅如此，中国选择了迥异于苏联的道路——不是另起炉灶，搞经互会、华约，而是积极主动地融入（西方）世界，面对重重责难和阻挠锲而不舍地要求“复关”、“入世”。如今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走的开放-融入、改革-进步的道路是成功的，是有益于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十三亿人的整体脱贫，不仅是人类人道主义事业的进步，也为全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与机遇。

正是基于上述考量，中国官方对特朗普的具体经贸政策加以批评、抵制，但对中美关系则一贯抱有极大之期望，同时坚定支持全球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

就在4月1日，就在财政部发文的同时，中国《人民日报》在第三版要闻版发表《挑起贸易战让全球贸易整体受损》，借国际舆论批评美国单边贸易保护主义举动来阐述中方的一贯主张与立场。而在第五版则发表评论《将新时代改革进行到底：全面提高党领导改革开放的能力》，再次重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既定方针政策。任何对中共宣传纪律、策略及政策形成过程有一定了解的观察者们都不会将此与财政部发文的行为割裂来看。而一旦联立，人们就不难解读出其中的深意：“你要战，便作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但“战”不是目标，只是手段——是迫使对方在付出一定代价后，经过成本收益风险核算重新制定策略，放弃进攻，重回谈判，最终实现握手言和的工具。

而单就中美关系而言，邓小平充满中国式辩证智慧的认知也同样影响深远。1975年8月6日，他在会见美国议员访华团时指出：“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就谈到中美两国人民希望友好。即使在二十三年的隔绝中，我们也没有改变这个观点：两国人民总是希望友好的。”邓小平倾向于强调的是：中美两国之间既有差异也有共同点，总体上是合作大于冲突，利益大于分歧；因此要将“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灵活运用到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理解上述观点及其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影响，观察者们就明白，上次中美海湖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有关“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的论断当属发自肺腑，而非外交辞令，更非“迷惑美国人民”的虚言。

三千年儒学文化的积淀

说到“和”，就不得不提到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的道义思想与政治实践。假定从“周公制礼乐”开始算起，儒家从滥觞至今已有三千余年。

儒家思想曾一度被中共批判并试图清除，但近几十年来，其影响力与日俱增，足见生命力之顽强。当前的中共领导人，有可能是其所有同行中在中华古典（儒家）文化上涵养最深同时也最为推崇的一位。在向世界阐释其治国理政方略时，他偏好引用（儒家）经典，或者是“儒化”的典籍。譬如，他很可能是兵家典籍《司马法》的推崇者，尤好其中有关仁义理念与正义战争辩证关系的条目，譬如“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又如“以战止战”等。如果说前者被他引述用来论证“（军队）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那么后者则是对毛泽东“以斗争求团结”的另一种表述。

在一个干部内部日常学习中不断加入儒家传统“和合”理念的执政党领导下，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中国，将更有可能在其主流体制里内生出制约社会上“（极端）民族主义末流与冲动”的新思想、新规范、新“政治正确”。而这种思想意识上的自觉与组织上的准备工作，或许能够为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整个亚太地区和平的维持、繁荣的推进贡献正能量。

简短的结语

综上所述，如果华盛顿能够准确理解北京的用意，然后“见好就收”，中美还是朋友、战略伙伴，不打不相识，打打更健康。反之，如果误读误判，即要么误以为中国已经对美采取全面对抗之策、欲成为“第二个苏联”，从而陡增敌意，并全面启动对华遏制战略，那必然会走向“右倾教条主义”的老路。又或者，误以为中国“底气不足”，不敢当真抵抗从而产生机会主义动机，那么也同样会走上“左倾盲动主义”的歧路。殷鉴不远，勿谓言之不预。

在前几日朝鲜最高领导人访华一事上，特朗普应该已经领教了其中国同行不动声色的雷霆手段。现在，又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摆在美国面前，究竟是正确接收信号，与中国相向而行，还是视而不见、一意孤行？让我们拭目以待。

（注：作者是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近期美国开始宣布对中国价值500-600亿美元的产品征税，中国国内上下一片哗然，“贸易战”成为政策讨论的焦点。事实上，早在年初美国宣布对太阳能板和洗衣机施加关税时，贸易纠纷已经出现苗头。只是到了后来的钢铝纠纷，再到最近的一揽子商品征税，美国人对于贸易逆差的诸多措施出乎了不少人的预料，就连诸多诺贝尔经济学家都表示难以理解。

笔者认为，这一场贸易战本身是损人不利己的。以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最大的三十种产品（约贡献了顺差的百分之五十）为例，基本上由两类产品组成：一是电子和设备类产品如手机、电脑，二是拉动密集型产品如玩具。对于前者而言，中美已经深深融入全球供应链之中，任何单方面的征税都会对供应链产生影响，双方都不会好过。对于后者而言，鉴于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是中国城镇劳动力成本的超过六倍，显然已经早已不是美国的比较优势，即便限制中国也难以让相关产业转移至美国。更何况，美国在对宣布施加关税的时候，已经对墨西哥、加拿大、欧盟等区域实施了豁免，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弱化了关税对贸易逆差的影响。许多学者也已经指出，美国下游产业会使用大量中国进口的中间品，强加关税造成的价格冲击会对美国本身也产生显著负面影响。既然贸易政策的“离谱”是如此显而易见，特朗普的庞大智囊团队又如何不知？他为何又要强行推动这一系列贸易政策呢？

理解这一点，就需要把贸易政策与美国这一段时期以来的国际战略结合在一起观察。如果仔细回顾特朗普从上台以后的政策走向，其实不难看出他的贸易政策与之前的一系列其他政策宣告存在相当的一致性，那就是在不断的对中国的高科技技术发展提出刁难与挑战。事实上，中国近年来的科技进步有目共睹。尽管目前的人均收入远远低于美国，但是在世界１００强内，中国在家电、通信设备、互联网等领域已经拥有一席之地。尽管中国在半导体、医疗器械等领域仍有所不足，但这些短板都已经成为重要的产业政策方向纳入中国的“制造业２０２５”战略。如果任由中国继续强化这些高科技领域的发展，那么美国拥有比较优势的科技领先地位将会受到挑战。以美国角度来看，中国的崛起已经不仅仅是对世界的贡献，而可能威胁到美国本身的世界领导者地位。最近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介绍了一篇美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２００４年的文章，核心思想就是在讲这一点。当中国的技术进步出现在非传统比较优势领域之时，比较优势逆转将使美国的生产以及出口受到打压，从而抑制其经济发展。确实，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科技进步，已经超过了美国的想象。

在这一背景下，特朗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目的是针对中国技术崛起。在经济领域，原本已见曙光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就再次停摆，尤其是对中国激增的对外投资尤其是国有企业主导的高科技领域的并购表现出担心。与此同时，美国强化了对中国知识产权问题更多责难，试图强化投资审查以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敏感的高科技领域。即便是在最近的贸易战，美国试图增加的进口限制也集中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包括航空航天、信息通讯技术、机械等产品，其目的应当是促使相关产业重新转移回美国本土。在非经济领域，美国也传出将降低中国的赴美学生签证，一个极有可能的原因就是限制中国求学美国的科学领域，阻止向中国的知识外溢的限制。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把这一系列政策都迷惑式的安置在“美国优先”策略框架之下，但是所有这些政策对就业、贸易逆差的影响其实并不会特别明显，反倒是对中国的高科技发展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后一点，显然才是特朗普团队的真正目标。

因此，在中国回应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回应之时，也决不能就经济效应本身评估政策措施，必须充分认识到美国抑制中国高科技发展的战略意图，在更大的国家整体博弈和国际战略框架下进行思考。最核心的一点，中国的技术发展决不能停滞，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加强对制造业短板的政策激励，仍然应该是目前政府政策的主导。在中国经济经历四十年高速增长以后，传统的依靠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难以维系。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企业用工成本逐步提升，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消失，许多产业都在向东南亚等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成为继续推动增长唯一的出路。在这一过程中，创新是最为关键的条件。在这一背景下，尽快学习欧美国家的先进技术经验几乎是必然的选择。因此，本次针对贸易战的应对应该以保证中国的先进技术的发展为基本出发点。为此，以下经济层面的建议可供政策制定者参考。

第一，针对贸易战本身，需要针对高科技的产品采取强势措施，由于目前的高科技公司大都深深地融入全球价值链之中，美国对相关出口的限制目的应该是引导相关企业转回美国本土。就这一点，中国不妨对相关高科技企业进一步减税并出台相应的产业政策，抵消掉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同时，应努力将贸易战的绝大多数斗争引向非科技类产品。

第二，在美国加强限制的情况下，努力拓展向其他区域的技术型产业并购，例如欧盟。尽管欧盟内的德国和法国对中国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海外并购诸多不满，但是里斯本协定以后，欧盟的对外投资政策必须在欧盟层面来统一管理，所有单个国家都无法独立出台针对第三国的投资协定。这虽然增加了中国与欧盟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难度，但同时也提升了欧盟出台整体层面的投资审查政策的难度。这显然给了中国更好的并购收购欧洲企业的机会。此外，向印度、以色列等一带一路国家的技术并购也应是中国未来的重要方向。

第三，针对美国的攻势，在非重要的技术领域和其他贸易领域，不妨有所让步。例如，可以适度增加从美国的产品进口，尤其是天然气和农产品，从而平衡中美贸易逆差并缓和美国内部的就业压力，争取更多为中国说话的内部声音。同时，适度开放国内市场尤其是金融业，这本身也有利于国内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促进资源更加有效的流向具有潜力的新经济企业，提高整体中国经济的发展效率。

第四，放开高科技领域的人才引进，尤其是海外人才。在当今信息社会，抑制科技发展已经非常困难，中国需要趁美国还没有进行人才限制的时候，放宽高科技人才的移民限制，对于符合要求或者有潜力的科技人才，打开方便之门，鼓励优秀人才来中国传播技术以及知识。

中国面临的不是一场简单的贸易战，而是真真切切影响长期发展的技术战。尽管中国的知识产权争议并不是一个新议题，但近年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压力升级，笔者认为本质上是源自中国在科学发展上的进步。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外部压力必然有增无减。因此，扎扎实实的提升科技水平和进行产业升级，继续推动和改进现有的技术创新政策，才是应对美国技术战的根本战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近日美国商务部针对中国有关知识产权的301调查出炉，指责中国政府强制外资企业转让技术和知识产权，对美国造成了每年500亿美元的损失。因此拟推出针对中国的三大组合拳：对中国的航空航天、信息通讯和机械行业共计6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25%的从价税，在WTO起诉中国的歧视性技术许可做法和限制中国对美投资。几天之后，媒体透露美国政府考虑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遏制中国在美收购敏感技术，如半导体和5G等领域。美中贸易战一触即发，引起全球股市大幅波动，中国朝野上下更是全民热议如何赢得这场贸易战。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不是针对中美贸易现状的一场斗争，而是一场瞄准十年后中美科技与贸易角力的序幕。

此次贸易战与以往的钢铝产品贸易摩擦最大的不同是针对中国的高端制造业，剑指《中国制造2025》。中国目前在这些行业并没有明显的竞争优势，相反美国在这些行业和中国有着不小的贸易顺差。然而在中国加入WTO之前，谁也没有料想到中国能在短短十几年间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未来十几年间，中美之间的贸易很可能不再是衬衣换飞机，而是飞机换飞机。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传统的由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逐渐失去，美中贸易格局将由目前遵从比较优势的行业间贸易进入到由规模和技术优势驱动的行业内贸易，也就是说在同一行业内的不同产品间的竞争。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国的科研投入和产出都有了极大的提升，中美技术差距显著缩小。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最新发布的《2018年科学与工程指标》报告显示，在2000-2015年间中国研发投入年均增长超过18%，R&D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0.89%提高到2015年的2.07%，同期美国这一指标从2.61%微升至2.74%。中国授权专利数量也由2000年的6446件上升到2016年的322484件，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在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同行评审学术期刊中发表论文也稳步上升，数量占世界论文总数比例从2006年的12.1%升至2016年的18.6%，而同期美国占比从24.4%降至17.8%，中国跃居第一。不过美国仍然在高引用率论文的数量上领先。

技术进步提升了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全球通信网络设备市场上，华为已经超越爱立信和诺基亚，成为世界最大的通信网络设备制造商，同时在5G移动通讯系统的设计上与三星、高通分庭抗礼。2006年成立的创业公司大疆，今日已经成长为全球民用无人机市场的领头羊，在北美占据一半以上市场份额。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所取的成就也是世界瞩目，特别是高铁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张名片。阿里巴巴支付宝和腾讯微信正在迅速地将中国带入无现金社会，在移动支付领域，中国的步伐无疑比欧美发达国家迈得更大更快。

此次美国发动针对中国高端制造业的贸易战，体现了一部分美国政治经济精英们对中美技术差距缩小的担忧。已逝经济学泰斗保罗•萨穆尔森早在2004年就撰文指出，如果中国在美国传统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里如高端制造业技术进步加快的话，中美之间的贸易将不再是衬衣换飞机，而是飞机换飞机，因此美国的比较优势会被削弱从而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进而使得美国经济和人均收入下降。

近些年美国对中国在高科技领域里对美国公司的并购和投资都变得愈加敏感。今年年初，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否决了蚂蚁金服收购速汇金的申请。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公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强调要在经贸、投资等问题上加强对美国经济利益的保护力度。目前来看，美国政府正在利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策划针对中国在高科技行业对美投资和并购的进一步限制，目的与知识产权301调查一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防止技术泄漏，并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

回顾一下美日的贸易战历史也有利于我们分析美中贸易战今后的走向。日本在二战后经济迅速起飞出口猛增，在1960-1990年的三十多年间和美国发生了多次贸易摩擦：六十年代是纺织品，七十年代是彩电、钢铁和汽车、八十年代是汇率和半导体，之后是结构性贸易障碍。美日贸易战的历史过程清晰的显示，随着日本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演变，引发贸易摩擦的领域从轻工业、重工业逐渐演变到高科技产业，再到金融和宏观领域。历史是如此的相似，美中贸易摩擦也经历了纺织品、钢铁和光伏等产品，而如今美国的矛头已经瞄准了中国未来的高端制造业。

美中技术差距缩小的事实和美方的技术封锁将促使中国创新模式的改变：从学习模仿到自主创新。过去中国距离世界技术前沿比较远，学习模仿和技术转移的回报也高，知识产权保护也不重要。但目前来看，由于技术差距缩小，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学习模仿也变得异常敏感，因此自主创新的重要性越来越高。中国科研创新的软肋在于知识产权保护比较薄弱，但现在中国创新型企业如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的世界级企业也越来越多，迫切需要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科技自主创新才是中国打赢这场持久战的关键。在科研和技术创新领域，中国具有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天时、地利、人和”三项优势。第一个是“天时”：当前中国经济的产业链比较完整，制造业覆盖面全，因此中间品和配套产品很容易获得，创新相对容易取得成功。第二个是“地利”：中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诺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曾指出，巨大的国内市场使得一国企业拥有规模递增优势，从而使得平均成本下降而具有国际竞争力。这两大优势能够缩短研发到商业化的孵化时间并实现利润。第三个优势是“人和”，即人力资本。2014年，全球颁发超过750万个科学和工程专业学士学位，中国占22%，仅次于印度，而美国仅占10%。雄厚的人力资本是科技自主创新的基础，是推动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升级的力量。

目前中美双方已经开始就贸易摩擦进行谈判，很多人认为，美中贸易战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然而在笔者看来，这场贸易战或许仅仅是中美长期科技和创新角力的开始，一切还远未结束。无论今日的美中贸易战如何收尾，它一定已经深深触动了中国领导人和政治经济精英们。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全球化进程不会仅仅是和风细雨，也会有暴风骤雨，为此中国将不得不加快科技进步和改革开放的步伐。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赵洪岩为广发证券（香港）高级经济学家，盛柳刚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

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中国宣布将对猪肉、水果、坚果和红葡萄酒等美国进口食品加征最高25%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特朗普政府针对钢铁和铝进口征收新关税的举措。

根据中国财政部周日晚在网站上公布的一份声明，从周一起，中国将对原产于美国的128种产品加征关税，以“为维护我国利益，平衡因美国232措施给我国利益造成的损失”。

声明指出，此次税率调高幅度最大的是对美国废铝和各种冷冻猪肉在现有进口关税的基础上再征收25%的关税。此外，还将对数十种美国食品（包括樱桃等鲜果和干果、杏仁和开心果等坚果、以及葡萄酒）和多种钢筋加征15%的关税。

这份清单与北京上月提议的措施相一致。当时中国政府表示，计划对30亿美元美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这一回应被认为是相对有分寸的，因为它没有包括大豆等美国主要出口产品。去年，美国向中国出口了约140亿美元的大豆。

最新宣布的这份关税清单是对特朗普政府3月初宣布的钢铝关税的报复，而不是针对特朗普在3月晚些时候作出的对高达600亿美元中国进口产品征收25%关税的承诺。这意味着北京未来可能会做出更强硬的回应。

译者/何黎